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香港榮光：香港日記+時代推著我們前行（2冊套書）

從港英時代到後國安法時代
從彭定康到羅冠聰的經歷
思考香港如何重返榮光。

《香港日記》

香港末代總督日記
以五年紀事悼念香港回歸25週年

「擔任香港總督是我的公職生涯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甚至可以說是我畢生擔任過最重要的職位。我認為未來幾年香港所發生的一切，對所有人都至關重要。我們必須持續關切香港，為香港發聲，表明我們認同香港市民為自由民主勇敢奮鬥的價值觀。正如同我們從香港發生的事情所得知的那樣，我們不可認為這些價值觀能繼續存在是理所當然的。香港為自由、個人權利和尊嚴而戰，這也是我們共同奮鬥的目標。」──彭定康

一百多年前，英國以租借方式從清末中國手中獲得香港大部分的土地（即新界）。到了1992年7月，彭定康以末任英國派任總督的身分前往香港履新，準備在1997年將香港主權移交給中國，而非依循過去數十年其他英國處理殖民地的慣例讓其獨立。接下來五年內，彭定康在其港督任内撰寫這些日記，詳細描述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運作方式，以及隨著主權移交臨近之日所發生的各種事件。

這本日記對於與北京當局的談判、強化香港（遲來的）的民主制度，以及彭定康如何尋求適度的自治制度讓香港在1997年後能持續運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真知灼見。出乎意料的是，不只中國共產黨反對彭定康的政制改革，一些英國商人和政府高官也對彭定康的作為非常不悅。對這些人來說，與北京保持良好的關係似乎比較重要，香港的政治自由和法治反倒是枝微末節。

本書英文版在香港主權移交25週年之際出版，作者反思過去到現在與北京當局打交道的種種經歷。書末短文〈香港的毀壞〉描述香港自1997年以來的情勢發展，對近年香港所遭受的挫敗做了一番權威性的評估。

《時代推著我們前行：羅冠聰的香港備忘錄》

時代將他推上浪頭，他也引領著時代前進。
年僅31歲的他，是香港民主運動的縮影。

從史上最年輕的立法會議員，到流亡海外的香港抗爭要角，
在港府的追捕之下，他如何持續奮戰？
身在異鄉，他是否也懷念香港的美好事物？
羅冠聰最真誠的自畫像，描繪成長過程和流亡的經歷。

「我想擺脫『流亡』附帶著的那種無力、滄桑、被動的標記──
我的選擇，是一種戰鬥。」──羅冠聰

羅冠聰是當今最為人知的香港民主運動人士之一。他曾是雨傘運動中的學生領袖，也曾創立政黨「香港眾志」，並當選為立法會最年輕的議員。

從2014年的雨傘運動以來，羅冠聰就不曾缺席香港民主運動的征途。但面對《港區國安法》的步步進逼，他選擇離開深愛的香港、流亡英國，並持續在國際上為香港議題發聲奔走。

本書是羅冠聰首部結合回憶錄、流亡筆記和政治評論的著作，他不僅回顧自己的童年和家庭生活，也敘述遠赴美國求學，乃至於決定離港流亡背後的心路歷程。面對中共和港府的打壓、外界的質疑和攻擊，羅冠聰也寫下自己的內心感受和所思所想。

這是羅冠聰寫給這個時代的香港備忘錄，提醒著世界，牆外仍有人在點燈前行，照亮香港的黑暗。

作者簡介

彭定康（Chris Patten）

目前擔任牛津大學校監。他的著作包括：《首次告解：某種回憶錄》（First Confession: A Sort of Memoir）、《下一步是什麼？：二十一世紀的生存之道》（What Next? Surviving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另類外交官：關於世界事務的逆耳忠言》（Not Quite the Diplomat: Home Truths about World Affairs）、《東方與西方：彭定康治港經驗》（East and West: The Last Governor of Hong Kong on Power, Freedom and the Future）。在擔任代表巴斯（Bath）選區的國會議員時（1979-92），彭定康歷任以下職位：海外發展副大臣、環境大臣和保守黨主席。1992-1997年出任香港總督，1998年《貝爾法斯特協議》（即《耶穌受難日協議》）簽署後擔任北愛爾蘭警政獨立委員會主席，並於1999-2004年擔任歐盟對外關係專員。《觀察家報》曾如此形容彭定康：「要是他當年有機會，肯定能成為保守黨史上最佳首相。」

