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工‧女工：當代中國農民工的性別、家庭與遷移(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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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對農民工生活處境進行了深入的民族誌研究。他們的故事，揭示了個體所體驗的緊張與憂戚，承載著家庭渴望改變命運的訴求和努力，也透視出社會轉型和結構變遷中深層次的矛盾。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潘毅（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中國女工》作者）
本書從社會性別的交叉性分析出發，對貫穿於城鄉流動過程中不同結構與主體之間的互動展開了深入、細緻的分析，生動地呈現了不同農民工主體的性別化遷移。這對於釐清農民工身處的社會關係的複雜性，以及深刻剖析他們的身體與情感體驗，是卓有成效的嘗試和努力。本書對於男性農民工性別氣質的討論，也充分地體現了作者的性別關懷，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於男性農民工現實處境與生存策略的理解，進而實現了性別研究在經驗層面的重要突破。
──關信平（南開大學社會建設與管理研究院院長，中國社會學會副會長）
縱然農民工的勞動力被城市所承認，但「農民工」的身份怎能足以界定他／她們的存在？「打工」對他／她們生命的影響又怎會只是在工廠之內？在中國經濟騰飛的大論述中，很少人聽到農民工對公義的嚮往及面對不公義的吶喊和無奈，但杜平的這本著作，卻為這些在中心邊緣的人，在大歷史的喧嚷裏，留下了點點足跡。
──蔡玉萍（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序
序言
中心的邊緣
社會性別、遷移及不平等交置中的中國農民工
當代中國的農民離鄉背井來到城市，縱然他 / 她們的勞動力被城市所承認，但「農民工」的身份怎能足以界定他 / 她們的存在？每一個的「打工者」都背負著多重的身份，如性別及階級等。這些在城市默默辛勞付出的、從農村出來的人，每一個也有他 / 她的故事，而每一個故事也承載著個人的成長、情感的印記、家庭的責任及期望，和他 / 她對理想的追尋與失落，串連這些故事的是中國城市及農村宏觀二元化發展策略的不平等及不公義，是全球化生產鏈中工人權益被壓榨的現實，亦是傳統性別規範對主體的宰制及個體的反抗。在主流的論述中，在被單一化的工人身份裏，這些個人的主體性及他 / 她們家庭的努力及掙扎，往往被淹沒了。怎樣的書寫，才能還原這些在中心被邊緣化的人的聲音，還原他 / 她們作為人的全觀主體性？
引入社會性別的分析框架，把他 / 她們的生命歷程放在工廠、家庭、農村 / 城市及階級的交置不平等裏閱讀，可能是唯一的可行性。我想，沒有一個人能夠逃過被性別分類（gender categorization）。縱使個人可能對社會性別的規範作出反抗，但社會性別對個體生命的操控，卻是深植在家庭、市場及國家等制度裏。性別問責（gender accountability）（West and Zimmerman, 1987）雖然是一個悲觀的結論，但無可否認地說出了大部份人的成長經歷。在人生的不同階段中，大部分人，包括了從農村到城市打工的他們與她們，無時無刻要回應扣連在家庭責任裏的性別期望，也不能迴避資本主義市場及工作間裏的性別政治、隔離及不平等，也難免要在農村及城市的不同性別規範中導航。
