再見，烏斯曼：Made in Italy 背後的剝削和種族隔離(電子書)

• 我們還得受苦多久？——直面「義大利製造」的幕後真相
 • 以非洲移工的生命故事，探究歐洲如何創造出一個個「必要棄兒」，同時揭露歐洲大多財富其實是來自極其醜陋且嚴重的剝削壓榨。


二〇一三年，塞內加爾橄欖採收工烏斯曼．迪亞羅在西西里島的農園中因瓦斯鋼瓶爆炸喪命，時年不過二十六歲。身為非洲移工的他，幾乎無人弔唁，彷彿刻意被遺忘。然而，烏斯曼的人生際遇和悲劇之死並非罕事。

今日，義大利各地農園皆有非洲移工的身影，幫助義大利成為歐洲數一數二大的蔬果出口國。殖民主義和全球資本主義重創移工的母國，迫使他們不得不到海外尋求更好的機會，但僥倖航渡地中海並抵達歐洲的人，卻發現自己在當地遭司法打壓、被社會邊緣化、與當地社群隔絕，並遭到無情剝削。數十年來，義大利各政黨政府皆採反對移民的政策，讓一名又一名移工深陷「非人」的生活及工作環境，雖是「義大利製造」背後的隱形推手，社會卻對這些受苦受難者視而不見，絕口不談他們的處境，保持一貫緘默，彷彿是不配為人的他者。
《再見，烏斯曼》講述的是義大利移工的故事，既是要致敬跨越國境、設法改變自身和家人命運的移工，也希望揭露歐洲將非洲移民置於最底端，無情的剝削、壓榨移工，構築出繁華且罪惡的巴比倫城。

「在歐洲的敘事觀點中，歐洲白人一向是掌握話語權的人，負責手持紙筆觀察與記錄。他們所觀察的對象將獲得機會發聲，但發出的是遭過濾的聲音，表達的是遭淡化的不滿，所經歷的一切都會被審查把關，最終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長期以來，移民都是被他人談論、書寫，彷彿他們幾乎沒有能動性，也彷彿他們無力塑造自己的命運。在最佳情境之下，在遷徙旅程中活下來並克服一國又一國邊界的移民，會在難民受到歡迎（"refugees welcome"）的敘述中，得到「獲救者」的名號。不管這些人遭歸類為難民或移民，他們的故事仍是白人的故事。」——白曉紅

白曉紅 Hsiao-Hung Pai
旅英記者，其著作《Chinese Whispers: The True Story Behind Britain's Hidden Army of Labour》 曾入圍英國歐威爾書獎（Orwell Prize），並改撰為中文版的《隱形生產線》；另著有《散沙：中國農民工的故事》於二一三年獲頒英國「前衛圖書獎」（Bread & Roses Award），《隱形性產業：英國移民性工作者》、《憤怒的白人：直擊英國極右派！》和《邊境人生：在歐洲顛沛流離的難民與移民》。

吳侑達
國立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筆譯組畢。翻譯出得去，稿費進得來，生活過得下去。

各界好評
「白曉紅簡直無所畏懼。她除了揭露歐洲土地上的移工如何遭到剝削，處境如何絕望，也提醒我們，只要人們願意共同挺身為權利而戰，希望就仍然存在。這本書讓我潸然淚下，真是一本充滿勇氣的作品。」－－班傑明．傑凡尼亞（Benjamin Zephaniah），英國作家、詩人
「觀察敏銳，見解深刻，澈底揭穿我們食物產業鏈中根深蒂固的剝削和種族歧視。這本書從移工的視角出發，凸顯義大利對於移民遭遇危險及不人道待遇一事置若罔聞，形同共犯。書中的大小教訓適用每個歐盟國家。想為移民爭取權利者不可不讀。」－－敏妮．拉曼（Minnie Rahman），英國移民福利聯合會（Joint Council for the Welfare of Immigrants）公共事務暨活動企劃經理
