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變遷史：金代至清代的河患鳥瞰：利河南行誤說×河史通史異同×治河主張分歧×河事簡表編制……從民族主義到河務政策，看歷代河徙諸問

「蓋河出山泉以匯於海，中途或滯或湍，或瀦或瀉，或歧或一，
其於床址崖岸，或蝕或積，一皆本乎自然。
河之有治有不治，則自有人類之關係始。」

束水攻沙、開泇河之議、河史研究、治河矛盾……
河道變遷考證與河防批評！

▎重重疑問與金代黃河
本卷首先探討了金代的黃河變遷與相關的諸多疑問。在第十一節中，作者詳細分析了金代河徙的種種不確定因素，並討論了金人對黃河南行的不利影響。這部分不僅提供了豐富的歷史背景，還深入探討了當時社會、經濟和地理條件對河流變遷的影響，使讀者能夠全面理解金代黃河的複雜情況。

▎元代治河的歷史概覽
第十二節對元代治河的歷史進行了全面概述。從元代如何編制河事簡表，到黃河河道的具體變遷，再到賈魯治河的詳細情況及其後續影響，這一節提供了豐富的資料。特別是對賈魯河的深入剖析，展示了元代治河工程的技術水準和成就。這部分還包括了其他元代人物的治河言論，反映了當時對治河問題的多元思考與不同見解。

▎明代河患的鳥瞰
第十三節（上）和第十三節（下）分別從不同角度鳥瞰明代的河患情況。上半部分探討了黃河史與通史研究的差異，並介紹了會通河的建設與意義，以及明代河患的分期情況。下半部分則深入分析了治河主張的分歧及內在矛盾，並批評了潘季馴的束水攻沙法，同時表揚了劉天和的治河策略。此外，還描述了開泇河的相關情況，使讀者能夠了解明代治河的複雜性和多樣性。

▎清代的河防策略
第十四節（上）介紹了清代的河防策略及其分期情況。這一節主要探討清代面對黃河河患所採取的防治措施，並分析了其成效與不足。透過對歷史資料的整理與分析，作者展示了清代在治河方面的努力和挑戰，為讀者提供了全面了解清代河防的寶貴資料。這一部分為整體的黃河變遷史研究畫上了重要的一筆，讓人們對黃河治理的歷史有更深的認識。

【本書特色】：
本書是《黃河變遷史》之卷三，首先深入探討金、元、明、清四代黃河變遷及治河歷史，提供全面的歷史視角；接著詳細分析不同時期治河措施的成效與不足，揭示其內在矛盾與多樣性；三是結合社會、經濟、地理等多重因素，展示治河對當時社會發展的影響；四是資料豐富、論證嚴謹，為研究黃河歷史及現代河流治理提供寶貴參考。

岑仲勉（西元1885年8月15日～1961年10月7日），名銘恕，字仲勉，原名汝懋，廣東省順德市人，中國歷史學家。在先秦史、隋唐史、文獻學、中外關係、邊疆史地、突厥史、蒙元史等多個領域建樹卓越， 與陳寅恪並稱「唐史雙子星」。 其所著《隋唐史》反映了他在隋唐史通論中的創見，著有《元和姓撰四校記》、《西周社會制度問題》、《隋唐史》、《突厥集史》、《黃河變遷史》、《岑仲勉學術論文集》等。

第十一節　金代的黃河及關於河徙的許多疑問
一、重重疑問
二、金人不是利河南行
第十二節　元代治河的概略
一、怎樣編制河事簡表
二、元代河道的變遷
三、論賈魯治河及治河後黃河所行的水道
四、「賈魯河」
五、其他元人的治河言論
第十三節（上）　明代河患的鳥瞰
一、黃河史的研究跟通史有點不同
二、會通河
三、明代的河患分期
第十三節（下）　明代河患的鳥瞰
四、治河主張的分歧及內在的矛盾
五、批評潘季馴的束水攻沙
六、表揚劉天和
七、開泇河
第十四節（上）　清代的河防
一、清代河患的分期

