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壓力是：他們的事業受到損害的風險，如選民給的壓力、國內輿論的壓力；或是他們的行動方針不受支持、黨內同僚不贊同以及面對敵對政黨的攻擊與批評；又或是他們的品行遭到詆毀。有時候，情況糟糕到他們需要為自己的名譽和行為準則做辯護和證明。他們要如何面對這些挑戰，儘管可能會面臨可怕後果，仍然堅持原則與信念，展現勇往直前、無私無畏的精神？

對甘迺迪總統而言，政治僅僅是提供一個對勇氣進行特殊考驗的舞臺。但不管在哪個舞臺碰到勇氣的挑戰，無論按照自己的良知做事需要付出怎樣的代價──失去朋友、失去財富、失去滿意的生活、甚至失去同胞的崇敬──每個人都必須決定自己要走的路。關於歷史上那些勇敢的人，他們的故事給人教育、希望、鼓舞。但這些故事不是勇氣本身。每個人都必須自己去探尋和開發勇氣。

此書不僅講述過去的故事，還替未來帶來希望與信心，八位參議員們無畏的精神值得銘記及學習。這個不斷變動的世界將來何去何從？端看我們如何善用前人的歷史傳承。而這一本大家應該一讀的經典，能讓人重新理解什麼是「勇敢」。

◤這正是本書與他的個性和信念相吻合之處：此書內容描述的對象冒著人身安全、前途，甚至是自己兒女性命的風險，為了原則挺身而出。他便是朝著這股理想在塑造自己的人生，並在無形之中激勵了許多人。──羅伯特‧甘迺迪（RobertF.Kennedy）

◤引人入勝又極富重要性。──《普羅維敦斯紀事報》（ProvidenceJournal）◢

◤真誠又相當有靈魂的一本書。──《華爾街日報》（WallStreetJournal）◢

◤甘迺迪參議員以卓越的觀察力以及反省力，從自身第一手的政治圈經驗寫下了此書。如同許多能幹的年輕眾議院成員，他也曾經思考過立法與國會議員的角色、他們的弱點與尚未實現的潛力，也曾經懷疑過偉人的年代是否一去不回。去年漫長的養病期間內，他將這些沉思化為文字……他可不是半調子的政客，而是充滿理想、少有空想，並且腳踏實地的出師學徒。政治這門職業值得推崇，但卻飽受抨擊，他的著作能夠恢復眾人的敬意。

──《紐約時報》（NewYorkTimes）◢

▲媒體讚譽：《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紐約先驅論壇報》、《時代先驅報》、《華盛頓郵報》、《芝加哥論壇報》、《普羅維敦斯紀事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費城詢問報》、《春田共和報》

※本書為《正直與勇敢》的改版書

作者簡介

約翰‧甘迺迪｜JohnF.Kennedy

1960年當選美國第三十五任總統，任期止於1963年遇刺身亡時。任職總統期間親歷古巴飛彈危機、柏林圍牆建立、太空競賽、越戰以及民權運動等重要事件。

1936年進入哈佛大學，對歐洲政治和國際事務興趣濃厚，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甘迺迪撰寫了英國與此事件關係的畢業論文，後以《英國為何沉睡》（WhyEnglandSlept）為名成書出版，暢銷一時。

1946年到1952年間，擔任三屆眾議員。1952年當選麻州參議員。之後因背部傷痛接受兩次手術。休養期間撰寫了本書《正直與勇敢》，1956年出版後迅速暢銷，並於1957年榮獲普立茲傳記文學獎。

1963年11月22日甘迺迪在德州達拉斯遇刺身亡。甘迺迪的遇刺在其後數十年間持續左右美國政治的發展方向，被視為對美國歷史的發展產生決定性影響的事件之一。

譯者簡介

楊宇光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曾獲中國外文局和中國翻譯協會頒發的「資深翻譯家」榮譽稱號。