「來自世上數一數二優秀記者的重要報導故事。白曉紅揭開了歐洲『移民危機』背後的隱藏真相：西西里島和卡拉布里亞的非洲移工遭無情剝削，深陷系統性種族歧視。」－－馬修．卡爾（Matthew Carr），Fortress Europe: Inside the War Against Immigration一書作者
「《再見，烏斯曼》揭露了種族暴力以及廉價勞動力所需付出的人類成本。非洲移工幫忙採摘我們的橄欖、番茄和柑橘，這本書迫使我們直面他們的掙扎、堅韌精神和日常成就。相當啟發人心－－學習、反抗、採取行動！」－－布利琪．安德森（Bridget Anderson），英國布里斯托大學遷徙暨流動研究中心主任、Us and Them?: The Dangerous Politics of Immigration Controls一書作者

前言 緘默法則
凌晨四點四十五分。這座小小的西西里市鎮還未活絡筋骨迎接週日早晨。街道一片空寂，放眼看去只有幾條流浪狗出沒，人是一個也沒有。外觀相同的戰後房屋排立兩側，屋內的百葉窗皆呈現緊閉狀態，窄巷裡的公寓陽臺也沒有大肆聊天。這裡寂靜得令人昏昏欲睡，昨天晚上如此，前天晚上也如此，彷彿這四百年的老鎮無論如何總會陷入酣睡。就連其羅馬名稱「坎波貝洛迪馬扎拉」（Campobello di Mazara），或「坎波貝洛」（Campobello，意指美觀之地），唸起來也令人昏沉欲睡。來到距離空蕩街道僅數公尺的市鎮邊緣，可以看到鄰近一座小丘上矗立著大堆白岩，不久後，數十隻羊群將至此吃草。在小丘前方是一片生機盎然、沐浴在晨露中的深綠色橄欖樹，那一片片葉子重垂而下，綠黑相間的橄欖果實等待採摘。這片美麗的田野一路綿延，直至抵達大海才停下腳步。
在田野中間，有不少帳篷與棚屋隱身濃密橄欖林間。這塊地區稱為白草（Erbe Bianche），舉目望去，這些帳篷與棚屋彼此距離之近，可以判斷有數百人棲身此地。在市鎮還處於沉睡之際，此處許多居民已經起床、換好裝束，準備上工。他們來自地中海對岸數千公里之遙的國家：塞內加爾、甘比亞、馬利和其他西非國家。這處野營地跟不遠的坎波貝洛有著雲泥之差，但棲身此處並非這些人的本意。這裡屈居坎波貝洛邊陲，是個不受青睞、重門深鎖的祕密所在，是這座義大利市鎮奉守的「緘默法則」。
在營地右手邊，有幾座遭遺棄的農舍，裡頭住了幾位農工，其中一位就是烏斯曼（Ousmane）。這幾座農舍除了點綴鄉村景觀，也蘊藏著許多不為人知的故事，與被遺忘者的過去一同遭到埋葬。
距離凌晨五點還有幾分鐘的時間，烏斯曼睜開並揉搓雙眼，大概是受到外頭的鳥鳴或幾公尺外的同事在床上翻來覆去所驚擾。在他們睡覺的這座農舍，四面八方都會有聲音傳來。烏斯曼坐起身來，搞不清楚太陽升起了沒有，因為農舍的窗戶多年前已遭磚塊封死，所以無論黎明與否，裡頭都是漆黑一片。他想找火柴來點亮蠟燭，但沒注意到瓦斯鋼瓶早在他睡覺期間開始外洩－－半夢半醒的他，點燃了火柴。
瓦斯鋼瓶瞬間在他面前爆炸，那股爆炸聲迴盪整片田野。烏斯曼還來不及尖叫，就遭到嚴重燒傷，隨後失去意識。其他驚嚇不已的工人連忙打電話叫救護車，用破爛的義大利語解釋情況，並告知所在位置：白草。救援來得太晚，當醫護人員抵達時，他們認為烏斯曼的狀況過於嚴重，當地醫院處理不來。他的身體有六成嚴重燙傷，坎波貝洛本地醫院沒有相對應的設備來進行救治，只好將他送往三個多小時遠的巴勒摩市立醫院。那天早上，他在抵達巴勒摩的時候離開人世。那天是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日。
到了醫院，大家才知道他的全名是烏斯曼．迪亞羅（Ousmane Diallo），二十六歲，來自塞內加爾。除此之外，有關他的資訊幾乎一無所知。或許是因為烏斯曼為人低調且安靜，總是全心投入工作，在人群中顯得毫不突出。不過很清楚的一點是，烏斯曼和其他二〇〇八年及二〇〇九年間抵達義大利的塞內加爾同胞一樣，會輾轉落腳坎波貝洛並非意外。
