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鄉牧神之歌：余光中作品評論與研究(電子書)

前言：望鄉牧神之歌 蘇其康
緒論：回到藍墨水的上游 張錦忠

輯一
晚期風格：論余光中的長詩〈秭歸祭屈原〉 李有成
余光中詩學的晚期風格 陳芳明
〈洛陽橋〉注及賞析 李瑞騰
春天從洛杉磯登陸：兼論余光中詩集《五行無阻》二詩 張錯
「有一首歌頌我的新生」：余光中的作品和生活 黃維樑

輯二
青青邊愁，鬱鬱文思：析論余光中的《今日世界》專欄散文 單德興
笑人與自笑：從幽默諧趣看余光中散文創作與理論的變遷 樊善標
測繪地景：余光中的旅遊記事中的人文地圖 王儀君
印證余光中筆下的山水 鍾玲

輯三
中詩英譯：余光中的水磨妙功 蘇其康

輯四
變成一個更高明的你！春訪余光中先生談創作與人生 陳幸蕙

余光中教授簡歷與著作書目
作者與編者簡介
後記 王儀君

望鄉牧神之歌 蘇其康

 在當代華文作家中，能說得出家數名號，且廣受海內外知識界和文壇所景仰的，可能就非詩壇祭酒的余光中先生莫屬了。先生六十年來棲身上庠，雖退而不休，晚年堅守中山大學，被奉為鎮校鎮山之寶，其實更重要的是他的創作不斷，越晚越精純，尋且大有反樸歸真的意味，譬如每常採用歌謠覆部疊句的手法，而其文字更形清新脫俗，駸駸然而有現代詩的古雅風，卻又含英咀華，可堪反覆玩味。誠然有大宗師之姿。
 為了感念先生帶給學校有形無形的光彩（中山大學曾二度頒授余先生殊榮：中山講座教授、光華講座教授以及名譽文學博士學位），早在去年（二○一七），校內便積極為余教授安排了系列的九十大壽慶典，每次的場面都感人且熱鬧溫馨，非尋常慶生會可以比擬，然而先生的格調，不應只停留在短暫的事務上，猶應有另一精神層面，以為誌賀。故此，早在一年前，余教授的門生故舊便醞釀要替詩翁籌策一秀才人情─出一本賀儀論文集。此議有例可援；老師七十歲和八十歲時都曾出過壽慶論文集，前者名為《結網與詩風》，後者訂為《詩歌天保》。我們把這個想法告訴余老師，可能是自謙，也可能另有更好的點子，老師沉默了一陣子沒有回應，後來終於應允我們向各方邀稿之舉。這次和以前兩次稍有不同的地方，便是我們鼓勵大家寫點和余老師作品有關的文章，而不是任何領域的文章，也因為這個強烈的訊息，部分作者大為猶豫，謙稱不善於撰寫論文，雖然經過編輯小組同仁的遊說，終難免於遺珠之嘆。少了一些投稿者的大文，等同在專利上少出現了余老師交遊和友朋間的一些支持訊息，這樣的結果，無疑是我們籌劃同仁的缺失。
