恥辱：一部性暴力全球史（簡體書）

以數十年的研究為基礎，

以歷史學家無所不知的眼光關注一個可能被稱為“適時”的話題，

但實際上它早已成為人類歷史的一部分……

跨越地域、文化和時代，性暴力的現實總是讓人清醒地意識到人類的缺陷和殘忍……本書探討了性暴力在不同時間和地點發生的巨大變化，講述了性暴力的跨國歷史，幫助我們能夠更全面地理解這個現實並呼吁以一種橫向的團結方式終結性暴力，展望一個沒有性暴力的未來。

[英]喬安娜·伯克 Joanna Bourke

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歷史學教授，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著有《性暴力史》（Rape: A History from 1860 to the Present）、《面對面的殺戮》（An Intimate History of Killing）、《恐懼文化史》（Fear: A Cultural History）等。

★一部性暴力全球史

★一部充滿同理心和信念的學術著作

★更全面地理解性暴力這一現實，並幫助我們展望一個沒有性暴力的未來

★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歷史學教授、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喬安娜·伯克又一力作

前 言 全球危機 1

第一章 羞恥感 1

第二章 （不）公正 29

第三章 性別帶來的麻煩 61

第四章 婚姻中的性暴力 93

第五章 母親和惡魔 123

第六章 清算 155

第七章 戰爭中的性暴力 185

第八章 心理創傷 213

第九章 一個沒有性暴力的世界 241

致 謝 263

前言 全球危機

萬達·科爾曼（Wanda Coleman）是我最喜歡的一位女詩人。1983 年，她發表了一首名為《強奸》（Rape）的詩，講述了一名多重性侵受害者的故事。這首詩針對社會看待強奸的態度，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被打上恥辱烙印的不是那些犯下如此惡劣罪行的強奸犯，反而是那些強奸受害者。在科爾曼的詩中，一個女人被強奸，她的男朋友卻怪她沒有誓死反抗，然後也強奸了她。兩名攜帶武器的襲擊者闖入女人的家中，逼她表現得好像他們倆是她的情人。事後，他們甚至還向她吻別，說：“要是覺得孤單寂寞，就來個電話。”這首詩的末尾幾句格外令人心碎：

她呆呆地等著，

直到確認，

他們不會再回來殺死她。

然後，

她拿起電話，

卻誤以為，

這個世界會理解她。

科爾曼的詩道出了眾多強奸受害者的慘痛經歷，也再次激起了我心中的沮喪和憤怒。多麼恥辱——至今，性暴力受害者仍然會發現，以為“這個世界會理解她”是個“錯誤”。多麼恥辱——在全球範圍內，每 5 名婦女和兒童中，就有 1 人會受到性虐待。多麼恥辱——有人會拿性別、性取向、種族、民族、階級、種姓、宗教、年齡、所處時代、體形、身體殘疾（或者沒有殘疾）等作為理由，對性暴力造成的傷害輕描淡寫。多麼恥辱——那些男朋友、情人，還有丈夫，竟然會覺得自己的性權利天經地義。多麼恥辱——執法人員的慣常做法就是不相信那些報告自己遭受性虐待的人。多麼恥辱——有權有勢的人可以利用他們的權勢地位性侵他人。可以說，世界上一些象徵“正義”的司法體系對待強奸受害者的方式就是一種恥辱。在 20 世紀 70 年代的英國，上報給警方的強奸案中，只有三分之一被最終定罪，真是恥辱。如今，這一比例降到還不足二十分之一。在長達 40 年的女性主義運動和法律改革之後，換來的竟是這樣的結果，真是恥辱。同樣令人憤慨的是，我們至今還沒有制訂出一種有效的、非監禁式的方法來處置有性暴力前科的人。那麼多所謂的“好人”不願去傾聽性虐待受害者的心聲，多麼令人痛惜。此外，我們中的許多人不願意參與到旨在消除性暴力的運動中，同樣令人痛惜。

因此，本書的目的就是呼吁大家行動起來。強奸和性虐待並不是人類文化中不可避免的現象。盡管性暴力在過去和現在都極其倡狂，但我們可以戰勝和根除這種暴力。正如我希望在本書中所展示的那樣，強奸本質上是一種文化建構。它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表現大不相同。這些差異為建立一個更和諧、更公正、更平等的世界提供了線索。在本書中，我將深入探討縱容性暴力的各種因素，包括制度、文化和意識形態，並探討性暴力的行為模式和實際情況。同時，我也會探討受害者和施暴者賦予這些暴力行為的諸多含義。只有充分了解性暴力的多種形式，從尊重他人生命的角度出發，我們才能推動新時代的女性主義運動，真正在世界範圍內消除性暴力帶來的苦難。