羅冠聰

香港民主運動領袖，曾任香港立法會議員、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秘書長，目前流亡海外，居住在英國倫敦。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他是參與政府對話、辯論政治改革的五名代表之一。2016年，他與黃之鋒等人創立「香港眾志」，並投入香港立法會選舉，以23歲之齡當選為史上最年輕的立法會議員，但事後遭取消資格。2017年他因參與雨傘運動而入獄，引發全球各界對香港人權和民主運動的關注。2020年《港區國安法》通過前夕，他離開香港，展開流亡生涯，並持續在國際上為香港人發聲。他曾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並在2020年獲選《時代雜誌》百大影響力人物。


譯者簡介

陳榮彬

臺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負責本書全書審訂並參與部分翻譯工作。曾三度獲得「開卷翻譯類十大好書」獎項，譯作《昆蟲誌》（2018）與《血色大地》（2022）獲選Openbook年度好書（翻譯類）。已出版各類翻譯作品超過六十餘種，近年代表譯作包括梅爾維爾《白鯨記》、海明威《戰地鐘聲》與《戰地春夢》等經典小說，以及史學作品《美國華人史》、《火藥時代》等，和美國詩人布考斯基詩集《愛是來自地獄的狗》與《有時你會寂寞但那並非沒有道理》。《戰地春夢》獲得2023年第三十五屆梁實秋文學翻譯大師獎優選獎。

徐嘉煜（Ruben G. Tsui）

美國天普大學商學院保險精算系畢。臺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筆譯組畢業後在該學程擔任兼任講師。專長：翻譯語料庫之建置及應用。研究興趣：自然語言處理及翻譯科技。翻譯實務領域：科技、金融、歷史。譯作賜教請洽：RubenTsui@gmail.com

袁曼端

香港城市大學翻譯系畢業，目前於臺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筆譯組就讀。喜歡甜食和韓國文化，曾翻譯字幕、雜誌和參與編輯工作，譯有《戰爭憑什麼》（合譯）。譯作賜教請洽：manddyyuenn@gmail.com

黃瑜安

政大經濟學系畢業，目前於臺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筆譯組就讀。熱愛電影、美食和琴酒，從事影視字幕、書籍與各類型文件的翻譯工作，譯有《西方文化的特立獨行如何形成繁榮世界》與《疫苗商戰》。譯作賜教請洽：werty7743@gmail.com

林庭如（Rye Lin）

目前於臺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口譯組就讀，從事英、粵語口筆譯工作剛滿五年，內容多以藝術文化類為主。過去經常拜訪香港，現在比較沒有機會造訪，但很幸運能參與本書的翻譯，藉此探索不曾見證與深究的香港過往。譯作賜教請洽：ryeryelin@gmail.com

沈函儀

臺大外文系畢業，目前於臺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筆譯組就讀。雜食性譯者，跨足本地化及書籍翻譯，享受藉由翻譯探索世界豐富的樣貌，期望以文字為窗，和讀者一同欣賞窗外的風景。譯作賜教請洽：fionahan2020@gmail.com

《香港日記》
矢板明夫︱產經新聞社台北支局長
汪　浩︱國際政經專家
李志德︱資深新聞工作者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吳叡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林昶佐︱立法委員、閃靈主唱
陶　傑︱香港著名作家、資深媒體人
曹興誠︱著名企業家、聯華電子創辦人
陳健民︱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客座教授
張潔平︱飛地書店創辦人
顏擇雅︱出版人、作家
羅永生︱文化研究學者
羅冠聰︱前香港立法會議員

《時代推著我們前行：羅冠聰的香港備忘錄》
桑　普︱台灣香港協會理事長
矢板明夫︱日本資深媒體人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李志德︱資深新聞工作者
李雪莉︱《報導者》營運長
汪　浩︱國際政經專家
林昶佐︱前立法委員、閃靈樂團主唱
苗博雅︱台北市議員
曹興誠︱著名企業家、聯華電子創辦人
羅永生︱香港文化研究學者

《香港日記》

地圖

推薦序
二十一世紀讓人難以置信的悲劇／曹興誠
傳播民主天火的普羅米修斯／陶傑
一座城市的消失／羅冠聰

前言
何事、何時、何人、如何

第一章　民主與巨龍：一九九二年四月－一九九三年四月
第二章　繞著桑樹叢兜圈：一九九三年四月－一九九四年四月
第三章　打贏關鍵選戰：一九九四年四月－一九九五年四月
第四章　倒數開始：一九九五年五月－一九九六年五月
第五章　帝國的落日餘暉：一九九六年五月－一九九七年六月