現有對中國農民工的研究多從女性出發，尤其是年輕未婚女性的角度及經歷，去理解社會性別如何在父權社會及資本主義的交叉中，影響她們在城市打工的經驗。然而，對已婚女性及男性的探索就明顯缺乏。已婚女性的經驗為我們展示了置身於家庭及工廠、農村及城市的性別規範及制度不平等之下，女性如何尋求一個出口。對男性農民工的探討則反映了身為父權社會的得益者，農村男性其實同樣受著性別規範的定型及枷鎖，亦折射出農民工男性及有城市戶口男性之間的階級不平等。
在中國經濟騰飛的大論述中，千千萬萬的從農村來到城市的他們及她們，處在城市的中心──她們 / 他們是「中國製造」背後的那雙手；他們 / 她們的勞力投入，建造了聳立的城市高樓，但他們 / 她們被制度規限在中心的邊緣。可能很少人聽到她們 / 他們對公義的嚮往及面對不公義的吶喊和無奈，但杜平的這本著作，卻為這些在中心邊緣的人，在大歷史的喧嚷裏，留下了點點足跡。
蔡玉萍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目次
序言（蔡玉萍） xi
致謝 xiii
第一章 導論
1.1 城鄉遷移中的性別、家庭與代際 2
1.2 性別不平等在城鄉遷移中的複製 5
1.3 「男性盲視」與等級化的男性氣質 8
1.4 分析框架：社會性別結構與遷移中的性別身份 14
1.5 調查地點與田野工作 17
1.6 本書章節概覽 21
第二章 男性‧農民‧工：三重結構下的男性氣質
2.1 父權制下的中國農村 26
2.2 離開農村：現實困境與性別化的選擇 32
2.3 從農村到城市：身份的轉變 38
2.4 工廠等級結構與體驗 44
第三章 渴望與嘗試：農民工男性氣質的重構
3.1 向上流動的努力 60
3.2 重返勞動力市場 67
3.3 疏離與回歸：主動又無奈的選擇 81
3.4 工作之外的實踐 88
第四章 平衡不平衡：已婚女性農民工的家庭與遷移
4.1 女性在當代農村的處境 100
4.2 遷移：性別秩序的延續還是反抗？ 113
4.3 遷移對女性家庭地位的影響 123
4.4 已婚女性農民工的工廠體驗 136
4.5 母親的兩難：從外出到返鄉 143
第五章 從傳統走向現代：新生代農民工的婚戀實踐
5.1 中國農村的婚姻制度與實踐 150
5.2 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的愛情經歷 154
5.3 農民工愛情經歷對於婚戀模式的影響 167
第六章 重新發現日常：多元、變化與建構
6.1 農民工群體的多元呈現 177
6.2 男性氣質與性別關係的再思考 179
附錄 183
參考文獻 185
書摘/試閱
第二章 男性‧農民‧工：三重結構下的男性氣質
在當代中國，農村男性的生命軌跡，與改革開放近40年深刻影響中國社會面貌的城鄉遷移，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儘管時代背景和社會結構並不能直接決定每個個體的行動，但能夠通過左右不同行動所帶來的後果，而對具體的選擇產生影響。上一章所提到的胡慶，在遷移過程中經歷了不同階段的選擇──從第一次外出打工，到返鄉蓋房、娶妻生子，再到第二次外出打工，以至於看不到打工的盡頭──深刻地映射出一個生長於農村社會的男性，在國家經濟體制改革與世界經濟全球化的交互作用下而成為「世界工廠」的中國，所面對的生活際遇與處境。在結構性矛盾所塑造的社會現實之中，無論個體如何趨利避害，都將不可避免地體驗其中的無奈、緊張與挫敗。
城鄉遷移在拓展生活空間的同時，也拓展了農村男性的關係網絡，使得他們與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男性和女性產生關係和互動。正是在這個動態變化的過程中，性別對於他們的意義得以更加豐富地呈現。為了深刻理解男性農民工群體，我們需要深入農村與城市、家庭與工廠之中，去探究遷移經歷給他們帶來的改變和影響。
