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沒有女人的臉（2015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首部作品，出版四十周年紀念新版）

這是女人走向戰場的故事，那裏有女人自己的色彩、氣息，與解讀，還有情感空間……

◎特別邀請鄭芳婷副教授（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全新專文導讀
◎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赤色百科烏托邦系列作首部曲
◎作品授權超過五十個國家、翻譯成40種以上語言
◎俄文直譯繁中版，吳佳靜老師（政大斯拉夫語系）審訂
◎台灣版限量作者封面印簽

★☆本次紀念新版調整☆★
1. 新增收錄諾爾貝文學獎得獎致詞摘錄 
2. 新增台大台文所鄭芳婷副教授二〇二四再版導讀
3. 參照白羅斯大使館聲明，將舊版書中出現的「白俄羅斯」一詞改為「白羅斯」

二戰期間，蘇聯曾發動近百萬名女性上戰場，過去所有被認為是男性的崗位都有她們的身影，舉凡狙擊手、砲兵、坦克兵、游擊隊、空軍飛行員等，不單只有我們習以為常中的後勤、醫護人員，然而這些身影在戰爭中失去了女性的面孔，戰爭結束後這些女性又陷入長達四十年的沉默⋯⋯

　█關於女人走向戰場的故事
作為二戰勝利者的後代，戰爭書寫對於亞歷塞維奇這些曾經的蘇聯人來說並不陌生，然而，一直以來書寫戰爭的作品這麼多，對她來說為何還要繼續寫？關於戰爭的一切， 我們大都是從男人口中得知，我們被男人對戰爭的理解、感受所俘虜，連在討論戰爭時使用的語言也是男人的。亞歷塞維奇想問，爲什麼女人不能捍衛自己的歷史，自己的語言和感情？戰後過了數十年，這些女人的戰爭仍舊不為人知，因此，這就是她所想書寫，關於女人走向戰場的故事。

　█耗時多年，歷經數百位訪談，以及審查部門的阻擋
本書是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亞歷塞維奇的「赤色百科」烏托邦系列之一，以她承自俄羅斯口述傳統，介於報導文學與散文之間的「文獻文學」新體裁，將多人的獨白集結起來，譜出一首首眾聲喧嘩式的複調音樂；自己則相對隱身在這些受訪者的聲音之下，將訪談資料裁減與組織，並且放入自己的提問與思考，藉由當事人的集體見證和現身，還原她理解中的真實。然而，耗時多年，歷經數百位訪談下，這些作品一度無法出版，遭到不少出版社的拒絕，甚至遭遇審查部門的刪改，是直到戈巴契夫開始改革後， 才付梓出版，當時印刷量高達兩百萬冊。而在同一時間，隨著書的出版，她收到了大量信件，來自更多渴求訴說、被聽見的女性，終於，這些聲音找到了出口。本書另有收錄當時審查部門刪改的內容摘錄，以及作者與審查官的對話。

　█寫戰爭，更是寫人
這不是一部關於女英雄的歷史，也不是在歌頌國家勝利的作品，亞歷塞維奇猶如靈魂的史學家，將書寫著墨在人的心靈與精神上去反思這究竟是一場什麼樣的戰爭，歷經過戰場的女人，是些什麼樣的人，她們又如何理解自己經驗的一切。這是蘇聯在二戰勝利國敘事下的另一種聲音，這些女人活過兩場戰爭，先是槍林彈雨的戰場，接著是回到日常受困女性傳統框架的戰場，戰爭從來沒有遠離過她們；無論是被看作在前線勾引男人的蕩婦，或是因為會想起血的氣味、死亡的模樣而對任何紅色物品感到恐懼，還是那在訪談前後反覆不定，有時陷入自我審查而不斷推翻，無法輕易說出口的真實。

◆「赤色百科」烏托邦系列五部曲 ◆
本書是烏托邦系列五部曲中的首部曲，此系列為亞歷塞維奇耗時數十年，訪談超過千人所寫下的「蘇聯」人聲紀錄，內容橫跨二戰、蘇聯對阿富汗戰爭、車諾比事件至蘇聯解體，留下這段長達七十多年的歷史見證。在書中，讀者能夠看見一場社會主義實驗的理想與殞落，以及遭國家忽略的小人物集體現身。五部曲依照原文出版時間分別為：《戰爭沒有女人的臉》、《我還是想你，媽媽》、《鋅皮娃娃兵》、《車諾比的聲音》、《二手時代》。
 
各界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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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好評
「她的書具有危險的力量，記錄著二十世紀的暴力、愚蠢與殘酷，毫無冷場。」
──德國國家廣播電台

「亞歷塞維奇為歷史中的灰色地帶舉起一盞明燈。」
──瑞典赫爾辛伯格日報

「那有如複調音樂般的作品，為當代世人的苦難與勇氣樹立了一座紀念碑。」
──二〇一五諾貝爾文學獎

原作簡介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 Алексиевич С. А. 

1948年生，記者出身。父親是白羅斯人，母親是烏克蘭人。2015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因為作品在國內被禁，電話被竊聽，被禁止參加任何公開活動，因此她2000年離開家鄉，受國際避難城市聯盟協助流亡歐洲其他國家。她於2011年曾回到白羅斯居住，其後又因為參與白羅斯民主抗爭活動，反對統治近三十年的白羅斯總統盧卡申科，而在2020年必須再次離開家鄉；即使如此，她仍心繫著這片土地上發生的一切。
其作品以新文體寫成，此為諾貝爾文學獎從未出現過的體裁。這樣的寫作技巧，來自俄國口述傳統。讓世人得以看見映射眾多情感的世界，透過拼貼許多聲音，使作品介於報導文學與散文之間，是一種記錄真相的文獻文學。
她每部作品都花費數年書寫，訪問數百人，對象跨越數個世代，從1917年到今天。可說是關於蘇維埃靈魂的長篇史詩。其描繪的人性拼圖和提出的問題，使其作品不僅是關乎蘇聯而是甚至於全體人類。
除了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與1999年赫爾得獎，其作品獲獎無數，《戰爭沒有女人的臉：169個被掩蓋的女性聲音》獲得2011波蘭安格魯斯中歐文學獎、2011波蘭理查德‧卡布辛斯基獎報導文學類。《車諾比的聲音》獲得2005全美書評人協會獎、1996瑞典筆會圖霍爾斯基獎。《二手時代》獲得2013法國文學界四大獎──法國梅迪奇獎散文類、2013德國藝文界最高榮譽──德國書商和平獎。