後記
香港的毀壞：九七大限後有哪些遭遇？
那些人，如今安在？
謝辭
圖片來源
中英文人名對照

《時代推著我們前行：羅冠聰的香港備忘錄》

推薦序 時代推著他前行，他亦推著時代前行／桑普

自序 時代就這樣倒退著

第一部 時代之間
時代就這樣推著我們前行
一、迷霧一年
二、二○一九
三、無盡抹黑
四、遠方求學
五、寒冬將至

第二部 流亡
一、兩道閘門
二、肝膽崑崙
三、光輝歲月
【插曲】足球故事
四、歷史會面
五、面對焦慮
六、煙火綻放
七、尋求庇護
【投書】我離開香港，是為了告訴英國關於中國的真相
八、倡議之外
九、踏上征途
十、身分認同
【講稿】我們的前路，由我們決定
十一、無愧於心

第三部 異鄉
一人之境
真誠才是最大本領
一籠燒賣
牌愈爛，就要愈比心機打！
為中大心痛
不被玷污的勇氣
低谷、幽暗與希冀
活出真誠
應付假消息的三種方法
在聆聽比說話更重要的年代
學生會的興衰
愛國等於愛黨的荒謬
可以卑微如塵土，不可扭曲如蛆蟲
亂世中應留守或離去？
香港真係好靚
蘋果日報的脊梁
北京奧運與東京奧運
流亡者的憂慮
記與余英時先生的一次相聚
重聚
公民社會的興衰
在黑暗中看見彼此
當石牆沒有花
二○二一香港家書──天光多傷痛挫折　亦盡力生存
在荒謬的時代，如何面對無力和恐懼
當行之事　活出歷史
當年團友　今天政助
牆內外的人
再見英女皇
北京四橋示威勇士如何動搖中共管治威信？
白紙運動
中國人的紅色藥丸
二○二二香港家書──頑石從未成金　仍願場上留足印
你要學會的，是等待自己
檔案編號NSD RN 20000013
家與心房