2.1 父權制下的中國農村
自封建社會起，中國的父權制就植根於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和儒家傳統文化（Stacey, 1983; Zuo, 2009）。在「家本位」的文化傳統中，家庭既是從事經濟生產的基本單位，又是參與社會事務的活動主體。儒家文化對家庭結構中女性的地位進行了明確的規範，「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的規訓刻畫了中國社會傳統的性別秩序。父權制以性別為線索，以家庭為載體，在社會中進行資源配置，組織各項生產和生活活動，並通過觀念的灌輸和行動的傳遞在代際間進行維持和複製，從而成為傳統。儘管20世紀以來，中國的婚姻實踐出現了不少向「現代生活」的轉變，但在整個社會，特別是鄉土農村，婚姻和家庭生活仍然是以父權制、從夫居和父系繼承為主要特徵展開的（Hershatter, 2004）。可以說，父權制依然塑造著當代中國農村社會的基本形態。
在典型的中國父系家庭之中，成年的已婚男性往往扮演著一家之主的角色。男性家長擁有絕對的權力，控制著家庭資源的分配，主導著家庭經濟和主要活動。然而，這並不是父權制帶給男性的全部結果。正如康奈爾所說，在性別關係中，男性通過某些特定方式被賦予權力，而這些方式本身也對其產生了種種限（Connell, 1987: 108）。男性家長在享受特權的同時，必須承擔起與之相應的責任。作為家庭的領導者，他們必須承擔起養家糊口的責任，對家庭的延續與興衰負有主要責任，並以家庭核心代表的身份接受社會的評價。
父系家庭的基本功能包括了提供食物、供養老人和小孩，而更為重要的，則是延續男性香火（費孝通，1998；Whyte, 2003; Yan, 2003; Zuo, 2009）。無法為家人提供溫飽和照料，或者沒有兒子傳宗接代，往往會給男性家長帶來負面評價，特別是在傳統文化依然深厚的農村地區。而這些基本職能的履行，又與男人的「幾宗大事」1密切相連，並成為男性家長獲得鄉土社會認可和正面評價的重要條件。調查發現，「建房子」和「娶媳婦」是農村社會中影響男性個人聲望和社會地位的主要成就。
住房是生活必需品，它為家庭成員提供基本的生存空間。在大多數生活環境中，購建房屋都成為普通家庭最大的消費項目。居住環境不僅直接關係到家庭的生活質量，更成為其經濟條件最直接的表現。在中國農村，住房如同男性的「名片」。人們往往通過它來判斷這個家庭是否富裕，這個家長是否有所成就。因此，盡其所能地修建好住房是每個男性家長及其家庭的首要目標。從胡慶的講述中可以看到，因為沒有錢交學費而外出打工的他，在福建辛苦工作了兩年之後，並沒有選擇重拾學業，而是將回家建房作為首選。另一位受訪者韓福也曾談到：「生在農村來說，就是講我們那裏一般都講建房嘛，那基本是比較大的一件事了。」任何有關建房的細節，對他們來說都具有重要意義，包括房子的規模、建房的花費，甚至建房的時序。來自湖北的韓福在30歲時也建起了自己的房子，他清晰地記得：「（村裏）有四十多戶人家吧，我是第六個蓋房子的」，其中不乏些許得意。而來自湖南的趙鵬在與妻子打工多年之後，終於花了十六七萬在家鄉蓋起了三層高的樓房，他也驕傲地說：「在我們那個村子裏面還算可以，還算數一數二的。」可見，建房對於男性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它能滿足家庭生活的需要，更重要的，也能成為他們獲得滿足感的依據。