二、元代河道的變遷

甲、黃河人渦兼入潁

黃河從渦河至懷遠入淮，方氏以為是金末的事情，跟胡渭記入元代的說法略有不同（見前節一項乙及己）。胡氏憑什麼得到這個結論，沒有提及，是否根據《元史．地理志》（見下文），我們很難捉摸。我在前節（一項己）已經提出，黃河改道由渦入淮，可能在元太宗七年至憲宗二年（一二三五——一二五一年）那個時期。拿崇禎末年河決開封入渦那一回事來作比較，可能就是太宗六年蒙古人決灌趙葵軍的結果。從書本上看，黃河自有記載可考以來，單循渦入淮的以此為第一次（《古今治河圖說》把它放在至元二十三年，並未立證）。不過從事實上來觀察，當日似乎更分流入潁，試觀前表，至元二十五和二十七年陳、潁兩州都受河患，又延祐三年河溢太和，尤是河水侵潁的實證。胡渭雖說過元代大抵初由渦入淮，但他卻沒有看作一回變局，這是很奇怪的。

再者，據《水經注》二三，渦水是經扶溝（今同名）、安平（未詳，依前後兩縣來推勘，應在今太康附近）、武平（今鹿邑西四十里）、苦（今鹿邑東十里）、相（未詳，應在今鹿邑及亳的中間）、譙（今亳縣）、城父（今亳東南七十九里）、山桑（今蒙城北三十里）、渦陽（今蒙城）、龍亢（今懷遠西北七十五里）各縣而入淮，跟現代的渦河流域沒有什麼差異。《元史》五九〈地理志〉「汴梁路杞縣」注：「元初河決，城之北面為水所圯，遂為大河之道，乃於故城北二里河水北岸築新城置縣。繼又修故城，號南杞縣。蓋黃河至此分為三。其大河流於二城之間，其一流於新城之北郭睢河中，其一在故城之南東流，俗稱三叉口。」又《元史》六五〈河渠志〉，至大三年（一三一〇年），河北河南道廉訪司奏：「東至杞縣三汊口，播河為三，分殺其勢，蓋亦有年。往歲歸德、太康建言，相次湮塞南北二汊，遂使三河之水，合而為一。」杞縣恰在太康的西北，依〈河渠志〉所載，三汊的最南一叉，應是經過太康的。流入睢河的則是北叉，據《明史》八三，「浚睢河，自歸德（城南）飲馬池經符離橋，至宿遷以會漕河」，所以其下流達於歸德。換句話說，杞縣的三叉當中，歸德的北叉和太康的南叉在至大三年以前早就塞掉。

河決杞縣分作三叉是元初哪一年，《地理志》沒有說明。由前頭的表來看，至元二十三年河決十五處，汴梁路所領十七縣當中，占了十四處，杞縣也是其中之一。隔了一年河又決襄邑（今睢縣西一里）、太康和杞縣，跟著杞縣又有河溢（《元史》一六七〈張庭珍傳〉，「河決，灌太康，漂溺千里」，是同時的事）。又一七〇〈尚文傳〉載大德元年他的防河提議，曾說，「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川者三」，那麼多南岸決口，必是至元和至元前河決的遺跡無疑。

