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育兒變成一種「懲罰」？：如何改變這個不婚不生，生了還被冷漠對待的社會？

你覺得臺灣是個對親子友善的地方嗎？
帶小孩到公共場所，是否讓你壓力很大？
想到22年的教育費，內心不禁一陣沉重？
難道「有小孩活受罪」嗎？
 
曾幾何時，育兒變成一種懲罰，
你我的冷漠，其實都推了一把？
 
日本早已是個「超少子化」社會，超過半數的日本人認為在自己國家並不適合生養小孩，過得十分艱辛：
 
「我家有四個孩子，賺來的錢幾乎被稅課光光，每個月都很辛苦。不要老是砍我們的福利，這些當官的也砍砍自己的吧！」
 
「我們是雙薪家庭，要養三個小孩。我跟老公正認真討論是否該『紙上離婚』，單親或許可以領到一點補助吧……」
（以上皆Yahoo! Japan新聞留言者）
 
▍「育兒懲罰大國」不只日本？
 
本書指出，日本是個「育兒懲罰大國」，剖析政府企業，甚至你我每個人，是如何懲罰有小孩的家庭，又是為何造就出如此惡劣的環境：
 
￭ 低薪工時長，年輕人選擇不婚不生，媽媽員工容易被排除在升遷軌道之外。
￭ 家長壓力大，不但沒錢沒時間，還要把小孩養得好、教得乖。
￭ 世代對立嚴重，看在年長者眼裡，現代父母愛抱怨、年輕人吃不了吃苦。
 
你也有一股既視感嗎？
 
是的，本書雖為兩位日本學者所寫，卻在在反映了絕大多數東亞國家的社會文化與共通困境。
 
▍這樣的社會，真的是我們想要的嗎？
 
本書要告訴我們的，不只是鄰國的日本發生了什麼事，而是靜下心來思考，你想活在什麼樣的社會？
 
￭ 是有小孩的爸媽跟沒小孩的人互相討厭？
￭ 是「不會教就不要生」、「小孩會吵就不要帶出門」？
￭ 還是凡事以「有沒有用」、「強不強大」來評價眼前的每一個人，包含兒童？
 
無論你是為育兒焦頭爛額的家長，或是正在生與不生的兩難間抉擇，抑或是你早已下了不婚不生的決定，誠摯邀請你閱讀本書，反思臺灣的「育．兒．懲．罰」。
 
本書特色
 
1．推動諸多兒童相關政策的教育學學者【末富芳】，與創立「育兒懲罰」一詞的社會福利學者【櫻井啟太】，兩大專家攜手，首次跨領域合著。
 
2．育兒懲罰來自經濟學與社會學的Child Penalty，又稱母職懲罰，但作者刻意譯為「育兒懲罰」，避免將焦點限定在某一族群，因為整個政治、社會、人民都是有形無形的加害者。
 
3．從政策制度、職場文化，到社會潛規則與大眾價值觀，提出具體案例與改善方法。所有育兒困境、少子化專書中，最為全面深入，也最值得臺灣人省思的一本！

末富芳（Suetomi Kaori）
1974年出生於山口縣，京都大學教育學院學士，京都大學研究所教育學研究科博士課程學分修畢，神戶大學研究所博士。前福岡教育大學副教授，目前擔任日本大學文理學院教授。研究領域為教育行政學與教育財政學。參與日本內閣府兒童貧困對策學者專家會議，曾任文部科學省中央教育審議會委員。主要著作包括《教育費的政治經濟學》（勁草書房）等。

櫻井啟太（Sakurai Keita）
1984年出生於大阪府。大阪市立大學研究所創造都市研究科博士課程學分修畢，取得創造都市博士學位。曾任堺市公務員與名古屋市立大學副教授，目前擔任立命館大學產業社會學院副教授。研究領域為貧困問題與生活補助。主要著作包括《探討「自立支援」的社會救助》（法律文化社）等。

