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國事天下事：杜月笙「恆社」風雲人物 章榮初三代人一百年的回憶

★ 這個家庭的故事，是中國二十世紀一個縮影！


英資企業欺壓、日本侵略者逼害、國民黨官僚敲詐，從農村到大上海，從學徒到大老闆，你所不知道的上海資本家故事。

此書講述二十世紀的中國，一個資本家族由零開始學習經商，白手興家的發跡史，由筆者章濟塘的祖父章榮初為起點，看三代人的百年故事。

1918年的冬日，章榮初離鄉到上海，開展他的學徒生涯。後來拜師「上海大亨」杜月笙，成為「恆社」常務理事。撐過上海淪陷，也捱過了日本侵華，一生縱橫商場，家族三代人，在中國商界留下足印。

一切由1918年冬日開始。黃浦江上，朝陽初升照高樓，章榮初（1901-1972），出生在浙江吳興鄉村，隨同鄉人乘內河小火輪到上海，東方第一大都市學生意。章榮初於1924年上海發跡，三十年代起，其企業成為上海十大紗廠之一。1933年拜師「上海大亨」杜月笙，成為「恆社」常務理事。一生縱橫商場，歷經三起三落，撐過上海淪陷，也捱過了日本侵華，在1947年赴台灣投資，恰逢「228」事件，鎩羽而歸，1948年出走香港，被「統戰」攜資返回上海，經三五反、反右、文革等歷次政治運動，1972年病逝。

章榮初長子章志鴻（1924-2008），出生浙江家鄉，畢業於上海著名教會學校聖約翰大學，1947年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碩士學位，1950年放棄博士學業歸國，文革遭受打擊，文革後任上海市機電局副局長，上海市政協委員，1984年派駐香港，任上海實業公司（集團）副董事長總經理，1990年退休移居美國。

章榮初長孫章濟塘，1963年中學畢業正值階級鬥爭高潮，被安排到新疆農場工作，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監督勞動九年，1981年移居香港。

這個家庭的故事，是中國二十世紀一個縮影。本書二十五篇文章，是作者2010-2020年間發表於內地報章雜誌，集成本書時作了文字整理。


本書特色：

● 一份份當年因文革而無法面世的初稿，收錄昔日珍貴留影，還原這一百年中國私營企業家走過的路。

● 作者遍尋資料館，翻閱祖父的回憶錄，在茫茫書海中收集歷史碎片，那些上世紀大動盪時代的記憶，沉積在一張張舊照片中，記敍一個上海企業家三代的百年生活軌跡，側寫歷史的另一面，英資企業欺壓、日本侵略者逼害、國民黨官僚敲詐，從農村到大上海，從學徒到大老闆，你所不知道的上海資本家故事。

章濟塘

1945年1月出生於上海企業家家庭，12歲起隨名家學美術。
1963年高中畢業，因「出身剝削階級」被拒於美術學院。
1964年赴新疆建設兵團。
1966年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受「監督勞動」九年。
1981年移居香港，1994年移居美國。
1997年回歸香港，從事廣告平面設計至退休。

