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渡勞動：平臺經濟下的外賣騎手（簡體書）

本書是一部關於平臺勞動的人類學民族志作品，深入探討了中國平臺經濟背景下外賣騎手的勞動形態及其社會意義。通過在19個城市歷時7年的田野調查，作者帶著行動主義的熱情，記錄下騎手懸浮於正式與非正式勞動之間的真實狀態，關注到平臺從對勞動者本身的控制轉向對勞動過程的精細控制的關鍵轉變，提出了“過渡勞動”這一頗具解釋力的勞動概念，反映出勞動者對未來職業發展的關切。書中深入探討了算法技術對騎手勞動的影響，特別關注了女騎手在家庭和工作中的雙重挑戰，並為此提供了豐富的田野數據和新的研究視角。
如今，平臺化正在形塑全新的社會關係。外賣、家政、物流、打車等數字平臺方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此同時也催生了大批依附平臺的零工勞動者。本書在對騎手零工進行記錄反思的同時，相信個體在不確定性中塑造生活的經驗和勇氣，憧憬一種更加良性向善的算法。

孫萍，香港中文大學傳播學博士，現任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社科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系主任。從事平臺經濟與數字勞動、性別、技術與社會發展等方向的研究，長期追蹤平臺勞動者的職業發展與變遷。
曾獲國際傳播學會(ICA)“最佳論文一等獎”、中國互聯網研究學會(CIRC)“年度最佳論文獎”、中國新聞史學會“優秀論文獎”、中國社科院“優秀科研成果獎”、青年新媒體啟皓獎“卓越學術獎”等。

當人們重新思考工作的意義，困在系統裡的外賣騎手成為一種社會鏡像和時代隱喻，整體性的社會關照將由此形成。

-------------

新技術正在變革社會關係、交往關係以及“勞動”，而孫萍博士敏銳捕捉到了新的挑戰和問題。她的這部《過渡勞動：平臺經濟下的外賣騎手》通過深入田野調查和民族志研究，揭示外賣騎手這一群體在中國平臺經濟飛速發展背景下的勞動形態及其社會意義。作者從2017年至2024年，對外賣騎手進行了長時間的觀察和研究，通過訪談、問卷、跟跑單等多種方式，細緻入微地記錄了外賣騎手的工作和生活狀況。

這本著作通過豐富的實地調研數據，描繪了外賣騎手這一職業群體的流動性和不確定性，展示了他們在城市中如候鳥般來去匆匆的生活。作者指出，外賣騎手雖然在中國城鎮化和數字化進程中湧現，但這一職業充滿了臨時性和過渡性，許多騎手並不打算長期從事這份工作，而是將其視為一種過渡性的謀生手段。通過分析外賣騎手的勞動實踐，作者提出了“過渡勞動”這一概念，強調外賣騎手的工作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正規就業，也不是簡單的零工勞動，而是一種懸浮於正式與非正式勞動之間的狀態。這種過渡性不僅反映了騎手個體對未來職業發展的迷茫和不確定，也揭示了平臺經濟對勞動者的控制方式的轉變——從對勞動者本身的控制，轉向對勞動過程的精細化控制。

此外，書中還探討了外賣騎手與平臺經濟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包括算法技術對騎手勞動的影響、平臺組織對騎手流動性的推動等。作者通過深入精細的研究，展示了外賣騎手在面對高強度、高壓力工作時的掙扎與努力，揭示了這一群體在數字化時代背景下的勞動困境和生活狀態。

《過渡勞動：平臺經濟下的外賣騎手》不僅是對外賣騎手這一群體的生動描繪，更是對當前中國社會經濟轉型過程中勞動形態變化的深刻反思。對於研究平臺社會、平臺經濟、零工勞動以及現代社會勞動關係、新型傳播關係的學者和從業者來說，這是一本極具價值的參考文獻。