 余老師創作之外，授業黌宇，學貫中西，這也是我們要用論文集為老師祝壽的主因。中式的助慶，每有唱和之舉，關於酬唱方面，九歌出版社另擬出專書連貫老師的平生功業，因此，我們便固守在描摹老師著作一已之見的分享上。在西方學術傳統中，壽慶論文集的作者都自然變成一慶賀團的名單，屆時連同專書晉獻壽星，此即為祝賀名單（tabula gratulatoria）之謂也。一般而言，寫論述文章，稍需費時，故一年為期，加上編校過程，其實時間上剛好而已。不想在去年底十二月十四日時老師先行駕鶴歸去，在哀悼之餘，編輯小組很快便議決，以余老師為中心的論文集仍按原訂計畫出版，目的不變，方式可以調整。又既然老師已仙逝，論文集的篇章，若其論述內容與余老師作品無關，便意義不大，因此，編輯小組再度提醒撰稿同道希望以閱讀和賞析余光中教授的作品做出發，使能把一得之見，貢獻給廣大的余光中粉絲和讀者，期使這本專書成為研究余光中的重要史料和深度詮釋參考資料。出版的初衷雖然已改變了，但景仰和敬意未減，這是一本紀念余光中的專書，從祝賀（tabula gratulatoria）的情景已變為悼念（in memoriam）的篇章，不過余老師泉下有知，或許會不以為忤。
 其實，對作家或學者最好的敬意便是讀他的書，進入他的思路世界，與之神交，那是跨時空、跨領域、跨民族，也是跨文化的壯遊，至於每個人與這位作家的熟諳度，不在物理距離，或謀面的次數，而在於彼此的心理距離，以及心靈契合的程度，雖然本書所有作者都和余老師有不同程度的交往情誼，但重點仍然落在各人對老師作品的賞析層級和品味深廣的透視，也是基於如此純真之目的，我們請求本冊所有的作者，以余光中個人為出發點，且以他的作品為依歸，在最大自由度之下，反映每人對余老師的慕想，這種論文集的做法，不一定是創舉，但定然在中文的知識界和學術界是全新的嘗試。在西方的傳統裏，對成名的大家往往會編有「個案紀錄冊」（casebook），作為對單一作家綜合或入門研究之用。但本書和個案紀錄冊有些許貌似，卻不盡相同。
 首先，這不是一本傳記，事實上我們盡量減低寫傳記的色彩，因為這方面有很多其他人在做。我們希望本書文章可以成為日後研究余光中作品的必備參考，最少，這是一個目標，但因為要配合余光中九十冥誕前出版的時程，大家只能盡力而為。其次，本書和西方個案紀錄冊最大的差別，就是所有的文章都有溫度感，不是冰冷硬繃繃的學究文章，這點絕不是余老師喜歡的風格。在徵稿和催稿過程中，因為多種原因，有些朋友的大作未能收輯到，引為憾事，惟希望他們在別的場合，再締造對余老師的謳歌。
 本書訂名為《望鄉牧神之歌》理由很簡單。《望鄉的牧神》原本就是余光中早年一本散文集的書名，原句出自英國文藝復興時期大詩人約翰‧彌爾頓之手，大有以自己的悼亡詩把摯友化為不朽的對象，然而《望鄉的牧神》殊非輓歌之流，但卻有西望神州憂思的慨嘆和滿懷浩然之氣的激盪，以之作為余光中大半生的寫照，雖不中，不遠矣。在這本散文集裏中西文學的傳統和影子，大畧可見。因此，借用詩人自己的文辭正好替我們這本論文集臉上貼一點金。至於加上「之歌」兩個字，是因為我們論文集的涵蓋面包括了詩，因以為名。
 從祝賀到悼念，我們謹願獻上《望鄉牧神之歌》給已羽化升天的余光中老師。

