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中文發展研究‧第二輯（簡體書）

《全球中文發展研究》旨在以全球中文發展研究為特色，關注全球中文學習的政策與方略、全球中文發展的話語創新與輿情研判、全球中文語言生活調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推廣普及等方面的研究，同時積極搭建跨學科交流平臺。本刊聚焦全球中文發展研究，涵蓋廣泛的研究領域，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實踐意義。本刊通過推動全球中文發展的研究，對於更好地服務於國家語言文字事業，推進中華優秀語言文化傳承傳播與創新發展，增強中華文明的國際傳播力和影響力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本刊將為相關學者提供一個開放、公正、公平的學術交流平臺，為全球中文發展研究的推進和學術研究的提高做出積極的貢獻。主要欄目擬包括：1.全球中文發展理論研究；2. 區域國別中文發展研究；3.學術爭鳴；4.漢學家專欄。

潘文國是著名語言學家、中英雙語專家，在漢英對比研究、漢語字本位理論、漢語等韻理論、漢語構詞法史、西方翻譯理論等方面均具重要影響。出版有《韻圖考》、《漢語的構詞法研究》、《漢英語對比綱要》、《字本位與漢語研究》、《對比語言學：歷史與哲學思考》、《(翻譯專業用)中文讀寫教程》、《朱熹的自然哲學》、《赫茲列散文精選》等專、譯、編著40餘部，發表論文200餘篇。

隨著全球化的進程不斷加速，全球中文的發展和研究也成為越來越多人的關注焦點。本刊聚焦全球中文發展研究，涵蓋廣泛的研究領域，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實踐意義。通過推動全球中文發展的研究，對於更好地服務於國家語言文字事業，推進中華優秀語言文化傳承傳播與創新發展，增強中華文明的國際傳播力和影響力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本刊將為相關學者提供一個開放、公正、公平的學術交流平臺，為全球中文發展研究的推進和學術研究的提高做出積極的貢獻。