烏斯曼身為對家人懷抱責任的年輕人，在去世前幾個月不得不離鄉背井尋求更穩定的賺錢機會。不過，他並不孤單。在過去，塞內加爾一直是許多非洲人尋找更好生計的主要去處。然而，到了一九七〇年代中葉，塞內加爾的外債急劇增加，政府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求助，局勢自此一落直下，從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到九〇年代，這兩大國際組織掌控塞內加爾和其他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經濟與公共政策走向，並祭出經濟穩定與結構調整計畫。這些經濟自由化措施意味著公共支出遭削減、公部門遭到解散，以及國有企業及公共服務面臨私有化命運，塞內加爾的產業和農業也因此崩潰，外債問題反而更加嚴重，整個國家陷入無窮盡的貧窮局面。
一般民眾的生計和基本安全保障通通遭到剝奪，可說是首當其衝。面對來自已開發國家補貼的進口產品競爭，非洲小農根本難以生存。有鑑於公私部門的職缺僧多粥少，像是烏斯曼這樣的年輕人也越來越難找到工作。對他來說，前景似乎一片黯淡。年輕一代的塞內加爾人等不及揹上行囊，前往外頭世界尋求更好的機會，讓塞內加爾成了所謂的「移民輸出國」－－人民必然要向外遷出的國家。
「離開家鄉是必要的，這樣才能改善生活。」絕大多數年輕且能幹的塞內加爾人會這麼說。事實上，不只塞內加爾人如此，每個同樣踏上此途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人都會作出一樣的陳述。那些克服旅途中的重重考驗，並在海外工作取得成功的人，在家鄉會獲得至高無上的尊敬，並為後續追隨者樹立榜樣。對家鄉的人來說，這些移工好比英雄般的存在，也是未來世代值得效法的典範，他們的血淚及匯回款項將重建家庭、社區和母國。
來到義大利並不是烏斯曼自己的抉擇，他不過是遵循當時可行的道路而已。法國直到一九六〇年才結束對塞內加爾的殖民，因此曾是塞內加爾人出國工作的首選。這幾十年來，諸如馬賽（Marseille）等法國城市均可看見大批塞內加爾族群。但由於法國在一九八五年對塞內加爾實施簽證制度，以便過濾來往人士，塞內加爾人只得轉而尋找其他去處。隨著塞國經濟危機持續惡化，在一九九〇和九四年給予無證移民大赦的義大利，自然成了塞內加爾人的熱門目的地。
烏斯曼並不特別，像他一樣努力想改善故鄉家人生活的人有數萬之多。他在利比亞低調行事，挺過種種嚴苛挑戰，只為了存錢搭乘缺乏安全的船隻前往歐洲。烏斯曼就是歐洲人嘴上說的難民或移民。這些曾經是非洲殖民者的歐洲人看待移工的角度，跟烏斯曼等人的非洲同胞完全不同。儘管移工在田野中努力摘採橄欖，為故鄉家人承擔風險，並為當地農業創造利潤，但在歐洲人眼中，他們是「外國人」，或是義大利人口中的「非法偷渡客」。即使在烏斯曼過世的時候，他也不過是報紙上一個冷冰冰的名字，如此而已。
烏斯曼的性命戛然而止、夢想成空，遠在塞內加爾的家人心痛欲絕。採摘橄欖不是他生命中的唯一想望，坎波貝洛原本也只是他人生旅程的一站、只是收成期間需要造訪的地方。他想前往更遠的地方，比坎波貝洛和西西里島還遠。如果他存夠了錢且獲准在某處租屋，他必然不會回首這段待在廢棄農舍的日子，而是搬去更大的城鎮，甚至另一個國家，像許多其他塞內加爾同胞一樣，擁抱全新的機會。然而，他的人生終究在這座廢棄農舍劃下句點。