相關著作：《戰爭沒有女人的臉（2015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首部作品，出版四十周年紀念新版）》、《我還是想你，媽媽（2015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作品，出版四十周年紀念新版）》 、《鋅皮娃娃兵：聆聽死亡的聲音（華文世界唯一俄文直譯，完整典藏版）》、《車諾比的聲音：來自二十世紀最大災難的見證（首次完整俄文直譯，台灣版特別收錄核災30周年紀實攝影）》、《二手時代（2015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獲獎之作，長銷精裝典藏版）》

譯者簡介

呂寧思

1955年生於瀋陽，現為香港鳳凰衛視資訊台執行總編輯、副台長，南京大學客座教授、西華大學客座教授。為復旦大學歷史系學士、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文學碩士、澳洲雪梨大學亞洲研究博士。曾擔任記者、節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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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強生／作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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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亦絢／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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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鐵志／文化與政治評論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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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心華／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系教授
蕭道中／輔仁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賴盈銓／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系退休教授
薛化元／政治大學台史所教授
蘇淑燕／淡江大學俄文系副教授

國際好評

「她的書具有危險的力量，記錄著二十世紀的暴力、愚蠢與殘酷，毫無冷場。」
──德國國家廣播電台

「亞歷塞維奇為歷史中的灰色地帶舉起一盞明燈。」
──瑞典赫爾辛伯格日報

「那有如複調音樂般的作品，為當代世人的苦難與勇氣樹立了一座紀念碑。」
──二〇一五諾貝爾文學獎

二〇二四年再版導讀〈陰性的戰爭異音〉

◎文／鄭芳婷（台大台文所副教授）

戰爭其實從未遠去：我們如今所身處的時空，是帝國威權、殖民遺緒、新自由主義、科技奇點與多元批判纏繞互構的流變體。人們自感浩瀚，彷彿我們將攜手進入另一個嶄新的次元，即便是極小的動作，傾刻間似乎也能震攝世界；人們同時自覺蚍蜉，因為微觀世界的量子現象，使我們越來越洞悉自己的無知，天災人禍交替橫行，更使我們無助、倦怠且時時遁入幽暗。

戰爭或者從未像此時此刻，是如此迫在眉睫的議題：冷戰以不同的形式雖死猶存，俄烏戰爭、以哈戰爭、蘇丹內戰、埃塞俄比亞內戰、衣索比亞與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的流血衝突、伊朗與以色列之間的劍拔弩張、中國對台灣的文攻武嚇，這些看似區域性的戰事實則早已在經濟與生態的全球化鏈結之中衝擊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此中，我們所有人皆不可能是局外人。

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下，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Алексиевич, Светлан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的《戰爭沒有女人的臉》（У войны не женское лицо）乃是必讀的經典。這部作品於1985年出版，至2002年改寫完，其繁體中文版於2016年推出，時隔八年，歷經多番疫情與戰爭，如今再版，世界已然又是另一種情景，更加顯現了這部作品的重要性。亞歷塞維奇於1948年出生於烏克蘭，爾後舉家遷返白羅斯。她畢業於新聞學系，並以此為志業，卻因批判當權者而屢遭審禁與竊聽，而後更因此被迫離開家鄉，流亡歐陸國家。她最重要的著作，包括《我還是想你，媽媽》、《鋅皮娃娃兵》及《二手時代》，皆揉合「文獻文學」的新體裁，以極富感情與詩意的文字刻畫東歐近四十年來因戰爭創傷及政權變遷而鑿出的集體敘事與個人記憶。

「文獻文學」與報導文學不同，兩者雖都有強烈的紀實性：但前者以文獻資料的呈現為主軸，作者看似隱匿缺席，實則有如策展人，籌畫了呈現的邏輯與構圖；後者則是描繪真實事件的敘事性文學，作者因此明顯存在於文本中。在《戰爭沒有女人的臉》中，亞歷塞維奇將她花費數年時間蒐集而來的訪談資料進行裁減與組織，同時也置入她自己的提問、思考與反饋，由此交織出一幅氣勢滂礡卻又紋理細膩的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文學景觀。這樣的景觀誠然與俄羅斯的口述傳統有關，也同時讓我們想起契訶夫（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為人所知的寫實主義論述。在《櫻桃園》（вишнёвый сад）中，劇中家族面臨著宅邸被拍賣抵債的壓力，眾人雖各提解方，卻無人實際行動，最終宅邸出售，櫻桃樹應聲倒下，人去樓空。此劇呼應著亞歷山大二世於1861年推出的解放奴隸政策對於舊貴族勢力的衝擊，但值得注意的是，契訶夫棄絕當時蔚為主流的「佳構劇」（well-made play）技法，反藉由一種逼真至失焦的「生活切片」，以求真實地描述社會。於是，我們看不到任何通俗劇（melodrama）式的戲劇化情節或史詩劇場（epic theater）的英雄謳歌，而是一幕幕零散、多線、去中心的對話場景，然而，正是在這樣的場景中，屬於個人的各種微小、衝突、矛盾與反覆卻無比清晰且震攝人心，甚至瓦解了屬於國家與民族的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在《戰爭沒有女人的臉》中，司機、醫生、護士、步兵、射手、接線生、衛生員、通信兵、狙擊手、飛行員、偵查員、洗衣隊、高射砲手、高射機槍手、衝鋒槍手、密碼破譯員、游擊隊聯絡員以及更多曾經參與二戰的人物，各自陳述了她們活生生的經歷與創傷，但即便是在亞歷塞維奇的裁減與組織中，這些陳述完全無法被統整為一種聲音，它們各自哀悼、悲鳴、喃喃自語或是義正嚴詞，但總是溢出了任何將它們同質化的企圖。在書末的〈創作筆記摘錄〉中，亞歷塞維奇提及有人要求她不要拘泥於瑣事並聚焦在戰爭的榮光，她也將各種「審查部門刪除內容摘錄」陳列於後，讓環繞著這部作品的各種異音並陳，揭露了紀實作品的不易與牽扯；這樣的一部作品從來不可能獨自存在，它必定長於各種脈絡，甚至這些脈絡就是它的一部分血肉。

