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小说(電子書)

夏志清教授除了在中國現代文學領域的開創性貢獻而廣為人知外，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方面也展示出精深的造詣和卓越的眼光。本書介紹了從《三國演義》到《紅樓夢》等六本重要的小說作品，每一部都是中國白話文學五百年發展歷程中的標誌性著作，而在夏志清教授結合比較文學與新批評學術訓練的分析之下，處處飽含洞見，啓迪深思。問世五十年來，歷久彌新。對英文讀者而言，它已被證明是該研究領域內最優秀、最全面的入門指南。對中文世界的讀者來說，它也蘊藏着豐富的閱讀樂趣，是所有想要了解中國傳統小說傑作以及它們因何而特別的人士手中必不可少的一本書。

夏志清教授（1921–2013）是在中國小說研究上舉足輕重的人物。他獨樹一幟的見解，影響了東西方漢學界近50年來中國小說的研究方向和發展面貌。其經典著作有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和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其他以中、英文發表的評論及論文集等也甚多。夏教授1969 年起出任哥倫比亞大學東方語言文化系中文教授，1991年退休後為該校中文名譽教授，2006年當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2013年12月29日辭世。

譯者簡介

何欣（1922–1998），筆名江森、禾辛，河北省深澤縣人，著名文藝理論家和翻譯家。曾任台灣政治大學西語系教授，參與《半月文藝》、《現代文學》、《文學季刊》、《書評書目》編輯工作，引介西方文學新潮，熱心提攜新進，啟迪當代文學創作。先後譯有《英雄與英雄崇拜》、《君王論》、《福克納短篇小說選》等三十多種西洋著作，著有《海明威創作論》、《史坦貝克的小說》、《梭爾．貝樓研究》、《從大學生到草地人》、《中國現代小說主潮》、《當代台灣作家論》等專論，及《松窗隨筆》等文集。

莊信正， 台灣大學外文系學士，美國印地安那大學比較文學系博士。曾任教於美國堪薩斯大學、南加州大學、印地安那大學， 並在柏克萊加州大學從事研究，後於聯合國擔任翻譯工作，現已退休， 旅居美國。所編《張愛玲來信箋註》，為張愛玲研究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史料。

林耀福，台灣大學外文系學士，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美國研究與美國文學碩士、博士。曾任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淡江大學英文系教授兼外語學院院長。研究議題包括生態詩學、美國文學及當代美國詩等。

劉紹銘，台灣大學外文系學士，美國印地安那大學比較文學系博士。著名學者、翻譯家、作家，嶺南大學榮休教授，著作等身。與閔福德教授合編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 Volume 1: From Antiquity to the Tang Dynasty（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深受好評。

「本書出版之前，關於中國古典小說的討論遠未實現它們想要達到的目標。而夏在這本極優秀的作品中，用紮實的學識和獨到的見解，樹立了有關領域學術討論的高標準，令同行以及後來的學者受惠良多。」──白芝（ Cyril Birch）教授，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英語世界對於中國小說的好的評論作品並不多見，而夏教授的這本書極大地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這本書既可以作為研讀中國小說的入門書，同時也是有關這幾部中國小說的第一流的評論文章的系列結集」。──韓南（ Patrick Hanan）教授，哈佛大學

「夏志清教授有一種罕有的特質：作為一位成熟的學者，他對文學在現代世界中的命運有着深切的關注。他傾心於他所討論的對象，這可以從這本書的每一頁中看到。其次，他把這些優秀的小說作品當作世界文學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來閱讀，他這樣說，也這樣做。」──閔福德（ John Minford）教授，澳洲國立大學

經典之作（白先勇） ix

前言 xxxi

第1章 緒論 3

第2章 三國演義 27

第3章 水滸傳 57

第4章 西遊記 87

第5章 金瓶梅 125

第6章 儒林外史 155

第7章 紅樓夢 189

 

附 錄 中國短篇小說裏的社會與自我 229

注 釋 247

中文版校訂余話（劉紹銘） 285

經典之作—推介夏志清教授的《中國古典小說》白先勇

 