附件3內文試閱
緒論
回到藍墨水的上游 張錦忠

壹

在余光中教授去世前半年左右，蘇其康老師發起籌編一本論余光中作品的文集，預計二〇一八年出版，既為詩人重九九十華誕祝壽，也為余學累積研究彙編。這個心意顯然因余光中於去年底辭世而落空了一半。不過，我們幾位編者覺得原本的心意還有一半可以實現，如果原先答允撰稿邀稿的文友與學界同人多數能夠如期供稿，編一本研究余光中的人無法繞過的論文集還是很值得做的事。
世人所知道的余光中，當然是當代中文文學世界的重要詩人與散文家。在戰後臺灣文壇開啓「現代詩紀」的一九五〇年代初期，詩人們像崛起的星群，在文學的夜空中競相放光，到了五〇年代中葉，藍星、現代詩社、創世紀三分詩壇天下，爾後才有笠詩社冒現，三分變成四方，於是臺灣現代詩風從超現實到鄉土，都有所表現，各自展顏。現代詩能在彼時成為臺灣文學的主要能動力量，余光中、覃子豪、紀弦、洛夫等前行者為現代詩搖旗，在寫詩，交出作品之外，編詩刊、釋詩、譯詩、論詩，乃至論戰，為當時的現代詩運動推波助瀾，居功至偉，余光中更是其中的重要代言人。余光中以其外文系背景，熟悉西方現代文學，詩尤其是他的「第一興趣」，一方面取法英美詩歌以鍛鍊詩藝，另一方面向英詩傳統與演變取經以論述中文現代詩的表現與語言，頗多建樹，可謂詩與詩論左右開弓，阿波羅與繆思分別在他雙掌上呼風喚雨，各顯神通。
可是這不表示余光中乃全盤西化的擁護者。他寫新詩， 認為「新詩是反傳統的」、「新詩應該大量吸收西洋的影響」，但也認為新詩「事實上也未與傳統脫節」，西化的新詩「仍是中國人寫的新詩」（1968:123）。傳統與反傳統乃五四以降新詩運動乃至新文學史的重要議題，新詩的求變求新（龐德[Ezra Pound]所說的“make it new”），總已是從傳統出發又反傳統的，同時也是傳統與個人才力之間的拔河。用這個觀點來看余光中的新詩志業，應該也是合宜的。余光中投入新詩的長河，早在一九五〇年夏天經香港橫渡臺灣海峽在「美麗的島」上吟唱望鄉牧神之歌之前，當他還是廈門大學外文系大二學生時，就已在廈門的報紙發表詩作了。
一九五〇年代的中文新詩，格律派的高峰或見諸力匡在香港-南洋的表現，但更有詩學實驗野心的吳興華早在四〇年代就踐行了，雖然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要到五〇年代中葉才發表他署名梁文星的〈致伊娃〉及〈現在的新詩〉等詩文。余光中在那個時代起步寫詩，難免要經過這場格律風雨的洗禮（他彼時所讀的卞之琳與馮至也寫格律詩）。這可以從他早期的幾本詩集見出端倪。在余光中的詩路旅程中，從格律新詩過度到現代主義感性並不成問題，甚至是順著新詩運動之必然趨勢。而這時的余光中所反的是那個五四的白話新詩傳統，先是降下五四的半旗，然後「升起現代文藝的大蠹」，翻開現代文學史的第二章。
我所謂順詩運之勢指的是一九五〇年代中葉的臺灣現代詩潮流向，尤其是余光中在一九五八年留美返國、發表長詩（或組詩）〈天狼星〉、引發論戰那期間臺灣現代詩那幾年的表現。我們不妨從余光中形容為 「那正是臺灣現代詩反傳統的高潮」（1976:153）的一九六一年往前回顧那五年間的大事記：一九五六年，紀弦的現代派成立，主張「新詩乃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一九五七年，藍星與現代二詩社展開「現代主義／新現代主義」論戰；一九五九年，蘇雪林發表〈新詩壇象徵派創始者李金髮〉指象徵詩幽靈來臺、言曦發表〈新詩閒話〉指責新詩晦澀，遂掀起一場新詩筆戰；同年四月《創世紀》（第十一期）改版，提倡詩的世界性與超現實性，第十二期（七月號）發表洛夫長詩《石室之死亡》；一九六一年，張默與瘂弦主編《六十年代詩選》（高雄：大業書店）出版；同年《現代文學》先後刊出的余光中的〈天狼星〉與洛夫的長篇評文〈《天狼星》論〉，引發余洛二人筆戰，余光中後來發表〈再見，虛無〉回應。那段期間，一九五八年秋至翌年夏，余光中赴美留學，新大陸的生命經驗與美學感知顯然有助與他闊步邁向現代主義，但是在論戰衝鋒陷陣之餘，也令他反思臺灣現代詩以及他自己的詩志業的出路。