亞歷塞維奇自承受到亞當莫維奇（Аляксандр Міхайлавіч Адамовіч）寫作技法的影響。後者出版於1977年的作品《我來自燃燒的村莊》（Я из огненной деревни），正是透過二戰生還者的面對面訪談資料，呈現白羅斯軍隊與納粹德國的交戰記憶。但是，《戰爭沒有女人的臉》的另一項重要貢獻，是其嘗試從女性的聲音與視角回溯戰爭細節。從古至今，戰爭往往被詮釋為陽剛之事，參與戰事的個人與集體也多半被建構為面向陽剛的積極主體；此中，陰性（femininity）成為必得賤斥（abject）、消除之晦暗之物，以免玷污戰爭的英雄浩偉想像。然而，正是戰爭的陽剛框架使其自身成為暴虐與非人，並且遮蔽了內部長期以來積累的性（別）暴力系統。亞歷塞維奇說，「女人的戰爭，是伴隨著氣味、色彩、微觀生活的戰爭」，她筆下的戰爭，是透過那些往往被視為難登大雅之堂的日常細節慢慢堆疊出來的，而非政府文宣或教科書上的各種編年或槍械與死傷數據。正是這些陰性的吉光片羽，讓戰爭不再居高臨下，轉而成為記憶的交雜場域，讓各種相異的聲音、畫面、味道與觸感終究揭露了單一意識形態的不可能。

回望台灣，女性官兵近年人數大幅增長，有關戰爭與性別的議題也逐漸受到矚目。實際上，台灣的國防部也曾出版女性官兵口述歷史，分別是2005年《巾幗英雄：女青年工作大隊口述歷史》及2020年《巾幗英豪：國軍女性官兵訪問紀錄》。然而，由於這兩部作品乃由國防部官方策劃與出版，其標題與內容仍然難脫對於戰爭的榮光想像，訪談對象更可能礙於其現職軍人身份而有受到限制，甚至為呼應政府近年的性別平權政策而迫於不斷力證其所身處軍事場域的「平等」與「自由」，反而遮蓋了內部的暴力與壓迫。由此而觀，《戰爭沒有女人的臉》所呈現的眾聲喧嘩以及其所引發的爭議與思辨，或者正是體現了戰爭與性別交織議題的艱難與未竟。

確實，我們或許從來沒有身處戰爭之外，只是如今的混合戰爭（hybrid warfare）早已超出了軍械砲彈式的傳統認知。如何在如此危殆且難料的當代情境中，思索團結共榮的解方，是如今所有人類必須一起面對的命題。亞歷塞維奇筆下富饒飽滿的陰性異音，讓我們體會了受弱（vulnearability）與相依（interdependence）的力量，藉由這種力量，我們方能真正凝視周遭的硝煙，與硝煙中無比真摯的人。

總導讀亞歷塞維奇的口述紀實文學——聆觀世人的心聲與風塵／政大斯拉夫語系劉心華教授
二〇一六年初版導讀苦難與英勇的紀念碑／台大外文系退休教授歐茵西
二〇二四年再版導讀陰性的戰爭異音／台大台文所鄭芳婷副教授

我不想去回憶
再等等吧，你們還小呢！
誓言與祈禱
恐懼和一箱糖果
戰場生活和瑣事
只有我一個人回到媽媽身邊
我們的樓裡有兩場戰爭
電話聽筒射不出子彈
我們只獲得了一枚小小的獎章
布娃娃和步槍
血腥味和死前的驚駭
馬和鳥兒
從戰場回來後，我已經不是原來的那個我了
我現在還記得這雙眼睛
我們沒有開過槍
一雙小皮鞋和該死的小村子
凱牌特殊肥皂和警衛室
我開拖拉車，還罵髒話
當然是需要軍人，可我也還想做美麗的女人
男人的靴子和女人的帽子
姑娘的尖叫和水手的迷信
沉默的恐怖和臆想的美麗
你們知道嗎？工兵排長平均只能活兩個月
哪怕只讓我看他一眼
魔鬼女人和五月玫瑰
沉靜的天空和一枚丟失的戒指
孤獨的子彈和人
最後一點點馬鈴薯
裝炸藥的籃子和絨毛玩具
阿母和阿爸
渺小的生命和偉大的思想
媽媽，爸爸是什麼樣子的？
洗澡的寶寶和像爸爸一樣的媽媽
小紅帽和戰場上的小貓
傾聽他們的沉默
她把手放在自己的心口上
在戰爭最後的那幾天，殺人總是叫人噁心
犯幼稚錯誤的作文和電影喜劇
祖國、史達林和紅色印花布
突然間，非常想活下去

作者後記寫戰爭，更是寫人
附錄審查部門刪除摘錄／與審查官對話摘錄／作者自刪的內容摘錄
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致詞摘錄一場敗北的戰役