夏志清先生在西方漢學界以及中國文學批評界樹立了兩道里程 碑：《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與《中 國古典小說》（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中國現代小說史》於1961年由耶魯大學出版，在歐美學界即刻引起巨大迴響。首先這是第一本用英文寫成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從“五四”文學革命歷經三十年代左翼文學運動以至1949年後的共產 主義文學，將現代中國的文藝思潮作了一個全面而系統的介紹及評論。當時由於中共興起，歐美學界對於現代中國研究，開始產生強 烈興趣，中國現代文學，尤其是反映現代中國政治社會的小說，當然也就成為重要研究部門之一。夏先生這本《中國現代小說史》可謂應運而生，成為美國大學中國小說研究的標準參考書。

 

1968年夏志清先生的《中國古典小說》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這部書的問世，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應是劃時代的一件大事。全書共413頁，分七章，首章《緒論》，其余六章分論《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儒林外史》，及《紅樓夢》，並附論文一篇：《中國短篇小說裏的社會與自我》。首先夏先生將書定名為《中國古典小說》便具有深意，現代中國學者慣將“五四”以前的小說稱為“舊小說”、“傳統小說”或者“章回小說”，以示與“五四”以來的“新小說”區別，這些名稱多少都含有貶義，而“古典”，尤其是英文classic一詞，意指經過時間考驗被公認的經典之作，夏先生將《三國演義》等六部作品稱為“古典小說”，當然就是在肯定這六部小說在中國文學傳統上的經典地位了。事實上夏先生取擇標準甚嚴，他在第1章《緒論》中對中國小說的缺點，作了毫不姑息的批評，與西方小說相比，中國小說，除了《紅樓夢》以外，在藝術成就上，的確有許多不逮之處。但他篩選的這六部小說，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講，都堪稱中國小說的經典，是“此種文學類型在歷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每部作品在各自的時代開拓了新境界，為中國小說擴充了新趣味的疆域，且深深影響了後來的發展途徑”。英國文學批評家利維斯（F. R. Leavis）的名著《偉大的傳統》（The Great Tradition）， 取材極苛，只選了簡 · 奧斯汀（Jane Austen）、喬治 · 艾略特（George Eliot）、亨利 · 詹姆斯（Henry James）寥寥數人，作為英文小說家 的代表。夏志清先生將《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 梅》、《儒林外史》、《紅樓夢》—這六座中國小說的高峰，先後排列成行，也替中國小說建構了“偉大的傳統”。

 

“五四”以還，中國學者如胡適、鄭振鐸等人對中國傳統小說都曾作出重大貢獻，但他們的研究多偏向“考據”，而夏先生則側重 “義理”。當然，夏先生絕非忽略“考據”的重要，事實上在每一章的 開端，夏先生必先將作品各種版本的演變以及小說題材的來源說得 一清二楚。因為像《水滸傳》、《紅樓夢》，甚至《儒林外史》，版本的差別，影響內容至巨。但“義理”的批評，才是《中國古典小說》一書的精華所在。

 

《中國古典小說》的評論準則，大致可分為下面四個方向：首先是作品的文化意涵。夏先生將作品放置於中國儒、釋、道三流匯合的文化大傳統中，來檢視小說所反映中國哲學、歷史、宗教、社會、政治的各層現象及其意義，而加以詮釋、比較、批評。他所選的這六部小說，都是我們民族文化、民族心靈最深刻的投射，又因其數百年來一直深為廣大中國讀者所喜愛，再加上歷來說書人以及改編戲曲的傳播，早已深入民間，歷久不衰。試看近年來中國大陸改編之《紅樓夢》、《西遊記》、《水滸傳》電視連續劇，受到空前熱烈的歡迎，足證這幾部經典小說文化生命力之強韌。這些小說中的典型人物諸葛亮、關雲長、宋江、李逵、孫悟空、豬八戒、潘金蓮、賈寶玉等也早已演變成為我們民族性格的文化原型了。夏先生以宏觀視野，將這六部小說提升到中國文化大傳統的高度上去替它們定位，這就使《中國古典小說》這部書具備一種恢宏氣度，超越了文學批評的範疇，而擴大為文化論著。

 