——陳昌鳳，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智媒中心主任

《過渡勞動》是以外賣騎手為研究對象的專著。

作者孫萍博士花了七年時間，以訪談、問卷等多元方法搜集資料；調硏範圍遍及國內東西南北的大都市及城鎮。所獲資料的豐富、深入、多樣，應屬空前。

孫萍主要以民族志的方式闡述她的發現和分析。她一邊書寫外賣騎手的生命故事，一邊開展與中外相關社會理論的對話，也著緊新理論概念的提煉，故全書不時見到鮮活資料與精闢分析相互映照的情境。

孫萍的分析是歷史的、脈絡化的、跨學科的、跨社會層次的，見樹又見林的。她結合國內的境況，包括經濟產業轉型、平臺資本興起、聯結性網絡科技發展及城鎮化，來探究外賣騎手何以應運而生的條件、機制和過程。她對平臺經濟中的勞動組織形態、勞動方式、勞動文化——特別是外賣騎手勞動的過渡性——以至算法在當中的作用，都有深入細緻的闡析。

《過渡勞動》是一本用力用心寫成的專著，有望成為當代勞動研究的一本經典著作，值得在此向大家誠意推薦。

——陳韜文，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榮休教授

那些年輕的生命風雨無阻地奔跑著，連成了一條條城市流動的人體輸送帶。高精尖的數字智能技術與低端勞動之間的巨大反差，已經成了我們熟視無睹的生活日常。年輕的孫萍博士(和她所在的調研小組)花了7年多的時間、跑了19個城市、訪談了200名騎手，這算得上是當今中國乃至全球學術界的一個壯舉。這樣的行動主義激情終於透過這本書得以呈現：技術、市場、制度、人性如何“共謀”製造了高科技下新的不平等關係？透過這些騎手的生活和訪談，城鄉、階層、性別等社會問題得到了一一的剖析。

社會人類學家項飆近年來提到“懸浮蜂鳥”，用來形容那些流動中停不下來的生命狀態。孫萍的“過渡勞動”，將“不穩定勞動”(precarious labor)做了更聚焦、更深切的概念拓展。“過渡勞動”使外賣勞動所涉及的社會問題顯得尤為尖銳：勞動者願望的臨時性和他們對平臺的依附性、“過渡”本來蘊含的一個可期許的未來與現實中成了“永久且常態的存在”示
……我們無法寄希望於製造了過渡勞動的資本、技術、生產能讓生命順利過渡到彼岸，那麼，如何擺脫過渡勞動的枷鎖？我們需要從這本書中尋找答案。

——丁未，深圳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本書彰顯了平臺社會變遷中一種非常強烈的觀感，即永久性的過渡勞動正在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特徵。這是一本鼓舞人心的作品，作者為此付出了持久的、令人欽佩的努力。騎手們精彩的故事、人生經歷和街頭智慧彙聚於此，想要瞭解中國平臺經濟與零工勞動的人，不能錯過此書。

——胡正榮 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所長、中國社科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

好的學者，應該將寶貴的知識從象牙塔中解放出來，對社會問題產生真實的衝擊。三年前，基於孫萍的田野研究，那篇《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裡》的報道，就產生過類似的社會轟動。此“檄文”一出，所有O2O行業的老闆們都如坐針氈，悚然自省。

其中，也包括我。

那篇報道，不僅引起了廣泛社會關注，也喚醒了平臺企業的良心質問和自我糾偏。2021年9月，“美團”開始向全社會公開騎手配送時間的算法，接受公眾監督。2022年1月，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等四部門聯合發佈《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要求算法推薦服務提供者應當堅持主流價值導向，積極傳播正能量，不得利用算法推薦服務從事違法活動或者傳播違法信息。

歷史，就是這麼一小步一小步，被孫萍這樣的“孤勇者”推動。

而這本《過渡勞動》，就走得更遠。它勢必會促進更深入廣泛的公眾和企業界思考——如何在騎手、用戶和企業競爭市場份額之間，尋找更公正的平衡邊界。它在拷問所有人，有沒有足夠的智慧、共情和同理心，去探索一種兼顧了大多數人福祉的：