我不想去回憶

這是一幢坐落在明斯克近郊的三層舊樓房，是戰後迅速出現的建築群之一，周圍早已長滿了優雅的茉莉花。從這幢房子開始的尋訪持續了七年，那是驚愕不斷又肝腸寸斷的七年，是為我自己打開戰爭世界的七年，那是一個我們要畢生去思索和解密的世界。

我體驗痛苦，品味仇恨，經歷誘惑，既有溫情又有困惑......我試圖理解死亡與殺人之間的區別何在，人性與獸性之間的界限何在。人怎麼能與如此瘋狂的想法共存：他們竟然有權去殺死同類？而且是理直氣壯地殺戮！我發現，除死亡之外，在戰爭中還有很多其他的事物，我們平常生活中的一切，在戰場上也都有。戰爭，也是一種生活。我和無數的人性真相發生激烈碰撞，疑團重重。我又開始冥思苦想那些早就存在、卻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比如我們為何對於惡行毫不奇怪？莫非我們內心本來就缺乏對惡行的驚恐嗎？

長路漫漫，跋涉無盡頭。我走遍了全國各地，幾十趟旅行，數百盒錄音帶，幾千公尺長的磁帶。採訪了五百多次，接下去我就不再計算了。那些面孔逐漸從我的記憶中離去，留下的只是聲音。在我的腦海裡，那是一種和聲，是無數人參與的大合唱，有時幾乎聽不見歌詞，只聽見哭聲。我承認自己經常會猶豫，不知道這條路我能否撐得下去，能否披荊斬棘，但我還是要走到底。有那麼一些時候確實出現了疑慮和恐懼，想停下來或者打退堂鼓，但是我已經無路可退。我已經被憤怒牢牢抓住了，望著那無盡的深淵，就想一探究竟。現在我似乎已經悟出了某些道理，可是愈悟出道理，問題就變得愈多，答案則更顯不足。在踏上這條征途之初，我沒有料想到會是這樣的結果。

把我吸引到這兒來的，是出現在報紙一角的小新聞，內容提到不久前在明斯克的一間汽車工廠裡，人們歡送了已屆退休之齡的主任會計瑪麗亞．伊萬諾夫娜．莫羅卓娃。報上說，她在戰爭中曾當過狙擊手，十一次榮獲戰鬥獎章，狙擊紀錄是擊斃了七十五名敵軍。就一般人的想像，很難把這個婦女的軍人身分與她在和平時期的工作聯想在一起。看報紙上的照片，只是一名普通相貌的婦人，誰也想不到她曾經是個槍手。

這是一個瘦小的女人，像少女一樣把長辮子楚楚動人地盤在頭頂上。她坐在大圈椅裡，雙手捂住臉孔，說道：「不，不！我不想再回憶起那個時候，我做不到......到現在我還沒辦法看戰爭片。那時我還是個小女孩，一邊做夢一邊長大，一邊長大一邊做夢。但就在我做夢的年齡，戰爭爆發了。我甚至有些不忍心講給你聽......我知道我要講些什麼......你真的想知道這些嗎？我就像對女兒一樣問你......」

接著她又驚訝地問我：「幹嘛來找我？你可以去跟我丈夫談，他最喜歡說起往事了。指揮員叫什麼名字，將軍叫什麼名字，部隊的號碼是多少，他全記得。但我不行，我只記得我自己的事，記得我自己的戰爭。雖然生活在人群裡，但總是形單影隻，因為在死亡面前，人永遠是孤獨的。我能記住的就是那種陰森恐怖的孤獨感。」

她請求把錄音機拿開：「我得看著你的眼睛才能說，這玩意兒會妨礙我的。」

可是沒過多久，她就把錄音機的事給忘了......

以下摘錄自瑪麗亞．伊萬諾夫娜．莫羅卓娃（上等兵，狙擊手）口述。

「我的故事很簡單，一個普通俄羅斯姑娘的平凡故事，當時這樣的女孩很多。

我的故鄉在狄雅柯夫村，位於現在莫斯科的普羅列塔爾區。戰爭爆發時，我還不滿十八歲，辮子很長很長，都到了膝蓋。沒有人相信戰爭會打這麼久，人人都在盼望戰爭快點結束，馬上就能把敵人打跑。我進了集體農莊，然後修完了會計課程，開始工作。然而，戰爭還在持續著......

我的閨密都在議論：『我們應該上前線去。』空氣中已經瀰漫著火藥味，我們先報名參加了兵役委員會的訓練班，可能和誰搭檔都不知道。我們在訓練班裡學會了實彈射擊和投擲手榴彈。起初，槍拿在手上都覺得害怕，渾身不自在，無法想像自己會開槍殺人，只是簡單地想上前線而已。在四十人組成的班級裡，我們村子有四個女孩，都是好朋友，而鄰村有五個女孩，每個村幾乎都有一些人進來訓練營，而且清一色是女孩，男人們凡是能上前線的都已經去了。有時傳令兵會在深更半夜突然到來，讓我們去野外集訓兩個小時，甚至我們在田裡工作時就被叫去訓練（她沉默了一會兒）。我現在不記得我們是不是有跳過舞，就算開過舞會，也是女孩和女孩跳，村子裡已經沒有半個小伙子了。整個村子一片死寂。

不久，共產主義青年團（以下簡稱共青團）中央號召青年挺身保衛祖國，因為德軍已經逼到莫斯科城下。怎麼能讓希特勒奪取莫斯科？我們不放行！不光是我，所有的女孩都表示了上前線的願望。我父親已經打仗去了。本來我們還以為，只有我們這樣的人才會積極要求上戰場，我們與眾不同......可是等我們到了兵役委員會時，看到已經有很多女孩在那兒了。我喘著粗氣，心咚咚跳得厲害，都快要噴火了。挑選非常嚴格。首先，必須得有健康強壯的身體。我擔心他們不要我，因為我小時候常常生病，用媽媽的話說，小身子骨很弱，所以其他孩子經常欺負我這個小不點。其次，如果想參軍的女孩是獨生女，也會被刷掉，因為不能把母親一個人留在大後方。可憐天下父母心，我們的媽媽也是淚眼汪汪地又罵又哀求我們不要來報名。幸虧我還有兩個妹妹和兩個弟弟，雖然年紀都比我小得多，但論條件，我是符合了。