《香港日記》

前言

來自英國，如今活躍於英、美兩國的史學大師賽門．夏瑪（Simon Schama）曾說：「歷史充滿爭論」。遺憾的是，這種爭論往往反映出根深柢固的態度，甚至是偏見，而不是以面面俱到的方式來仔細檢視證據和論述。當我們對歷史事件的解讀確實對現在具有重要意義時，這種情況更為嚴重。當代關於帝國的爭論因為充斥著許多先入為主以及過度輕率、籠統的觀點，因此帶來了許多傷害，而香港在這爭論中具有一定重要性——那裡是我以英國末代港督身分度過五年歲月的地方。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我曾在香港的告別演說中表示，如今已沒有人會試圖為帝國主義辯護，但就在撰寫此篇前言的這個當下，腦海裡還是浮現了中共為了鎮壓、統治新疆和西藏而編造出來的論述。對於現代而言較有意義的，不是我們能否替殖民統治辯護，不是我們能否用當代價值觀來評斷過去數千年歷史，甚至一一列舉帝國統治遺留下來的優良制度，而是應該去探討帝國如何形成以及成因為何。普遍認為，四分之一個世紀前隨著我們將香港這個殖民地〔或稱為「屬土」（territory），藉此掩蓋自身的尷尬〕移交給中國，大英帝國正式宣告落幕。然而，究竟是什麼造就了大英帝國？
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歷史學家和帝國主義捍衛者約翰．西利爵士（Sir John Seeley）有一句名言：「大英帝國是在一個心不在焉的情況下建立的。」帝國的建立，基本上是由於一連串錯誤、意外、意想不到的後果，以及對這些事情的反應所造成的結果。這也是珍．莫里斯（Jan Morris）的觀點，她不但出版了一部精湛的帝國史，也撰寫了一部描述香港的最佳著作。縱觀這個英國殖民地的歷史，無疑印證了她所說的帝國歷史是「零零碎碎」的說法。不過，位於北迴歸線以南、靠近珠江三角洲的中國南方海岸「零零碎碎」的島嶼，與世界上其他地方形成帝國的那些零碎元素不可同日而語。
九龍四山以南的群島，包含九龍半島、各島嶼、岩石、和「香港」等領土，是英國戰勝衰落中的大清帝國後，所贏得的戰利品。這些地方讓各家英國貿易公司（有名的香港各「洋行」的前身）有了一個根據地能在澳門和廣州開展業務，將生產於印度的鴉片恣意運往中國販賣。英屬印度的龐大開支有一部分就由鴉片收入來支應。從此，中國這個偉大的文明大國不再能夠要求中國人所謂的西夷「恪遵禁令」，自然也就無法遏止這種貿易全球化的惡例。一八四○年代初期的砲艦外交，以清廷戰敗告終，並必須根據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割讓領土。不過，英國駐華商務總監查理．義律上校（Captain Charles Elliot）雖然以海軍武力強取戰利品，但包括英國外交大臣帕默斯頓勳爵（Lord Palmerston）在內，許多人都覺得只是雞毛蒜皮的收穫：港口、幾個零散島嶼和許多岩礁，故對中國掠奪規模太小的結果而失望。可能也是因為如此，後來義律才會只被任命為臨時代辦，派駐於新成立的德克薩斯共和國，而且後來的最高職務也不過就是蕞爾小島聖赫勒拿（Saint Helena）的總督。
由於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勝利，英國獲得在九龍半島南端更多清廷割讓的土地，與之隔海相望的維多利亞島（香港島），未來將成為這片英國新領土的心臟地區。不過，香港命運中最終的地理範圍，此時仍未底定。世紀末，英國與眾帝國列強，如日本、德國、俄羅斯、葡萄牙、和法國，聯手從日益頹敗的大清手中奪取了中國大片珍貴的土地。英國獲得了維多利亞港和各島嶼以北的腹地，不過不是以割讓方式取得，而是改為長期租借。這片新的土地位在九龍以北所謂的「新界」，租借期限為九十九年。租約於一八九八年簽訂時，誰會想像得到租約到期的那一天？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日曆一張張翻開、一頁頁變黃，香港這個殖民地有限的生命，在逐漸擴大的陰影中度過，永無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機會，注定要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回歸祖國懷抱。
這祖國的政府不斷瘋狂地扭曲、改變，從清帝統治開始，經歷民主的嘗試、軍閥割據與北伐戰爭、日軍侵略、到國共内戰，最後演變成列寧主義式的中共極權體制。這個冰封的極權國家曾有解凍的機會，不過最終證明只是曇花一現。儘管已從海上的岩礁、孤島和海港蛻變成一個偉大的國際商業中心，這是香港必須面對的無情現實：香港永遠不會成為一個獨立的城邦，自始至終將成為中國眾多城市中的一員，並嘗試與北京掌權者及全世界和平共存。