“人民的算法”。

我推薦你立刻買一本。開始讀。

——黃賓，e代駕創始人

這是一部引人入勝的勞動社會學調研報告。作者基於經年累月的田野工作，將原始的生動訪談和精彩的理論分析編織在一起，娓娓道來，講述了平臺經濟下外賣騎手這一勞動群體尚未結束的故事。字裡行間浸透著作者對勞動者的理解與尊重，在這個舊有結構與新技術權力絞合的時代，釋放出一種溫暖的力量。

該書的導論其實也是全書的結論，值得重讀與思考。“過渡勞動”的概念是作者的重要理論貢獻，是對現代勞動漸成趨勢的預示和命名。具有工具性而非價值性的勞動在被數字技術進一步破碎化，甚至成為永恆的困局，人生的意義和社會共同體的聯結都成了大大的問號。作者揭示的當下和可見未來的困境令人深思。

——劉北成，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對於孫萍筆下的外賣騎手來說，他們從事的是一種過渡勞動或臨時勞動；但是對於所有勞動者而言，過渡勞動中去中心化但又無比精細的數字化和平臺化控制技術，正在成為工作的常態，滲透到各個行業。因此，關切他們的狀態，就文獻是在關切我們自己。

——劉海龍，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過渡勞動”關注的是“臨時”的現象，卻因為突破了對騎手的單一苦情描述，超越了批判的控訴話語，展現了千千萬萬生命個體豐富的經濟、社會和文化世界，從而具有了“長時段”的生命力。七年多的田野調查，作者不僅訪談了騎手，還有店家、平臺、消費者等等。作者也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從我初見時青澀的年輕人，成長為“現場有神靈”的活榜樣。只有有著豐富體驗和同理心的人才能做出這樣“平視”的書寫。這本書，也因此適合每一個試圖在結構壓力和系統困頓之外尋求意義的你。

——呂鵬，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數字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孫萍的著作基於長期深入的實地調查，以外賣騎手的勞動和生活體驗為中心，結合對數據技術、平臺管理方式、城市化和人口流動等宏觀背景的分析，揭示了平臺經濟如何把高強度的個體勞動有效組織起來，卻讓勞動者無法組織自己。這本書提供了一個人類學和民族志方法介入當下經濟社會變遷的範例。

——項飆，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

孫萍以她長期的理論積累與田野經驗，聚焦平臺經濟下的外賣騎手，系統闡釋“過渡勞動”這一重要的學術概念，不僅展現外賣騎手的勞動，更刻畫他們的生活與生命，構成對當下“數字中國”一個極具理論意義與現實價值的分析，值得大力推薦。