所謂「成家立業」，作為男性成人和獨立的標誌，「成家」比「立業」更為優先。家庭的建立又關係到「男性香火」的延續，因此顯得尤為重要。結婚之後，男性將擁有屬於自己的家庭，並由此獲得家長的地位和權力。然而，「娶媳婦」並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情。在擁有住房的前提之下，男方需要按照當地的婚姻習俗向女方支付聘禮，並擔負婚禮相關的全部費用。建房之後，胡慶並沒能按部就班地「成家」，而是繼續外出打工，以便為迎娶媳婦準備相關的費用。他最終於2000年春節返鄉結婚，花費了近兩萬元舉行婚禮。那時距他第一次外出打工，已經過去了六個年頭。來自安徽的受訪者馬俊於2005年結婚，缺少家庭支持的他也向妻子娘家支付一萬元聘禮，這動輒上萬的結婚費用是對男性經濟能力的考驗。有能力締結婚姻對於男性來說，能夠幫助他們獲得自我滿足以及他人的認可。正如來自湖北的王成所說：
我從我家走的時候，我說了，我不在外面弄個名堂我就不回來，不搞到錢我就不回來，就不往回走。剛好去年我回去一趟，我去年把老婆帶回去結婚，我是錢沒掙到，我把人帶回來了，呵呵，是不是。畢竟我成了一個家庭，是不是，我有一個幸福的家庭，多好。……我家裏，舅舅舅媽都看得起嘛，你看人家在外面打工，打了幾年，帶一家人回來了，是不是，多好的。人家有看法有想法，錢沒掙到，掙到人了。
（王成，男，已婚，1976年出生）
儘管這些受訪者來自不同省份，但他們的經驗告訴我們，在農村地區，「建房子」和「娶媳婦」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男性及其家庭的經濟實力，並直接關係到農村男性的個人聲望。他們如果有足夠的經濟能力來建房子和娶媳婦，通常會被認為是有所成就的，也能夠得到鄉土社會的普遍認可。韓福的陳述充分說明了這一現實：
我們家裏有句，有句古話嘛，有句老話嘛，三十不好，四十不富嘛。……如果是你到了三十歲，你這一點都沒有的話，人家別人就當面不說，背後他就笑話你，說你這個人沒有什麼用處，說人家某某某，現在二十九歲，三十歲，房子也蓋了，老婆也娶了，或者說學了個什麼技術在那裏當個小小的老闆，你現在三十幾歲了，現在還是一事無成。
（韓福，男，已婚，1969年出生）
鄉土社會依據此標準對男性進行評價，說明了兩個問題：一，經濟上的成就對於男性是至關重要的；二，男性對於家庭經濟狀況負有主要責任。父權制下，有限的家庭資源是圍繞男性利益進行分配的。然而，資源分配並不是經濟過程的終點，而是進行經濟積累的起點。家庭對於男性的經濟支持，其背後蘊含著依靠他來改善家庭經濟狀況的潛在期待。男性被寄予厚望，在享受利益的同時，必須承擔起家庭的經濟責任。當經濟利益和責任同時歸於男性時，經濟領域便成為男性的領域，經濟成就也成為男性獲得社會地位與聲望的基礎。於是，農村男性必須積極地參與到經濟活動之中，以經濟領域中的成就來滿足家庭對他們的期待，從而獲得他人和社會的認可與肯定。
儘管改革開放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契機，但農村的經濟環境卻仍然不容樂觀。2000年初，湖北省某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給朱鎔基總理寫信，提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2由此，「三農」問題得到社會各界更為廣泛的關注，政府也加大扶持力度予以解決。即便如此，大部分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依然遠遠落後於城市，農民的收入也與城市居民的收入存在顯著的差距。從表2.1可以看出，2001–2010的十年間，雖然農村居民收入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但卻長期維持在城鎮農民收入30%左右的水平。