緒言

本書是筆者於2011-2020年在中國內地雜誌發表的家史文章之合集，記敘一個上海企業家三代在這百年的生活軌跡，乃本世紀歷史的一個側面。
第一代章榮初（1901-1972），世紀同齡，出生在浙江鄉村小鎮，1918年隻身到上海當學徒，可說是第一代農民工，1928年創建中國第一家華資印染廠，1938年開設上海十大紗廠之一的榮豐紗廠。在他最輝煌的歲月，既是上海灘顯赫大老闆，也是青幫大亨杜月笙「恆社」的核心人物。1947年赴台投資，帶了一千紗錠機器，從香港前往台北，到達基隆時，恰是2月28日（「二二八事件」），輪船在基隆海面漂泊三天無法靠岸，鎩羽而歸。1948年秋章榮初出走香港，終受統戰，於1949年初返回上海迎接「解放」，1972年文革中黯然離世。
章榮初的長子章志鴻（1924-2008），成長於父親事業的黃金時代，四十年代後期留學美國，1950年9月和二百多名留學生登上「威爾遜總統號」歸國，同船有兩彈一星功臣趙忠堯、鄧稼先、涂光熾、羅時鈞等，文革中這些海歸學人幾乎無例外被打成美帝特務。章志鴻是新中國統戰下的一代資本家，文革後頗受重用，由上海市長汪道涵起用為上海市機電局副局長，後派任香港上海實業集團總經理，政協委員及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退休後移居洛杉磯。
第三代章濟塘（即筆者），章榮初長孫，抗戰勝利前夕1945年初出生上海，自幼從名師學美術，六十年代初階級鬥爭高潮中因出身被拒於美院校門，參加支邊新疆農場，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十四年，1981年移居香港。
筆者退休後撰寫的這些文章，所據主要是章榮初和章志鴻撰寫的回憶錄。1963年章榮初應政協文史部門之約，著有一部十五萬字回憶錄《我在舊社會的三十五年》（因文革未出版），詳盡記錄他在三四十年代的經歷，是民國時期大陸私營企業家留下的唯一一部完整自傳。筆者身為上海資產階級一員，記述家族走過的路，相信無人可替代。
本書二十五篇文章，各自成篇，分別刊於內地多份雜誌報章，內容難免有重疊，現集為一冊，筆者作了文字整理，還原這一百年中國私營企業家走過的路。
有人問，你祖父在「解放」前夕返回上海，你父親「解放」初由美歸國，結果經歷了諸多磨難，一定後悔莫及。我要說的是，沒有誰，比和國家患難與共的一代更愛自己的祖國；沒有誰，比與民族共度艱辛的一輩更愛自己的民族。中國近代民族企業創業者，從一開始就和國家民族的命運緊緊相連。拳拳愛國心，錚錚報國情，「實業救國」絕非一句空話，這是膚淺的階級鬥爭論信奉者無法理解的。
在動盪大時代，家庭離不開國家，家事離不開國事，每個人的命運，都和國家存亡息息相關，和民族大局切切相連。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故名之「家事國事天下事」也。

2020年8月15日記於香港聽雨軒

緒言

第一輯　以筆者祖父章榮初為主的家史
　從所謂「杜公館」說起
　章榮初學徒生涯
　上世紀三十年代樣本背後的故事
　1936 年上海商會選舉軼事
　「青天白日滿地紅」的第一次印製
　尋覓祖父的腳印
　毋忘「八一三」
　掙扎與盼望：一個上海企業家的抗戰自述
　「青樹同學會」與《雄風》雜誌
　建設家鄉 回饋故土
　對得起故鄉，對得起自己
　海納百川尋夢路
　「大班」和「老闆」

第二輯　筆者父母章志鴻、馬璧如的往事記敘
　一張八十年前的結婚證
　紀念一位老伯
　所謂「將軍私人遊輪」
　上海實業：對外開放的窗口
　遠去的記憶

第三輯　筆者本人的回溯
　月是故鄉明
　一個富三代穿越半世紀的記憶
　冬日閣樓的陽光——記憶中的充仁畫室
　張充仁一幅未發表過的油畫
　走上空無一人的羅湖界橋
　詩與遠方
　山不轉水轉

編後記
主要資料來源

從所謂「杜公館」說起——章榮初實業救國之路

紹興路之為文化街，已是上海人共識，這條百米小街，至今依然梧桐婆娑，綠樹蔭翳，不像其它馬路高樓林立，面目一律。紹興路的媚力，恰在這蔽空濃蔭下的書香，鬧中取靜的幽雅。
從香港回上海，航機刊物介紹上海旅遊點，「紹興路54號」的標題跳入我眼，在紹興路度過童年的我，倍感親切。看下去不禁笑出來，現在那裡叫作「笙館」，說是「海上聞人」杜月笙的故居。更多傳言稱是杜先生四姨太或五姨太或九姨太的住處，更有說是「有人送給杜母吃素念佛」之處。以訛傳訛，無奇不有。
其實，這是我家舊居，我的出生地。
紹興路54號，原為美國領事館興建的僑民俱樂部，1940年落成後因戰事未使用就出售，由我祖父以四千兩黃金購得，直至1952年成為上海人民出版社社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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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實業民族資本 鬥外資三起三落