那出路就是轉進「新古典主義」；於是便有了一九六四年出版的詩集《蓮的聯想》，以及細究古典詩藝的長文〈象牙塔到白玉樓〉。《蓮的聯想》詩題很難不令人聯想到漢詩樂府的「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何況文星版詩集序一開頭就是「身為一半的江南人⋯⋯」（2007:17）。蓮固然是古典的象徵（「古典留我」[2007:44]），也是東方的意象（「是以東方甚遠，東方甚近」[2007:52]、「東方/有一支蓮[2007:130]」），四十多年後他回顧那年夏天的靈光一現（epiphany），自承彼時他「正倦於西方現代主義之飛揚跋扈，並苦於東歸古典之無門。天啓一般，忽有蓮影亭亭，荷香細細，引我踏上歸途」（2007:9）。「拒絕〔向西方〕遠行」的詩人找到了他的「比特麗絲」（Beatrice）（「甄甄／真真」），於是《蓮的聯想》類似但丁的「新生於焉開始」， 然而這卷詩集並非但丁的《新生》那樣的愛情絮語，而是一卷以「新古典主義」對抗現代主義的寓言（allegory）之作，寫的是「詩情，而非「情詩」。因此，新古典主義在勢必也只是過渡。這也是為甚麽在集中的〈燭光中〉有「現代和古典猶未定邊疆」（2007:152）這樣的句子，以及〈第七度〉裏的「這裏 / 是現代的邊境，⋯⋯//⋯⋯現代 / 狹窄的現代能不能收容我們？」（2007:136-138）。換句話說，那年夏天在臺北植物園小蓮池畔第一次看見蓮的詩人，雖然不是打江南走過，很可能跟鄭愁予詩中的說話者一樣「不是歸人，是個過客⋯⋯」（鄭愁予 115），儘管他自己認為那是「歸人心情」（2007:9）。
這麼說其實合乎「正反合」的辯證思維：現代（現代主義）為「正」，古典（新古典主義）為「反」，「合」是彼時隔霧的未來（「古代隔煙，未來隔霧⋯⋯」[2007:137]）。余光中的詩文背後的思維其實相當符合辯證法，我們甚至不妨說其詩文的機智趣味也是辯證思維的產物。這一點當年熊秉明（1966）論余光中的《蓮的聯想》中的三聯句時也曾指出。至於那隔霧的未來，余光中自己也在九歌版的新序上說，《蓮的聯想》出版三個月後，
同年九月我便二度去了美國，對李賀與李商隱的耽溺也就在新大陸漸漸「解魅」了。等到一九六六年回臺前夕，〈敲打樂〉的重金屬響起，我的詩情已因現實的壓力而進入了《在冷戰的年代》，場景全換了，⋯⋯。 （2007a:10）
一九六〇年代中葉，美蘇冷戰對峙，美越戰爭如火如荼，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正鋪天蓋地展開，美國民權運動方興未艾，彼時人在美國的余光中「獨在異鄉為異客」，難免要「感時憂國」一番。與此同時，余光中也見證了現代詩在美國的典範轉移，維廉．凱樂士．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 已取代艾略特（一九六四年過世）成為詩壇要角，余光中在一九五九年首度赴美時見到的佛洛斯特（Robert Frost）重新受肯定，痞世代（Beat Generation）詩人的冒現，在在代表明朗、口語、主感才是王道。對某些文學史家來說，那正是美國後現代主義詩潮的臨界點。