最後還有一樁麻煩事：集體農莊的主席不放我們走，因為如果我們全都離開了，田裡的工作就沒人做了。總之，我們一起到了共青團區委，在那兒碰了一鼻子灰。於是，我們以本地區代表團的身分去找州團委，大家群情激昂、熱血澎湃，結果還是被送回家。後來我們決定，既然我們人在莫斯科，乾脆就到共青團中央黨部，直接去找第一書記，使命必達！那麼，我們當中派誰去報告？誰有這個勇氣？後來我們想，索性大夥兒一起去吧。可是，我們連中央黨部的走廊都擠不進去，更別說見到書記了。從全國各地來的青年都聚集在了這裡，很多人還是從敵軍占領區突圍出來的，想要為死難親人報仇。全蘇聯各區都有人來......簡單來說，那時我們看到眼前人山人海的情景，頓時不知所措了。

等到了晚上，我們總算見到了書記。他問我們：『你們連槍都不會拿，就想上前線了？』我們異口同聲回答：『我們已經學會了。』『在哪兒學的？學得怎麼樣？你們會包紮嗎？』『您知道，就是在兵役委員會舉辦的訓練營，地區醫院的醫生也教過我們包紮。』這下子書記不再說話，也不再小看我們了。我們手裡還有張王牌：『不僅是我們這幾個人，還有四十多個人在家鄉等著呢，她們全都會射擊，也具備急救知識。』書記聽了就對我們說：『回去等著吧，你們的問題會妥善解決的。』我們回村子時，簡直快興奮死了，我永遠都忘不掉那個時候......沒錯。過了整整兩天，通知書送到了我們手裡。

我們去兵役委員會報到，從一個門被帶進另一個門。我原來留著一條漂亮又驕傲的長辮子，但等我走出兵役委員會時，辮子已經不在了，我剪了一個女兵頭，原來的裙裝也被收走了。當時我來不及把裙子、辮子交給媽媽，我想她一定很希望留在身邊。我們當場換上了套頭軍服，戴上了船形帽，領到了後背包，然後被送上了運貨列車—載運稻草的列車，新割的稻草還散發著田野的清香。

貨車裡滿溢著快樂。真不幸，我們竟然還互相鬥嘴取樂，我記得當時很多人都在哈哈大笑。火車載著我們朝哪兒去呢？不知道，我們也不在乎。只要是上前線就行了。大家都在為祖國打仗，我們也要加入。我們抵達了謝爾柯沃車站，離此不遠處有一所女子射擊培訓學校。聽到我們要被訓練成狙擊手，大家都樂壞了，這可是正經事，我們要開槍了。

學習開始了，各種勤務及法規我們都得絕對服從：警衛、紀律、偽裝、化學防護等等。每個女孩都很努力，我們不僅學會了閉著眼睛填裝及拆除狙擊槍，還有確定風速、瞄準移動目標、測定距離、挖掘掩體、匍匐前進等等技術也全掌握了，一心只想著快點上前線，向敵人開火。在結業考核時，我的兵器作業和攻防戰術隊形作業都得了「全優」。我記得，最苦惱的是緊急集合，五分鐘內就必須整裝完畢。我們把長統靴按尺碼排成一、二、三、四號，好盡快穿上以免耽誤時間。在五分鐘內，我們必須穿好衣服、皮靴，並且排好隊。常發生這種情況，我們光著腳穿長統靴就去排隊，有個小丫頭險些把腳凍傷。班長發現後，訓了我們一頓，然後教我們怎樣裹包腳布。他在我們耳旁嘮嘮叨叨：『丫頭們，我什麼時候才能把你們訓練成戰士，而不是德國鬼子的活靶呢？』丫頭們，丫頭們......所有人都對我們憐香惜玉，這使我們感到很委屈，我們不需要他人的同情。難道我們不能和大家一樣，都是勇敢的戰士嗎？

太好了，我們總算上了前線，就在奧爾沙一帶。我們被分在第六十二步兵師，至今我還記得師長是波羅特金上校。他一看到我們就火大了：『這不是硬把人家不要的小丫頭塞給我嗎？你們是女子合唱團，還是舞蹈團？這是打仗的地方，不是讓你們來這裡唱歌跳舞的！戰爭很殘酷......』可是接下來他就招待我們去他那裡吃飯。我們聽見他問副官：『我們還有配茶水的甜食嗎？』我頓時心裡一陣委屈，他把我們當成什麼人啦？我們是來打仗的，但他不把我們當戰士看，卻拿我們當小丫頭看。當然，在年齡上，我們確實可以做他的女兒。『要我拿你們怎麼辦，我親愛的孩子們？他們從哪兒招來你們這些小丫頭的啊？』他就是這樣對待我們，這樣歡迎我們的。而我們認為，我們已經是戰士了，而且也已經上了戰場！

第二天，師長要求我們展現一下射擊技術和原地隱蔽的本領。我們槍打得很好，甚至比男狙擊手還強，他們從前線被召回進行兩天訓練，對於我們這些女孩居然能做他們的工作大表驚訝。他們大概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有女狙擊手。射擊表演後是原地偽裝，上校走了過來，一邊走一邊觀察草地，然後站在一個土墩上—他一點都沒發現。這時『土墩』卻在他腳底下哀求起來：

『哎喲，上校，我不行了，您太重了。』瞧，是不是很好笑！上校簡直不敢相信我們能偽裝得這麼好。於是，他說：『現在我收回原先對女孩們的評價。』但他還是很為我們擔憂，有很長一段時間都不習慣。