譯有《增長的政治經濟學》、《格雷厄姆︰華爾街教父回憶錄》，合譯有《國家與市場》、《美國經濟史》、《全球政治經濟學︰解讀國際經濟秩序》、《國際關係政治經濟學》等作品。

名人/編輯推薦

【媒體讚譽】

「這是一本偉大的著作……書中精準描寫了幾位美國政治家，在碰上關鍵歷史轉捩點時，所展現的偉大勇氣。」──《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

「引人入勝又極富重要性。」──《普羅維敦斯紀事報》（Providence Journal）

「易讀又深刻，非政治圈人士也可輕鬆理解。」──《華盛頓郵報》（Washinton Post）&《時代先驅報》（Times-Herald）

「相當精彩……引人深思又令人帶來希望。」──《基督教科學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發人深省。」──《費城詢問報》（Philadelphia Inquirer）

「激動人心，充滿了高潮迭起、懸疑、理想、收穫與回報。」──《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真誠又相當有靈魂的一本書。」──約翰‧張伯倫（John Chamberlain），《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

「很少復原期的病人能像麻州的新秀美國參議員約翰‧甘迺迪一樣，這麼善用長期臥病在床的時間。讀者很長一段時間沒讀到這般好書了，而這本書正是這段恢復期所結的果。」──厄文‧迪利爾德（Irving Dilliard），《紐約先驅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

「一本別出心裁又極具說服力的著作，由一流政治家所寫就，以讚揚正直的政治人物，令人耳目一新、發人深省。」
「甘迺迪參議員以卓越的觀察力以及反省力，從自身第一手的政治圈經驗寫下了此書。如同許多能幹的年輕眾議院成員，他也曾經思考過立法與國會議員的角色、他們的弱點與尚未實現的潛力，也曾經懷疑過偉人的年代是否一去不回。去年漫長的養病期間內，他將這些沉思化為文字……他可不是半調子的政客，而是充滿理想、少有空想，並且腳踏實地的出師學徒。政治這門職業值得推崇，但卻飽受抨擊，他的著作能夠恢復眾人的敬意。」
──卡貝爾．菲力普（Cabell Phillips），《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1956年1月1日

「整體而言，甘迺迪參議員一路走來有許多成就，未來的每一步都必須多加留意，因為他已經設下了相當高的廉政水準……現今的社會環境中，只要是針對政治獨立性與勇氣的鑽研作品，肯定都會受到歡迎。但是這位年輕作者不僅是美國參議員，具有英勇周到的背景，還採用獨立方法進行鑽研，不僅偉大，而且又相當有幫助。甘迺迪參議員豎立起了相當偉大的標
竿，希望永遠不會倒下。」
──E．D．坎漢（E. D. Canham），《基督教科學箴言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美國麻州參議員約翰．甘迺迪寫了一本好書，所有美國人都應該拜讀。書中清楚點明了所有眾議院成員正面臨的壓力與難處，並且還詳述了一名為國服務的參議員與眾議員應該要有多崇高無私的愛國情操。」
──麻州《春田共和報》（Springfield Republican）

序

作者序

在筆者進入參議院之前，自從第一次閱讀約翰．昆西．亞當斯的文章及其與聯邦黨（theFederalistparty）的衝突相關歷程後，筆者對面臨選民壓力時，是否有政治勇氣的問題一直很感興趣，並且從過往政治家的生平事蹟中獲得啟發。一九五四年十月，筆者進行了脊柱手術，需要長時間住院治療和休養，使筆者有機會為撰寫本書進行必要的閱讀和研究。