卷首語
重視基礎理論 鼓勵學術爭鳴
潘文國

《全球中文發展研究》第二輯與大家見面了。 本輯設了兩個新欄目———“全球中文發展理論研究”和“學術爭鳴”，這體現 了本刊的一些新思路。一個是對基礎理論的關注，一個是對學術爭鳴的期望。這裡稍加展開。
基礎理論是學科發展的原動力，可說不言而喻。但在實踐中卻未必人人如此。尤其對於偏重實踐性的學科如對外漢語教學來說認識未必一致。我們一直認為，學科研究按其性質可由高到低分成四個層次，高位層次對低位層次的研究 有指導甚至有決定性的影響，而低位層次的發展則受到上位層次發展的制約。這適用於所有學科。語言學科的四個層次是：語言哲學／哲學語言學—理論語言學—應用語言學—語言實踐。對語言本質等的探討在第一個層次，普通語言學和具體語言學理論在第二個層次，語言教育理論和翻譯理論等在第三個層次，而語言教學法、翻譯技巧研究等在第四個層次。第一、二層可概括為理論語 言學，第三、四層可概括為應用語言學。2024年1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發佈的 《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簡介及其學位基本要求(試行版)》裡，把原先學科目錄裡 的“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調整為“理論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這兩個獨立的二級學科，體現了這種認識，還體現了對各自研究的重視。根據這一劃分，國際中文教育作為一種語言教學，處在第三、四層次的位置。它的發展必然受前兩個層 次發展的制約。以前對外漢語教學對前兩個層次的理論關注不夠，一定程度上 被制約了發展，借當前推動全球中文發展之機，重提應用語言學背後的理論語言 學探索，以從根本上推動這一學科的發展，也是我們創辦這個集刊的初心之一。設立“理論研究”欄目，體現了我們這一追求。恰巧，所收的5篇文章也從5個方面體現了我們的關注。
第一篇是申小龍教授的《論中文的中文性》。申小龍是國內外著名的理論語言學家，他於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文化語言學主張，一度曾引起轟動，卷起一股人稱“龍旋風”的熱潮。多年之後，他於2019年又推出了一部45萬字的新 著———《中文的中文性研究》，集中了他20世紀以來對這一理論的新思考。這部書的書名“中文性”很有哲理性，引起了我的興趣。因此請他能否以此為題，把那本書的觀點濃縮在一篇文章裡，以使大家瞭解他的新主張，於是有了這篇文章。這篇文章的最大意義在於它的哲理性。從哲學語言學的立場看，學術研究 的真正價值不在於具體結論，而在於研究過程以及在過程中體現的新思路新方法。申小龍的文章常有這樣的性質。80年代為什麼會刮起“龍旋風”？就是因 為以他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在“文化語言學”的旗幟下吹響了對《馬氏文通》以來 近百年的中國語言學進行“反思”的第一聲號角。幾十年過去了，“文化語言學” 也許許多人已經淡忘，但由此而引起的“反思”精神卻在新時期的中國語言學者 中紮下了根，其後以“中國特色”為追求的各種語言理論和主張，包括徐通鏘和我的“字本位”理論、馮勝利的韻律語法、呂必松的“二合機制”、沈家煊的對言語法，等等，其中幾乎都有申小龍理論的影子。如果說80年代申小龍主張的關鍵詞是“反思”，那麼本文的關鍵詞可以說是“回歸”。中文研究從依託外語和洋理論回歸到挖掘中文和中國自身的傳統。“中文的中文性”這個命題是德國學 者布裡吉特·歐恩裡德(犅狉犻犵犻狋狋犲犎犺犲狀狉犻犲犱犲狉)提出的，是她研究中國文化語言 學的一部專著的書名，也是她對申小龍研究思路的一個概括。申小龍通過張汝倫教授將它譯成“中文的中文性研究”，並以此作為一種標幟，以與百餘年來我們習慣的“尋找漢語特點”研究相區別。在他看來，“尋找漢語特點”的研究是以外語和外國語言學為本位的，兩者都是從外觀中的。前者是先看外國語言裡有什麼，然後看中文裡有沒有，如果沒有，那就是“漢語的特點”。例如“助字者，華文所獨”，以及上百年來羅列的一大堆漢語“特點”。後者是先看 在印歐語基礎上產生的“普通語言學”或“普遍語法”提到了什麼，然後看其在中文裡的表現。例如先找到一個“形態”的概念，對照中文得出結論——“漢語缺少嚴 格意義上的形態”，以此作為漢語的“特點”。“中文的中文性”研究希望拋開這兩種模式，不以外語或外國理論為參照點，直接從中文自身來研究中文何以成為中文。這個主張確實具有革命性的意義，它必將帶來中文研究的新範式和新變化。