【野島剛】推薦序 ─── 日本政治的家庭主義加重育兒懲罰
 
岸田文雄總理於今年（二〇二四年）九月卸任，任期間曾推動「異次元少子化對策」，但總理與執政黨幹部對施策內容的發言屢屢偏離輿論民意，導致育兒家庭和年輕人怨聲載道。對策名稱有「異次元」三字，眾人紛紛質疑：「那些人是從異次元來的，所以他們的少子化對策也是脫離現實的異次元政策。」
日本自一九八九年生育率降至一．五七以來引發熱議，甚至出現「一．五七衝擊」一詞。一九九二年的《國民生活白皮書》標題為「進入少子化時代 ─── 少子化影響與對策」，少子化一詞因而普及。那時我還是大學生，隱約記得當時的騷動。
一九九二年大學畢業後我進入報社，成為新聞記者。負責地方新聞時，我寫了多篇「某縣知事推出新少子化對策」的報導。從一九八九年至今，已經過了三十多年，日本屢次推出少子化對策，不用多說，完全看不到成效。歐美學者問過我：「為什麼日本政府都不施行少子化政策呢？」據說甚至有學者視日本為反面教材，研究怎麼做才不會淪為日本的田地。
日本政府不是什麼也沒做，看不見成效是因為反覆推出臨時抱佛腳的敷衍政策，無法打從根本解決問題。
自民黨長老之一的麻生太郎副總裁（執筆時）表示：「少子化最大理由是女性生育年齡愈來愈高。」少子化的確部分起因於女性晚婚，但多數看法都認為並非主因。相較於西班牙等已開發國家，日本、韓國等急速少子化的國家共通點是，家事與育兒責任主要由女性承擔、職場環境對家庭毫不友善、女性生產離職後難以重回職場。
我認為這些政治家並未打從根本了解年輕世代育兒所感到的孤獨與辛苦，難以兼顧工作與育兒，加上沉重的教育費，甚至無法想像結婚生子的絕望與壓抑。可見國家長期以來將育兒與教育視為家庭與個人責任。
在此情況下，出現了本書的關鍵字「育兒懲罰」，原指所得在生子後減少，但「懲罰」之所以日益嚴重，在於育兒中的女性很難以正職身分重返職場。女性因生產離職，等到育兒告一段落後復職，就業率曲線因而呈現M字形，稱為「M字曲線」。安倍總理執政期間強調必須改善女性就業問題，或多或少改變了M字曲線，但部分聲音認為多數育兒女性不過是成為約聘或派遣人員罷了。
實際上，女性不是因為工作很忙才不生小孩。女性正職員工的生育率自二〇一〇年開始提升，家庭主婦與女性兼職人員的生育率則逐漸下降。這意味著正職員工享有充分福利以兼顧工作與育兒，但養育幼兒的家庭仍舊缺乏補助。
不少日本企業歧視女性，導致女性的薪資、工作、升遷機會都少於男性，母親因而難以穩定就業。換句話說，本書認為「育兒懲罰」的真相在於日本社會習於把育兒與照顧責任強加在母親身上，也不許父親參與育兒，又強迫家長必須全額支付教育費。
日本的少子化對策屢屢遭人詬病的是，相較於主要已開發國家，缺乏育兒與教育相關的政府補助。根本原因出自政治家認為育兒與教育（以及長照）原本就該由家人自己負責。
政治家之所以做如是想，在於反對「夫妻別姓制度」的自民黨長年執政。儘管許多民眾認為夫妻異姓導致家庭四分五裂的想法保守陳腐，自民黨內仍不少黨員支持夫妻同姓，已故前總理安倍晉三便是此一勢力的代表。安倍前總理支持保護臺灣安全，呼籲「臺灣有事，日本有事」，深受臺灣人歡迎，但臺灣人卻鮮少注意到他的政治思想其實與臺灣的進步價值觀大相逕庭。
安倍前總理等人的派閥至今仍認為家庭分工應該是「男主外，女主內」。此類家庭主義的代表例子是兒童津貼的排富條款。兒童津貼至今深受政權與經濟狀況左右，屢次擴大或縮小，害得育兒家庭提心吊膽。兒童所得到的補助因出生年度而異，實在太奇怪了。
自民黨黨綱明白表示不會推動社會主義類型的政策，以免讓所得再分配削弱國民獨立自主的意志。儘管民主黨重視育兒補助，但其推出的育兒政策遭到安倍前總理批評：「從家庭手中奪走育兒責任，導致育兒國家化、社會化。」
過去少子化對策從未見效，在於討論觀點完全無視女性與兒童的真正需求。各種調查結果都顯示，現代日本年輕人因為無法承擔育兒與教育費而放棄生子，甚至認為結婚也是難以實現的夢想。
一九八九年，約聘與派遣人員比率為一九．一％，到了二〇二一年則是三六．七％，增加了一倍之多。少子化主因是，僱用傾向多為約聘與派遣，導致人民不婚，許多專家皆指出不先解決年輕世代對經濟與未來的不安，少子化對策看不到成效。
我所指導的學生就讀中等程度的大學，多半來自關東地區的「鄉下」，包含埼玉縣、千葉縣、茨城縣。由於父母收入不足，很多學生都得每天打工來賺取生活費或零用錢。接觸這些學生令我深感日本社會貧富差距明顯。他們對結婚生子通常趨向保守，並不深切期盼，因為明白自己要是有了孩子只會吃苦。育兒懲罰之於他們是一道現實的高牆，懷抱著「是誰把社會搞成這樣？」的無名怨憤（ressentiment）與相對剝奪感，忍受著日益沉重的育兒懲罰，在恐懼之中度日。
 