筆者並非專業歷史學家，書中所有事實和判斷的錯誤都應由筆者本人負責；而對在本書寫作過程中幫助過筆者的人，亦要表達衷心的感謝。

筆者在此要特別感謝傑出的機構──美國國會圖書館。我不在華盛頓的數個月裡，該館法律參考書和出借部極其迅速和及時地滿足了我的全部借閱要求，令人不勝欣喜。該館印刷和圖片部的密爾頓．卡普蘭（MiltonKaplan）和維吉尼亞．戴克爾（VirginiaDaiker）提出了可以採用哪些插圖的建議，使我獲益匪淺。正如《紐約時報》的亞瑟．克羅克（ArthurKrock）和威廉學院教授詹姆斯．麥奎格．伯恩斯（JamesMcGregorBurns）一樣，國會圖書館工作人員中，喬治．蓋洛威博士（Dr.GeorgeGalloway），以及特別是威廉．坦西爾博士（Dr.WilliamR.Tansill）對本書有重要的貢獻。

明尼蘇達大學教授約翰．畢斯特隆（JohnBystrom）、前內布拉斯加州檢察長索倫森（C.A.Sorensen）和內布拉斯加州議會高級文書雨果．薩拉布（HugoSrb）協助提供過往從未發表過的喬治．諾里斯的信件和內布拉斯加州議會的有關文件。喬治城大學教授朱爾斯．戴維斯（JulesDavids）幫我準備了幾章資料；我能幹的朋友詹姆斯．蘭迪斯（JamesM.Landis）也幫忙不少，他樂於把律師嚴密精確的作風帶到探索歷史奧祕的過程中。

本書第二章到第十章曾依據哈佛大學兩位教授亞瑟．霍爾庫姆（ArthurN.Holcombe）和小亞瑟．施萊辛格（ArthurM.Schlesinger,Jr.），以及芝加哥大學教授華特．詹森（WalterJohnson）的評論作過大幅度修改。我亦從哈潑兄弟出版社的伊凡．湯瑪斯（EvanThomas）那裡得到了書籍編輯方面的建議、善意的合作態度和積極的鼓勵，才使本書得以付梓。

也感謝葛洛莉亞．利夫特曼（GloriaLiftman）和珍．多諾萬（JaneDonovan）在為本書手稿打字時不遺餘力，恪盡職責。

在這裡我謹向研究助理希歐多爾．索倫森（TheodoreC.Sorensen）致以最大的謝意，他為蒐集整理本書所依據的資料，提供了難能可貴的協助。

要不是妻子賈桂琳從一開始就給予我鼓勵、協助和批評，這本書不可能得以完成，而她在我康復的日子裡給我的幫助，我千言萬語都感激不盡。

約翰．甘迺迪

一九五五年

書摘/試閱

第一章｜勇敢和政治｜CourageandPolitics

這是一本敘述最令人欽佩的人類美德──「勇敢」的書。海明威（ErnestHemingway）為勇敢下的定義是「壓力下展現的優雅」。本書講述了美國八位參議員經歷的壓力以及承受壓力時所顯示的風度，這些壓力是：他們的事業受到損害的風險、他們的行動方針不受支持、他們的品行遭到詆毀；有時候，僅僅有時候，情況糟糕到他們的名譽和行為準則需要被辯護和證明。

一個忘卻過去曾在公眾領域中弘揚「勇敢」的國家，是不會再堅持要求今日所選出的領袖具備勇敢的品格或對勇敢加以褒獎──事實上我們已經忘記要那麼做了。我們也許還記得約翰‧昆西‧亞當斯如何通過亨利‧克萊的政治謀劃成為總統的，但是我們已經忘記他在年輕時為了支援國家，如何放棄參議員生涯的遠大前程。我們也許記得丹尼爾‧韋伯斯特在他職業生涯中對國民銀行言聽計從，但是我們忘記了他在任期行將結束時，為國家利益所做出的犧牲──我們之所以忘卻，也許僅是因為我們對這些並不在乎。

前幾年，有位為多家媒體專欄撰稿的作家對千千萬萬的讀者說：「人們毫不在乎普通參議員或眾議員說什麼。他們毫不在乎的原因是，他們知道從國會裡聽到的百分之九十九是廢話、蠢話和蠱惑民心、不可信賴的話……」（引文一）