出了非洲人社群，沒有多少人聽聞烏斯曼的慘劇。事實上，坎波貝洛以外的西西里島也幾乎沒人知道這件事，知道塞內加爾人在二〇〇八至一三年間曾待在白草一帶的人就更少了。當時僅有幾家義大利報紙提及烏斯曼的死訊，而且也僅是「提及」而已。他二十六年的人生，到頭來只值得報上寥寥幾句，彷彿有人刻意靜音了這則新聞。或許更詳細一點的報導會讓大眾思考「社會怎麼會任由這種事發生」。這類報導肯定引起軒然大波，進而動搖現況－－而義大利媒體界沒幾個人覺得這麼做符合自身利益。但這番沉默無關陰謀論，只是業界的習慣使然。
事實上，非洲移工已經維繫這個橄欖產區運作長達二十年。當烏斯曼過世時，西西里島的田園上有超過兩萬五千名來自其他國家的男女勤奮做工，為農業挹注活力，維持產業榮景。根據資料，坎波貝洛約有五千座橄欖農戶，一直是西西里島重要的季節性勞動需求所在。當地最廣為人知的橄欖品種是諾拉貝爾斯橄欖（Nocellara del Belice），英國名廚傑米．奧利弗（Jamie Oliver）甚至稱其為「世界上最優質的橄欖」，這種橄欖只產於此一地區。坎波貝洛有九成的橄欖農場面積不超過兩公頃，這種家庭農場從一九九〇年代初開始雇用其他國家的工人，原因主要是當地勞動力不足，無法因應繁重、按時所需且具彈性的工作。每年九月至十二月間，會有約三千名非洲移工來此工作，其中大多來自撒哈拉以南的國家。這些人確保了此區的橄欖得以收穫，也明顯促進當地商家與企業發展。沒有他們，這座城鎮根本難以生存。
在坎波貝洛這座人口僅一萬一千餘人的鄉村小鎮，烏斯曼的事件根本不可能成為祕密，但沒幾個人哀悼他的死亡。這種駭人事故在坎波貝洛可說是前所未聞，尤其還牽扯到一名橄欖採摘工。換作是義大利本地工人，類似的情況絕不可能發生。「有個黑人－－非法偷渡客－－被炸死了。」當地居民一個接一個傳遞這則消息，每傳一次就多加上一點自己的主觀意見。他們不必詢問任何一位當地非洲移工，就彷彿能聽見或想像實際發生的狀況。這起事故漸漸長出了自己的生命。
但究竟什麼是非法偷渡客（clandestine）？這個詞彙一向帶有貶低意味，跟美國白人在二十世紀初用來稱呼義大利移民（尤其是無證、沒有身分的移民）的「義大利佬」（wop）差不多。二〇〇二年，在前義大利總理貝魯斯柯尼（Silvio Berlusconi）通過所謂的「波西費尼法」（Bossi Fini law）後，偷渡仔成了更具意義的詞彙。這個法案奠基於一九九八年《移民綜合法案》，該法案由前總理普羅迪（Romano Prodi）所領導的中間偏左政府提出。普羅迪是義大利民主黨的創始人兼二〇〇七年的首任主席，他的這項法案推出收容中心，讓沒有身分證明與移民資格的外來者有棲身之處。波西費尼法不但強化既有措施，還祭出刑法對付未經允許入境的外來者，將他們視作遣返對象。根據這一法案，移民若要更新為期兩年的居留許可，必須取得正式的聘僱合約，意即他們的移民身分（待留該國的權利）能否留存，全然取決於雇主的一念之間，也讓他們淪落到任人剝削的境地。
二〇〇七年五月，貝魯斯柯尼政府進一步宣布「安全計畫」（Pacchetto Sicurezza），並由當時隸屬北方聯盟（Northern League）的曼紐耶拉．德爾．拉戈（Manuela Del Lago）主導，針對「非法入境留滯」祭出刑罰，對抗與移民相關的「廣泛非法事務」。該法案於二〇〇九年入法，正式將未經許可進入或居留義大利定為刑事犯罪。
這些政策定義了何謂「非法偷渡客」，並將義大利的無證或無身分的工人打入下層階級。與此同時，義大利也為移工配額量訂下不切實際的目標，導致在一九八六年到二〇一二年間不得不為一百四十萬名無證移工祭出五次合法化計畫。然而，義大利的季節性勞工配額在二〇一二年有三萬五千人，到了二〇一九年只剩下一萬八千人，減去將近一半數目，而在我二〇二〇年動筆書寫的此刻，最近一次合法化是二〇一二年的事。如此一來，義大利就像是透過庇護收容體系將非洲移工困入下層階級－－尤其二〇一一年以來，西方世界對利比亞的軍事介入導致許多人逃往歐洲－－讓有關當局和農業不必擔心合法化的問題。