那是我們第一天去『狩獵』（這是狙擊手的行話），我的搭檔叫瑪莎．柯茲洛娃。我們偽裝完畢後趴了下來，我負責觀察目標，而瑪莎持槍準備。突然間瑪莎捅捅我：『開槍，開槍呀！你瞧，那不是德國人嗎？』

我對她說：『我負責偵察，你開槍吧！』

『等我們弄清楚分工，他早就跑掉了。』她說。

我還是堅持己見：『應當先想好射擊要領，瞄準好目標，哪兒是乾草棚，哪兒是白樺樹......』

『你是在學校裡解方程式嗎？我可不會解難題，我是來射擊的！』

我看出，瑪莎已經快對我發火了。

『那好，你就開槍吧，怎麼不開啊？』

我們就這樣拌起嘴來。這時對面的德國軍官正在給士兵下命令。來了一輛馬車，士兵正在接力卸著貨物。軍官說了幾句話後就消失了，而我們還在爭執。後來我發現那個軍官又露面了，如果再錯過一次機會，就有可能被他跑了。於是，當他第三次露面時—短暫的一瞬，因為他立刻會消失—我下決心要開槍了。打定主意後，突然又閃出個念頭：『這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哪，雖然是敵人，但畢竟是人。』於是，我的雙手不知怎麼發起抖來，恐懼地渾身開始打寒顫（就算是現在，有時睡覺時這種感覺還會回來）。我打了成千上百次的膠合板靶子，但要朝活生生的人體開槍這是第一次，果真不容易。透過瞄準鏡，我看得一清二楚，好像他就近在眼前，但是我內心很糾結，猶豫不決。最後我總算鎮定下來，扣動了扳機。只見那名德國軍官身子晃了兩下，就倒了下去。他是否死了，我不知道。但開槍之後，我抖得更厲害了，心裡害怕極了。我真的殺人了！必須習慣這個想法。是的，簡單說，就是驚心動魄，永生難忘。

我們回到營地後，女兵排專門召開會議討論我的行為。小組長克拉瓦．伊萬諾娃對我說：

『不能憐憫他們，應該憎恨他們。』她的父親就是被法西斯殺死的。那時我們常常喜歡圍在一起唱歌，而她總是請求說：『別唱了，女孩們，等我們打垮了這幫壞蛋，那時再唱吧。』

我們沒能很快適應，用仇恨去殺人，確實不是女人應該做的工作，不是我們該做的事。所以，我們必須不斷勸說自己、說服自己。」

幾天後，瑪麗亞打電話給我，約我一起去她前線的戰友克拉芙季婭．格利戈里耶夫娜．柯洛辛娜（上士，狙擊手）的家裡。那天，我再一次聽到這樣的故事......

「我第一次開槍時怕死了，太可怕了。

我們臥倒後，我開始偵察。這時我發現有個德國兵從戰壕裡站了起來，我手指一勾，他就倒下了。結果您知道我怎樣嗎？我一個勁兒地打哆嗦，渾身發抖，幾乎都能聽到骨頭咯咯作響。我哭了。以前我是朝靶子射擊，根本不在乎，但是在這裡，我卻把一個活生生的人開槍打死了？我，殺死了某個跟我素昧平生的人，我對他一無所知，卻把他打死了。

然而，這種惶恐很快就過去了，經過是這樣的：我們開始反攻後，有一次行軍路過一個小鎮，大概是在烏克蘭。到達時，路旁有一座既像木板棚子又像房屋的建築，因為剛被大火焚燒已辨認不出來了。當時火苗漸熄，只剩下房屋架子。很多女孩都不敢靠近，但我不知怎麼就走過去了。在焦炭裡我們發現了骸骨，還有燒光了琺瑯質的五星帽徽，想必是我們的傷患或俘擄在這兒被燒死了。從那兒以後，不管殺死多少敵人，我都無動於衷了，那些燒焦的五星帽徽就像在眼前一樣。

我從前線回來時，頭髮全白了，那時我才二十一歲，卻像個滿頭白髮的小老太太。我受過重傷，因為腦震盪，一隻耳朵聽力很差。媽媽見到我第一句話就是：『我相信你一定會回來的，我白天黑夜都在為你祈禱。』但我哥哥在前線陣亡了。媽媽痛哭著說：『無論是兒子或女兒，現在都一樣。不過，他到底是個男子漢，有義務保衛祖國，而你卻是個女孩子。我總在向上帝祈求：與其讓你受傷，倒不如被打死的好。我每天都要去火車站等你，有一次看到一個被燒傷破相的女兵，我渾身發抖，以為是你！後來我也一直為那個可憐的女孩禱告。』

我老家在車利亞賓斯克州，附近有各種金屬採礦場。不知為何總是在夜裡點燃炸藥，只要爆破聲響，我總是馬上就從床上跳起來，抓起外套就往外跑。這時媽媽會就把我拽住，緊緊摟在懷裡，像哄小孩一樣地哄我：『睡吧睡吧。戰爭已經結束了，你已經在家裡了。』媽媽的聲音讓我恢復意識，『我是你媽媽呀，是媽媽。』她輕聲細語地哄我，生怕大聲會嚇著我。」

