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中外经济学名家演讲实录(電子書)

美國總統大選及中美關系

埃利奧特?費爾德曼（Elliot Feldman）
（2012年11月）

2012年11月15日晚上，在中關村文化大廈20層報告廳內，由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和芝加哥大學北京中心聯合舉辦的主題為“美國總統大選及中美關系”的研討會如期舉行。研討會由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余淼杰副教授主持，哈佛大學的埃利奧特?費爾德曼教授作了主題演講。以下是演講的主要內容。

在美國總統競選的過程中，反華言論盛行，中國甚至成為了美國的對外政策以及貿易政策的代名詞。盡管兩位候選人都認為美國今后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和中國的關系，但在他們的辯論過程中似乎都沒有想好把中國當做朋友還是敵人。對于這一現象，費爾德曼教授給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對美國大選的結果以及其對中美關系未來4年的影響做了詮釋。
費爾德曼教授認為，美國總統競選過程中的反華言論盛行是將國內矛盾向國外轉嫁的結果。在此期間發生的貿易和投資摩擦都不是因為表面上的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國家安全或失業問題等，而是由于中國的不斷發展給美國帶來了威脅，而此時此刻的美國確實需要借助一個由頭把國內的矛盾轉化到國外去。就像在冷戰期間，美國政治家之間從來不會討論采取如何的方案能夠使美國和蘇聯更好地相處，而是在互相比較誰能對蘇聯更狠一點；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就曾經嘗試用經濟騰飛的日本取代蘇聯，轉嫁國內矛盾；更有甚者，“9?11”事件發生之后，美國找到了一個新靶子，一個沒有國界的敵人——恐怖組織；而現在，又輪到了中國。在這次競選中，兩位候選人在關于對華政策的辯論中，方向是一致的，焦點就在于誰上任之后可以在外貿上對華采取更強硬的措施。對此，費爾德曼教授播放了羅姆尼和奧巴馬競選過程中兩次辯論（第二次和第三次）的視頻，并對兩位候選人的一些觀點提出了質疑。
在兩段視頻中，奧巴馬和羅姆尼在貿易問題上的反華情緒都很明顯，二者關注的問題也很一致，比如失業、匯率和清潔能源。但這些冠冕堂皇的觀點背后并沒有足夠的證據，或者這些辯論的意義就在于給競選增加點談資而已。比如在失業率方面，羅姆尼說由于中國的傾銷，美國制造業在過去4年中失業率提升了一倍。費爾德曼教授對此表示質疑，因為過去4年全球經濟都在經歷金融危機的洗禮。同樣在失業問題上，奧巴馬指出，他在任期間對輪胎案的處理挽回了1 000個就業崗位。對此，費爾德曼教授幽默地指出，沒人知道那1 000個崗位在哪兒，因為美國進口的輪胎大部分是美國的在華工廠生產（由于中國勞動力便宜，很多美國公司都到中國來設廠，然后將產品再運回美國銷售），但奇怪的是也沒人對于該問題進行深究。對此，Peterson國際經濟研究中心做了一個測算，假設該失業問題成立，美國在輪胎上征收關稅給消費者帶來的負擔為11億美元，平均每個失業崗位要為100萬美元的稅收負擔負責。
在匯率方面，羅姆尼在第二輪辯論中說如果他有幸成為總統，那么在他的任期中，他會找到合適的時間和理由指認中國是“貨幣操縱者”，并據此給予中國相應的貿易制裁。費爾德曼教授認為這一觀點是可笑的：一方面，美國政府無權干涉匯率問題，更無權以匯率操縱為由對中國進行貿易制裁（匯率問題理應由IMF處理）；另一方面，中國并不是匯率操縱者，將貨幣和美國掛鉤（況且還不是完全掛鉤）只是一種貨幣政策，說明中國當初制定匯率政策時押注押對了（看空美元），如果現在美元升值而非貶值的話，匯率操縱一說就不會存在了。
在能源問題的處理上，奧巴馬更是因為實施了1974年貿易法的第421條（應用于輪胎案）和1950的國防生產法案的721條（應用于風場案）而被稱為是有史以來貿易問題上對華態度最強硬的美國總統。輪胎案前面已有涉及，下面介紹一下風場案。在今年9月28日（也就是第一輪競選辯論之前），奧巴馬引用1950年的國防生產法案，以侵犯國家安全為由，阻止三一集團收購俄勒岡州海軍設施附近的風場。盡管兩年前奧巴馬訪華時曾和胡錦濤主席達成中美兩國在新能源技術（尤其是太陽能和風能領域）方面的合作協議，盡管三一集團已經成功入駐該風場并和鄰近的海軍設施工廠達成協議，美國政府依然將其趕出，且沒有支付任何賠償。另外，在太陽能方面，奧巴馬也采用同樣的態度。費爾德曼教授指出，美國指控中國太陽能電池傾銷，將中國生產的太陽能電池拒之門外這件事是極具諷刺意味的。
在第三次辯論中，羅姆尼就明顯收斂了火力。費爾德曼教授指出，羅姆尼在競選中的失勢并不在颶風之后，而是在第二次辯論之后，他提議的過激的對華政策使得民眾以及廠商認為他的上任會使得美中貿易大大轉向，這大大增加了未來經營的不確定性。在第三次辯論中，羅姆尼對于中國操縱匯率這件事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轉變。在第二輪辯論中，羅姆尼說如果他有幸成為總統，那么在他的任期中，他會找到合適的時間和理由指認中國是“貨幣操縱者”，并給予貿易上的制裁。
現在大選塵埃落定，奧巴馬連任。展望未來4年，費爾德曼教授認為貿易爭端會增加，美國會出臺更多的法案來阻止中國產品“傾銷”，但貿易問題遠沒有總統競選辯論中提到的那樣重要（調查顯示，在競選期間，大多數選民都認為“貿易”是中美之間最重要的事情，可見兩位候選人已經成功將矛盾轉移了）。當務之急，費爾德曼教授認為美國總統最先要面對的是國內的財政懸崖，接著是移民問題，最后才是貿易。在太陽能電池問題上，美國肯定不會從中國進口太陽能電池了，但是關起門來，美國國內最大的太陽能電池制造廠就是中國人設立的，阻止貿易的意義何在？
最后，費爾德曼教授總結說，未來4年中美兩國之間既互相競爭又相互依賴。一項調查也顯示，中國人和美國人互相欣賞，都承認彼此有相像之處，但是并不彼此信任。美國人和中國人都把對方看作是貿易伙伴，但是價值觀和世界觀不同。現在可以預見的是，相對于羅姆尼，奧巴馬更愿意平衡亞洲和世界的利益關系，在競選時的任何反華言論和行為均可以被視作轉移國內注意力的工具。