非法偷渡客就這麼成了義大利日常詞彙的一部分。在大眾心中，無論是否有所意識，這個詞彙不再只是指涉有無移民身分，而是蘊含了「黑人」的意思。不管烏斯曼有沒有相關文件，在當地義大利人眼中，他就是非法偷渡客，就是屬於某個因為種族而需要隔離於外的族群。
烏斯曼就是在如此脈絡下失去性命。無數名非洲移工離開家鄉前往歐洲，他只是其中一員。他們的國家曾遭殖民主義毀壞，並在此後數十年間仍受到西方機構蹂躪，他們之所以動身，就是為了逃離因之而來的長期貧困、迫害和各式衝突。這些移民若是順利在利比亞避開強迫勞動、酷刑和死亡命運，緊接著會冒險航渡地中海，其中的倖存者好不容易抵達義大利，卻發現自己雖然身處新的國家、新的大陸，仍是受到剝削和邊緣化。
烏斯曼呈現了歐洲最受種族化的他者之命運。他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遭到採行資本主義且憲法明訂保障人權的先進歐盟國家遺忘的非洲移工。
《再見，烏斯曼》旨在紀錄、揭露遭義大利和歐洲妖魔化為社會負擔及最嚴重問題的族群是如何受到隔離與征服，並且勞力深受剝削。這本書講述國家和社會如何創造並延續這些「必要棄兒」的祕密。實際上，貶低移民有其明確目的，正如當年歐洲列強依照種族劃分其殖民的族群，從而合理化對其他大陸的剝削與統治一樣。
烏斯曼之死和其他移工的故事揭示了此一祕密。這本書獻給你，烏斯曼。

緒論
前言 緘默法則

一、 橄欖產區
二、 打造巴比倫
三、 火災和模範工人
四、 進出收容營
五、 年輕勞動力和「融入社會」
六、 卡拉布里亞的採收季
七、 貝琪和「融入社會」之村莊
八、 「只要敢夢，就辦得到」
九、 驅逐
十、 五星運動黨和小鎮之惡
十一、 薩爾維尼和種族主義凶手
十二、 「部長，告訴我，你會想住在這種地方嗎？」
十三、 橄欖季再臨
十四、 眼不見為淨
十五、 滿月
十六、 在卡拉布里亞的帳篷城度冬
十七、 採收季結束
十八、 「融入社會」與種族隔離
十九、 周而復始的拆遷與重建貧民窟
二十、 「我們還得受苦多久？」

後記
參考書目
致謝

一、橄欖產區
在烏斯曼過世時，移工已在這片地區的田野上辛勤耕耘長達十五年以上。無論這些人有沒有移民資格，都有一個共同目標：活下來，並想辦法扶持故鄉的家人。
坎波貝洛的當地人早已習慣非洲面孔的男子和少年在鎮上走來晃去，但雙方鮮少有對話機會。多數當地人會跟這些「黑人」保持距離，即便是不得不互動的時候，譬如在店裡充值行動電話卡，或是在超市採購食物，也總是能免則免。他們將這些非洲移工拒斥在市鎮邊沿的營地，眼不見為淨，創造出一個經濟、社會、文化及情感上的飛地。
市鎮本身和非洲移工居住的「貧民區」的權力關係顯而易見。正如華康德所言：「一直以來，都是我們（鎮民）為他們（外來者、黑人）訂定規則和制定計畫。」這個權力關係意味著荒涼廢棄的移工營地與市鎮之間涇渭分明，一如華康德首次看到芝加哥貧民區時的反應：「我記得自己心想：這裡就像是貝魯特（Beirut），或是二戰後的德勒斯登（Dresden）。』
坎波貝洛的當地居民不清楚移工營地的日常，也不曉得這些非洲移工在工作中會遇到什麼事，即便是烏斯曼過世的那天，鎮民也不知道他是何方神聖。隨著資訊越來越多，大家才發現烏斯曼並不算是所謂的非法偷渡客。他除了已獲得身分文件，雇主還特地給他這間廢棄農舍居住。儘管農舍看來破敗，但在室內擁有一席之地，跟露宿田野就是等級不同。在其他移工口中，那是「老闆的房子」。烏斯曼在這座橄欖園失去性命，因此也是該園主人的責任，是老闆的責任。