早先有位內閣成員在自己日記中寫道：

雖然我不大相信參議院已完全墮落，但是我幾乎不指望大部分參議員能做到誠信。大多數參議員心胸狹窄、刻板頑鈍，根本不適合擔當此任。有些參議員是俗不可耐、蠱惑人心的政客，有些則是已經權勢在握的富人……（還有些）目光短淺、粗魯無能，並且盲目擁護某些黨派偏見……（引文二）

再早些時日，有位參議員對同僚說道：「由於我們不可理喻地辦事多有延遲耽擱，人們不再信任我們了。」（引文三）

參議院知道，今日許多美國人都深有同感。我們聽到別人說，參議員必定是個政客，而政客必定只關心贏取選票，而不是關心治國本領或敢作敢為。母親們也許仍希望自己鍾愛的兒子長大後當總統，但是根據幾年前著名的蓋洛普（Gallup）民意調查──她們不希望兒子長大後成為政客。

目前對參議院的大量批評和蔑視是否意味著參議院的素質已經下降了呢？當然不是。因為在上述引文中，第一段是二十世紀時講的，第二段是十九世紀，第三段是十八世紀（當時參議院第一次會議剛剛召開，正在辯論美國首都應該設在哪裡）。

那麼，這是否意味著參議院再也不能自誇是「勇者的殿堂」了呢？

華特‧李普曼經過近半個世紀的認真觀察，在他最近出版的一本書裡對政治家和全體選民都提出了尖銳的評價：

除了極少數可以看作全才或奇人外，取得成功的民主黨政治家盡是些缺乏自信和膽怯的人。他們在政壇上步步高升，僅僅因為他們善於安撫、賄賂、唆使、哄騙或者能夠設法控制選民中吹毛求疵、來勢洶洶的那群人。他們最主要考慮的不是自己的觀點和使命是否正確，而是能否爭取民心──即不在於觀點和使命是否行得通並行之有效，而在於發言踴躍的選民是否立即表示滿意。

我在「成功的民主黨政治家」圈子裡生活和工作了近十年後，對參議員盡是些「缺乏自信和膽怯的人」這種說法到底是否準確還沒把握。但我相信，公共事務的複雜性和兩黨吸引公眾注意力的競爭，已經使參議院裡幾乎每天出現、政治上大大小小的勇敢行為黯然失色。我相信，參議院整體素質的下降幅度（如果說已經下降的話），要比公眾對政治策略、妥協與平衡的性質與必要性，以及對參議院這個立法機構性質的理解下降得要小。最後，我相信我們批評了隨波逐流的人，同時也許批評了反潮流的人──是因為我們尚未充分瞭解參議員對選民的責任，或者沒有充分認識到，用韋伯斯特的話來說，渴望「把他那孤零零的小船從岸邊推向波濤洶湧、阻力重重的海洋」的政治家所面臨的困境。也許，如果美國人民能更加全面地理解妨礙政治上敢作敢為的巨大壓力（這種壓力迫使參議員努力克己或違背良心），那麼可能就不大會去批評取巧走捷徑的參議員，同時更加讚賞沿著勇敢的道路走下去的參議員。

書中提及的第一種壓力，一般大眾都不太能理解：美國人希望得到別人喜愛，參議員概莫能外。他們的天性熱衷於社交，他們的身分也有必要熱衷於社交。我們喜歡與朋友及同事志同道合。我們喜歡讚揚而不是謾罵、喜歡深得民心而不是為人所不恥。我們了解離經叛道者的道路一定很孤獨，所以我們渴望與議會的同事、所屬俱樂部裡的同伴一起遵守俱樂部的規則和模式，避免我行我素而使其他成員為難或惱火。此外我們還認識到，在俱樂部裡的影響力，以及實現自己目標和選民目標的程度，在某種意義上說，取決於其他參議員對我們是否尊重。當我進入國會時，有人對我說過：「待人接物之道就是要懂得隨機應變」。