 
【張念慈】推薦序 ─── 為什麼育兒從甜蜜的負荷變成一種懲罰？
 
全球生育率持續下探，臺灣二〇二三年生育率僅〇．八七人，成為僅次於韓國，全球第二低的國家。很多人不解：「不是有育兒津貼嗎？為什麼現代人都不生小孩？」我剛結婚的時候，長輩們也不斷勸我：「生下來，我們幫妳養。」「小孩多可愛啊，多生幾個吧！」
當了媽之後我才發現，原來「生」是最簡單的，「養」有難度但還可應付，但育兒過程絕不僅僅於此，如何「陪伴」與「教育」才是真正的煎熬。孩子長大了，要為他挑選適合的幼兒園與安親班、回到家要陪寫作業、孩子鬧脾氣時要鼓勵自己正向教養，還必須搞懂複雜多元的升學制度，更要隨時關注孩子的身心靈健康。
而最可怕的大魔王，是育兒過程中在工作上承受的各種歧視、從此之後只為了育兒而存在的人生，以及愈努力愈無力的挫折感。工作回到家近乎晚上六、七點，孩子的課後安置勢必得找安親班、才藝班。為了籌措費用，必須努力在職場求表現，但愈是勤奮工作，和孩子的相處時間愈少。
當年，我是公司裡唯一「敢」在當主管時懷孕的人。面對職場有意無意地貼標籤：「當媽媽後絕不可能全心工作」、「妳要照顧小孩，可能做不來有挑戰性的工作」，我只能更投入工作，幾乎天天應酬加班、不敢休育嬰假，根本無暇照顧孩子。後來我換了工作，讓自己準時上下班、避免假日加班，努力成為外界認為的好媽媽。但當孩子表現不如期待，又得承受外界「都是因為妳沒教好」的苛責。
我身為職業婦女已是如此，家庭主婦的處境更嚴苛。很多朋友明明為了孩子犧牲夢想和人生，但只要一切不如預期，就會招來指責：「明明妳只要把孩子照顧好就好，妳連一件事都做不好！」
我老公雖然願意付出時間陪伴孩子，但因為男性角色承擔的壓力，讓他更難在職場開口：「我要陪小孩，所以今天不能加班／無法出差／必須請假。」
為什麼育兒變成一種懲罰？不是說好是甜蜜的負擔嗎？願意生兒育女的人，明明為國家社會的未來貢獻許多，為何卻在職場、社會受到壓迫？
本書從日本社會觀察，提煉出「育兒懲罰」的定義：養育兒女的家長遭遇薪資和工作環境的不公對待，尤其是女性因為性別歧視、社會期待，成為被「懲罰」的主要對象。
社會愈是倡導「育兒是家長的責任」，抨擊「家庭教育能力低落」的家長「沒能力幹麼生」，幸災樂禍地說「所以現在大家都不婚不生」時，我們就愈無法看見育兒懲罰背後的真相。那個真相就是：想營造友善育兒的環境，政府必須提供育兒家庭必要的幫助與可負擔的人工生殖治療、社會必須給予願意養兒育女的家庭支持、職場必須改善產假和育兒假等政策、世代間必須互相包容。政治、社會、人民，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
這本書適合身為父母的你從中找到安慰和共鳴、適合正在糾結生與不生的你來理解，也適合覺得生小孩無用、小孩好討厭的你來認識背後真相。愈多人理解育兒懲罰，愈有機會消滅育兒懲罰。
期待有一天，育兒不再是懲罰或負擔，我們都可以甜蜜育兒。

【野島剛】推薦序
【張念慈】推薦序
【陳令嫻】譯者序
前言
 
第一章　▎末富芳 ▎導致育兒懲罰的三大政治因素
1.1／本書的定義
1.2／三大政治課題
1.3／急就章的政府
1.4／對兒童與其家庭投資過低
1.5／歧視與造成兒童間分裂
 
第二章　▎櫻井啟太 ▎育兒懲罰與兒童貧困
2.1／為什麼Child Penalty譯為「育兒懲罰」？
2.2／與兒童貧困的關聯
2.3／日本單親家庭是窮忙族
2.4／誰才是真正的懶鬼？
Column／新冠肺炎導致育兒懲罰惡化
 
第三章　▎末富芳 ▎「育兒懲罰大國」如何形成？
3.1／如何「治療」我們的社會？
3.2／被迫離開公領域的兒童與女性
3.3／為何日本成為育兒懲罰大國？
3.4／改變的力量，從你我做起
 