隨著時間流逝，有人爭辯說，英國可以合法保留清廷割讓的領土，只須歸還租借的部分便可。實際上，香港的發展軌跡證明了這自始至終都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原因是這座蓬勃發展的城市，必須仰賴新界的水源、土地、空間和農業才能生存。而日後新界本身又再發展出七個「新市鎮」。此外，如果不歸還香港，英國必須付出的昂貴代價是可能面臨來自國際的譴責，世人也會將之視為十九世紀「不平等條約」的重新抬頭。只要中國有意，大可隨意排擠香港，或是輕鬆以武力奪取——因為香港壓根就沒有地堡，但高爾夫球場的沙坑倒是不少。［譯按：作者在這裡用了雙關語 “bunker”，同時有「地堡」與「沙坑」之義。］然而，只要香港繁榮昌盛，只要香港能扮演世界各地通往中國的重要管道，輸入資金、商品和專業知識（或把這些東西輸出到世界上），它就可以繼續存在。不管在韓戰期間，或是毛澤東經濟政策產生悲慘後果的年代，或是鄧小平和他的接班人領導下中國穩步與世界重新建軌的新時代，情況一直如此。
香港的發展，尤其在二戰之後，見證了受教育的中產階級華人的成長、華人企業家往往能成功挑戰那些對華貿易傳統悠久的英國公司、以及不斷增加且對自身公民身分觀念越來越明確的健康公民。如果沒有九七大限的倒數時鐘，這一切都只會指到一個方向。與幾乎所有其他的英國殖民地一樣，隨著帝國慾望和能力的消退，香港理論上將可利用英國政治和憲法實踐所提供的軟硬體工具，為獨立進行準備。這些工具包括法治、獨立的司法機關、政治中立的文官體制，及民選政府。為了獨立與自決作準備，政治人物將由新興國家的公民選舉產生，這個國家已具備自我控制的能力，並被賦予了管理國家的責任，須對人民負責。這個獨立、自決的權利從未成為香港命運的一個選項，而這個事實則賦予了北京共產政權一個強有力的論據：北京的共黨統治者表示，如果開始讓香港擁有其他英國殖民地所享有的民主制度，那香港人就會開始認為他們遲早會像新加坡或馬來西亞一樣，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這不但是北京政府永遠無法容許的，而且中共的這一套說辭實際上已被英國認可，甚至那些害怕踏出民主化第一步的香港人也欣然接受了。
正如我所說的，英國政府或在香港的英國商界，也許並不完全反對中國的這種約束。二次大戰後不久，若港督希望給香港帶來某種程度的民主，一定會受到英國政府的奚落。隨著歲月的流逝，形成這種態度的原委漸漸變得薄弱。在一九四○及五○年代，有人擔心國共之間的鬥爭可能會在香港自身的政治舞台上演。再來是對中共在文革期間和後續的政治風暴轉移到對香港的擔憂。當時存在一種高傲鄙視的假設，認為香港人對政治不感興趣，只喜歡賺錢。當時的確有很多香港人感到焦慮，認為民主政治將無可避免造成更多的福利支出、更多政府干預和監管，甚至提高稅收。（儘管香港的稅收已經低到極點，但他們認為加稅是連想都不該想的一件事。）如果民選政治人物能干預市場力量的自由流動，那麼，治理這個全世界最自由、最開放的經濟體之一真的有可能嗎？然而，當教育發揮其良性作用；當男性與女性都加入專業人士行列，在大學學習卡爾．波普（Karl Popper）和其他「開放社會」理念倡導者的作品；當社區在報紙和電視上看到南韓和台灣及世界各地正在發生的事情；當香港人受到鼓勵做出自己的經濟決定；當上述種種條件都已經成熟時，如果還有人堅稱香港的人民不該享有發言權，不該關心那些深遠影響大眾生活的重大議題，那無論如何都是站不住腳的。接著，人們聽著九七大限的倒數時鐘，一邊經歷了令人不悅和憂心的事件，想了解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及周邊眾多的屍體，到底對他們馬上要看到的未來提供了什麽啟示？他們的要求出人意料，但並不過分；舉止驚人，但頗為克制。他們未來將何去何從？
到了一九八○年代中期，當時能夠確保香港人未來幸福的基礎、及可以提供全面保證並讓大眾滿意的配方看來都找到了。當英國開始與北京就香港一九九七年之後的前途進行談判時，鄧小平端出了先前已向台灣推銷過的一個鼓勵台灣與中國大陸統一的提案，口號為「一國兩制」。香港九十九年的租約期滿後，將再次成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中國對其享有主權。然而，中國將允許香港在外交和國防以外的領域都享有高度自治，並允許香港保留現有的生活方式，以及政府和社會運作的方法：資本主義、財產私有制、法治、隨開放社會而來的各種自由（新聞、集會、宗教、查詢）、政治中立的文官體制，以及政府對立法機關的問責制。事情果真照著這個方案發生了，一切都在英中之間的國際條約中寫得非常清楚。一九八五年《中英聯合聲明》（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送交聯合國進行登記，其主要承諾成為香港實質上的憲法：全部條款共一百六十條，外加三個附件，由中國在一些香港公民的參與下起草，稱為《基本法》（Basic Law）。