我祖父章榮初（1901-1972），名增驊，字榮初，祖籍浙江省湖州荻港。荻港章氏名人輩出，如民初外交家章宗祥，中國地質學先驅章鴻釗，教育家章開沅等。章吳兩姓為當地望族，民謠稱：「章百萬，吳無數。」直到現在，以石板鋪設的荻港老巷，橫鋪的是吳家所鋪，直鋪的是章家所鋪。（《吳興荻港章氏五修家乘》2010）
到我祖父在菱湖鎮出生時，家道中落，景況清寒，他只讀過五年私塾，十四歲就在父親開設的土絲行打雜幫工。1918年冬剛滿十八歲，身揣兩塊大洋，跟姑夫到上海打工。
中國工業現代化與農村與土地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直到今天依然如此，章榮初就是一個二十世紀初的農民工。
不知是個人幸運還是社會風氣所然，章榮初在學徒生涯遇到一個好老闆，每天店舖打烊後，老闆督促他寫大小楷十張，學珠算心算，教育他「客人乃衣食父母，做生意童叟無欺」。祖父一生重情義、知報恩，寫得一手好字，心算和記憶力極強，為日後創業打下紮實基礎。
十年辛勞，十年拼搏，章榮初從學徒工、布店夥計、合夥人，到自己創業。1928年買下上海楊樹浦華德路（現長陽路）十七畝土地，開設中國第一家華資印染廠—上海印染廠—此前英資綸昌印染廠獨家壟斷中國印染業。
當時的中國，國弱民窮，民族資本猶如巨石下的幼草，在章榮初拒絕英資兼併後，綸昌發起削價攻勢，兩個月內將出廠印花布從每匹四兩五錢白銀，降到每匹二兩八錢白銀，導致上海印染廠每日虧損一千兩白銀。1930年5月16日章榮初在《申報》刊登《告本埠匹頭業勿定外貨宣言》：「在此千鈞一髮的中國裡，大家需要覺悟了，我以十二分的誠意忠告諸位幾句話……將提倡國貨的心，常印在腦海裡。」1930年9月上海印染廠終於被英資綸昌壓垮倒閉，一個月後布價隨即被綸昌提高到每匹七兩白銀。
半年後，章榮初在上海商業銀行總經理陳光甫和銀行家郁震東支持下，重新站起來，1931年7月上海印染廠復工。1932年他買進隔壁五十畝農田，工廠擴大到紡紗、織布、印染，成為全能紡織廠。
面對中國民族資本的崛起，外資是不甘心的，綸昌財大氣粗，故伎重施，再次將出廠布價由每匹七元跌到三元七角（1933國民政府改革幣制，廢止白銀，改用銀圓），上海印染廠苦撐半年，1934年6月再度倒閉。
經過風雨飄搖的兩年掙扎，1936年又頑強挺立，易名上海紡織印染廠，更上一層樓，增加紗錠和機器，員工達三千多，成為上海灘最大紡織企業之一。可嘆1937年「八一三」日寇進犯上海，處在炮火下的企業終告結束，被日商裕豐紗廠接管。
十年間，三次倒閉，三次爬起，章榮初在1938年另設榮豐紗廠，終於在上海紡織業界站穩腳跟。
談起章榮初的往事，沒有誰，比和國家患難與共的一代更愛自己的祖國；沒有誰，比與民族共度艱辛的一輩更愛自己的民族。中國民族資本，從一開設就和國家民族的命運緊緊聯接，拳拳愛國心，錚錚報國情，「實業救國」不是一句空話。用階級鬥爭理論來解釋社會，是無知而膚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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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靠山拜師杜鏞 入恆社堪稱中堅