不同于《中國現代小說史》的體例，《中國古典小說》並非小說史，但所選的六部小說，在中國白話小說的發展上，每一部都是一座往前推進的里程碑，因此，中國小說的演進，亦是此書的重要論點之一。除了在《緒論》中夏先生將中國白話小說的起源演進做了概括的引介之外，在分論中，他又把每部作品在中國小說發展上特殊的貢獻及重要性詳加分析：從《三國演義》到《紅樓夢》，中國小說如何從依附歷史傳說、宗教寓言幻想而落實到日常生活的寫真，在形式上又如何逐步擺脫說書話本的累贅影響而蛻變成獨立完整的藝術作品。事實上分論每章皆可獨立成篇，是一篇完整的專論，但是六章排列在一起，先後呼應，互相輝映，貫穿四百多年中國白話小說演變的過程，這就使這部書驟然增加了歷史的縱深。因此，《中國古典小說》也可以說是一本中國小說發展史。

 

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小說藝術是夏先生評論作家及其作品所定的最高標準，而夏先生在小說藝術的鑒定上，把關最嚴。他認為巴金、茅盾、丁玲的小說藝術成就不如張愛玲、沈從文、錢鍾書，所以他們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的地位評價就不如張、沈、錢等人。夏先生本人出身耶魯英文系，當年耶魯英文系是“新批評”學派的大本營，獨領美國學界風騷。“新批評”學派特重文學的藝術形式，對於作品的文字結構審查嚴格。夏先生對於小說藝術所定的標準當然不限於狹窄的“新批評”，但他對小說作品文字結構的嚴格要求，則始終如一。在《中國古典小說》中，夏先生最終是把六本中國小說經典當作文學藝術來鑒賞評定的。在這方面，作為文學批評家，夏先生最見功力，這部文學批評，處處閃耀他獨具慧眼的創見。將中國傳統小說當作嚴肅的文學藝術，全面而系統地探討分析，《中國古典小說》應該是首創，替後來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尤其在西方漢學界，奠下根基。

 

《中國古典小說》是以英文寫成，最先的讀者當然是以西方人為主，而夏先生撰寫這本書的目的之一，恐怕也是有意將中國古典小說推向世界，將中國小說經典擱置在世界文學的天平上，作一個橫向的比較。因此，書中也就大量採用中西文學比較的方法及實例。西方讀者研究中國小說，文化隔閡難免，夏先生在書中引用了許多西方文學作品，妥切比較，使西方讀者能夠舉一反三，觸類旁通。例如《西遊記》，夏先生舉班揚（John Bunyan）的《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與之相較，這兩部宗教寓言，彼此對照，佛教高僧西天取經，與基督教徒尋找天國便有了互相闡明的功效。當然，西方學者很早便對這幾本中國小說產生興趣，而且英、德等譯文的全本及節本也早已流行，但1968年《中國古典小說》的出版，的確在漢學界搭起了一座新的橋樑，引導更多西方讀者進入中國古典小說豐富的世界。

 

《中國古典小說》這部書，宏觀上既縱貫中國文化傳統、中國小說發展史，微觀上又深入作品內涵，細細道出潛藏其中之微言大義、藝術巧思；橫向上更連接西方文化、西方文學，以為借鏡，互相觀照，其架構博大、內容精深而自成體系，應該是夏志清先生的扛鼎之作。這本書本身也早被公認為中國文學批評的經典之作（classic）。1988年大陸版中譯本由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胡益民等合譯，德文 版於1989年問世，主譯者為艾克 · 熊菲德（Eike Schönfeld）。何欣主譯、劉紹銘校訂的最新中文版即將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十四世紀由羅貫中編撰而成的《三國演義》之出現，是中國白話小說史上的頭一宗盛事，這部偉大的歷史演義小說，是我們的《伊利亞特》（Iliad）。但胡適對《三國演義》卻頗有微詞，他在《三國演義序》中如此批評：“《三國演義》拘守歷史的故事太嚴，而想象力太少，創造力太薄弱。”而夏志清先生對《三國演義》的評價卻相當高，而且他也不同意胡適以上的看法。他認為《三國》故事的長處恰恰在於羅貫中能夠刪除說書人加入的一些神怪離奇粗糙情節，盡量靠近《三國志》正史，而保持了《三國》敘事的簡潔統一。羅貫中繼承的，其實是司馬遷、司馬光的史官傳統，《三國演義》的真正源頭是《史記》、《資治通鑒》。如果西方小說起源於史詩，那麼中國人的小說則孕育於我們的史書了，中國人的悲劇感全在我們的歷史裏，天下分合之際，“浪花淘盡英雄”。

 