這個方案的精妙之處，在於兼顧了英中雙方在政治和道德上的窘境，而且表面上滿足了香港市民的需求。不同於英國其他殖民地，香港成為獨立國家自此至終都不是選項，英國人正因如此必須面對道德上的難堪。而他們在政治上的尷尬之處，是不得不重溫當年大英帝國獲取香港那段不光彩的歷史和手段——儘管這個城市如今已發展為一個繁榮的國際都市。對中國來說，政治上的尷尬之處是提醒了世人，中國多年來遭受各國「不平等條約」的煎熬（這種說法不能說不合理），但也提醒大家一個事實：當年大多數的香港公民，其實都是逃離現代共產主義暴政的難民。（這件事必定讓大家停下來思考一下，但那些最為無知、意識型態守舊的中共黨人除外。）
除了身為英國殖民地所須面對的「九七大限」，香港這個城市第二個重要的決定性特徵，就是它是一個由難民組成的社會。一九九二年我到港赴任時，香港人口為五百八十萬，居民來自世界各地，有伊拉克、南亞、美國、澳洲、加拿大、紐西蘭、日本、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非常具有國際大都會的特色，只要看看香港的多所國際學校就知道了。然而，香港的人口除了極少數原有居民的後裔外，主要來自中國其他地方。第一、二和第三代難民是國民黨軍隊及官員的家眷，以及一九四九年中共接管中國大陸後逃離上海的商界領袖的親屬，而當年也是這些商界領袖將成衣及鐘錶製造等產業帶來了這個英國殖民地。他們的先祖當年以游泳、藏匿船上、和爬越鐵絲網的方式到達此地，逃避中共對地主的迫害、大躍進、大饑荒（甚至發生人吃人的慘劇）、害死千千萬萬人的政治操作，以及現代中國無所不在、對任何異議人士進行鎮壓的恐怖和殘酷。一九七○年代，湧入香港這個大英帝國主義壓迫下最後堡壘的移民人數如此之多，當局因此推出了「抵壘政策」（Touch Base Policy）。只要有辦法越過邊境到達市區，找到肯收留的親戚，就可能獲得香港政府核發的香港身分證。這些人來到香港以前，一輩子受了「愛國必先忠黨」的觀念洗腦，這就是中國版列寧主義式「黨國同體」的致命教義！
這座由難民建立的城市，一切確定的事情有終結的一天，雖然人民接受了統治者對其未來所做的承諾，但對此卻不容置喙。這座城市有一個大部分時候都立意良善的政府，但在倫敦的殖民統治者經常給人一種印象，就是他們認為對中英貿易及解決當今迫切問題的全球夥伴關係而言，這個地方只是鞋子裡一顆令人渾身不舒服的小石頭、一個分散注意力的雜念。不過，這個非凡之地、帝國奇葩，還得面對另一個無法逃避的現實。事實上，當年中共迫使如此多的商人階級離開上海，和一波又一波的難民逃到這些中國南方的島嶼上，所以在某種意義上，香港可說是中國極權主義的產物。他們擠到貧民窟和臨時安置所，但不久之後，這些地方卻演變成高樓大廈、舢板和龍舟比賽的海港、普通法法院及隨之而來的各種自由，並擁有曾被譽為「亞洲最優秀」的警察隊伍。但那是過去的事情了。這些人逃離了共產中國，後來卻協助中國勇敢向全世界市場開放，幫助中國實現真正的、迄今仍持續大步向前行的經濟發展。那麼中國給予他們的回報呢？ 由中共執政的中國現正著手逐漸摧毀他們的生活方式，其自由一項又一項遭到蠶食，許下的諾言一個又一個遭到違背。
諾言遭到違背，激起了全世界的憤慨和爭論。這促使我出版這本我在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七年擔任港督期間所撰寫的日記，看來我的這段經歷值得在這個時候公諸於世。我在〈前言〉後面補充了簡短的說明，列出了為香港官員日常運作提供基礎支援環境的主要機構和安排。在日記末尾，我加了一份參與香港治理的主要官員名單，以及倫敦和北京關於香港主權移交的政策。最後一篇短文簡要地介紹香港近兩年發生、最後證明是完全摧毀自由社會的事件。
本書並未使用任何政府檔案中的材料，無論是保存在邱區（Kew）的英國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或那些與其他殖民地文件一起存放在他處的檔案。我也未使用任何私人信件與通訊的内容。我偶爾會從内人穎彤精心保存的日記中，對一些事件的描述、日期做交叉比對。我們兩人都打算把原始日記本及其他材料送交牛津大學的博德利圖書館（The Bodleian Library）保存，未來將毫無保留地提供給有興趣研究的學者。我自己的日記材料主要是錄音文字稿和一些大習作簿，每天晚上我都會在上面寫下擔任港督最後階段所發生的事情。因為要出版成書，我必須適度刪減日記中的千言萬語（最後減少了數十萬字），因此一些地方必須重新編排。日記中有些段落記錄了我在受到挫折的情況下所說、所做的事情，事後回想起來是不太恰當的言行，不過最後還是予以保留，並未刪除；因為這些事情忠實反映了我們在經歷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事件時，不時浮上檯面的緊張局勢，即使可以回到那個時候，我也不會做任何重大的改變。在本書中我唯一自我審查的地方，是在某些地方避免使用真實姓名，尤其針對那些仍然在香港的人，很可能會因為這個殘暴的專制共產政權而受苦，就連我心愛的城市都被戴上了手銬腳鐐。