隨機應變意味著不僅需要良好的夥伴情誼，而且要運用折衷妥協的方法，對事情隨時把握好孰輕孰重，採取妥當的措施。我們不應未經三思就譴責所有妥協行為都將有損士氣，因為在政治和立法中並非原則都一成不變或理想都高不可攀。正如約翰‧莫利（JohnMorley）的敏銳觀察──在政治「這個領域裡，行動常常可以退而求其次，而且抉擇時總是容易出錯」。在民主的生活方式和聯邦政府的體制下，立法制度需要個人及其所屬團體的願望，以及與周遭其他人和團體的願望相互折衷妥協。亨利‧克萊（HenryClay）一定明白個中道理，所以說「妥協」是維持美國團結的凝聚劑：

所有的法律……是根據相互讓步的原則制定的……如果一個人妄自尊大，不講仁慈，無視人性、弱點、欲望和必要需求，如果他愛說「我絕不妥協」，就讓他去說吧，但絕不能讓可以正視人類本性共同弱點的人鄙棄妥協。

正是妥協才防止了各種改革家在政治上走向極端──無論溫和派、強硬派、世界大同主義者、孤立主義者、吹毛求疵者和大而化之者，因而破壞群體的利益。狂熱的信徒、極端分子，甚至認真堅決地恪守原則的人，總是對政府未能迅速貫徹全部原則或沒有譴責對手的原則而失望。但是議員有責任在本州和黨內調解各種對立的勢力，在全國性重大利益衝突中代表本州或所屬政黨講話，只有議員們最清楚，幾乎沒有一個問題可使所有事實、所有權利和所有善良的人一面倒。

如今有人批評我的一些同事缺乏明確的原則，或者用鄙視的目光把他們看成有失體面的「政治家」，而他們只不過擅於運用調解的藝術，對各種勢力和不同輿論進行調停、平衡和解釋，這種策略是維護國家團結和保證政府職能順利運作所不可或缺的。良知也許會不斷引導他們更加嚴格地採取遵守原則的立場，但是智慧告訴他們，無論是良好或差勁的法案總比沒有法案強。任何法案唯透過有得有失的妥協，才能成功地獲得參議院、眾議院、總統和全國的准許。

不過，問題在於我們應該如何妥協以及向誰妥協。做出不必要的讓步是輕而易舉的，這種讓步不是合法地解決衝突的手段，而是「隨機應變」的方法。

有人提醒我應該「隨機應變」──盡心盡力地追隨我幫忙選出來的政黨領袖，如此一來就能獲得回報。在國會，所有人都能充分認識到政黨團結的重要性（而在維護政黨團結的名義下也犯過錯誤），知道任何離經叛道都會在下一次選舉中對本黨的勝算造成負面影響。而且近年來在公共服務中，議員能得到的基本權益比較少，大部分利益分給了熱心的競選活動家，因為這些人的努力可不只是出於信念的推動；結果，不與黨意同心同德的人也許突然發現自己什麼也得不到。他所關心的立法是否成功，也部分取決於他對所屬政黨計畫的支持贏得了多少政黨領袖對他的支持。最後，憑良心獨立行事的參議員發現自己不僅受到參議院同事和黨內同志的鄙視，而且遭到競選運動基金所有重要捐款者的白眼。

希望在下一次競選活動中獲得連任的想法，使參議員面臨第二種壓力：不要理所當然地認為，爭取連任是十足自私的動機，選擇政治作為職業的人謀求連任畢竟是天經地義的──因為只有為了捍衛一項原則而不怕可能徒勞無功、以失敗告終的參議員，才會準備將來繼續再為該項或其他原則去戰鬥。

