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市场与法律(電子書)

很少有經濟學家像科斯那樣，其文章被廣泛閱讀並被經常引用。199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使科斯在《企業、市場與法律》中闡發的經濟理論產生了更為廣泛、不同尋常的影響。以科斯為先驅的新制度經濟學在經濟學領域中掀起了一場革命。收入本書的《企業的性質》（1937）把當時革命性的交易成本概念引入經濟學理論，被公認為新制度經濟學的開山之作；《社會成本問題》（1960）進一步發展了交易成本概念，強調法律對經濟體系運行的影響。這兩篇論文如今已成為研究經濟學的人必讀的文獻。在本書收入地其餘文章和導讀中，科斯澄清並拓展了他有關企業、產業和市場的論點，發表了對經濟學發展所存在問題的評論。如果說今天的許多經濟學家都像技術人員一樣來研究經濟學，那麼，科斯看待經濟學的眼光則更像個哲人。他以沉思冥想的方式進行思考與寫作，其研究根植於對真實狀況的審慎詳察，以及對它們之間因果關係的深思熟慮。其經濟學思想已經滲透到了當代經濟學諸多領域。

羅納德·H.科斯（Ronald H.Coase）

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主要論著包括：《企業的性質》（1937）、《邊際成本爭論》（1946）、《英國廣播：壟斷的研究》（1950）、《社會成本問題》（1960）、《經濟學的燈塔》（ 1974）、《馬歇爾方法論》（1975），其中經典作品《企業的性質》和《社會成本問題》已成為新制度經濟學的兩塊基石。

上世紀80年代，為了全面地、系統地反映當代經濟學的全貌及其進程，總結與挖掘當代經濟學已有的和潛在的成果，展示當代經濟學新的發展方向，我們決定出版“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
“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是大型的、高層次的、綜合性的經濟學術理論叢書。它包括三個子系列：（1）當代經濟學文庫；（2）當代經濟學譯庫；（3）當代經濟學教學參考書系。本叢書在學科領域方面，不僅著眼於各傳統經濟學科的新成果，更注重經濟學前沿學科、邊緣學科和綜合學科的新成就；在選題的採擇上，廣泛聯繫海內外學者，努力開掘學術功力深厚、思想新穎獨到、作品水平拔尖的著作。“文庫”力求達到中國經濟學界當前的最高水平；“譯庫”翻譯當代經濟學的名人名著；“教學參考書系”主要出版國內外著名高等院校最新的經濟學通用教材。
20多年過去了，本叢書先後出版了200多種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經濟學的現代化和國際標準化。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從研究範圍、研究內容、研究方法、分析技術等方面完成了中國經濟學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軌；二是培養了整整一代青年經濟學人，如今他們大都成長為中國第一線的經濟學家，活躍在國內外的學術舞台上。
為了進一步推動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我們將繼續引進翻譯出版國際上經濟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加強中國經濟學家與世界各國經濟學家之間的交流；同時，我們更鼓勵中國經濟學家創建自己的理論體系，在自主的理論框架內消化和吸收世界上最優秀的理論成果，並把它放到中國經濟改革發展的實踐中進行篩选和檢驗，進而尋找屬於中國的又面向未來世界的經濟制度和經濟理論，使中國經濟學真正立足於世界經濟學之林。
我們渴望經濟學家支持我們的追求；我們和經濟學家一起瞻望中國經濟學的未來。

主編的話
譯者的話
前言
1企業、市場與法律
2企業的性質
3產業組織：研究的建議
4邊際成本的論爭
5社會成本問題
6社會成本問題的註釋
7經濟學中的燈塔

前幾節中，在研究通過市場重新安排合法權利的問題時，已經強調了這種重新安排只有通過市場進行，才會導致產值的增加。但這一論點假定市場交易的成本為零。一旦考慮到進行市場交易的成本，那麼顯然只有這種重新安排後的產值增長多於它所帶來的成本時，權利的重新安排才能進行。反之，禁令的頒布和支付損害賠償金的責任可能導致發生在無成本市場交易條件下的活動的終止（或阻止其開始）。在這種情況下，合法權利的初始界定會對經濟制度運行的效率產生影響。權利的一種安排會比其他安排產生更多的產值。但除非這是法律制度確認的權利的安排，否則通過轉移和合併權利達到同樣後果的市場費用如此之高，以至於最優的權利安排以及由此帶來的更高的產值也許永遠也不會實現。下一節將討論界定合法權利過程中的若干經濟問題，在本節中我將研究權利的初始界定和進行既定市場交易的成本。
顯而易見，採用一種替代性的經濟組織形式能以低於利用市場時的成本而達到同樣的結果，這將使產值增加。正如我多年前所指出的，企業就是作為通過市場交易來組織生產的替代物而出現的。⑩在企業內部，各種互相協作的生產要素間的討價還價被取消了，行政指令替代了市場交易。那時，無需通過生產要素所有者之間的討價還價，就可以對生產進行重新安排。考慮到各種活動之間的相關性將對土地的純收益產生影響，一個擁有大片土地的地主可以將他的土地投入各種用途，因此省去了進行不同活動的那些人之間的不必要的討價還價。大建築物或同一地區內若干毗鄰房地產的所有者都會以同樣方式行動。事實上，用我們的話來說，就是企業要獲得所有各方面的合法權利，活動的重新安排不是用契約對權利進行重新安排的結果，而是作為如何使用權利的行政決定的結果。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通過企業組織交易的行政成本必定低於被取代的市場交易的成本。但是，在很難締結契約或試圖描述當事人同意做什麼和不同意做什麼（例如，當事人可能會或不會引起的氣味和噪聲的數量和種類）的情況下，就需要製訂冗長的和極其複雜的文件，長期的契約就有可能被採用。⑩如果企業的出現或現有企業活動的擴展在許多解決有害影響問題時未作為一種方式被採用，這也不足為奇，因為只要企業的行政成本低於其所替代的市場交易的成本，活動的重新安排所獲的收益多於企業的組織成本，人們就會採用這種方式。我並不想詳細分析這一方式的特性，因為我在早先的文章中已對此作了說明。
但是，企業並不是解決該問題的唯一可能的方式。在企業內部組織交易的行政成本也許很高，尤其是當許多不同活動集中在單個組織的控制之下時更是如此。以可能影響許多從事各種活動的人的煙塵妨害問題為例，其行政成本可能如此之高，以至於在一單個企業範圍內解決這個問題的任何企圖都是不可能的。一種替代的辦法是政府的直接管制。政府不去建立一套有關各種可通過市場交易進行調整的權利的法律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強制性地規定人們必須做什麼或不得做什麼，以及什麼是必須遵守的。因此，政府（依靠成文法或更可能通過行政機關）在解決煙塵妨害時，可能頒布可以採用或不許採用的生產方法（例如，應安置防煙塵設備或不得燃燒某種煤或油），或者明確特定區域的特定經營範圍（如區域管制）。
在某種意義上講，政府是一個超級企業（但不是一種非常特殊的企業），因為它能通過行政決定影響生產要素的使用。但通常的企業在經營中要受到種種制約，因為在它與其他企業競爭時，其他企業可能以較低的成本進行同樣的活動；還因為，如果行政成本過高，通常市場交易就會代替企業內部的組織。政府如果需要的話，就能完全避開市場，而企業卻做不到。企業不得不同它使用的各種生產要素的所有者達成市場協定。正如政府可以徵兵或徵用財產一樣，它可以強制規定各種生產要素應如何使用。這種權威性方法可以省去許多麻煩（就組織中的行為而言）。進而言之，政府可以依靠警察和其他法律執行機構以確保其管制的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