三十年代初的十里洋場，魚龍混雜，黑道白道橫行，即便有一定身價地位，依然如履薄冰。章榮初為了找個靠山，1933年初經黃炎培【註】推薦，拜杜月笙為師，加入了1932年成立的「恆社」。
杜月笙出身十六浦地痞流氓，拜青幫通字輩「套籤子福生」陳世昌為老頭子。1927年中共在上海建立第一支武裝，控制了上海市，蔣介石派陳群等潛入杜府，組織「中華共進會」，誘殺中共領導人汪壽華，發動「四一二」事變，鎮壓了中共武裝，令老蔣在政權之爭中脫穎而出。杜月笙獲封少將參議，儼然社會名流了。
「杜月笙現象」是特殊時代環境所造成，當年租界分治，各自為政，上海這個東方第一商業都市，竟沒有統一的法律、統一的管治，無政府狀態，造就了杜月笙這樣黑白兩道通吃、正邪左右逢源的勢力，憑杜氏「閒話一句」擺平各種社會糾紛、調停八方利益爭鬥，可謂「亂世出英雄」。
杜月笙為進入上層社會，需要改變黑幫形象，大弟子陸京士（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委員）提出在幫會之外，成立一個合法社團「恆社」，設立高門檻，入社者需具中學以上學歷，文職人員科長以上，文化教育界中學教師以上，軍人少校以上，或者擁有自己企業，如此一來，把杜的幫會弟兄全擋在門外。
恆社成員中商界佔百分之五十四，香港回歸後首任行政長官、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的父親董浩雲，香港立法會前主席、現全國人大常務委員徐麗泰的父親徐大統，九龍倉集團主席吳光正的父親吳紹璘建築師，都是恆社成員。恆社的核心是十九人理事會，其中九人為常務理事，杜月笙自任名譽理事長。1933年2月章榮初拜杜為師，加入恆社，1934年成為九名常務理事之一。（《恆社月刊》第10期，轉引自《上海青幫》上海三聯書店）
陸京士主持編寫的《杜月笙傳》有這樣的記敘：
恆社八百弟子中，各式各樣人物都有。……杜月笙常說他的學生子中有三匹野馬，他自己拉不住他們的韁。事實上則其言若憾焉，而心實喜之，因為這三匹野馬大有乃師之風，他從這三個學生子身上看到若干年前的自己。……三匹野馬跟杜月笙都很親近，洪雁賓這個招商局船務科長，根據杜月笙的說法，洪雁賓的法道比我還要大！……張子廉不在洪幫，卻替杜月笙擔任洪幫的聯絡者，僅此一點，可見張子廉噱頭不是一眼眼。
本事最大，手面最闊，尤能超過乃師杜月笙，上海人講究的三頭：噱頭、苗頭、派頭一概佔全的，首推杜月笙的愛徒，恆社中堅分子章榮初。
（章君穀《杜月笙傳》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
「八一三」事變後，上海淪陷，杜月笙為避日軍迫降，經香港轉赴重慶，在上海留下他的親信萬墨林、徐采丞作他的代表，當時杜門有「內務萬墨林、外事徐采丞」的說法。
1938年章榮初在大西路74號（現延安西路）開設榮豐紗廠。原為獨資，徐采丞來參觀後，表示杜要入股，於是改為有限公司，杜出資三萬，徐采丞和徐寄廎也各出資三萬。章榮初乃奉杜月笙為董事長，兩徐、他自己和總經理韓志明為常務董事，杜月笙也因此成為中國紡織業聯合會理事長。（徐寄廎是杜月笙親近者，四十年代任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上海銀行公會理事長和上海商會會長。）
當時筆者父親章志鴻就讀上海聖約翰大學，母親馬璧如就讀東吳大學商科，外公馬久甫是浙江興業銀行董事經理，1943年春章榮初親自到浙興銀行，託浙興董事長徐寄廎作媒，向馬久甫提親，1944年4月8日筆者父母的婚禮在上海麗都花園舉行。
以章家當時的經濟狀況及社會地位，婚禮完全可以極盡奢華，但儘管華麗隆重，卻只有茶點招待，不設酒席。此一是蔣介石提倡節儉新生活運動餘韻，二是杜月笙帶頭的風氣。
杜家總帳房黃國棟有如下記載：「杜月笙的子女都已長大，五個兒子及一個女兒的婚事都在麗都花園舉行，只設茶點招待，每次來賓千餘人，花費還是很大。杜月笙六十壽辰，也在麗都花園舉行。杜要求節約，每席僅六個素冷盤和一大鍋光麵……」（《杜門舊話》《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54輯1969年）
婚禮上，馬璧如的伴娘是她表妹張錫瑾，其夫王光復—王光美的五哥—曾在武漢大戰中擊落九架日機的空軍英雄，當時是駐滬國軍空軍上校，1948年去了台灣，任台灣空軍作戰處少將處長多年，八十年代退休移居美國。抗戰勝利六十週年時王光復夫婦應邀到京，獲中國政府頒授「抗戰老戰士」勳章。度盡劫波，柳暗花明，父母和他們在達拉斯重逢，已是相別六十三年之後的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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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寇身陷囹圄 棉紡業黃金時代