而且，失敗不只是參議員本人的挫折，他還有責任考慮失敗對他所支持政黨的影響，對甘願為他冒風險或把積蓄投入其政治事業的朋友和支持者的影響，甚至還要考慮對他的妻子和兒女的影響──他們的幸福和保障通常某種程度上仰賴其政治事業的成功，對他來說，家庭也許比別的事情更加舉足輕重。

在一個非專制集權的國家，還有哪個職業像政治一樣要求個人為國家利益犧牲一切（包括自己的事業在內）呢？在私人生活中，如同在企業中工作一樣，我們期許個人光明正大地增進自我利益（當然是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以便實現整體社會的進步。但是在公共生活中，我們期望個人能捨棄自己的利益，以確保國家利益。

所以只有政治這個職業要求個人在某個問題上捨棄榮譽、威信和自己所選擇的事業。當然律師、商人、教師、醫生等也會需要誠實正直地做出艱難的個人抉擇，但是他們幾乎不會像公職人員那樣需要在眾目睽睽之下做出抉擇。他們幾乎也不會像一個被點到名的參議員那樣面臨艱難的最終抉擇。他需要更多時間才能做出決定，他可能認為要對雙方說點什麼，或者覺得稍加修改決策就可以排除全部障礙。但是當他被點名時，他就不能支吾搪塞、拖延不決；而且他感到選民就像美國詩人愛倫坡（AllanPoe）詩歌中的渡鴉一樣，停在他的參議院辦公桌上，當他投下與自己政治前途休戚相關的一票時，低啞地叫出「永不復焉」的聲音。

會自願選擇退避三舍的參議員寥寥無幾。「波多馬克熱」的病毒在華盛頓到處傳播，在參議院蔓延得尤其厲害──從這個「世界上最獨特的俱樂部」無奈引退、放棄從政這種有趣工作的可能性、國會辦公室迷人的裝飾和顯著的特權，都把最有膽識的政治家搞得嚴重失眠。有些參議員沒有想到這些，做起事來還可能比較輕鬆，不大煩惱，會把起初看起來是他們的良心（即他們深思的結果）和大多數選民意見之間的衝突加以撫平或做出合理的調停。這樣的參議員不能算是政治上的膽小鬼，他們只不過已經習慣按照公眾的意見做出自己的結論。

此外也有一些參議員沒有養成這種習慣──他們既沒有限制也沒有壓抑自己的良心，但由衷地、並非見利忘義地認為，如果想辦事有效，必須撇開良心上的考慮。他們贊同政治作家法蘭克．肯特的觀點，政治這個職業並非不道德，而是非關道德的：

也許對政治上胸懷大志的人來說，最重要的成就是擅於「說歸說，做歸做」……重要的不是站到現有問題正確的一方，而是站到多數人那一方……不管你個人的信念或事實如何，用這種辦法爭取選票是極其實惠的，道德與是非觀念都不允許進來介入。

肯特還引用據說是一九二○年競選期間，前亞利桑那州參議員艾休爾斯特（Ashurst）對他的同事馬克．史密斯（MarkSmith）提出的忠告：

馬克，你最大的問題是不肯做一個巧言令色的政客。為了當選，你也不願違背自己的原則。你必須懂得，有時候一個人在公眾生活中身不由己地得與原則相悖。

並非所有參議員都會同意這個看法，但是誰都不否認──連任的欲望會強而有力地限制獨立行事的勇氣。

第三個，同時也是最重要的壓力來源：來自於全體選民，包括利益集團、經濟集團，甚至普通選民。這種壓力會挫傷認真做事的參議員或眾議員的勇氣（實際上本章談到的所有問題對參眾兩院的議員都適用）。要對付這種壓力，抵抗這種壓力，甚至承受這種壓力，都是一樁艱鉅的任務。我們有時候真想仿效加州眾議員約翰．史蒂芬．麥格勞蒂（JohnStevenMcGroarty），他在一九三四年寫信給一位選民：