即使在烏斯曼死後，坎波貝洛的鎮民也沒有為他做任何事，反倒是西西里島其他地方的塞內加爾人專程來到坎波貝洛展現團結之情，並針對造成烏斯曼不幸死亡的居住環境發起抗議。此外，巴勒莫反種族主義論壇（Palermo Anti-Racist Forum）的社運人士也安排將烏斯曼的遺體送回給在塞內加爾的家人；其他來自特拉帕尼省（Trapani）的協會和非政府組織，同樣到坎波貝洛協助揭發導致烏斯曼死亡的背景脈絡。
這些社運人士包括亞爾伯特．比昂多（Alberto Biondo），他當時正為「西西里島邊境」（Borderline Sicilia）組織工作，負責監督該省過去十年來所設置的多間收容所運作。他那時已經察覺越來越多非洲人進入農業打零工，並發現收容所外還存在一個義大利人並不熟悉的現實－－收容所旁逐漸冒出一座座帳篷和棚屋。亞爾伯特認為有其他狀況正在發生。自從烏斯曼過世後，他和同事可說是越來越瞭解白草的情況。在亞爾伯特看來，烏斯曼之死是政治選擇所致的後果，而非純粹意外。義大利所生產且仰賴的作物背後隱藏著一段夾雜鮮血與暴力的歷史。「Sangue nostrum。」有些社運人士如此說道。我們的鮮血。
白草這一帶究竟怎麼回事？這件事為何會發生？這齣悲劇的直接原因顯而易見：當地的農園主並沒有遵守規定。非洲移工到坎波貝洛地區及義大利各地工作以來，從未得到適足的居住空間。但當地社區和這個社會何以長年對此問題視而不見？這種情況何以不為揭露且未受挑戰如此之久？
* * *
來自甘比亞的聖吉（Sanji），是在坎波貝洛「服役」時間數一數二久的移工。烏斯曼去世時，橄欖園裡有七百名非洲人工作，他就是其中一員。當時的聖吉才二十一歲，帶著一抹輕鬆笑容，留著短短的拉斯塔法里（Rasta）雷鬼辮，看起來相當顯眼。儘管面臨危險的環境，他仍神情自若，給人極大反差感。聖吉和其他非洲移工住在白草一帶的空地，與外界僅有一道金屬大門區隔，而且周遭垃圾堆積如山，顯然沒有適合的垃圾處理方法。穿過大門，即會看到五十餘座移工自行搭建的棚屋和帳篷，每間不過幾平方公尺大，外頭覆蓋塑膠防水布遮風擋雨。這裡沒有電力、水源（除了一條從附近橄欖園牽來的水管）或廁所。非洲移工會在附近蒐集木柴生火，一方面保暖，另一方面煮水洗澡。至於煮飯，他們則仰賴不無風險的液化石油氣。而這個自給自足的移工營地恰好坐落在烏斯曼所住的廢棄農舍旁邊。
烏斯曼過世前幾個月，聖吉從甘比亞的巴斯（Basse）來到此地。他總是語帶驕傲地介紹自己的家鄉－－這座位在甘比亞河南岸最東端的集市城鎮約有一萬八千人，面積跟坎波貝洛差不多，同樣帶著樸實氛圍。跟聖吉熟識的人都叫他「聖地牙哥」，這名字源自他父親在西班牙工作期間認識的墨西哥好友。聖吉不時會提到父親是語言高手，他本人也傳承這份天賦，不但會講英語和四種甘比亞部落語言，還會塞內加爾和馬利兩國語言。聖吉常把父親的事掛在嘴邊，只可惜父親在他七歲便去世。聖吉的叔叔後來娶了母親，接管已故父親的房產，並承諾會好好照顧聖吉和其他兄弟姊妹，只是沒多久就拋下聖吉，讓他自己想辦法籌措學費。
聖吉跑去一家電力公司擔任技師，但他能拿到那份工作，純粹是因為他替電力公司的足球隊踢到了冠軍獎盃，對方便聘僱他作為回報。要說有什麼是他人生的熱情所在，那百分之百是足球。聖吉跟許多甘比亞人一樣，都是英國曼聯俱樂部的死忠球迷。話說回來，技師的薪資不高，因此他也跨足旅遊業，希望善用自身語言技巧，只是所得仍然有限，必須仰賴旅客給予的小費，有次甚至遇到一位願意幫他付學費的善心荷蘭旅客。但長期來說，要取得穩定且合理的收入還是不容易，譬如淡季時他就賺不到什麼錢。聖吉找不到其他可以養活母親、弟弟和妹妹的工作。此外，他還有個剛出生的女兒要養，只是他沒錢娶女兒的媽媽回家，對方後來嫁給別人。