21世紀政府所面臨的挑戰

唐納德?F. 凱德爾（Donald F. Kettl）
（2010年3月）

2010年3月17日，馬里蘭大學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唐納德?F. 凱德爾教授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萬眾樓發表了題為“21世紀政府所面臨的挑戰”的演講。以下是演講的實錄。

對于21世紀政府所面臨的挑戰，我們應該關注兩個基本問題。第一個是關于政府管理方式的問題。追溯漫長的管理學歷史，我們會發現人們總是通過邊緣界定，即建立專門解決某類問題且責任明晰的各種機構來達到組織、控制及解決問題的目的。然而，這在現實生活中給我們帶來了挑戰：越來越多的問題不受制于現有的界定。通常情況下，我們以程式化的步驟來解決問題：先界定問題的邊緣，再創造組織來承擔責任，在所界定的范圍和所創造的組織中，通過專業分工，針對性地解決問題。比如，我們通常訓練各種專家，給他們界定各自的范圍，賦予他們自主權，以解決各類專業問題。但是這種模式對某些問題并不適用，在此情形下，政府管理方式又將何去何從？第二個是普適性問題。比如，美國目前所面臨的難題到底是特例，還是具有普適性意義？同樣，中國所面臨的問題究竟是中國特有的，還是具有共性的？上述兩個問題中，第一個側重于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法論；第二個則是一個學術問題，即社會問題的根源為何，是否具有普適性，是否可以通過分享經驗得到可能的解決方案。探討這些問題不僅是為了了解美國目前所面臨的困境，同時也是為了挖掘這些困境與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問題之間的關系。
我們今天主要關注政府面臨的三大挑戰：邊緣界定的不適用、政府規模與所面臨問題之間的不匹配、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1．邊緣界定不適用
回顧管理學的歷史，我們可以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會出現管理者？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訓練將有可能使一部分人比其他沒有接受訓練的普通人具有更強的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有人被訓練成為金融管理者，有人被訓練為公路建設者，還有人被訓練為航空、交通管理者。隨著工作的復雜性不斷增強，訓練的重要性也日益凸顯。我們不可能從街頭隨意找一位路人承擔極其復雜的工作，并指望他能夠表現出色。行政機構存在的意義在于，能夠以有效的、有針對性的方式處理和解決極其復雜的問題。一般而言，政府處理問題的過程包括以下三個步驟。第一步是問題定性，比如建造一條高速公路，或者讓飛機安全著陸。第二步是分配責任，比如航空交通管理員的工作就是使飛機安全著陸。第三步是審查結果。首先培訓專業人員，然后進行責任分配，最后根據結果來對問題解決情況做出評判。這種解決問題的方式是以界定問題為基礎的。但現實中我們面臨的問題往往不受制于既定的邊界。我們以2005年襲擊美國新奧爾良州的卡特里娜颶風為例。新奧爾良州的衛星圖顯示，不同地區的災后景象截然不同。衛星圖的一邊是綠色的，表示該地區一切正常；而另一邊是黑色的，表示該地區大部分被水淹沒。當時，布什總統面臨著很大的困境，因為美國民眾質疑政府處理這類問題的能力。起初，他派了邁克爾?布朗部長去應對颶風問題，他采用傳統的問題界定的方法，結果以失敗并被免職而告終。之后布什又委派美國海岸警衛隊的上將處理颶風問題。他突破了傳統的方法，首先弄清當時需要解決的問題后，盡可能從各方獲取一切可以解決問題的資源，并最終取得了成功。