如果我們同意余光中自己說的，寫完〈天狼星〉，他「已經暢所欲言，且已生完了現代詩的痲疹，總之〔他〕已經免疫了。〔他〕再也不怕達達和超現實的細菌了」（1968:184），那麼，寫完《蓮的聯想》，他也告別了他所自詡的新古典主義，從江南回到南國鯤島──「走下新生南路，在冷戰的年代」（1970:106）或走在「廈門街的那邊有一些蠢蠢的記憶的那邊」（1970:46）。《在冷戰的年代》開啓了余光中的「中期」詩路，此後他果真「暢所欲言」，儘管詩觀繼續變化。在詩集出版後接下來四十七年的歲月裏，他出版了從《白玉苦瓜》到《太陽點名》十一部詩集，交出了〈白玉苦瓜〉、〈九廣鐵路〉、〈蜀人贈扇記〉、〈五行無阻〉、〈大衛雕像〉等無數名篇，其詩力的續航能耐不可謂不強大。
夏志清曾說，余光中自承其詩成就高於散文，但他卻認為「後世讀者可能歡迎他〔余光中〕的抒情散文，有甚於他的詩」（156）。余光中在散文上的努力有三個方向：即他名之曰「自傳性的抒情散文」（2008:116）的抒情散文、評論散文（或文藝批評）與專欄隨筆及雜文。在為現代詩搖旗吶喊的同時，他就鼓吹散文革命了。 當年在《文星》刊出的那篇〈剪掉散文的辮子〉今天仍為人所津津樂道。 他指出彼時「學者」、「花花公子」、「浣衣服」三款散文類外的第四款散文才是「新散文」──「現代散文」。這種現代散文──於他其實就是他的抒情散文──「講究彈性、密度、和質料」（2000:56）。寫現代散文的余光中，顯然是將自己視為文字的煉金術士，就像他自己說的：「我倒真想在中國文字的風火爐中，煉出一顆丹來。⋯⋯我嘗試把中國的文字壓縮，搥扁，拉長，磨利，把它拆開又拼攏，摺來且疊去」（2000:262）。後面這句話早已成為他的散文論述名言。這類「字字計較」的抒情散文的典型例子有〈鬼雨〉、〈逍遙遊〉、〈萬里長城〉、〈聽聽那冷雨〉、〈登樓賦〉、〈地圖〉、〈我的四個假想敵〉、〈記憶像鐵軌一樣長〉等，名篇繁多不及備載。這些抒情散文的題材或感性也許多是「陰柔」的，但卻以陽剛的文體展現，可以說是余光中的「陰陽並濟」獨家散文風格，頗能反映他自己說的「心裏有猛虎在細嗅薔薇」（203）。
余光中早期的散文集多是抒情散文與評論散文兼收。他的首三本散文集中，第一本《左手的繆思》出版於一九六三年，裏頭的〈記佛洛斯特〉、〈石城之行〉與〈塔阿爾湖〉應屬自傳性抒情散文（〈猛虎和薔薇〉算是初試美文身手），但其他的大都可歸入批評文章類。第二本《掌上雨》，卻是一本評論與雜文集，並沒有收入抒情散文。其實，余光中認為他的抒情散文與詩頗為接近，「就連論評的散文也不時呈現詩的想像」（2008:116）。他的評論散文多涉及現代詩與當代詩人，以其批評文字之犀利，堪稱當年文壇第一健筆，在那烽火連天的年代，為現代詩開疆闢土立功不小。就臺灣現代詩史而言，他的詩論散文，尤其是析論方旗、方莘、方娥真的「三方論」，以及重新勘繪現代詩版圖的〈新現代詩的起點〉等篇或序，既有伯樂之先見與洞見，復為臺灣現代詩把脈，點出七〇年代現代詩論戰之後的路向，可以說已是建立現代詩典律的文獻。這類評論散文包括他的藝評文字，以及他為其他作家所作的序，甚至是他的自序文。不過，他的評論散文論述對象除了現代詩人外，古典詩人與歐美詩人也在他的視野裏。他的古典論述之作中，〈象牙塔到白玉樓〉與〈龔自珍與雪萊〉尤為重要篇什，後者也屬比較文學研究。歐美詩人評介則是他《左手的繆思》時期的主要關注，那些年他也在如火如荼譯介英美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