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散的植物：原生、外來、入侵……環境歷史學家體察植物界的傳播與擴散，探尋邊界、家、遷移及歸屬的意義(電子書)

'⨳加拿大溫斯頓非文學類寫作獎（Hilary Weston Writers Trust Prize）得主自然書寫全新力作⨳
⨳繼前書《山與林的深處》，李潔珂又一兼及人文思考與生態關懷的跨域之書⨳
⨳二〇二四年溫萊特（Wainwright Prize）自然寫作獎入圍作品⨳

▌「就像我筆下的植物，我也是一邊遷移，一邊說故事。」

一粒種子從花園的圍牆逃逸而出……
海藻在汪洋中漂流……
一棵樹種植於不斷變化的邊界上……
灌木被人從它的培養環境和土地上連根拔起……
當這些植物離開原生的家園，在其他地方扎根時，會發生什麼事？

人們往往認為植物是靜態的，而「生根」不僅會用來形容植物，有時也描述歸屬於某個地方的某些人。然而，植物可能會意外離開原生地、隨著壓艙水飄洋過海；抑或被遠赴異國的採集者刻意蒐羅來改革母國糧農生產；又或者，在全球化世界中，離鄉背井的移民帶上植物，便將小小一部分的原鄉一起攜往他方。

加拿大籍、臺英混血的背景讓本書作者李潔珂對「遷移」、「流徙」、「原生」、「外來」等概念格外敏銳。在《離散的植物》寫作期間，她偶然因故被迫在兩個國家、三座城市、四所不同住宅間輾轉遷徙。切身經歷加上過去曾受正規環境史、景觀美學的訓練，讓她善於觀察人文世界折射於自然環境所呈顯的風景，也習慣反思人類建構的社會與野生環境之間的交互影響。在本書中，她挖掘由帝國探險家挾帶至另一塊大陸商業栽植的茶葉「遷移」史；也探究何以東亞餐桌上常見的大豆，引入北美後在文化意象與日常飲食中，始終屈居下位。另外，池塘中的藻類入侵種、傳播範圍遠達極圈的苔蘚、人人欲除之後快的雜草……在在引發作者追問：這些植物離開原生的家園在其他地方扎根時，會發生什麼事？

本書熔回憶錄、歷史和自然科學於一爐，探索了植物和人類世界的羈絆，而作者也從植物和人類的遷徙中發現到可呼應、對比之處。全書十四篇文章所查考的植物，在一定程度上都被視為「不在其位」，透過它們，讀者能以新的角度思考何謂「家」、「歸屬」與「包容」的真諦。

▌好評讚譽
讀者讀完本書後，李潔珂的聲音將久久縈繞於腦海中。
──《圖書館學刊》（Library Journal）星級好評

作者將個人史與自身微妙的樂觀主義相互交織。一如那些遠離家鄉，到達新環境重新栽植的植物那樣，我們也會適應過渡、播遷和回憶。本書是對變動不止的世界中自然與身分認同的深刻思考。
──《柯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

李潔珂清楚描述了她與各種植物物種的相遇，並提出有關植物以及她自身歸屬感的反思性問題。對植物和環境研究感興趣的回憶錄讀者尤其會發現，在生命的轉折和變動等事情上，書中描寫的植物和人類社會間的可類比之處能引人深思。
──《書單》（Booklist）

在現今描寫自然、身分和地方的人當中，她是最有趣且知名的作者之一......李潔珂的作品巧妙將個人回憶錄和家族史，與植物學、文化批評以及對自然世界的第一手觀察交織在一起。
──《柏林人》（The Berliner）

李潔珂召喚出人類與植物長達幾世紀跨越邊界的歷史，從中她追問何謂「歸屬」、「愛」和「保護」的真諦，以及在這顆跨洲遷徙活動不斷的星球上，我們共同的未來又會是什麼模樣。
──Literary Hub網站

李潔珂的抒情散文是從透徹的研究和密切關乎她個人的回憶沃土中長出來的。那些回憶時而鮮明生動，時而隨著年湮代遠，被籠罩於溫和的薄霧中......從海藻到大豆，再到柑橘......她的文字在各個主題之間無縫銜接。李潔珂會讓你停下腳步，嗅聞雜草的氣息。
──《The Cut》