“漢語特點研究”以外語和西方語言學為坐標，從外觀中；“中文的中文性研究”與之針鋒相對，新的範式需要新的坐標，這個新坐標申小龍在這篇文章裡沒有來得及說，我想替他補充兩條，第一條是變由外觀中為由中觀外，以中文為坐標去觀察外語。我曾寫過兩篇專文討論這個問題，這裡不展開；第二條變由外觀中的平面研究為由古觀今的立體研究，這是要補上當今現代漢語研究的一個缺陷：無視古代。說到底，現代的中文是歷史發展的結果，其現狀和成因從外語和外國語言學中去找是找不到的，只有從中國歷史及發展中去找。這是一條尋找“漢語特點”的正路。2021年3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訪問武夷山朱熹園時說了一段話：“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裡有什麼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麼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指出“中國特色” 要從中國歷史上去找。這也適用于中文及“中文性”的研究。
第二篇文章是王菊泉教授的《從對比語言學看全球中文發展：談談對外漢 語教學的學科建設》，我把它看成是理論語言學層面的研究。趙元任先生說：“什 麼是普通語言學？普通語言學是拿世界上的各種語言加以比較研究得出來的結論。”我據此提出了“對比語言學就是普通語言學”的命題。以兩種語言為對象 是對比，以多種語言為對象是比較，比較和對比的總和就是普通語言學。對比和比較是普通語言學的基礎，也是基本的方法論。對比語言學的應用主要在三個領域：語言教學、語際翻譯和民族特色語言學的探索。王菊泉從總結國內 外對比語言學發展的歷史經驗出發，對於二語教學及民族特色語言學探索表現出特別的關注。針對當前的形勢，他特別強調了兩個方面：一是對外漢語國別 化原則的提出為漢外對比研究開拓了新的領域，賦予了新的使命；二是漢外對比研究及其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應用都受制於漢語自身研究的相對滯後，因而必須加強對漢語自身的研究。這些都很有啟示意義。
第三篇文章是國際著名漢學家、漢語教學家白樂桑先生的《再說中文第二語言文字教育中的分裂問題：國際中文教育史上“缺失之環”——德範克》。“再說”是針對“初說”“曾說”而言的，“分裂”是指漢語教學中只承認“詞”的，以及兼重“字”和“詞”的兩條教學路子。白樂桑的“初說”見於他的《漢語教材中的文、語領土之爭：是合併，還是自主，抑或分離？》一文，發表於1997年。 這是對外漢語教學史上的名文。文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對外漢語教學“面臨危機”論，並指出：“確切地說，無論在語言學和教學理論方面，在教材的編寫原則方面甚至在課程的設計方面，不承認中國文字的特殊性以及不正確地處理中國文字和語言所特 有的關係，正是漢語教學危機的根源。”他還提出了有“合併”(即字被詞佔領)和“自主”(字、詞均有獨立性)兩條教學路子。後來他把它發展成“二元論”與“一元論”的對立。如在本文中所說，“從國際中文教學理念來看，中國國內主流是以‘詞’作為本位的‘一元論’中文教學理念；而法國等國則採用‘二元論’中文教學理念，‘字’‘詞’兼顧，且特別注重‘字’這個中文教學的獨特單位。”白先生的“初說”與“再說”相隔近30年，而他本人編寫的二元論教材《啟蒙》比這還要早，在1989年。但他謙虛地認為，他不是二元論的最早開拓者，這一名譽應歸之于美國漢學家、語言教學家德範克(犑狅犺狀犇犲犉狉犪狀犮犻狊)。他為中國學者和對外漢語界不知道德範克而感到遺憾，希望補上這一“缺失之環”。這就是他寫這篇文章的初衷。在這篇文章中，白先生從6個方面介紹和概括了德範克二元論教材的特點與優點，對於國際中文教學及教材的編寫無疑會有很大的啟發。對於這篇文章，我想有三點補充。第一，德範克的教材是他語言教學思想的體現，而他的語言教學思想來源於他的語言觀。因此白樂桑這篇文章雖然可以定位在我上面說的第三層次，但追根溯源的話，還可以回到第二乃至第一層次，是根本的語言觀或者語言文字觀的問題。就德范克而言，白樂桑提到了他在教材之外的三部專著和一部詞典。其中我認為最值得中國學者讀的是他的《看得見的言語：不同文字系統的同一性》一書。在該書的序言中德範克說：“這是海外漢學家寫的關於文字的第一部書，可以糾正以往充塞在漢語研究中錯誤的漢字觀，並由此對總體文字有更清晰的認識。”我們以前習慣了外國語言學者對文字特別是漢字的批評，像這本書以及法國哲學家德裡達的《論文字學》、英國語言學家羅伊·哈理斯(犚狅狔犎犪狉狉犻狊)的《文字再思》等“反思”西方傳統文字觀的著作非常值得我們一讀。第二，所謂“二元論”的語言文字觀，追溯起來，其實更早提出的是中國學者郭紹虞。他在1938年就指出：“所以詞本位的口語雖有趨於複音的傾向，而在 字本位的書面語中，依舊保存著較多的單音語詞，這就引起了語詞本身的不固定 性，這不固定性即是我們所說的彈性作用。”只是他談的不是語言教學，而是語言的運用。然而語言教學的目的不正是為了語言的運用嗎？第三，許多人以為字本位只是古漢語文言文的事，現代漢語不適用，而當代最有影響的語言學家沈家煊說：“漢語的組織和運行以單音的‘字’為基本單位，……古漢語固然以‘字’為基本單位，現代漢語依然以單音字為基本單位，儘管雙音詞已經成為一種強勢單位。強勢單位不是基本單位，二者不可混淆。”沈家煊在這裡提出了“基本單位”和“強勢單位”兩個概念，為“二元論”提供了另一種解釋。
……