屋子裡暖融融的，克拉芙季婭裹著一條厚羊毛毯，卻還是渾身發冷的樣子。她繼續說道：

「我們很快就成了戰士......您知道，那時候沒有什麼時間多想。

有一回，我們的偵察員抓到一名德國軍官，他說有件事他很疑惑：『在他的陣營裡有好多士兵被射殺，而且都是打在腦門上，還幾乎都是同一個部位。』他說，普通射擊手不可能專打腦袋，而且那麼準確。『請你們告訴我，』他請求道，『這位打死我這麼多士兵的射擊手是哪一個？我補充了大量士兵，但每天還是會損失十來個人。』我們團長對他說：『很遺憾，我不能指給你看，那是一名年輕的女狙擊手，已經犧牲了。』她就是薩莎．施利亞霍娃，是在單獨執行狙擊任務時犧牲的。讓她遭殃的，是一條紅圍巾。她非常喜歡那條紅圍巾，但紅圍巾在雪地裡太顯眼，結果暴露了偽裝。當這名德國軍官聽到答案是一名女孩時，震驚到說不出話來，他似乎一直認為那個狙擊手應該大有來頭。當我們把他押送到莫斯科之前，對他進行最後一次審問，他承認：『我從來沒和女人打過仗，我們的宣傳總是說紅軍裡頭沒有女兵，只有陰陽人。』他看來百思不得其解，我永遠忘不掉他當時的神色。

我們出任務時是兩個人一組，從早到晚埋伏在作戰位置上一動不動，眼睛痠痛流淚，手臂發麻，就連身體也由於緊張而失去知覺，真是難受極了。春天尤其難熬，雪就在你身體下面融化，整天就泡在水裡。感覺就像在游泳，但又經常被凍結在地面上。天剛破曉，我們就得出發，直到夜幕降臨才從前線回來。我們通常臥在雪地裡或爬到樹梢上，或是蹲在棚子裡或趴在毀壞的屋頂上，一連十二個鐘頭，甚至更長的時間。我們會偽裝好，不讓敵人發現我們的偵察位置。我們選定的監視點會儘量靠近敵人，與德軍塹壕的距離通常只有七百至八百公尺，近到五百多公尺的機會也不少。在寧靜的清晨，我們甚至能聽到他們的說笑聲。我不知道當時為什麼一點都不害怕，直到現在也想不通。

我們開始反攻後，推進速度非常快。我們每個人都已筋疲力盡，後勤又跟不上來，幾乎是彈盡糧絕，連炊事車都被砲彈炸了個稀爛。一連三天，我們只吃硬掉的麵包乾，大家舌頭都磨破了，再也嚼不動那玩意兒了。我的搭檔死了後，我又帶上一個新兵到前線去。有一天，我們突然發現在中間地帶跑來了一匹漂亮的小公馬，尾巴特別柔軟，悠然地到處遛達，就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連戰爭也不存在一樣。我們聽到德國人嚷了起來，他們也發現到牠了。我們這邊的戰士也吵個不停：

『牠要逃走了，能用牠煮一鍋馬肉湯就好了。』

『這麼遠的距離，衝鋒槍應該打不著吧？』

大家紛紛看著我們：

『狙擊手過來了，請她們開槍吧。女孩們，快開槍吧！』

我還來不及細想，就習慣性先瞄準後開槍。小馬腿一軟，橫倒下來，我似乎聽到牠在細聲細氣地嘶鳴，也許是幻聽，但我感覺到了。

事後我才想：『我為什麼這樣做？這麼漂亮可愛的一匹小馬，而我卻把牠殺了，要拿牠來熬湯！』當時，我聽到身後有人在哭，回頭一看，是那個新兵女娃。

『你怎麼啦？』我問她。

『好可憐，那匹小馬。』她眼裡噙滿了淚水。

『好一副柔軟心腸！但我們已經餓三天了。你會可憐這匹馬，是因為你還沒有親手埋葬過自己的戰友。你去試試吧，全副武裝一天趕三十公里的路，而且還是餓著肚子，那是啥滋味？首先要趕走德國鬼子，其次是我們也得活下去。我們會心軟，但不是現在，那是以後的事。』

說完話，我又轉過身看著那幫男兵，他們剛才還在慫恿我，大喊大叫地求我開槍，而現在才過了幾分鐘，就不再多看我一眼了，就像從來沒發現我似的，每個人都在埋頭做自己的事：抽菸、挖戰壕，也有人在磨利著什麼東西。至於我會怎樣，他們才不管呢，哪怕我坐在地上大哭。

在他們眼裡，我就像個屠夫，動刀動槍殺生是稀鬆平常的事！但事實上，我從小就喜歡各種小動物，上小學時，家裡人把生病的母牛宰了，我還為此哭了兩天。但是今天，我一言不發地『砰』一槍就殺了一匹孤苦伶仃的小馬，那是我兩年多來見過的第一匹小馬。

晚飯送來了。炊事員對我說：『嘿，你這個狙擊手真棒！今天菜裡見葷啦！』他們把飯盒留下就走了。我們幾個女孩坐在那兒，碰都沒碰一下飯盒。我明白是怎麼回事，噙著眼淚走出掩蔽部。女孩們跟著我出來，異口同聲地安慰我。然後很快地，她們就拿走各自的飯盒，吃了起來。這是怎麼回事，我永遠忘不掉那一晚。

每天晚上，我們照例都要聊聊天。聊些什麼？當然是聊家庭、聊自己的媽媽，還有聊在前線作戰的父親和兄弟。我們還會暢談戰後要做什麼工作，談我們會嫁給什麼樣的人，丈夫是否會愛我們，等等。我們連長還故意逗我們說：『女孩們，誰都會覺得你們很可愛。但是打完仗，可能沒人敢要你們喔。你們槍打得那麼準，要是摔盤子準會摔中人家的腦門，還不把丈夫的命給要了！』

我和丈夫是在戰爭期間認識的，同在一個軍團裡。他受過兩次槍傷、一次震傷，但仍然堅持到打完仗，後來又在部隊待了一輩子。因此，我根本不用跟他解釋什麼是戰爭，我的脾氣他也完全有數。如果我大著嗓門說話，他或是不在意或是默不作聲。我也學會對他寬容。我們養大了兩個孩子，一對兒女，供他們讀完大學。