作者簡介

李潔珂Jessica J. Lee

臺、英混血的加拿大籍作家、環境歷史學家。曾獲加拿大溫斯頓非文學類寫作獎（Hilary Weston Writers’ Trust Prize for Nonfiction）、博多曼－塔斯克山岳文學獎（Boardman Tasker Award for Mountain Literature）、班夫山岳圖書獎（Banff Mountain Book Award）和加拿大皇家銀行泰勒新銳作家獎（RBC Taylor Prize Emerging Writer Award）。前作有《轉身》（Turning；暫譯）、《山與林的深處》（Two Trees Make a Forest；繁體中文版由臉譜出版）及童書《名為家的花園》（A Garden Called Home；暫譯），另與他人合編文集《狗之心》（Dog Hearted；暫譯）。她是《柳蘭評論》（The Willowherb Review；暫譯）創刊編輯，並於劍橋大學教授創意寫作。現居柏林。
相關著作：《山與林的深處：一位臺裔環境歷史學家的尋鄉之旅，在臺灣的植物、島嶼風光和歷史間探尋家族與自身的來處與記憶》

 譯者簡介

呂奕欣

國立臺灣師大翻譯所筆譯組畢業，曾任職於出版公司與金融業，現專事翻譯。

我小時候，「茶」代表兩種不同的東西：一種是裝在白色陶瓷馬克杯中，加了奶的太妃糖色飲料，我會和爺爺奶奶一起享受這種溫暖的飲料；另一種是和外公外婆吃點心的時候，要倒入小杯子裡的金色熱飲，裡頭還有茶葉漂浮。我們和許多人一樣，認為喝茶能帶來慰藉。透過喝茶，我學會愛上先苦後甘。杯底那不帶甜味的苦澀飲料，覆蓋著我的喉嚨深處。

在奶奶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杯子。我的是有黃色條紋的馬克杯，還有一指寬的把手。我就是在這裡學會顏色的：奶奶教我畫畫， 也教我如何把牛奶倒入杯子裡的茶；要加多少，端視那是誰的杯子。我學會調出自己喜歡的味道：茶的顏色要像餅乾，還要有尚未攪拌的牛奶痕。每天下午，我會把裝滿茶的杯子放在琺瑯小托盤上端出去，托盤上有黛安娜王妃的肖像，並擺著一小盤餅乾。不知怎地，加拿大郊區竟然買得到消化餅與吉百利手指餅乾。有時候，奶奶會做威爾斯蛋糕。茶代表著照料的行為，也可是說歡迎的方式，宛如一扇門，通往祖父母留在南威爾斯的家。如果聊天時冷場，那麼茶是打開話匣子的好辦法。

至於在母親家族這邊，茶是在熱熱鬧鬧的場合喝的：午餐席間大聲的對話，而年紀還小的我就在杯子碰撞聲中，學會為臺灣長輩倒茶。我學到，別讓茶杯變空；如果茶壺裡沒水，就要把蓋子掀開。我們多半是喝香片，琥珀色的回甘滋味最能中和醬油的鹹味。芋頭卷與蘿蔔糕在我盤子上留下油漬，但是喝口茶，就能保持口中清爽。在桌上、在我手上的小茶杯，都有裊裊蒸氣升起。

這兩種茶不是同一回事，至少乍看不是。我無法想像兩邊的祖父母會以對方的方式喝茶。然而，在他們離世幾十年後，我現在赫然發現，這個想法挺怪的。我從來沒去想這些茶飲是來自相同的植物——茶樹（Camellia sinensis）。我也從沒思索過，這種植物在世界各地遷移了數個世紀，以及其如孿生手足的文化史是如何寫在我身上的。

茶樹有小白花，而鋸齒狀的光滑綠葉，邊緣會收攏成尖尖的一點。茶樹會以灌木或樹木的型態，從喜馬拉雅的山麓延伸到中國西南部的野地。在數千年的生命中，茶樹可以長到十五到二十公尺（請別與提煉茶樹精油的澳洲茶樹〔Melaleuca alternifolia〕混淆）。據信茶樹的發源地和米、柑橘類與諸多作物一樣，是在東喜馬拉雅廊道，那裡曾是人類移動到亞洲的通道。因此，茶樹是和遷移關係密不可分的植物。茶文化可追溯到和這些遷移同樣久遠的年代。我觀察「茶」這個中文字，看到葉子從山上的茶園長出來。不過，這個字的含義可複雜得多：「茶」有從康熙字典編號第一百四十號的部首「艸」（艹），還有編號第九號的「人」。茶樹在東亞栽種時是灌木型態，取其嫩芽。而馴化茶樹並加以運用的文化發展了約五千年。正如這個字提醒我們的，對於茶樹這種植物的理解，要透過它與人的纏結來看。