「八一三」抗戰全面爆發，烽火四起，但日本尚未對西方宣戰，不能進入租界，租界成為淪陷區內的孤島，到1941年12月6日珍珠港事件之前這幾年稱為「孤島時期」，文化經濟畸形繁榮。
1938年10月榮豐紗廠開工，生意非常好，但處在日寇魔爪之下，朝不保夕。1939年10月，一個日本軍官來到愚園路章榮初家，自稱是極司非爾路76號的，這是日寇汪偽特工總部，章家人嚇得臉都白了，他要章榮初出面請法租界一位醫生出診。章榮初一聽就明白，這位醫生是抗日人士，當時日本人不能進租界，只有把醫生引出租界才能下手，章榮初對日本軍官說明天要去杭州，後天回來就致電醫生。日軍走後，他立即找地產方面的朋友，在法租界亞爾培路（今陝西南路）租了一所房子，全家動員，用廠裡幾輛卡車半天就把家搬到租界。
不久得知附近愛麥虞限路74號已落成要出售，於是以長子章志鴻之名，以「四百根大條」（四千兩黃金）買下來，這就是今天的紹興路54號。該宅正樓原只兩層，再加了一層，並在正樓後面的游泳池旁擴建一座曲尺形兩層樓房，供傭人住宿，樓下是廚房和洗衣房等。這樣的豪宅在當時上海，是相當顯赫的。章榮初又用二百五十根大條買下隔壁永嘉路25弄20號一幢舊式洋房，以杜月笙的名義，供杜的師傅陳世昌一家居住。兩幢房子毗鄰，隔牆開一小門可以來往，章榮初在杜門的地位就更特殊了。
抗戰淪陷時期，國民黨在上海的組織被日軍破壞，1943年底，國民黨組織部副部長吳開先再度負命到上海，與第七戰區司令吳紹澍、軍統戴笠協調地下力量，1944年4月，萬墨林向章榮初提出在紹興路54號請一批銀行家吃飯，其實是吳開先、吳紹澍、蔣伯誠等，以宴飲打牌為掩護，召開國民黨敵後工作會議。到6月，吳開先被叛徒告發，國民黨在上海的電台被日軍破獲，萬墨林等人被捕，章榮初受牽連被抓進日軍憲兵隊。他的回憶錄寫道：
一個日本憲兵坐在中間寫字檯椅子上，對面也有一隻椅子，日本人把電鈴一按，對面的椅子就動起來，我知道這是電椅子，一會兒來了幾個日本人，拿來十幾塊夾板和許多繩子，把我拖到椅子上去，我硬拼住不肯坐上去，正在這緊張時候，忽然門口來了一個日本人，把門半開地對裡面日本人說了幾句日本話。坐在寫字檯上的日本人對我說：「你不肯坐是嗎？那就換個花樣吧！」他們幾個把我的兩隻手綁起來，腳沒有綁，在這個房間裡四角立四個日本憲兵，把我這個人當皮球拋，先把我拖到一個角裡的日本人旁邊，這個日本人就用力把我一拋，當然不出幾步就跌倒了，他們哈哈大笑，又來把我拉到另一角裡，交給另一個日本人再拋，我跌了十廿次。後來又把我吊起來打，這樣到了下午大約兩點鐘的時候，日本人把我放下來，叫我坐下來對我說：「已經決定了，明天槍斃你。你寫一張遺囑吧！」我說：「橫豎要死了，寫什麼遺囑。」他舉起手來很重地打了我一記耳光，就把我關到牢房裡去。
（章榮初《我在舊社會的三十五年》手稿）
章榮初畢竟不是國民黨人，徐采丞花了三十根金條（三百兩黃金）把他保出來，在回家路上，章榮初問徐：「吳開先也被抓了嗎？」徐采丞笑說吳開先是不會抓的。徐采丞奉杜月笙命留在上海，開設「民華公司」，將上海的棉紗紙張等物資運往重慶，再將後方的桐油牛皮運來上海，大發國難財，利益歸杜月笙和戴笠兩人。章榮初不解日本人怎麼睜眼閉眼讓他們進行這樣的戰略物質交易，徐透露日寇知道杜在中國政界舉足輕重，要拉攏杜，進而勸蔣介石放棄抵抗，對日投降，因此允許徐以生意為名保留一部電台和重慶聯絡。因蔣介石、杜月笙堅決抗日，日寇始終未能得逞。
萬墨林在極司非爾路76號特務機關受了重刑，更被76號偵緝隊長漢奸吳四寶敲詐了幾十萬，後經潛伏在日方的唐生明等疏通釋放後，無法在外面活動，在紹興路章家隱居到抗戰勝利。
抗戰勝利後，首先進入上海的是美國空軍，章榮初包下「偉達」、「祥生」兩家飯店，辦起「章氏招待所」，免費接待美軍官兵。美第七艦隊進駐上海，司令金凱德四星上將（Admiral Kinkaid. C.I.C.）代表美國政府到章家致謝，章榮初在花園草坪設宴招待盟軍，陳納德將軍到上海也來拜訪章榮初。蔣介石得知後，送了一張親筆簽名照片給章榮初。
1947年初，解放軍節節勝利，蔣介石要搜捕國民黨左派領袖李濟深，李的幕僚李乙尊（京劇程派藝術傳人李世濟的父親）要求章榮初幫助，李濟深在紹興路54號躲避月餘，期間李患盲腸炎，章榮初請上海最著名的外科醫生任庭桂在家為他動了手術，將他秘密送往香港。
被日寇霸佔的上海紡織印染廠收回後，改為榮豐二廠，與大西路榮豐一廠合併為榮豐紡織廠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註冊資本法幣一百億元。
抗戰勝利後的幾年，經濟迅速恢復，紡織業連番增長，據「蘇浙皖京滬機器紡織工業同業公會」1945至1949年初的統計，榮豐紗廠資產在上海紡織企業排名第五位（《近代上海棉紡織業的最後輝煌（1945-1949）》王菊著，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48年上海有大中企業一百零一家，其中紡織企業三十四家，上市公司二十一家，榮豐是上市企業之一。（《上海工商經濟史料》）中國民族資本的力量，積聚了近百年，終於在四十年代後期造就了曇花一現的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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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青樹致力教育 報桑梓建設家鄉