正如許多受訪者的經驗，農副業生產具有季節性和不穩定性的特徵，亦不能創造較高的經濟效益，導致他們的生活貧困而艱苦。2000年，在外打工多年的胡慶重返家鄉。為了和家人團聚，特別是能夠更好地照顧即將出生的雙胞胎兒子，他決定留在家鄉。然而，在其後的兩年中，他非但難以依靠在農村做小生意養家糊口，反而花掉了許多打工掙來的積蓄。「農民真苦，農村真窮」──這字裏行間所透露出的冰冷事實，是他們切切實實的生活體驗。正如胡慶所回憶的：
苦，在家沒錢，賺不到錢，生活還是，就是說存不到錢。這樣我在外面打工的話，還能存到一點錢，在家裏賺的錢，是賺了錢，賺的錢都是看不到的。你賺了錢呢，又要，賺的少，也不是經常有的，他做生意也是按照季節來做的嘛，種那西瓜呀，種那些反正值錢的東西，可以賣的，就是有季節收穫的。就是顧著人情禮送呀，在家裏送禮呀，油鹽米醋呀，反正在家買什麼東西，基本上沒有，沒有多少。那時候呆了二年，以前打工積的錢呢，在家裏也花了不少。
（胡慶，男，已婚，1974年出生）
儘管經濟環境惡劣至此，父權制下的性別分工卻依然無可避免，女性仍被排斥在農村經濟活動的主體之外。杰華（Jacka, 1997）曾指出，工作的內與外、輕與重、有無技術含量的區分，在農業內部以及農業與其他有償工作之間的組織，以及性別分工合法化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相對於男性，女性的工作被定義為內部的、輕鬆的和低技術含量的。在中國農村，男性主導著外部經濟活動，從事農業生產或副業經營等有償勞動；女性的活動領域則主要囿於家庭，承擔無償的家務勞動，照料孩子與老人。也正因為如此，男性家長被看作是家庭生活中的經濟支柱，肩負著供養整個家庭的重任。包括胡慶在內的許多受訪者，在回憶早年農村生活的時候，都自覺地抹殺了母親對於家庭的貢獻，而將父親視為唯一養家糊口的人。這與工業化以來男性作為家庭供養者的迷思密切相關，它讓人們誤以為只有有償勞動才是「真正的工作」。
那時候就是靠我老爸一個人，靠我老爸一個人能賺是能賺一點錢，他養一個家養那麼多人也困難得很，讀書就靠他的錢啊。
（張林，男，已婚，1981年出生）
然而，當貧困仍是農村經濟生活中的主題時，它給男性家長帶來的並不是一家之主的優越與特權，而更多的是養家糊口的負擔與壓力。男性家長對家庭經濟狀況負有首要的責任，需要保證家庭成員的基本需求能夠得到滿足。迫於現實困境和家庭責任，他們不得不夜以繼日地辛勤勞作。胡慶的父親是一名農村教師，但這份工作的微薄收入並不能支付整個家庭的生活開支，所以他只能「拼命幹活」。儘管如此，家庭的經濟狀況也依然不盡如人意。
我爸還去拼命幹活，回來，教書回來還要耕田種地，顧糧食，這麼一大家人吃飯，又教書。有時間的話，中午回來或者下午回來，他要幹農活，這麼多小孩吃飯嘛，他就沒有多餘的錢那樣。
（胡慶，男，已婚，1974年出生）
不難想像，在艱苦的經濟環境下，農村男性往往需要承受來自生活的巨大壓力。辛勤勞作不能帶來經濟上的富裕，生活需要也難以得到充分的滿足，建房娶妻的目標變得更加遙不可及。於是，背負生活「枷鎖」的他們不得不尋找機會參與到其他經濟活動之中，以改變農村家庭的經濟狀況，並努力滿足性別文化對他們的期待。
2.2 離開農村：現實困境與性別化的選擇
改革開放以後的城鄉遷移，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農民經濟活動領域最大範圍的拓展。成千上萬的農民前赴後繼地加入打工仔、打工妹的行列，以親身實踐對這一歷史機遇作出了回應。1980年代，到城市尋找就業機會的農村勞動力被歧視性地稱為「盲流」，其中傳遞出他們的流動具有盲目性的訊息。也許他們從農村到城市的流動並不曾經過縝密的計劃，但作出遷移的選擇卻並非偶然。正如實踐是對特定情境的回應，亦是在社會關係的明確結構中產生出來的（Connell, 2005: 72）。當外出打工成為可能，如何進行選擇則受到來自農村的推力與城市的拉力的雙重作用（Ravenstein, 1889; Lee, 1966），而社會性別作為一種文化屬性，則賦予這些選擇性別化的意涵。