在歐洲，五百年前才出現關於茶的紀錄。瑞典植物學家林奈以制定西方植物命名法而聞名於世，一七五三年，他將茶這種植物分類，雖然林奈並未在野外看過這種植物。他依據另一位採集者寄來的樣本，將這種植物稱為中國茶（Thea sinensis），後來又區分成紅茶（Thea bohea）與綠茶（Thea viridis）。不過，這種區分很快被證明有誤，因為兩種其實都出自同一種植物，今天稱為茶樹。

茶樹是絢麗的山茶屬（camellias）中一種樸素的植物。我們會在花壇上看到數千種經過雜交的觀賞用山茶花，綻放著色彩繽紛的重瓣花朵。但茶樹不一樣，大部分是綠葉，只長出零星不起眼的花朵。雖然有這種差異，觀賞用的山茶花卻有很長的歷史會被和茶樹混淆：十八世紀，植物學家把山茶花（Camellia japonica）從菲律賓與中國引進歐洲時，原本被分類為中國茶樹。茶樹和其他山茶屬植物進一步混淆的狀況甚多，部分原因是由於還有其他山茶屬的葉子可供泡茶飲用。

這一點讓我很傷腦筋，就像西方植物學家想要了解在國外旅程中蒐集到的植物知識，並予以系統化，但是他們對於像茶樹這種有用的植物，一直到十九世紀仍只有零星的知識，就算當時那些植物有進口的經濟效益也一樣。缺乏知識並急需改善此情形，將深深影響到英國與產茶區域的關係，且這層關係不無問題。

在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植物與其產品在世界各地流動——新世界的植物進入歐洲，殖民者也將舊世界的植物帶到世界各地，想在其他地方複製他們熟悉的植物相。茶葉就像許多引進的貨物，一六五○年代引進英國之後很快廣受歡迎。但是，茶樹這種植物與加工後的茶葉之間仍有很大的落差；英國進口商不知道如何把茶葉製成好喝的飲品，於是仍深深仰賴與中國的貿易，而中國又嚴加控管茶葉的生產與出口。

起初，英國銷售從中國進口的茶會被課以重稅，因此和糖一樣，資金會回歸到帝國運作，尤其是用來供應皇家海軍與英屬東印度公司。雖然有這些成本，但引進後一個世紀，隨著關稅廢除與價格降低，茶變得比啤酒還要受歡迎。早餐要喝茶、下午要喝茶，雖然價格相對較高，但貴族與平民百姓都喝得起。

隨著茶在歐洲社會廣受歡迎，菸草與鴉片罌粟也興起。而在中國，兩種同時都在使用。由於中國需要英屬東印度公司出口的鴉片，這項需求讓英國人能取得茶，而中國只接受以白銀買茶。英國的白銀沒那麼多，為了賺取白銀，英國在印度殖民地種植鴉片再拿去販售，以獲取財富。英國仰賴鴉片貿易，但是中國朝廷於一七五三年下令禁止，因此基本上鴉片貿易會違法，運輸要透過巡防艦隊交給中國走私者。到了一七七三年，英國成為中國最大的鴉片供應商。接下來幾十年，中國對貿易的不滿持續累積，局面愈來愈緊張。一八三九年——英國皇家藥用植物學會（Royal Medico-Botanical Society）教授喬治．席格蒙（George Sigmond）在這一年宣稱，「與〔茶〕建立起密切關係」，是英國「國家的首要之務」——英國捲入了第一次鴉片戰爭。

這是一段糾纏不清的複雜故事，大部分無法在此說明白，可能需要一整本書的篇幅來闡述。但是在茶葉的故事中，有些細節我無法忽視。

戰爭結束時，雖然英國得到香港，可在這塊領土上從事貿易，但除了上海等通商口岸之外，外國人幾乎是嚴禁進入中國。東印度公司有感於日益仰賴與中國的貿易，因此期盼能在阿薩姆等殖民地的土地上生產茶葉——大部分是透過契約勞工的勞動。要取得植物還算簡單，幾十年來，植物採集者已獲得品質普通的種子，並帶到印度種植，但成果不亮眼。英國缺少的是高品質種子，以及實際的技巧，把種子轉變成我們所認識的茶葉。