前面說過，中國民族企業家的根在農村，章榮初1918年到上海，1928年開辦企業，實業剛起步，已「迫不及待」報恩鄉里，回饋桑梓。1933年在家鄉菱湖購地二十畝獨資創辦了青樹小學，他在《改進菱湖鄉村的設施和願望》一文談到自己的心願：
我國是農業國家，社會和民族經濟的基礎，是完全建立在農村之上，因此農村經濟的衰落，是我們目前最嚴重的社會問題，近來全國上下，都憬悟到復興農村的重要。……我們為大多數勞苦群眾去謀生活的安定，子女的撫育，是我們應盡的責任。因此，我是抱着改進農村的願望，從故鄉菱湖做起，以我的全力和全部私產，作為改進鄉村的一切設施和經濟後盾。……對於金錢，我是抱定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主張。
青樹小學七百多學生完全免費，貧困學生更給予獎學金，為不忘國恥，校內道路命名為「九一八路」、「一二八路」、「五卅路」等。林森題校訓「誠毅」，陳立夫題辭「宏開廣廈」，王世杰題辭「桃李成蔭」，潘公展題「青天白日，樹之風聲」，陳布雷題「樹人百年」。
但這樣蓬勃的教育事業，1937年11月日寇佔領湖州後，被日軍放火燒燬。
抗戰勝利，章榮初第一件事就是恢復辦學，購置四十三畝土地重建青樹學校，規模比1933年的青樹小學更大，同為菱湖人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上海市參議長潘公展任董事長。校舍由留德建築師吳紹璘設計。吳是蔣緯國在德國同窗好友，二戰後期回到重慶，成為杜月笙關門弟子，抗戰勝利後到上海，一直寄居在章家。章榮初抗戰後投資的工廠學校都由他設計，校園內一座章清儒的青銅塑像，是中國雕塑大師張充仁的作品，毀於1957年「大煉鋼鐵」。
教育事業外，章榮初更大力投資故鄉經濟建設，1945年他和潘公展聯名發起籌建「菱湖建設協會」。他說：「我務必為桑梓有所建樹，方無愧於先祖和後人。」
1946年起，章榮初共投下二百五十多萬美元，先後興建化工廠、繅絲廠、發電廠、醫院，創辦現代化農場，改良蠶種，無償向農民發放桑秧、抽水機等。
章榮初對家鄉的關愛可以從一些默默無聞的貢獻看出，三十年代以來，他重修了菱湖百分九十的街道，三十多座橋梁，建立了菱湖第一支消防隊，設置了五十個垃圾桶，每月提供城鎮清潔費十萬元。
黃炎培得悉章榮初的事跡後，為他寫下楹聯「忍人所不能忍，為人所不願為」。
中國最早的傳染病防治醫院「真心時疫醫院」，1908年由萬國紅十字會（中國紅十字會前身，盛宣懷為會長）設立在上海天津路316號，四十年代初，章榮初在附近的258號興建了他的企業總部豐業大樓，自此，時疫醫院的經費就由章榮初獨立承擔。抗戰時期中國紅十字會由蔣介石任會長，副會長杜月笙，1946年紅十字會從重慶遷回上海，成立理事會，章榮初為六位理事之一。
由青樹學校衍生出來的青樹助學金，1945年起由上海《新聞報》社長嚴諤聲、教育家舒新城負責，為貧寒大學生發放助學金，到1949年前共有四百多名大學生由青樹助學金資助完成大學學業，他們組織了由章志鴻為主席的青樹同學會，出版進步刊物《雄風》。「解放」前夕，青樹同學會有七十多人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湯恩伯下令逮捕章榮初，經杜月笙、潘公展出面周旋才得幸免。
交大共產黨員穆漢祥、三青團員史霄雯，在解放軍炮火映紅上海西郊天空的時候，被國民黨殺害，現在兩烈士紀念碑聳立在交大校園，1950年章志鴻由美國回來，特去祭祀，他們都是青樹同學會的菁英。
現在，菱湖中學（原青樹學校）是浙江省一級重點中學，青樹的故事在廿一世紀有了新的發展。當年一位揚州來上海的學子辛德俊，憑青樹助學金的資助完成了交通大學學業，1949年後他在香港船運業功成名就，他時刻記得章榮初當年「希望每位青樹同學在走上社會後都能幫助另一位青年完成學業」的囑咐，改革開放後幫助了幾位家鄉中學生赴美留學，2001年他出資委託美國加州金門大學教授趙耀渝女士辦了一個教育基金，致力幫助中國偏遠地區的教育事業，但這個基金沒有用辛先生自己的名字，他沿用了青樹的名稱，更延續了青樹的精神，這就是美國舊金山的「青樹教育基金」（Evergreen Education Foundation）。
2007年美國青樹教育基金來到菱湖中學尋根的佳話，在教育界廣為流傳，青樹精神永存，沒有什麼比這更令章榮初在天之靈寬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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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彷徨走避台港 歸上海迎接解放