論中文的中文性
申小龍

自20世紀八九十年代提出並深入開展文化語言學研究以來，以文化認同為導向的漢語漢字研究揭開了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語言學的嶄新一頁。它不僅在國內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歐洲漢學也從一開始就關注著中文研究的思想解放和文化自覺。在90年代初，德國漢學家布裡吉特·歐恩裡德博士為研究中國的文化語言學思潮，在中國各地高校搜遍了八九十年代“文化語言學中國潮”的公開出版的文獻(除了各地內部刊印的報紙和學刊外)，並且專門到復旦大學對我進行了長時間的訪談。2004年這位德國漢學家給我寄來她寫的一本德文新著，這本書由德國著名的學術出版機構出版，厚達460餘頁。我請熟悉德文的復旦大學哲學系張汝倫教授翻譯一下書名，他譯為“中文的中文性研究———申小龍與文化語言學”。
在我們國內的文化語言學研究中，我們對自己的思考給定的範疇是“漢語特點研究”，更具體地說，是漢語和漢語學的文化建構的研究。而在歐洲漢學家的視角裡，中國的文化語言學在揭示人類語言的一種新質態，而且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一個“正在進行時”。復旦大學德語系的王濱濱教授對我直言，這個書名的 德語意思就是“中文有多中文”。顯然，中文的中文性研究和漢語特點研究之不同，在於後者著眼于漢語相對於英語的不同，這個不同點可以在英語世界提供的“普通語言學”和“普遍語法”的基礎上考察，就像漢語語法研究總是把類似“主謂賓”這樣的西方術語視為語法描寫的基點，在這個基礎上談漢語的特點；而中文的中文性研究則一空依傍，它不再依附於西方提供的語言學術語，而將西方語言學僅僅視為一種“地方性知識”。
中文的中文性，究竟表現在哪裡呢？
一、中西語文的意合和形合
意合和形合，是20世紀80年代文化語言學提出的兩個中西語言比較的範疇。形合的形，是指語言的形態變化。歐洲語言的組合，需要詞的形態變化相互配合。漢語沒有形態變化，漢語的組合靠的是單位之間的意義聯繫。中文的意合，在很大程度上是漢字的意合。漢字是表意字，字形在表意中起很大的作用，是表意的基本依據。當我們談漢字字形的時候，我們談的還是字的意義。意合形合是語法單位組合的範疇，而字形是文字的範疇，“形入心通”是漢字理解的方式，不同於拼音文字“聲入心通”的理解方式。漢字的字與字的組合，其合理性，不是字形的相互配合，而是字義的相互配合。如果說漢字的組合有時 候也會考慮字形配合的問題，例如給“丁寧”都加上口旁，成“叮嚀”，那也是字形表意的問題，不是詞的形態以變化求配合的問題。漢語意合的問題，我們可以微觀地認識，也可以宏觀地認識。
(一) 微觀認識： 中文的文法哲學
如果說西方語法是一種形合語法，即它通過詞形變化和各種連詞、介詞來表現詞語的相互關係，那麼漢語語法是一種意合語法。
1. 漢語語法的邏輯底色
所謂意合，首先表現在漢語詞的組合在形式上沒有特定的要求，而只講究事理邏輯的通順。我們通常所說的“搭配不當”“主謂不合”“動賓不配”，大都是事理邏輯問題。漢語的兩個詞並列組合，其合理性不在兩者詞形上是否配合，而在事理邏輯上兩者是否屬￿同一等級不相交叉的概念。漢語的兩個詞的偏正組合，其合理性不在修飾語和中心詞在性、數、格的形態上是否一致，而在兩者是否存在修飾、限制、補充的關係。
我們把一個個句段組合成句子，如果是敘事，考慮的是先來後到，魚貫而入，順藤摸瓜，井然有序；如果是評論，考慮的是提綱挈領，朗若列眉，縱橫恣肆，娓娓道來，最終達到事理明白、有條不紊的效果，而無須像英語中的複句那樣考慮兩個分句中動詞的時態、體貌形式是否用對了。王力先生說過一句很有意思的話： “就句子的結構而論，西洋語言是法治的，中國語言是人治的。”王力說的是句子結構，其實漢語的單位組合都有這個特點。“法治”和“人治”的區別，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區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