——周葆華，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副院長

目錄
序一 文/卜衛 i
序二 文/邱林川 ix

導論 建構過渡性 \ 001
控制之外 \ 005
過渡勞動 \ 010
外賣：平臺與騎手 \ 018
我的田野 \ 026
視角與結構 \ 032

第一章 組織化與靈活性 \ 001

細化的類別 \ 006
擴張的中介 \ 014
站點 \ 031
隱匿與轉變 \ 037

第二章 算法與系統 \ 049

“初識”算法 \ 053
加入“遊戲” \ 059
無限遊戲的二重奏 \ 063
系統的進化 \ 081
系統困局 \ 093

第三章 學做騎手 \ 107

“自由的選擇” \ 112
“學習”服務 \ 130
黏性勞動 \ 153

第四章 區隔勞動 \ 175

風險與“不確定” \ 181
時空的階層感 \ 196
何以為家 \ 222

第五章 女騎手 \ 245

家的藩籬 \ 252
擁抱未知 \ 267
媒介化的姐妹情誼 \ 283
身份的橋接 \ 292

第六章 數字韌性 \ 297

“小白騎手”：過渡與懸浮 \ 304
“逆算法”的實踐策略 \ 320
媒介化社群 \ 337

結語　從“過渡勞動”到“永久零工”？ \ 357

流動的“投機者” \ 363
碎片式無助 \ 366
為什麼留下，為什麼離開 \ 370

參考文獻 \ 375

擁抱未知

走上街頭

對於許多女騎手來說，走上街頭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勇氣。送外賣是一項流動性工作，外賣騎手穿梭於大街小巷，在諸多目的地之間遊走。當外賣騎手穿上工作服，帶上餐箱，跑在大街上，就像一個個流動廣告牌，不斷地向路人宣示和展現自己的勞動。外賣勞動既是流動性的，也是展演性的。由於大部分女騎手來自農村地區，受到“男主外女主內”這種傳統家庭分工的影響，習慣了從事諸多“不可見”的家務勞動與照料工作，不太“抛頭露面”。當不得已暴露于大庭廣眾之下時，她們表現出了極大的不適。對於這些女性而言，跑外賣的過程帶有鮮明的羞恥感。這種羞恥感更多的是一種心理狀態和社會情緒，即認為自己所從事的實踐活動帶有自我蔑視的體驗感。這樣的羞恥感與我們在第三章所闡釋的農民工汙名化、標簽化聯繫緊密。當然，對於女性而言，還多了一層應對鄉土社會公序良俗的壓力。

孫麗麗42歲，河北承德人。認識孫麗麗是在2021年疫情期間的一次採訪中。因為疫情，我們未曾謀面，一直用微信語音溝通。她說話直率，並不避諱。每次講起自己加入外賣的經歷，她都覺得“很丟人”：

看見路邊有跑單的外賣員，就問人家。下載了一個軟件，摸著石頭過河。一個人在街上，找不到地方，一直低頭看手機，搞不明白，挺丟人的。(別人看見)一個女的來回在大街上晃悠，不像那麼回事。不知道等單去哪兒。導航也不會變通，面對的是一堵牆，封起來了。傍晚的時候，在那兒繞，怎麼也出不來。超時很急，感覺又害臊又難。

孫麗麗以前在河北老家種過香菇、做過餐廳服務員，但從沒想過自己有朝一日會跑外賣。2019年冬天，丈夫因為腦血栓住進了醫院，家裡還有一個六歲的女兒。一下子沒有了經濟來源讓她很慌張。孫麗麗從朋友的丈夫那裡得知，在北京跑外賣能掙錢。“說第一個月掙了六千，第二個月七千，到後面能掙到一萬多。”孫麗麗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可是家裡人並不同意，覺得太危險，讓她繼續留在縣城工作。她兜著縣城找了一大圈，沒有地方收留她。家人無奈松了口。2020年春天，孫麗麗來到北京，在朋友丈夫的幫助下，進了北京西城的一個站點。

自認為丟人或者羞恥這種情緒在女性剛進入外賣行業時尤為突出。作為初來乍到的“少數人群”，不熟悉路況、對外賣一知半解，難免會擔憂和害怕。“有點擔心”“不知道自己行不行”等話語常被她們掛在嘴邊。剛開始跑單時，孫麗麗不好意思與男騎手走得太近。臨近午休，當騎手們三五成群坐在路邊或躺在電動車上聊天時，孫麗麗很羡慕，但她並不靠近。她說自己“不好意思過去”。

那時候我不認識他們(男騎手)。他們在廣場邊上，一排排在那兒等單子。我不好意思跟他們說話，又不知道他們會對我是什麼態度，就一直沒理過他們。如果在那邊，我就會一個人躲在後面。