1947年初章榮初攜資金和一千紗錠紡織機器赴台灣，吳紹璘同行，準備在台灣設廠發展，誰料他們此行恰逢「二二八事件」，在船上滯留三日，只得返回香港，斷了到台灣發展的念想。
1948年秋章榮初避走香港，是年李濟深在香港召集國民黨反蔣人士組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李為主席，宋慶齡為名譽主席，響應中共號召，準備北上參加新政協。
1948年12月23日李與章榮初一夕長談，訴以中共「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十六字方針，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次日李濟深與郭沫若等三十多位民主人士，以參加聖誕舞會為名，登上停泊在維多利亞港的蘇聯貨船，駛出公海直上大連。1949年2月10日，章榮初攜資金回到上海，迎接「解放」。
吳紹璘決定離開上海，蔣緯國給他一艘登陸艇裝滿吳的私人財物，吳乘飛機到台北，蔣告知他，一船財物被共軍擊沉，吳明知被蔣私吞，啞口無言，只得到香港。出生在紹興路54號的他獨子吳光正，後成為船王包玉剛二婿，1997年曾為香港第一屆特首候選人，現為香港九龍倉集團、會德豐集團等企業主席、全國政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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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購銷公私合營 大浩劫文化革命

「解放」初第一個經濟政策是統購統銷，農產品和工業品都須由國家收購，再供應市場，市場經濟開始向計劃經濟轉化。章榮初在四十年代建立起來的「農產原料—工業生產—市場銷售」一條龍體系，無法再運作，十四個企業全部陷於停工狀態。
1950年5月章榮初到北京向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李濟深申訴，李當即親書一函呈毛主席，隨後毛主席給李濟深回信，領袖的草書揮灑在中央人民政府信箋上：
李任公：
你的朋友章榮初的事我知道了，已告訴總理和一波同志，予以照顧。
毛澤東
李濟深字任潮，毛尊稱他「任公」，此信由章榮初珍藏，我見過，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
章志鴻在美國剛完成MBA，準備讀博士或就業，章榮初在國內獨力支撐深感吃力，只得召他回來。1950年9月章志鴻放棄在美讀博計劃，偕馬璧如及生於紐約的次子回國。
1951-1952年「三反五反運動」，資本家全是該痛打的老虎，章榮初十四個企業全部停工，焦頭爛額、走投無路，畢生最大的心血—建設家鄉—投資二百五十多萬美元建立的企業無法開工又不能解雇工人，不足三年就喪失殆盡。經歷過政治運動的人都能想像這是一種怎樣的境況，章榮初四次自殺獲救。1952年紹興路54號和隔壁陳世昌宅一起賤價由政府接收，所得二十四億人民幣（當時之舊幣，相當於現二十四萬）全部用於填補企業的無底洞。
1952年榮豐一廠被軍方接管成為軍服廠，後改為第七紡織機械廠，現為華敏世紀住宅小區和華敏國際商廈；1954年榮豐二廠公私合營，1966年改為上棉三十一廠，現為榮豐花園住宅小區。