事實上羅貫中的創造力絕不像胡適所稱那樣“薄弱”，夏先生例舉《三國演義》非常著名的“赤壁之戰”中曹孟德大宴文武將官橫槊賦詩的一場來說明羅貫中小說藝術之高超。這場宴會正史沒有記載，可能是羅貫中憑借說書人的材料重新加工創造而成。曹操的名詩《短歌行》當然不一定完成於“赤壁之戰”前夕，但卻被羅貫中巧妙地運用到文中，大大地強化了小說的情節氣氛。曹操一代霸主顧盼自得的形象、“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英雄漸老的蒼涼，一怒而刺殺諫臣、酒醒後又悔恨不已的複雜性格，在短短幾節中，寫得大開大闔，跌宕有致。這一場氣勢非凡，情景交融，人物個性分明，戲劇張力十足，在在顯示出羅貫中小說手法的傑出老到。

 

中國古典小說以刻畫人物取勝，因此夏先生在詮釋小說人物上，着墨頗多。尤其是劉備、關羽、張飛及諸葛亮之間君臣忠義、手足患難的錯綜複雜關係，有非常精闢的分析評論。《三國演義》的大架構是寫天下大勢，歷史分合，但其中心主題卻是中國儒家傳統君臣之忠、手足之義的理想。我們看完《三國演義》不禁掩卷長歎，就是因為劉、關、張、諸葛武侯這一群孤臣孽子一心復興漢室而終究功虧一簣的千古遺恨。其實羅貫中一開始第1回已經埋下蜀漢最後敗亡的伏筆了。劉關張桃園三結義，共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願同年同月同日死”，“背義忘恩，天下共戮”，最後劉備果然信守誓言，關羽大意失荊州，身亡敵營，促使劉備雪弟恨，竟不顧軍師諸葛亮的力諫而伐東吳，打破了諸葛亮苦心孤詣的聯吳抵魏大策略，終於招致蜀漢的覆滅。夏先生指出，伐東吳實是《三國演義》一書的大關鍵，這一回與首回桃園三結義遙相呼應，顯示劉備“政治上的失敗卻正是他做人成功的地方”。

 

劉備戰敗，駕崩白帝城的一回，是全書的精華所在，夏先生把整段引下來細論，尤其是永安宮劉備托孤的一節，暗藏玄機，值得推敲：

 

先主命內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淚，一手執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曰：“有何聖諭？”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主。”孔明聽畢，汗流遍體，手足失措，拜泣於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乎！”言訖，叩頭流血。

 

劉備一心恢復漢室，有問鼎天下之雄心，傳位子嗣當然為第一要務。然而劉備也深知嗣子愚弱，若無孔明誓死效忠，萬無成事可能。劉備要孔明取而代之，很可能也是在試探他的忠貞，聰明如孔明，心裏明白，所以才會有“汗流遍體，手足失措”的強烈反應，劉備看見孔明“叩頭流血”，痛表心跡之後，果然也就未再堅持禪讓了。這是夏先生極為深刻細緻的看法，羅貫中是精通中國人情世故、深諳中國政治文化的作家，所以才可能把劉備孔明君臣之間微妙複雜的關係寫得如此絲絲入扣。夏先生對於這一章如此結論：

 

中國歷史上再也沒有一對君臣像他們訣別時那樣令人感動。羅貫中恰到好處地把他們的關係寫成一種因志同道合而生的永恆友誼。他也並沒有忽略這感人的一幕之政治含義，所以終能把劉備雕塑成一個有歷史真實感的難忘人物。

 

數百年來，中國讀者一面倒地同情蜀漢的失敗英雄，那就是因為羅貫中把諸葛亮的忠與劉玄德的義，寫得如此感人肺腑。

 

《水滸傳》把中國白話小說發展又往前推進了一步。《水滸傳》開始大量採用生動活潑的口語白話，而且塑造人物、鋪陳故事，能不拘於史實，更向小說形式靠近。夏志清先生對於《水滸傳》在小說發展史上的重要性、小說藝術上的成就都予以肯定，他也稱讚《水滸傳》中英雄好漢林沖、武松、魯智深、李逵等人物塑造突出，性格刻畫生動，但夏先生對於這部小說透露出來潛藏在我們民族心裏的黑暗面：一種嗜血濫殺殘忍野蠻的集體潛意識衝動，則給予相當嚴厲的批判。在這點上，夏先生道出許多前人所未能及的創見，使我們對《水滸傳》的複雜性能夠更深一層地了解，而又厘清我們判斷《水滸傳》時一些道德上的困惑。