我在調研時經常看見諸如此類的場景，一邊是男騎手三五成群地抽煙聊天打遊戲，一邊是一個或稀疏的幾個女騎手坐在那裡靜靜地等單，並不怎麼說話。女性的難以融入尤為明顯。不少學者曾論述過職業或行業勞動實踐中的性別藩籬，朱迪斯·M.傑森和凱西·佩斯使用了“邊界”(boundary)這一概念。她們認為，性別的邊界一方面有劃分類別的功能，另一方面展示了社會空間分配上的性別關係，它彰顯著一種微妙的彼此隔絕的關係，即“誰應該被接納，誰應該被排除”。企業文化、夜間生活、酒吧文化等都帶有顯著的性別邊界感，對男性氣質的召喚往往使女性難以融入。多數女性在訪談時都會提到家人勸阻自己跑外賣，認為這份工作“不好”“不體面”。這種不好並不是說收入不高。相較於工廠，跑外賣的收入其實更加可觀。“交通事故”“抛頭露面”“風吹日曬”成為主要的刻板印象。在實際的勞動實踐中，女性走上街頭也的確會遇到性別審視的問題。

拉珍是一個藏族姑娘，來自四川康定。2021年採訪她的時候，她二十歲整，已在北京跑了一年外賣。在此之前，她一直在成都和老家之間往返工作，並在成都跑過半年外賣。

在成都的時候，有些老保安居然調戲我，客戶(都)從來沒有調戲過我。我就想，都這麼大的人了，調戲我幹嘛。但是你不能表現得特別脆弱，就是軟弱的那種，你越軟弱他越會調戲你。要表現得強硬一點，他看都不敢看你。……我也不敢罵他，我害怕被打，但是我態度就是那種很強硬的，給他一個眼神，讓他自己體會。

拉珍講自己和成都“老保安”鬥智鬥勇的故事，言語幽默，逗得調研小組的同學哈哈大笑。但是這背後她為此吃的苦頭以及產生的內心波瀾，可能只有她自己能夠深切體會。在外賣領域，“男性審視”依舊非常明顯地存在著。這給初期加入外賣行列的女騎手帶來了嚴重的身體羞恥和情緒焦慮。對這些女性而言，克服性別藩籬和基於此而形成的羞恥感十分有挑戰性。在勞動的過程中，女騎手一方面要規劃自己並不熟悉的接送單路線，另一方面因無人指導而焦慮難耐，經常會覺得自己孤立無援。柳方是北京房山城關站點的一位女騎手，加入眾包騎手時的新手經歷讓她難以忘懷：

眾包需要搶單，不停地刷手機，老搶不到。一開始有新人獎勵。每天給10單，一單5.2元，每天52元。房租每天50，吃飯好幾十。拿到手裡50多，想哭。孩子不去學校，也還有消費。其他外賣員介紹我外掛神器，沒什麼用。你會搶單心切，搶一個距離有五六公里的單，到了結果電瓶車沒電了，只能推著回來。

孫麗麗和柳方的入職經歷十分相似。作為女騎手，她們一開始很少參與街邊對話，也難以融入男性騎手社群，因此她們也無法參與男騎手們臨時發起的轉單、搶單活動。這對她們一開始的騎手成長之路產生了影響。街頭的男性騎手三五成群，時而開口說黃腔，柳方表示自己不知道怎麼參與。由於脫離街頭社群，她們無法知道搶單的技巧，也無法得到騎手間轉單的庇護和照應。這在客觀上增加了她們跑外賣的難度。柳方跟我講述自己熟悉環境過程中的一些故事，十分有趣。下面是其中一例：

剛開始那鬧的笑話可多了。有一次我去永輝超市拿貨。不知道配送點在哪裡。我從正門進去，沒找到，收銀員跟我說在另一邊。我走過去，還是沒找到。我又從正門進去，碰見保安，保安見我不知道，帶著我去了樓下倉庫，才知道取貨點在那裡。從倉庫拿了東西出來，發現是從後門出來的。電動車還在正門。離著有兩公里，可遠了。不知道怎麼辦。(笑)碰見一個同事，騎電動車把我給帶到正門。