張了且在他的文內曾引過方誌一條說：「元太宗六年（一二三四年），河決於杞，遂分為三，俗名三叉河。中流循城之北而東且南，即今之縣治後是也。北流決汴北堤而且東，即今俗稱沙河是也。南流循城西而且南，其跡半隱半現，不復可識。」有人根據〈尚文傳〉和至大三年廉訪司的話（見前引），認為可能是大德年間事的錯編，我覺得我們對這條史料的價值，須多考慮一下，不能遽然加以否定。首先，尚文的建議在大德元年，那時候杞縣一帶已是百孔千瘡；其次，廉訪司的奏上去大德元年不過十二三年，已說「播河為三……蓋亦有年，往歲歸德、太康建言，相次湮塞南北二汊」，把這件事排在大德是很難說得通的。唯黃河如果從開封東南奪渦，杞縣正是必經地點，奪渦可能由於太宗六年決河所致。我初作這一假定時還未讀到張氏的引文，而張氏的引文何以說太宗六年河決於杞，怕也是決河向東南分流的結果。由於這樣的巧合，我很相信元初黃河奪渦入淮這一大變局，是從太宗六年為始，所以至元二十三年受河患的地方大半在渦河流域。《黃河年表》對至元二十二年河決的看法，亦曾提出過「陳留、杞等縣原不濱河，今既言決，疑是在此以前，早有分支由古汴渠出徐州合泗入淮」，可是它沒有注意到胡渭由渦入淮的揭示。新鄉緊靠陽武，〈河渠志〉明記至元九年河決新鄉廣盈倉南河北岸，則那時河流無疑仍經過新鄉境內。

然而黃河奪渦究由什麼地方轉向東南呢？據《元史》九三〈食貨志〉稱：「初伯顏平江南時……運糧則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於京。」這是一二七六年（至元十三年）以後一個很短時期的運道。西山榮久解釋為：「該地糧米，由隋之江南運河及其他水路而達揚子江，再由隋之邗溝入淮河，溯唐宋之汴河，更進於黃河，由此逆航而達中灤。」溯汴一句顯然是錯的，那時候汴河早已斷塞，黃河又奪渦入淮，浙西等米船應是從渦口逆上黃河，到中灤而著陸的。由此，我們可以推想，黃河當時之奪渦，是由中灤附近折向東南而走。

胡渭又說：「蓋自金明昌甲寅之徙，河水大半入淮，而北清河之流猶未絕也。下逮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會通河成，於是始以一淮受全河之水。」這些話也是不對的。明昌五年的河決沒有灌入北清河，我在前節一項戊下已加以辨明。《元史》六四記開濬會通河的工程非常詳細，但只說，「至元二十六年，壽張縣尹韓仲暉、太史院令史邊源相繼建言，開河置閘，引汶水達舟於御河」，完全沒有涉及黃河，又是一個反證。《明史》八三：「金明昌中北流絕，全河皆入淮。」它說來比胡渭切實一些，那麼，以一淮受全河實始於金（參前節），不是至元二十六年。所不同的，金時河是經開封北面東向徐、邳而入淮，元時是繞出開封南面經渦、潁、睢等河而入淮，黃河和淮水的交會點不同，對於淮水的通流，當然是影響很大的。

《淮安府志》說：「泰定元年，黃河決大清口，從三汊河東南小清河合於淮，自此黃河南入於淮。」這段史料，《元史》完全沒載。唯《錐指》四〇下有過「元初，黃河由渦入淮，至泰定元年由汴河決入清河，自是遂為大河之經流」的話，跟《淮安府志》不一樣。《錐指》又引顧祖禹說，清河「縣西三十里有三汊河口，泗水至此，分為大小二清河；大清河經縣治東北入淮，俗稱老黃河，今堙。其小清河於縣治西南入淮，即今之清口也」（可參看《利病書》二七，清河縣的大清河、小清河）。首先要辨明的，「三汊」是很通俗的名稱，凡遇著三水匯流或分流，便可有這個稱謂，府治的三汊河屬於泗水，在清河縣附近，跟《元史．河渠志》的三汊口（在杞縣）完全無關。那麼，從大清口決入小清河，不過清河縣城外圍的小小改變，並不是黃河重要的改道（參前注33）。其次，《府志》所稱「黃河決大清口」，是從哪一方面決來的呢？胡渭比《府志》加上「由汴河」三字，不曉得他有什麼根據，照我看，好像是他誤解舊文而從臆想得來的。他以為泰定元年始由汴河決入清河，完全跟事實不符（見下丙），泰定元年萬不能看作黃河始行汴渠的年分。至《府志》「自此黃河南入於淮」一句，最易令人誤會。我們須知泰定之前，甚而金代，黃河早已奪淮而且「由渦入淮」（見前引《錐指》），此之由汴入淮，所奪的路線更長。《水利史》說：「至是（泰定元年），河果南行，演成黃河奪淮之局。」簡直是輕重倒置，令讀者莫名其妙。