 

歷來褒獎《水滸傳》的論者都把此書稱譽為梁山泊草莽英雄官逼民反替天行道的俠義小說。這個梁山泊的草莽集團十分特殊，盜亦有道，並非一般烏合之眾。他們有組織、有紀律、有信仰，他們標榜一種“英雄律條”（heroic code）。《水滸傳》中這種“英雄律條”的特色是：遵守義氣、崇尚武藝、慷慨疏財、不近女色，卻縱情酒肉。夏先生指出，這個純男性中心的集團最特異的地方便是仇視女色，視女色誘惑為英雄氣概的最大威脅，因此，《水滸傳》中的幾個“淫婦”必須剷除，閻婆惜給殺了頭，潘金蓮、潘巧雲都遭到開膛剜心等最慘烈的懲罰，至於梁山泊隊裏的母夜叉、母大蟲、一丈青已是“女丈夫”了，自然不會構成女色誘惑的問題。其實以現代心理學來解釋，梁山泊的男性集團這種極端禁欲主義，與好漢們的殘忍虐殺行為，是有因果關係的。

 

《水滸傳》的英雄好漢，他們還未加入梁山泊集團前，如林沖、武松、魯智深都能恪守“英雄律條”，是堂堂丈夫，但一旦加入集團，他們的個人身份消失，於是這一群梁山泊草寇的集體行動所遵守的，不過是一種“幫會行規”，夏先生認為對於他們所標榜的“英雄律條”反倒變成了一種諷刺。這些煞星們，一旦聚集在一起，個性泯滅，在一種集體意識的引導下，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幟，像一架龐大的殺戮器械，下山招兵買馬打家劫舍。宋江率眾三打祝家莊、掃平曾頭市，都是殺戮甚眾、無辜婦孺慘遭斬草除根的場面。夏先生對於《水滸傳》中肆意描寫這些殘暴事件有這樣的評論：

 

說書人當年傳誦這些故事於市井，唯以取悅聽眾為務，未必能夠弄清個人英雄事蹟與集體暴虐行為的分別。但這些故事迄今猶流傳不衰，的確顯示中國人民大眾對痛苦殘忍的麻木不仁。但正因為書中對暴虐的歌頌是不自覺的，現代讀者倒可以把七十回標準本看作一則充滿吊詭的政治寓言（一旦眾好漢全部聚齊一堂時，他們遂變成政府的有效工具而失去幫會性格）：官府的不公不義，是激發個人英雄主義的條件，但眾好漢一旦成群結黨，卻又足以斫傷這種英雄主義而製造出比腐敗官府更邪惡的恐怖統治了。其實這就是地下政黨的老故事：在求生存爭發展的奮鬥中卻往往走向它聲稱所要追求的反面。

 

梁山泊的英雄好漢復仇之心特別熾烈，這股仇恨一旦燃燒，這些天罡地煞便顯現了妖魔原形，大開殺戒。書中武松血濺鴛鴦樓是著名的殺戮場面，武松復仇，砍殺張都監之後，開始屠殺張都監全家，連幾個在場唱曲兒的養娘也不能倖免，武松殺得性起，說道：“一不做，二不休，殺了一百個也只一死！”一直砍殺得刀都缺了。

 

全書中復仇殺人的殘暴場面寫得最觸目驚心的恐怕是黑旋風李逵生啖黃文炳的一節。通判小吏黃文炳曾經陷害過宋江，這個仇當然要報。黃文炳被捉到後，在宋江的指使下，李逵把黃文炳活生生割來吃掉：

 

便把尖刀先從腿上割起。揀好的，就當面炭火上炙來下酒。割一塊，炙一塊，無片時，割了黃文炳，李逵方才把刀割開胸膛，取出心肝，把來與眾頭領做醒酒湯。

 

夏先生引這兩則例子與《史記》相較。司馬遷記載呂後嫉恨戚夫人：“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這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殘虐事件之一，但司馬遷以呂後子惠帝一言：“此非人所為。”遂定呂後罪於千古。夏先生認為：“《史記》肯定了文明；《水滸傳》在其積極地樂於看到英雄們這些報復的野蠻行動中，卻沒有肯定文明。”