聖吉下定決心要照顧家人。他母親身體長期不好，不過跟他很親近。此外，除了要撫養剛出生的女兒，也覺得自己身為長兄，有義務要確保妹妹溫飽，並在她成長過程中提供協助。聖吉總是叫當時才十四歲的妹妹為「我的小妹」。他離開時，甘比亞正逢獨裁者賈梅統治，而他母親的健康每況愈下，飽受高血壓之苦。
聖吉踏上無數甘比亞人曾走過的尋找工作之旅，先後在馬利、布吉納法索等國的街上賣煎餅賺錢，但賺得的錢到頭來全拿去支付前往下一個國家的旅費。最後，他決定前往傳聞中工作機會多的利比亞，不過才抵達尼日中部最大城阿加岱（Agadez），也就是前往利比亞的連接點，噩夢就接踵而來。聖吉和其他同行旅人遭綁架到一處住宅群，身分文件及隨身財物通通遭到扣押。他們不曉得接下來命運如何，聖吉整趟旅程下來第一次感覺性命有危險。
綁架者持槍威脅他交出身上現金，他萬念俱灰，心想自己已走至生命盡頭，因此抬頭看向對方回說：「我身上沒錢，我家人也沒錢。我只是個窮光蛋。在你開槍之前，拜託讓我禱告一下吧。」綁架者聽了這番話，決定留他下來跟其他人一起做苦工。
一天，有人受不了遭到監禁，大聲喧嘩起來。全副武裝的警衛聽到吵鬧，立刻進來喝問：「是誰在吵？」那個吵鬧者竟然指向因長雷鬼辮而格外顯眼的聖吉說：「是他！」警衛把聖吉帶到一個房間，出乎意料的是，對方只是一邊拿木頭猛打牆壁，一邊要他假裝遭到毒打。聖吉如實照辦，發揮了殺雞儆猴的效果。隔天，同一位警衛再次出現，這次拿槍將聖吉帶了出去。大家都認為他即將遭到槍決，驚駭又困惑的聖吉也以為自己死定了，不過警衛只是將他帶到一處建築工地做工。「你看來體格不錯。」警衛說。聖吉因此開始在工地做事，享受了一陣子的溫飽。隨著時間推移，他發現這一片混亂且虐待成性的地方毫無規則可言，他是死是活全由上頭的人決定。
因此聖吉偷偷計畫逃跑。一天晚上，他和一名結交成朋友的馬利人試圖逃跑。因為途中得翻越一道圍欄，馬利人先用肩膀助聖吉一把，當聖吉反過來從另一頭伸手拉著對方到圍欄上方時，一名發現事態不對的警衛直接開槍射殺那名馬利人。聖吉連忙逃入附近有樹木散布的沙丘地區，在黑暗中躲了好幾個小時，周遭只聽得見警衛從遠處開槍的聲音，以及他自己的心跳。
他是少數順利逃走的人。那群綁架者後來拿著扣押證件上的大頭照在城裡四處尋找。聖吉雖然剪掉惹人注意的雷鬼辮，但左臉頰上的小塊胎記卻難以遮掩。隔天，綁架者在街上發現了他，隨即將證件舉到與他的臉齊高，並注意到那快塊胎記。「這就是你吧！」他們質問。
「不，不是我，」聖吉邊說邊指著胎記。「這只是刺青啦。」他就這麼順利脫身。
利比亞正等候他的到來，但那裡只有更多噩夢。聖吉從甘比亞出發，一路花了大約一萬歐元，才跨越多個國家，抵達利比亞。在利比亞，他鎮日害怕恐懼，不曉得自己能否活著看到隔天的太陽，當地匪徒甚至搶走小時候母親給他的金耳環。「那些傢伙不是真的穆斯林。」聖吉後來跟朋友如此敘述利比亞。他總算逃離利比亞並坐上船隻前往歐洲時，已經做好前方一樣會危險重重的心理準備，但沒想到他如今對性命時時受到威脅已習以為常，不再感到害怕。
當時載著他橫跨地中海的充氣船艇塞了太多人，夾板船底沒多久就出現裂痕，船隻僅能勉強浮於海面，大家擔心最糟情況就要發生，直到遠方出現另一艘船才鬆了口氣。但新的問題是，他們才出海不久，有些人擔心要是發出信號，反而會被遣返回利比亞。船上的人分成兩派，各執一詞。可是船就要沉了，此時非有決斷不可。恰巧坐在充氣點的聖吉便告訴大家，要是他們拒絕發出求救信號，他就要把氣通通放光。幸運的是，他們發出信號後即獲救，順利被送往義大利。一天後，大家在西西里島東南部的敘拉古（Syracuse）上岸，聖吉和一部分的人被送到緊急收容營待了一個月。