在國會當議員有無數缺點，其中之一是我不得不收閱像你這樣的傻瓜寄來的唐突信件，你在信中說我曾許諾在馬德雷山脈（SierraMadre）重新植樹造林，我在國會到任已經兩個月了，卻仍毫無作為。那麼請你自己來做做看吧。要是能一蹴而就，那才真見鬼了呢！

幸運又或者不幸的是，幾乎沒有一個參議員會聽從選民的敦促，但他們卻會被刺激到；不僅因不合情理的來信和無法辦到的請求，還有前後極為矛盾的需求和永遠不會滿足的抱怨。

例如，今天我的辦公室有一個代表新英格蘭紡織廠的代表團來訪（紡織業是與我國的繁榮息息相關的行業），他們要求降低澳洲進口的羊毛原料關稅，提高與他們競爭的英國進口羊毛製成品關稅。我的一位南方同事告訴我，不久前類似的團體拜訪過他，提出了同樣的請求，還敦促他採取以下措施：一、阻止來自日本的低工資競爭；二、防止國會通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維持他們擁有的低工資優勢，以免選民失望。就在昨天，有兩個團體把我從參議院叫走，一個是企業家團體，他們希望地方政府停止對私人企業不公平的競爭活動，另一個在政府機構工作的團體代表，他們則擔心失業。

所有參議員都面對過無數這樣的壓力，這些互相衝突的事例僅僅反映了我們複雜的經濟活動中必然存在的矛盾。如果我們坦率地告訴選民無計可施，他們就覺得我們缺乏同情心或者無能為力。如果我們做出努力但是失敗了（通常是因為代表其他人利益的參議員在阻撓），他們會說我們像其他政客一樣不中用。我們唯有退入國會休息室，伏在表示同情的同事肩上哭泣，或者回家衝著妻子吼叫。

我們或許會對自己說，那些壓力團體僅僅代表一小部分選民──而事實也真是如此。但這些少數人的表達能力很強，他們的觀點不容忽視，而且他們是我們與普羅大眾聯繫的主要對象。這些人的意見我們可能不了解，他們的選票卻必須爭取到，但他們對我們努力去做的事情卻知之有限。（有位參議員在退休後說，他對每一個問題都戰戰兢兢地投票，希望到競選時大多數參議員記住他的好，而公眾絕不知道﹝更不要說記住﹞他對公眾福利問題投過反對票。但是大家可以放心，這種看似天衣無縫的做法在他那裡並未奏效。）

於是有良知的參議員會實際面臨到上述那些壓力：他不能無視壓力團體、選民、黨派、同事情誼、家庭需求、擔任公職的自豪、妥協的必要和繼續維持公職生涯的重要性。他必須自行判斷，該選擇哪條路，哪一步措施最有助於或最妨礙他理想的實現。他意識到，一旦他開始以競選連任機會的多寡權衡各個問題時，一旦他開始在一個又一個問題上放棄原則，做出讓步，唯恐不讓步就會妨礙他的大業以及將來為原則進行的對抗時，他已喪失了憑良知行事的自由，繼續任職也失去了正當的理由。但是可以在什麼觀點和什麼問題上冒險，這是一個需要絞盡腦汁才能做出的困難決定。

但是有人會說這不是實質性問題。可以始終按正確的方針去做，別管這個方針是否受歡迎。不要理睬壓力、誘惑和虛偽的妥協。

上述這種答案唾手可得，但是只有那些不曾承擔官員職責的人才會覺得可以信手拈來。因為與答案有關的因素不只是壓力、政治和個人雄心。即使我們能夠並願意忽視選民的要求，難道我們真的能理直氣壯地有權不予理會嗎？我們已經指出使得政治上當仁不讓的精神難以實行的種種壓力，現在讓我們轉向憲法上規定的和理論上闡述的責任和義務──對國家、政府部門、黨派，尤其是選民的責任和義務，那些規定和闡述都對敢作敢為的政治正確性表示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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