 

《水滸傳》中的“英雄世界”與“野蠻世界”之間的界線相當模糊，《水滸傳》表面上讚頌的是梁山泊眾好漢打着“替天行道”的旗號幹下的英雄事蹟，但這些好漢的實際行動都是極端野蠻、殘忍、違反文明的。“忠義堂”上眾好漢觥籌交錯、歃血為盟之際，梁山泊的黑店裏正在幹着販賣人肉包子的勾當。歷來學者評論這部小說的文化精神時，產生相當大的矛盾分歧，而矛盾的焦點又顯著集中在梁山泊的寨主領袖呼保義、及時雨宋公明的身上。明朝思想家李贄把宋江捧為“忠義”的化身，而金聖歎卻把宋江貶為假仁假義的偽君子。在分析宋江這個書中的首腦人物上，夏志清先生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點：他認為試圖解析宋江這個人物的意義，不能止于宋江本身，必須把宋江與李逵聯繫起來，宋江這個角色複雜矛盾的意義方可能有較完整的解說。其實及時雨宋江與黑旋風李逵兩人相輔相成，構成的是一對複合互補的角色，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雙重人物”（double character）。陀氏擅長研究人性善惡，在小說中常常設計關係曖昧複雜的“雙重人物”來闡釋人性善惡的相生相剋。自從第38回李逵與宋江一見如故後便對宋江五體投地誓死效忠了。如果及時雨宋江代表《水滸傳》裏“替天行道”幫會式的忠義道德，那麼黑旋風李逵便象征着《水滸傳》另一股黑暗野蠻原始的動亂力量。天魁星、天殺星看似南北兩極，其實遙相呼應，彼此牽制。作為幫會魁首，宋公明必須維持及時雨領袖群倫的形象，不能公然造反，但早在第39回宋江在潯陽樓上已寫下反詩：“彼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原來宋江早已心存反志，要賽過大反賊殺人魔王黃巢。李逵一再慫恿宋江造反，奪取大宋江山自己做皇帝，其實正中宋江的心懷。事實上李逵可以說是宋江那股叛逆意志的投射，宋江心中黃巢的具體化。許多殘酷野蠻的殺戮行為都是李逵在宋江指使默許下完成的，李逵生啖黃文炳，等於宋江的意志在進行復仇行動。這一對“雙重人物”其實是《水滸傳》中反賊形象的一體兩面，及時雨宋江及黑旋風李逵分別代表《水滸傳》的“英雄世界”與“野蠻世界”，而當這兩個世界重叠在一起時，“水滸”中便是一片“腥風血雨”了。最後宋江被陷害中毒，臨死前他把李逵一併毒殺，宋江必須與李逵共存亡，因為李逵根本就是他另外一個自我。難怪李逵為宋江死得心甘情願，完成了他們“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手足之義。宋江與李逵兩個角色之複雜關係及多重意義貫穿整本小說，使得這本情節繁雜、人物眾多的作品得到主題上的統一。要了解《水滸傳》這部小說深一層的含義，首先須了解宋江與李逵這一對“雙重人物”的關係，而夏先生對宋江、李逵的人物論無異是閱讀《水滸傳》的一把鑰匙。大唐天子太宗李世民派遣高僧玄奘赴西天（印度）取經，這在中國歷史及佛教史上是何等莊嚴隆重的大事，而明朝小說家吳承恩卻偏偏把這段歷史改寫成一部熱鬧非常、諧趣橫生的喜劇小說。這是部天才之作，數百年來大概沒有比《西遊記》更受中國讀者喜愛的喜劇小說了。這部小說的成功得力于吳承恩創造了兩個最突出的喜劇滑稽角色：孫悟空與豬八戒，這一猴一豬早已變成我們民俗文化的兩個要角。夏先生把孫悟空與豬八戒這一對寶貝與西方小說中另一對著名的互補角色—堂吉訶德（Don Quixote）與桑丘 · 潘沙 （Sancho Panza）—相比，兩者一樣令人難忘。《西遊記》也是西方讀者最容易接受的一部中國古典小說，魏理（Arthur Waley）的節譯本在西方一直很受歡迎，余國藩的全譯本更是中西文學交流的一件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