也許是意識到了這一點，也許是慢慢習慣了街頭人們並不怎麼關注的眼光，孫麗麗和柳方在後面幾個月的跑單過程中變得大膽了起來。柳方開始嘗試在等單的時候跟男騎手主動搭話，問他們一些問題。一旦邁出第一步，打破尷尬，她開始發現身邊的男騎手其實“比較好相處”。有的人聽說她是新手，會熱情地給她講一些搶單的技巧，告訴她如何根據遠近、樓層、餐品來挑選“好單子”。柳方逐漸開始知道其中的竅門。有的騎手在她送餐著急的時候，還會主動幫她在送餐櫃上找餐。幾個月後，柳方慢慢地和附近的眾包外賣員混熟了，知道了騎手們相對固定的聚集地。在沒有單子的時候，她會主動跑去聚集點找人聊天。有一次晚上我們找她做採訪時，她甚至跑去了男騎手的宿舍，跟他們一起聊天、玩遊戲。

與男性打成一片成功地幫助柳方克服了心理上的羞恥感和孤立感，她不再像剛開始跑外賣時那麼唯唯諾諾，有時候甚至可以在街頭很大聲地與男騎手逗樂、開玩笑。當然，這樣有效的融入並不多，眾包的女性多被困於母職需求中，勞動時間相對靈活，難以像男性騎手那樣形成持久的街頭社群關係。

女騎手的勞動場景讓我看到，性別的展演並不單純地存在於市場或家庭中的某一場域。相反，性別的展演有效地融合了市場和家庭兩個場域。如果把性別的建構看作個體生命政治的一部分，那麼，平臺的送單勞動與家庭再生產場域的非物質勞動有著密切的關聯。這一點在女騎手的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她們並沒有將自身的家庭和平臺的勞動分開，恰恰相反，她們在既有的社會再生產領域所積累的經驗成為其平臺勞動的重要支撐。在此過程中，再生產勞動通過“補給”和“調試”的方式支撐著她們的生產勞動，生產勞動又通過市場化的支持反過來“支撐”和“改造”女性的現有生活。

例如，女騎手在參與送餐勞動時面臨著由性別身份向勞動身份轉型的挑戰，這樣的身份調試使女騎手在具體的情境下不得不展現“示弱勞動”的一面，而基於家庭場域形成的策略和強支撐關係常使女騎手的“示弱勞動”轉弱為強，有效地幫助其實現個人勞動效益的最大化。同時，以平臺外賣勞動為契機，女騎手積極參與社群的建立和社交媒體的“儀式性”展演，她們建立了家庭外延式的“姐妹情誼”，形塑了基於獨立自強和“家人關係”的社群文化。雖然受到再生產領域性別規範的羈絆，但是她們在外賣場域下的性別勞動並沒有完全複製傳統性別規則下的女性身份，而是帶有強烈的能動性和策略性。

換句話說，女外賣員是具有理性的、主體性的個體。她們進入外賣行業有著自己具體的、個人的原因，包括賺取額外收入、照顧家庭、爭取經濟獨立等。平臺勞動的低端數字紅利給予了她們一定的機會，女騎手利用這一機會來獲取自我收益。平臺勞動可以作為其臨時性的過渡。在這一過渡中，零工勞動的市場化正在對家庭領域形成虹吸效應，越來越多的女性參與到市場化生產領域。外賣平臺承載了勞動賦權和性別隔離的雙重角色職能。作為一種經濟形態，平臺為女性提供了爭取權益平等的渠道；作為一種組織管理形態，平臺複製了不平等的性別勞動關係。但女騎手並沒有被束縛於平臺既有的性別規範之中，而是在送餐實踐中展現了一種“橋接式”的性別展演。這種展演從家庭再生產領域進入了市場生產領域，並最終產出了基於女騎手社群文化和女性獨立的性別身份認知。

性別是社會建構的表徵機制之一，換句話說，性別是一種複雜的政治機制。它不僅是解釋社會行為的重要變量，更是解釋社會等級差異的重要變量。既往的女性媒介研究過於偏向流行文化、語言符號、內容話語等層面的不平等，卻忽視了女性在根本上無法佔領物質性生產資料的普遍事實。女性主義的研究需要我們從“她”的實踐經驗出發，觀照和瞭解她的世界，而不是自上而下地、輕率地對她們進行判斷或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