全球背景下的性暴力

本書所涉及的只是全球性暴力行為（包括身體上和心理上的）中的一部分。畢竟，性暴力的形式千差萬別，難以全部涉及。19 世紀的愛爾蘭農村婦女被誘拐逼婚，與 20 世紀的美國高中生在約會時被強奸似乎沒有什麼共同點。同樣是遭遇性暴力，一個女人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裡約熱內盧的棚戶區，或在海地太子港的索萊伊貧民窟（Cité Soleil）面臨的選擇，與一個德國公民面臨的選擇完全不同。在法國，為避免更大的傷害而勉強與丈夫發生性行為的妻子，與塞拉利昂的“叢林妻子”也毫無相似之處。此外，如果你是男孩、男人或者非二元性別的人，情況也不一樣。施暴者是揮舞著砍刀要挾，還是揮舞著一份待簽的雇傭合同要挾，情況又不一樣。一味地強調相似性、忽視差異性，總是有風險的。任何假設性暴力在全世界都一樣的說法，都是在侮辱個體經歷的特殊性。恐怖的形式從來都是有地域之分的。

而且，遭受傷害的可能性，在人群中的分布也不均衡。20 世紀 70 年代至 90 年代，在西方女性主義運動的第二波浪潮中，一個主要流派認為，“強奸是女性社會生活中的固有現象，並非例外現象”；“從 9 個月到 90 歲的每一個女性都有被性侵的危險”；“強奸是一種全球恐怖主義”。蘇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在她的經典著作《違背我們的意願》（Against Our Will，1975）中，對這些觀點做了最具影響力的闡述。她堅持認為：“從史前時期到如今，強奸一直發揮著一個重要功能，即有意識的威懾功能，通過這種功能，所有男性可令所有女性望而生畏。”布朗米勒的書改變了世界各地的人們對性暴力的看法，但這種概括性的說法並非無懈可擊。有些人就是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傷害。女孩和婦女更容易受到傷害，就如同黑人及少數族裔群體（Black and Minority Ethnic）、難民、尋求庇護者、無證移民、性少數群體、非二元性別者，以及有身體殘疾或有學習障礙的人更容易受到傷害一樣。

重要的是，這些易受傷害者的身份標籤並不是彼此孤立的，它們的影響會相互累積和交叉。1989 年，金伯勒·克倫肖（Kimberlé Crenshaw）在她那篇極具影響力的文章《消除種族和性別交叉帶來的邊緣化問題》（Demarginalizing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and Sex）中提出了這一強有力的觀點。克倫肖是一位法律學者，也是批判性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的創始人之一。本書採用了她的文章中一個至關重要的概念：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克倫肖指出，西方白人女性主義者把焦點放在了“最有特權的群體”（也就是其他白人女性）身上，而“邊緣化了那些背負著多重負擔的人”。僅僅在一個“已經建好的分析架構”中加入黑人女性，是遠遠不夠的。因為“交叉性造成的影響，要大於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分別造成的影響總和”，所以，“任何不考慮交叉性的分析方法，都無法有效地分析黑人女性處於從屬地位時的特殊行為方式”。換句話說，要理解全球背景下的性暴力，我們不僅要關注性別歧視或種族偏見，還要綜合考慮種族、性取向、性別、階級、種姓、宗教、身體殘疾（或者沒有殘疾）、年齡、所處時代等因素。

一切都很複雜

克倫肖的交叉性理論要求我們去關注人類生活的複雜性。這種複雜性，正是在探索全球性暴力現象時碰到的諸多複雜性之一。我們在研究探索中遇到了很多困難。大部分問題將在後面的章節中進行討論，但在前言中，我會首先集中討論 4 個問題：一是“性暴力”的定義；二是對性暴力的定量分析；三是確保幸存者可以傾訴遭遇、可以得到保護的問題；四是描述性暴力時使用的語言和措辭。

第一個必須要解決的問題是：究竟如何定義“性暴力”？我們都同意，強奸、性侵犯、性虐待，以及非自願的性行為都屬於性暴力。但是，發生在法定年齡以下的、兩相情願的性行為算不算性暴力？女性割禮（女性生殖器損毀）算不算性暴力？男性的割禮呢？性交易算是某種形式的暴力，但成年婦女為養活孩子而自願從事的性工作算不算性暴力？陌生男性揮舞刀具，很容易被認為是暴力行為，但當丈夫越來越不允許妻子說“不”時，算不算性暴力？如果一個女性（無論是女孩還是婦女）倉促嫁給一個男性，只不過是希望受到保護，免受其他男性的暴力行為，算不算性暴力？