1956年政府對民族資本家實行「贖買政策」，章榮初全部資產被「核定」為四百萬人民幣，按「核定資產」每年支付百分之五定息七年，1957年起每年定息二十萬元，1964年政府宣佈再加三年，後因文革而中斷，直到文革後才補發。
不斷的運動、不停的折騰，是當年的基本生活方式。文革期間章榮初被勒令到上棉三十一廠勞動，以六十七歲高齡，來回路程要四小時，在廠裡勞動八小時，打掃廁所、在車間收集下腳花。中午在食堂只許吃青菜，不許吃葷菜，有次一個老工人偷偷塞給他兩個肉包子，輕輕說：「章大班，想開點，身體要緊！」
1967年8月，由上棉三十一廠造反派頭目，王洪文「五虎」之一的黃金海，夥同上棉三十廠黃秀珍，在楊浦工人體育場召開上海第一次八千人大型批鬥會，主角是章榮初、章志鴻、榮鴻仁、榮漱仁、劉念義和上海市委統戰部長王致中、副部長趙忍安等，散會時，王致中帶緊兩步，走到章榮初身邊輕聲說：「章老，多保重。」
章榮初終於大病一場，1968年之後不再去勞動，但無日無之的外調，反複查問兩件事：青樹獎學金和章氏招待所。很多由青樹獎學金資助完成學業的大學生，後來都成為新中國重要的建設者或中高層幹部，按照階級鬥爭的邏輯，造反派有充足理由確信青樹獎學金和章氏招待所是國民黨特務機構。
文革前章榮初靠定息生活，文革中完全沒有了經濟來源，身體迅速衰退。1972年12月章榮初身患肝炎，當時富經驗的醫生不是去了五七幹校，就是戰戰兢兢，一名醫生為章榮初插導尿管，病房門口立即貼出大字報，批判這位醫生為資本家服務，在這樣的氣氛下，章榮初根本得不到應有的護理。12月13日凌晨，章榮初在新華醫院逝世，享年七十二。
要是沒有鄧小平同志帶領中國走出那個「越窮越鬥，越鬥越窮」的死胡同，要是沒有改革開放、改天換日，不要說我全家，就是整個中國，到今天也還在黑暗中掙扎。章榮初的時代過去了，但前輩的努力，前輩的願景，依然激勵我們去追尋、去完成。
祖父沒為我留下分文遺產，恰如他生前文章所寫：「講到子孫觀念，我敢說絕對沒有，金錢問題，決不留剩一分，使兒輩享受，總期取之於社會，悉數用之於社會。」他說過多次「與其積財於子孫，不如積德於子孫」的教導，深深銘刻在我心中，成為我人生價值觀的基石。
我是家族的長子長孫，兩歲半父母遠赴美國留學，我一直由祖父母撫養長大。在我中學時，祖父就經常和我說往日的故事，1963年上海政協文史部門要他寫回憶錄，我也是第一個讀者。
1964年我離開上海支邊到新疆建設兵團，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1968年我從農場逃回上海，祖父頹顏白髮，孤獨苦悶，我每週去陪他兩個下午，各地來外調的工作組天天要他交代過去的「罪行」，我也每每聽他的苦思和追憶。
今年是我祖父章公榮初誕辰一百十周年，《檔案春秋》約我撰寫此文，給了我緬懷先人，紀念祖輩的機會。
今天，中國再次抓住了歷史機遇，美好的前景又一次在我們面前展開，此時此地，回首一個世紀走過的道路，回顧這個世紀的反復和折騰，有助我們看清歷史，認清前路，成就前輩未竟之業，實現民族中興的理想。我想，祖父及他那代中國現代企業先驅的「實業救國」理想，正由後人來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