要再對你說些什麼呢？嗯，我復員後回到了莫斯科，從莫斯科回到自己家要搭車，走路有幾公里遠。現在通了地鐵，但當時還是一大片的櫻桃園和窪谷。當時有一道很寬的深溝，要回家我必須穿越過去。那天等我好不容易趕到時，天已經黑了，我不敢摸黑走過這條深溝，只能一籌莫展的站在溝邊上，心裡想著：『我是走回去車站等天亮再說，還是鼓起勇氣穿越過去？』現在想想，覺得真是好笑，死人、飄著各種氣味、觸目驚心的景象都在可怕的前線碰過了，如今一條深溝還有什麼好怕的？至今我還記得屍體味和菸草混合在一起的那種氣味，但說到底，我畢竟還是一個女孩子。

我還記得當我們從德國返回家園時，在列車上，不知誰的旅行袋裡竄出了一隻老鼠，一下子全車廂的女孩都嚇得亂了套，連睡上鋪的人都倒栽了下來。同行的大尉驚訝地說：『你們個個都得過戰鬥勳章，居然還會怕小耗子。』

回過頭來說，那晚算我走運，剛好有一輛運貨卡車開了過來。我想，這下子有車可以搭了。

汽車停住了。

『我要去狄雅柯夫村。』我大聲說。

『我正好也要去狄雅柯夫村。』車上的年輕人打開車門。

我鑽進駕駛室，他把我的皮箱拎到車上，又上路了。他瞧著我的裝束和獎章，問道：『你殺了幾個德國人？』

我告訴他：『七十五個。』

他嘿嘿一笑：『吹牛！恐怕你連一個德國人都沒有見過吧？』

我突然認出了這個小伙子是誰。

『柯爾卡．契紹夫？真的是你嗎？你還記不記得，我給你繫過紅領巾？』

戰前我在母校當過一段時間的少年先鋒隊（以下簡稱少先隊）輔導員。

『你是—克拉芙季婭？』

『是的。』

『真的？』他停下了汽車。

『快送我回家吧，幹嘛在半路上停車？』我眼裡含淚，他也是這樣。多麼意外的相逢啊！

到了村子裡，他提著我的箱子跑進我家，手舞足蹈地對我媽說：

『快，我把您女兒送回家啦！』

此情此景，怎麼會忘記呢？

我回到家，一切都得從頭開始學習。先要學會穿便鞋走路，我們在前線已穿了三年長統靴。

我們還習慣紮腰帶，筆挺站著，而現在的衣服卻像袋子似的套在身上，感到很不自在。我呆呆地看著洋裝和裙子，對此感到陌生，在前線我們都是穿著長褲，晚上把長褲洗乾淨後壓在自己身下睡覺，我們把這叫做『熨褲子』。其實，褲子常常無法乾透，穿上後碰到嚴寒的天氣，會立刻凍出一層冰殼。現在回到家，穿裙子出門是個大問題，感覺雙腳都邁不開。雖然已經穿上老百姓的便裝，但路上碰到軍官時，還是不由自主地會舉手敬禮。我們也吃慣了軍隊裡由國家提供的伙食，回來後要自己買麵包吃覺得很不習慣，而且還要按規定的份量去買，有時甚至忘了付錢。幸好女店員認識我們，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但她也不好意思當面提醒，等我們第二天想起來時再去道歉、付錢，再額外買上一些用品。我們這些上戰場的女孩，要重新學習過所有的日常生活，找回平民生活的記憶，開始正常過日子。要跟誰學？鄰里街坊，當然還有媽媽。

戰爭打了幾年？四年嗎？這麼久......鳥兒、花兒，我全不記得了。這些自然景物當然還在，只是我的眼裡看不見。事情就是這樣奇怪，是吧？所以哪有彩色的戰爭片？戰場上的一切都是黑白的。要說有另一種顏色，就是紅色，那是鮮血的顏色。

太概在七、八年前吧，我們剛剛找到戰友瑪申卡．阿爾希莫娃。戰爭時，有位砲兵連長受了傷，她爬過去救他，一顆砲彈就在她前面爆炸開來，連長當場死亡，她的兩條腿也被彈片削掉了。當時她真是受盡折磨，我們為她包紮，竭盡所能地救她。等我們用擔架把她送到衛生營時，她卻向我們哀求：『女孩們，朝我開一槍吧。我不想這個樣子活下去。』她一直苦苦哀求我們。

後來，她被送往大後方的醫院後，我們又繼續挺進，等我們回來找她時，她已經音訊全無了。我們誰都不知道她在哪裡，情況如何。許多年過去了，無論往哪兒寫信詢問，都沒有回音。後來還是莫斯科七十三中的同學幫了我們一把，在遙遠的阿勒泰一個殘疾療養院裡找到了她，當時已經是戰後三十年了。這些年她輾轉於各地的療養院，動過幾十次手術，她躲著所有人，連親生母親都瞞著，不讓她知道女兒還活著......我們接她出來參加聚會，大家都哭成一片。我們後來又安排她與母親見了面，這是她們母女三十多年後的重逢。她媽媽差點就瘋了：『多麼幸運，我的心差點沒痛碎了。』瑪申卡反覆地說：『現在我再也不怕見人了，我已經老了。』是啊，這也是一場戰爭吧！

我還記得我在夜裡坐在掩體中，徹夜不眠，外面砲聲隆隆，是我們的砲兵在射擊。勝利在望，沒有人願意在這時喪命。我曾經宣過誓，軍人的誓言，如果需要我會獻出自己的生命，但現在我不這樣想了。從戰場上活著回來的人，靈魂都已遍體鱗傷。現在我常常想的是，傷了四肢、傷了身子都無所謂，但傷了心靈，那就會跟你一輩子了。我們離家從軍時，都是還不脫稚氣的少女，一群小毛丫頭，我們是在戰火中長大成人的。媽媽幫我量了身高，我在砲聲隆隆的戰場上長高了十公分......」

採訪完後，我跟她告別時，她笨拙地伸出滾燙的雙手，擁抱了我，又說了聲：「對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