聖吉感謝神讓他順利抵達敘拉古。在他看來，這座歷史長達兩千七百年的古城相當親切，各種古老建築、露天劇場和悠閒氛圍都讓他著迷不已。那個月，他時不時就會在城裡散步，跟每個遇到的人聊天，彷彿在進行某種心理療程，彷彿他的人生再次重回正軌。聖吉有次在市場購買食物，結果現金沒帶夠，竟然有當地女子上前幫他付款。十歐元。他永遠忘不了這個數字，忘不了竟有好心的陌生人願意向他伸出援手。他們事後見面聊了幾次天，原來那女子跟很多敘拉古的年輕人一樣曾出外工作。事實上，年輕的義大利人也會到倫敦或其他西歐城市尋找更好的工作機會。
過了一陣子，聖吉聽說有些人被轉送到專收未成年者的收容營，他擔心骨架較小、外表幼齒的自己會遭到誤認，因而失去可以工作的資格。為了防止此事發生，他跟當局謊稱自己一九九年出生，比實際年齡多了五歲。沒多久，當局把他送往西西里島另一端的特拉帕尼省，入住卡斯特維特拉諾（Castelvetrano）的收容所。這個市鎮不大，給人死氣沉沉的感覺，除了市郊一帶有橄欖和葡萄園，其他地方並沒有太多活動。住入收容所的多數非洲人都在橄欖和葡萄園裡做工，他們告訴聖吉有個叫「坎波貝洛」的地方能提供更多工作。經過瞭解，聖吉才知道這些人在橄欖產季都會到坎波貝洛做工。他振奮不已，立刻加入他們的行列，展開在這座盛產橄欖市鎮的做工生活。
同樣來自甘比亞的穆罕默德（Mohammad）是坎波貝洛的資深移工，對當地和附近區域瞭若指掌。三十五歲的他在烏斯曼死前幾個月才來到義大利，他身材高大、衣著整齊得體，頭髮剃得乾乾淨淨，常常還會像週五夜晚出外放鬆的歐洲人一樣，穿上熨燙筆直的白襯衫和便褲，在人群中特別明顯。穆罕默德有時還會穿著這套裝束去摘採橄欖，而且絲毫不影響工作效率。
穆罕默德在甘比亞有個八歲的兒子，由媽媽、大姊和小妹照顧。他來自甘比亞中部人口約五千人的布里卡馬巴（Brikama Ba）。過去曾在當地經營一間食品商店，販售北非小米和其他乾製品，但生意不太好，收入微薄得難以照顧家人。當時他有個在利比亞的朋友告訴他的黎波里有許多工作機會，並邀請他來一起打拚。
穆罕默德曾聽過甘比亞人在利比亞工作所碰到的麻煩，本以為只是某些人運氣特別差而已，完全沒料到這些事竟是通例。他迫切想要改善現況，把握時間做一些有意義的事，並藉此改善家人的生活。但妻子反對他的計畫，甚至以離婚要脅－－就算如此也無法動搖穆罕默德的決心，在啟程出發前，他便與妻子離婚。
眼見才能為憑，穆罕默德一直到親身造訪的黎波里才認識到利比亞的殘酷現實。他自認幸運，在一間商店找到工作，但仍天天擔心自己的安危。他最後決定逃離利比亞，但上船後卻不曉得會落腳何處。他從未計畫前往義大利，不過他相信這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那段海上旅程是他人生回想起來唯一會熱淚盈眶的片段。獲救以後，相關當局將他送往特拉帕尼省一處人滿為患的緊急收容營，在那裡待了一陣子又轉往哥爾福海堡（Castellammare）的特別收容中心（Extraordinary Reception Centre）。這座小鎮同樣位在特拉帕尼省。
哥爾福海堡的人口僅一萬五千餘人，規模跟坎波貝洛差不多。這是一座人口高齡化的小鎮，年輕人多到外地尋求更多的機會、更美好的前景。表面上來看，哥爾福海堡彷彿一灘死水，不適合久待。但正如西西里島的其他地方，事情往往不如表面簡單。哥爾福海堡不但是數個美國黑手黨的發源地，還是一九三年代初紐約義大利黑手黨相鬥的戈爾福海堡戰爭（Castellamarese War）的源起所在。初來乍到的穆罕默德不曉得黑手黨仍掌控鎮上和西西里島各處的產業，滿心只在意鎮上裡裡外外都沒什麼工作可做。但他還沒時間預先規劃，又遭送至坎波貝洛羅馬街的另一特別收容中心，最終在鄰近的橄欖園找到許多工作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