對於大部分農民工來說，特別是老一代農民工，他們作出城鄉遷移的決定在很大程度上是迫於經濟的壓力。但由於所處地區和家庭經濟環境不盡相同，他們離開農村的直接原因也千差萬別。胡慶是少數幾個擁有高中學歷受訪者中的一員。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他第一次外出打工，是在窘困的家庭經濟條件迫使他放棄學業的情況下展開的。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本是件值得高興的事，然而貧困的家庭卻支付不起昂貴的三千元學費。改變命運的機會近在眼前，卻不得不因為貧困而放棄。儘管內心充滿苦痛，但生活仍須繼續。於是，他選擇了外出打工。他說：「那些同學都走了，都去了，我心裏也難受，我說那時候我丟了（學）業，我還是出來打工，人家都出來打工那時候。」儘管農村家庭資源的分配往往是圍繞男性利益而展開的，父母會把有限的教育資源優先分配給男孩，但當貧困並不足以支撐男性享受優先機會的時候，上學便成為奢侈，而外出打工則是他們最普遍的選擇。來自湖北的王成因為家庭貧困而不得不輟學，雖然和從沒上過學的姐姐相比已屬難得。正如他所說的：
不是不想上學了，說那個家裏面很窮嘛，說心裏話，我姐她還沒讀過書呢，連學校門都沒進過呢。
（王成，男，已婚，1976年出生）
貧困大大降低了農村家庭應對風險的能力，疾病成為學業之外給家庭帶來經濟壓力的另一重要原因。有限的收入除了滿足日常的基本開支以外，並沒有足夠的積累以備不時之需。胡慶第二次外出打工的直接原因，便是父親患病卻無力醫治。2002年，積勞成疾的父親終於沒能逃脫疾病的困擾，從而給整個家庭帶來難以承受的經濟負擔。作為唯一的兒子，胡慶為了賺錢讓父親治病，再次踏上了打工之路。
就是腦血管萎縮，他（指醫生）說，治不好的，他說只能說是控制，他說你要真想給他治的，就是多吃點藥，買點藥回家，就這樣。那時我都想給他治，給他治，手上沒錢，做生意又……然後我就想出來打工算了。
（胡慶，男，已婚，1974年出生）
相比之下，生存成為困難，大概是貧困中最極端的表現。王成生長於一個六口之家，母親因為殘疾不能勞作，父親為了供養四個子女終日奔波。即便如此，僅靠農業收入也難以維持整個家庭的基本生活。於是，他未讀完小學便開始賺錢養家。比胡慶小兩歲的他，更早一年開始外出打工。當回憶為何外出時，他提到：
什麼一交啊，那就留點口糧，顧個嘴，零花錢都還沒有……沒錢的，攢點米去賣啊，只有這點儲蓄，還有什麼，是不是？一年就收來幾千斤稻穀糧食，沒錢的那個，就打點米去賣，吃的也是它，賣的也是它，哪能生存得下去？
（王成，男，已婚，1976年出生）
儘管貧困剝奪了很多生活的機會，但未能將男性與鄉土社會對他們的性別期待剝離開來。「建房子」和「娶媳婦」依然是他們生活的主要目標，也成為他們經濟壓力的重要來源。像胡慶一樣，打兩年工存錢建房子，再打兩年工存錢娶媳婦，在男性農民工之中並不少見。張林出生於陝西農村，在家裏四個孩子中排行第二。經濟條件不好又多子女的情況下，他的家庭也遭受著貧困的考驗。迫於經濟壓力，16歲的他便早早地分擔起了家庭責任。在2007年接受訪談時，他打工已有整整十年的時間。而就在他外出打工的第二年，家裏便開始建房。儘管更早開始打工的哥哥依靠積蓄為建房提供了一定的經濟支持，但家庭依然需要借錢來完成建房的任務。所以之後的幾年，張林一直努力地幫助家裏償還那些因建房而欠下的債務，那便是他為家庭建房所作出的貢獻。這種情況下，原生家庭非但不能為張林的娶妻生子提供任何支持，反而會因為在經濟上對他存在依賴，而使他距離建立自己家庭的目標變得更加遙遠。在外打工，便成為解決這些問題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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