《時代推著我們前行：羅冠聰的香港備忘錄》

一、兩道閘門
二○二○年六月中，我一直在不同的安全屋轉移。
三個月前，中共明目張膽表示會繞過香港所有諮詢和立法程序，直接實施港版《國家安全法》（即《港區國安法》）。二○二○年初，因應疫情轉趨嚴重，香港政府禁止市民於日常聚集，同時亦將此緊急權力用於壓制市民集會權利。在疫情和「限聚令」的雙重打擊下，香港抗爭日漸息微，市民亦將重心放在抗疫工程。狼子野心的中共嗅到扼殺香港公民社會的絕佳時機，便順勢在短時間內推出嚴刑峻法，確保香港政府及國家機器擁有幾乎可任意將抗爭者治罪的「口袋法」，撲滅任何示威的火苗，一勞永逸。
於是，《港區國安法》被提上日程，時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甚至曾向傳媒表示，她在《港區國安法》細則公布前也與其餘香港市民一樣並不知道詳情。一個完全顛覆香港普通法傳統的法例，就在所有人都被蒙在鼓裡時，猶如聖旨般降臨我城。
《港區國安法》於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公布，當時所有活躍的政治組織者都感到如臨大敵，前路相當迷茫。到底這只是一個備而不用的「尚方寶劍」？或是會滲透到日常生活所有角落、猶如中國大陸濫用「煽動顛覆國家」罪名一樣，將所有批評政府的聲音關進大牢？從歷史得知，《港區國安法》是屬於後者，用以消滅反對聲音達致「社會和諧」的積極手段。但在《港區國安法》公布前夕，未知和不安籠罩香港，我們也不禁猜測，當《港區國安法》正式頒布時，所有香港政運人士會不會突如其來被「一網打盡」，甚或立刻送中。
因此，在整個六月，我就已經對個人安全狀況相當警惕，也開始轉換居住地點，避開潛在的監視。驟眼看來，這或許有點使人覺得我像驚弓之鳥，畢竟事後也知道政府的拘捕行動不如預料般電光火石；但他們企圖將香港反抗勢力一網打盡的野心，還是能在事後以不同案件大規模搜捕香港民主派一窺究竟。
距離六月三十日公布《港區國安法》尚有兩個星期，此時我大約已經知道，我會在六月底離開香港，也許這是一條「不歸路」──但這個決定並不能帶來解脫的感覺。一來曾有離境者被機場海關攔截的案例，我或早已在政府的黑名單中，因個人的政治立場而被限制出境；二來就此離開一個我曾立志為它的未來和自由奮鬥的城市，心有不甘，亦對未來感到徬徨。離開了香港，我仍可如預想般繼續為它發聲嗎？香港的支持者和市民，又會不會反對這個離開香港的決定，認為這是對理想的背叛？
在離港前夕，夾雜著思想上的渾沌以及對人身安全的擔憂，我不斷穿梭在港九新界的每一個角落，看著香港都市繁華、小城冷清的每一幀畫面，不由得衍生出千種感覺。我在思想和情感上超出負荷，使我日漸感到疲累之餘，也有更強烈的末日感。
那段時間，仍是二○二○年民主派初選的宣傳時期。我預計一旦未來被香港政府通緝，知悉我離港決定的人或會惹上官非，被指控協助我離開香港。因此基於安全考慮，我並沒有與團隊、家人商量，內心藏著一個大秘密，但又貌似如常地過活。
這並不容易，也並不好受。
那段時間，我特意相約很多熟悉的好友見面聚餐。雖然香港與外地的交通非常方便，但有些好友被捕後旅遊證件被沒收；當時也正值疫情，尚未開放，在海外相見也不容易。我與他們聚首時，便暗暗感嘆不知何日再見。
六月二十五日，我最後一次離開在東涌的家。那是一頓很漫長，又很快速的晚飯。內心的糾結影響了時間的流逝，使它變得絕對主觀；理性和感性對現實的詮釋被不安和不捨打亂，我想留住眼前一刻，奈何卻深明時間終將向前。我仔細地觀察餐桌上的一切，卻又非常清楚，我最好快一點忘掉。