當問題出現時，美國人通常的反應就是重新界定問題邊緣。在問題無法解決時就重組政府，為尋找對策爭取時間，這幾乎是美國的一個傳統。但僅僅通過重新界定邊緣，并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在卡特里娜案例中，颶風的行進路線與各個政府管轄區域的邊界線非常相似。在這種情況下，盡管同樣受到颶風襲擊，不同區域的政府應對的策略也不同，進而使得結果也大相徑庭。可能有人會建議重新界定政府管轄區的邊界線。但是，又有誰能夠保證，下次的颶風就不會沿著新的邊界線行進呢？
可見，沒有一個單獨的組織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和矛盾，這對傳統的邊緣界定理論形成了重大挑戰。這也是21世紀各國政府所共同面臨的挑戰。
2．規模不匹配
21世紀政府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政府規模與其面臨的問題之間的不匹配。一方面，沒有一個政府有足夠大的規模以解決全球性問題，如金融危機、溫室效應等。美國社會學家Daniel Bell（1988）指出，政府的規模對于一些生活中的重大問題而言往往太小。沒有高效的國際機制來解決資金流動、失業、貿易不平等問題。比如，在金融危機之后，冰島的民眾拒絕向外國投資者支付35億歐元的補償，致使英國的一些民眾無法收回自己的投資資金，而英國政府也無力讓冰島償還債務，最終只能將其列為“恐怖主義國家”而草草了事。另一方面，對于一些生活中的“小事”而言，政府的規模又太龐大。例如聯邦政府無法應對復雜多樣的地區性問題。當涉及天氣預報、交通規劃、職業發展、公共健康等民生問題時，我們更希望看到的是，政府能夠與居民建立更好的聯系，以此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能力。
采用何種政府組織形式及建立多大規模的政府，也是現代政府面臨的挑戰之一。
3．信息不對稱
當政府職能的邊緣界定問題以及合適的政府規模問題得到解決后，政府間仍然存在能力和效率的差異。信息不對稱是導致這種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
比如金融危機后，美國提出了近8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通常，美國民眾只知道這個刺激計劃的存在，但他們卻不清楚它具體是什么，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應對。美國政府的相關機構也只是發表了一些聲明，希望公眾能夠信任這個刺激計劃的執行方案，但也無法給出明確的答復。其結果就是，公眾對于政府缺乏信任，只能通過最終結果來了解這個刺激計劃。解決信息不對稱的方法通常是增加政策的透明度，追蹤執行情況以及有效評判最終的執行結果。但是這又引發了三個新問題：（1）什么樣的機制才算“透明”？（2）即便我們能夠追蹤執行情況，是否有合適的反饋機制來左右決策的執行？（3）即便明確由某些機構對最終結果負責，過程中若出現不可控的系統性風險，那么責任又該如何歸咎？
因此，如何妥善解決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也是現代政府面臨的挑戰之一。
4．總結
盡管從邊界、規模和信息這三個方面來考察未來的政府似乎有些抽象，但對于解決政府面臨的問題，我們的確有切實可行的步驟可循：首先，鎖定問題；其次，明確解決問題的資源來源；最后, 有效運用資源解決問題并追蹤其使用效果。找到并解決問題是所有政府共同的目的和存在的意義，這也是中美政府可以相互理解、共同合作的一個基點。針對以上提出的三個挑戰，相應的解決方案是：第一，加強政府間合作；第二，明確各國政府承擔的責任并通力合作；第三，政府要為民服務，用信息的公開、公正換取民眾的信任，從而獲得真正的行政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