一八四八年，英屬東印度公司派植物學家福鈞進入中國。他才剛上任切爾西藥草園（Chelsea Physic Garden）的管理員，而他之前在中國的旅行經歷引來公司的注意。福鈞的任務是要取得足夠的優質茶樹，以及弄懂如何製茶，於是他忽視中國朝廷禁止外國人進入的禁令，從安徽與浙江潛入內陸。

福鈞在《中國茶鄉之旅》（A Journey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一書中，寫到他抵達之前的一個事件，也就是當地的船夫因為帶外國人到國內而遭懲罰。因此在僕人的建議之下，為了抵達徽州——對歐洲人封閉的鄉間——福鈞把自己喬裝起來。「僕人幫我取得中國服裝，還有前幾年理髮師處理好的假髮辮…… 穿上這套服裝很簡單，但是我也得剃頭……之後，我裝扮成穿著這國家服裝的人，僕人與船夫都對我的成果相當滿意。」福鈞的服裝與髮型都仿效中國人，彷彿沒有人會注意到差異。他比許多歐洲人更深入中國，觀察到茶的栽種、採摘、乾燥與茶葉加工。在旅行最後，他雇用了幾名中國專家前往阿薩姆，傳授他們的看家絕活。

當然，福鈞承認，確實也有其他選擇。他可以找中國間諜代他出馬，但他不信任他們會確實完成這趟旅程，或者交給他真正的植物與種子。「別信任中國人的誠信度。」他寫道。相反地，他親自踏上這趟旅程，稱之為「滲透」。我並不打算以不公平的方式來解讀福鈞——他坦白承認，他對中國的描述本身並不厚道。但是，我對他的努力在今天受到定位的方式感到不自在。

在這段期間，歐洲植物學界充滿以植物獵人為標籤的俠盜、冒險家、拓荒者，通常也模糊了當地專家、引導者與勞工網絡的面貌，是這些人協助植物學家取得植物，之後讓他們「引介」到西方。福鈞的故事並沒有讓我很驚訝。他的故事在有關茶的大眾歷史敘事中很強勢，而我難以忽略這件事。即使到了今天，福鈞的旅程仍被歸類為帶有冒險性質；在莎拉．羅斯（Sarah Rose）所撰寫的歷史普及著作中，福鈞被架構為間諜，或甚至是小偷。在其他地方，他被描述為走私者與英雄。

阿利斯泰爾．瓦特（Alistair Watt）在一篇福鈞的傳記中，懇求讀者不要把福鈞轉移植物的行為，用我們今天智慧財產或生物剽竊（亦即把製茶技巧視為專有知識）的框架來詮釋，而是要把他的旅程視為時代的一部分；當時植物就是會在世界各地到處遷徙，從強權帝國進進出出。確實，正如先前提到，植物交換的確是在帝國建立過程中雙向進行。但在讀這段歷史時，我無法不體認到權力會以毀滅性的方式移動——茶的貿易會和糖的需求緊緊相繫，因此也和維持加勒比海的糖業造成的跨大西洋奴隸交易相連。此外，英國靠著契約工人種茶，並努力鞏固與中國的不平等交易，而他們在交易中主要仰賴鴉片。

無論是盜賊、間諜還是冒險家，這些框架全都說不通。我無法把福鈞浪漫化為俠盜，或認為他的行動無惡意。我們從沒多久前的事件——推倒奴隸交易者的雕像，以及歸還掠奪的文物——就知道重新想像與評估帝國的歷史，這對於文化敘述的去殖民化很重要。雖然中國茶的生產就此轉向亞洲市場與綠茶，遠離英國的紅茶需求，但我無法忘記歷史學家露希爾．布羅克威（Lucile Brockway）的話。她寫道，在這樣的情況下，「一群訓練有素的植物學家背後有國家的支持，他們也準備與政府合作，要將想得到的植物從較弱的國家帶走，到英國國土上生長發展，由英國掌控。」

我受的是歷史學訓練，但讀愈多關於福鈞的故事，我愈會把這段歷史與我個人相連。有時我覺得這樣挺傻的，陷入偽客觀性與自己膚色的主體性之間。我是混血兒——英國、臺灣，外公外婆出生在中國——然而，我從來不被當成完全屬於其中哪一邊。因此每當我讀到福鈞，發現新框架或為他的工作辯護的文字時，我的思考會回到一件事情上，亦即在他出發之前的某天，他在頭髮上縫上假髮辮，穿上漢服，偽裝成中國人。彷彿中國性只是一套他可以穿上的服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