由於我早已與家人分開居住，不時都會帶來行李箱出入，在享用過晚飯後，我徐徐收拾行囊，準備起行。當時擔憂在機場可能會被海關或警察攔下，因此我將所有電子儀器都清乾淨，只帶了一個背包以及手提行李箱，盡量輕裝上陣，減省它們被沒收時的麻煩。
眾志的年宵外套、監獄的書信、幾件替換衣物……很多富有紀念價值的物品，包括立法會議員時期的文件、《青春無悔過書》贏得的書獎等等，都要被遺留在家，等待一位不會回來的主人。
之後我重新回到安全屋，收拾好心情，等待出發的日子。
我記得那天起來，就好像二○一七年準備上庭迎接公民廣場案判決一樣，周遭事物色彩變得鮮艷，五感特別靈敏。二○一七年上庭前，我們早已知道唯一的判決結果是入獄；二○二○年啟程前往機場前，無論是登上前往倫敦的客機，或是會被拘留在邊境，雖然處境大相逕庭，但對我來說，都是猶如二○一七年般糟糕透頂的結果。
我的人生，就像是一根浮木漂浮在名為香港政治的急流上，在身不由己的客觀環境下，做有限的自主決定。一顆爛橙和一顆爛蘋果擺在眼前，我只能選擇其一，然後接受自己的決定。
戴著一頂漁夫帽，我乘坐計程車來到機場，守在門口的警衛查看了我的登機證後，便讓我通過。當時機場仍實施疫情下的出入限制，只能讓持有效登機證的乘客進入，連飛機接送都有非常嚴格的規定，務求減少人群聚集。我順利進入機場，意味著我有驚無險地通過了第一個檢測。
航空櫃檯登記，成功通過。從離境大廳進入禁區之間，相隔著檢查香港身分證的電子通道。通道是由兩道閘門組成，將身分證插入機器檢查，驗證成功後取回身分證，第一道閘門會隨之打開，進入後你將被困在兩道閘門之間。設計原意是讓入境處職員以最有效的方式將嫌疑人士拘留，但這道本應只花三十秒的程序，卻成為整個行程中最令人膽戰心驚的章節。
通過第一道閘門後，我需要在機器上驗證指紋。我按著指示將拇指按上，而本應打開的第二道閘門，卻遲遲沒有反應。
三十秒、一分鐘、兩分鐘……沒有反應。
閘門的顯示器沒有任何特別標示，只是要我耐心等待。這段時間裡，我腦海快速模擬了多個可能性：是我的拇指太乾燥導致檢測不良嗎？還是我離境程序觸發了黑名單警報，警察正在火速趕來？或是我的模樣太過可疑，觸發職員的隨機檢查？
缺乏資訊的我表面冷靜，實際額冒冷汗，度過了人生中最慢的幾分鐘。
實際時長我也忘了。那種情況，是不可能冷靜地計算自己等待多久，然後再盤算日後將這個細節寫入書中。
不可能。
當我心急如焚時，第二道閘門打開了。沒有警察，也沒有入境處職員等待著我。我拖著手提行李箱，走到閘門口附近的椅子，面對停機坪、背對走道，靜靜坐下。在二○二○年，由於已有一批批示威者在面對司法程序前嘗試離港，因此機場登機閘門不時有便衣警察巡邏，隨機審問容貌年輕的登機乘客，捉拿那些「漏網之魚」。亦有其他案件，是當飛機在跑道準備起飛時，已順利登機的示威者被警方在機上逮捕，無法離開。因此，即使完成了離境手續，在起飛前我都無法定下心來，只能鎮定地看著跑道上的飛機，幻想著它起飛的一刻。
結果我沒有被盤問，成功登機，坐在乘客相對稀疏的客機上，靠著窗戶，緊緊抓住眼前香港的面貌。飛機滑行，在跑道上加速，機身傾斜，我的視線拔地而起，看著萬家燈火的香港夜景。
這是全世界最美麗的畫面，在我心中無可取代。
飛機穿過雲層，我的眼淚也隨之落下。流亡成為事實，下一站是倫敦。
我又會迎接一個怎樣的人生？我看著眼前的星空，思索著這個沒有答案的問題。（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