考慮到本書的寫作目的，我將採用我在《性暴力史》（Rape: A History from 1860 to the Present，2007）一書中使用的定義。在該書中，我將性暴力定義為任何由旁觀者、受害者或第三方（嬰兒、幼童以及有嚴重學習障礙的人遭受的痛苦只能通過第三方來描述）認定的暴力行為。只要其中任何一方認定某一行為是“強奸”“性虐待”“性暴力”行為，那麼這種認定即告成立。這個定義允許對“性行為”進行多種定義。畢竟，人們對“性行為”的看法一直隨著時間和地域的變化而變化。它還允許諸如“非自願的”“不必要的”“被脅迫的”等措辭的定義可以根據文化差異和特定時期的約定進行調整。對於各種複雜的、圍繞性別的身體接觸，這個定義還允許我們從問題出發，站在歷史的角度，來分析其中的每個組成部分。

這個定義對法律教條同樣提出了質疑。在全球範圍內，法律在界定某種性行為是否屬於暴力性行為時，都表現得十分吝嗇，這主要是擔心“普通”男性的不當舉止會被定罪。司法管轄區之間也存在著巨大差異。強奸是“違背”受害者意願的行為，還是“未征得她的同意”的行為？男性能聲稱被性侵嗎？在世界各地，證明強奸發生所需的證據不盡相同。需要提供性暴力的證據嗎？需要有目擊證人嗎？受害者的性史可以作為證據提交嗎？關於強奸的處罰方式，從口頭譴責、罰款或鞭笞，到監禁、閹割或死刑，差別也很大。此外，有關性暴力的法律條款可以在短時期內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例如，關於婚內強奸，先前法律還不可能干涉的事，很快就變成了一種令人發指的罪行。從法律上講，成年人與未達到法定年齡的人發生性關係，一律屬於犯罪行為，但通過簡單的立法投票，法律關於年齡的約束條款就會被改變；而且在美國，不同州之間，對於這一年齡的認定可能會大不相同。例如，在 19 世紀末的美國，各州在法律上認定女孩“同意”發生性行為的最低年齡（也稱“性同意年齡”）差異很大，在密西西比州和亞拉巴馬州是 10 歲，在堪薩斯州和懷俄明州則是 18 歲。在全球範圍內，“性同意年齡”的變化與人們認為青春期從什麼時候開始的觀念有關，與人們對童年時期的不同期望有關，與人們對嬰兒和青少年是否應該負責任的看法有關，還與女性主義和其他激進運動的勢力強弱有關。我們會在本書第一章中看到，在許多法律領域，性暴力的受害者要麼沒有發言權，要麼只能保持沉默。

如果說第一個困難是關於“性暴力”的定性問題，那麼第二個困難就是關於它的定量問題。在評估性暴力的程度方面，同樣存在諸多障礙。我們並不知道具體有多少人實施過強奸，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受害者。在本書中會提到各種統計數據，但這些統計數據並不能反映真實的犯罪發生率，甚至反映不出警察對犯罪行為的了解情況。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這些統計數據都是被嚴重低估了的。

由於受害者不願意公開控訴，對性暴力行為舉報不足的現象普遍存在。當受害者真的出面舉報性暴力時，她們的抗議通常沒人“聽到”，更不用說有人響應了。這些統計數據通常來自幸存者說出真相的意願，或者是從尋求醫療救治或法律補償的受害者人數中推斷出來的。因此，這些受害者可能並不是“典型”的受害者。即使是煞費苦心收集來的統計數據，往往也不可能對它們進行比較。例如，人們有時會記錄性犯罪中被定罪的人數，而最近改為統計受害者人數而不是施暴者人數。還有無數的因素可能讓統計報告的內容突然發生戲劇性的變化。可投入在逮捕罪犯上的警員人數發生變化、人們向警方報案的意願發生變化、犯罪排名（這可能意味著，某一類犯罪會比其他犯罪更受重視）發生變化，都會導致統計數據發生扭曲。

然而，數據統計上的不足不應該使我們畏懼不前。性暴力是一個大問題。你正在閱讀本書的這一事實就足以證明，你和我一樣決心了解並根除存在於我們周圍的這一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