乙、黃河侵汴的過程

要探究黃河侵汴的時代，就先須把《金》、《元》兩史來對勘一下。金設黃汴都巡河官於河陰（見前節），寧陵縣「大定二十二年，徙於汴河堤南古城」（《金史》二五），又二十七年提舉河防的州縣，有許多屬於汴河流域（見前節），知汴河上游在金代總未算全斷。獨元代〈河渠志〉不復著「汴河」的分目，又知汴河到元時已被黃河侵占，即如陳橋鋪一地，舊日在古汴河邊緣，北去黃河五十餘里（參十三節上注21），現在則陳橋鎮已靠黃河的北岸。《淮系年表．水道編》說：「宋南渡後汴漕廢……自是大河直逼廣武山麓，河、汴合一。」末尾那句話是沒錯的。我們更須曉得忭河的流域很長，黃河侵入汴河是分段的，不是整個的，我們要切合事實，就應分段來檢査。《錐指》所說「泰定元年始行汴渠」，不僅年分不對，措詞亦相當含混，好像黃河在同時把整個汴河奪占；實則至元二十三年河決祥符、陳留、杞縣，二十五年決睢陽、陳留、襄邑、杞縣，元貞二年決杞縣、祥符、寧陵、襄邑，汴渠這一段，在至元、元貞間顯然已部分地被黃河所侵入。再追溯上去，樓鑰於乾道五年（一一六九年）十月隨賀正使往金，他的《北行日錄》上說，「三十五里谷熟縣……縣外有虹橋跨汴，甚雄，政和中造，今兩傍築小土牆，且敝損不可行，絕河以入」。又同書下，「（陳留縣）車行六十里至雍丘縣，早飯臨川驛，又六十里，漸行汴河中，宿拱州襄陵驛，城外客旅往來，人家頗多。入城舊有橋，河流既斷，築堤以行」。拱州治襄邑（據《金史》二五，天徳三年即一一五一年，已更名睢州，也許樓氏承用舊名），是開封以南的汴河，金代已表現著或通或斷的情況。同時，汴河的下游更形成中斷，如《北行日錄》上：「又六十里宿宿州，循汴而行，至此河益堙塞，幾與岸平，車馬皆由其中，亦有作屋其上。」又同書下，「又四十五里宿宿州，汴河底多種麥」，均可證。唯光緒《宿州志》稱，「元泰定初，黃河行故汴渠，仍於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之汴口遂廢，汴水堙塞」。依前論證，則泗州汴口之廢，早在乾道，下去泰定初年（一三二四年）已約一百六十年。

或者說，隋以前的汴河下游，和隋以後的完全不同（見前第九節），通過宿州的只是隋後的汴河。我們又須知大定八年（一一六八年）至二十年（一一八〇年）當中，黃河已自單父、虞城出豐、蕭、沛而下彭城，明昌五年（一一九四年）後更轉出曹縣之南，碭山之北（見前第十一節），曹、碭山、蕭、彭城各縣都是隋以前古汴河經過的地方（見前第九節），然則古汴河的下游，也早在金代已為黃河所行走了。

關於舊日河汴的交點，即汴口，本在河陰縣（今滎澤縣附近，非現在的河陰縣）。據《元史》五一，至正十六年河決「河陰縣，官署、民居盡廢，遂成中流」，受河的汴口，似乎到這個時候已淹沒。唯陽武一段，則至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年）河徙出陽武之南，天順中再徙入原武，始被完全侵占。《小谷口薈蕞》所稱，「至元二十七年，汴始淤塞」，跟胡渭的話，同是一樣模糊。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