第四章　▎末富芳✕櫻井啟太 ▎從育兒懲罰轉變為「育兒紅利」
4.1／大家的誤解
4.2／育兒懲罰與貧困
4.3／育兒懲罰與政治
4.4／育兒懲罰與我們
 
第五章　▎末富芳 ▎如何徹底消滅育兒懲罰？ ─── 擁抱失敗，善待親子
5.1／少子化失敗學帶來的啟示
5.2／我的「兒童與家庭政策」
5.3／兒童廳真的有用嗎？
 
後記

3.1／如何「治療」我們的社會？【部分節錄】
 
在這樣的時代與社會，消弭育兒懲罰的做法其實是照顧與體恤成人。照顧與體恤家長格外必要，但其他成年人也同樣需要照顧與體恤，甚至是那些不愛護孩子的大人。
 
我在孩子還小的時候，被踹過兩次嬰兒推車。第一次是帶著長女在新宿車站被踹，對方是男性；另一次是帶著次女在下北澤車站被踹，對方是女性。兩次都留下可怕的記憶，心裡蒙受極大的打擊。但與此同時，我也心想「他們應該過得很辛苦吧」。正因為成人的自己過得很辛苦，看到嬰兒與照顧嬰兒的母親，這些最為弱勢卻又看似幸福的對象，便不禁把壓力與怒氣發洩在他們身上。
 
堅強獨立的大人才了不起，軟弱沒用的傢伙是廢物 ─── 整個日本社會瀰漫經濟效率的思維，女性與男性、退休老人與在職勞工、一般庶民與上流階層，各種群體互相傷害，冷漠對待。這便是現在的日本社會，日子辛苦的不僅是育兒家庭。
 
我藉由本章想討論的是，如何從育兒懲罰的社會轉化為友善親子的社會，我稱之為「育兒懲罰社會的療法」。
 
▍家長負擔潛規則
 
我之所以遇上許多為育兒懲罰所苦的家長，是為了調查日本的家長為何得支付這麼多教育費，研究家長身為「教育費資助者」的情況。日本社會認定家長為子女負擔教育費是天經地義，日本學者稱之為「家長負擔潛規則」，韓國也是類似情況。
 
但家長真的是高高興興為子女支付教育費嗎？日本大學學費驚人，以二〇二〇年私立大學的平均學費為例，一年高達一百三十四萬。《二〇一八年度文部科學白皮書》模擬兩個孩子同時上大學的家計情況。原本教育費占可支配所得的二至三成，到了第一個孩子上大學後瞬間暴增。倘若第二個孩子上大學且離家外宿，教育與生活支出甚至高達可支配所得的八六％。但是日本的家長都很盡責，「即使是低所得階層，幾乎所有家長都想為孩子負擔全部或部分學費」。
 
當然不是每個家庭都能支付所有教育費，所以向學生支援機構申請學貸的學生目前超過三成。我自己為了實現學者夢，也是靠學貸修完研究所博士學位。我讀大學時雖有父母資助生活費，但金額並不充裕，加上母親生病，家計長期緊繃，直到我過了四十歲才把學貸還清。
 
日本人普遍強烈認為，為了孩子好，父母不但該支付教育費，還要投注大量心力照顧孩子，全心全意愛孩子，這便是「家長負擔潛規則」的基礎。
 
其實不是每個家長都樂於為子女支付教育費。我上研究所時就曾和父母起爭執，他們責備我「是要念書念到什麼時候」，所以我沒有接受他們的資助，靠著打工和學貸支付念研究所的費用，經濟和時間都十分拮据。這個經驗成為我研究家長身為教育費資助者的起點。
 
經過長期的研究與分析，加上我自己也成為家長後終於明白，家父家母不過是受到「家長負擔潛規則」所折磨。當社會認定父母養育子女為天經地義，付完大學學費是「理所當然」時，做不到「理所當然」的家長只能獨自受苦。
 
▍教育費是「投資」還是「消費」？
 
經濟學理論主要把家長為子女負擔教育費的情況分為「投資」與「消費」。
 
前者自一九六〇年代急速發展，屬於「人力資本論」（Human capital theory）。簡而言之，這種理論認為高學歷能獲得高薪，所以政府和家庭應該把資金挹注在教育上。培養優秀人才能有效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增加稅收，所以政府基於人力資本論投資教育。至於家長投資子女的教育費，培養他們成為賺大錢的成人，晚年獲得子女照顧與負擔長照費用的可能性則會提高。
 
後者是由一九九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芝加哥大學教授蓋瑞．貝克（Gary Becker）提出。他認為家長支付教育費是藉由為子女（家人）消費，提高自己的滿意度（效用），屬於「利他主義」（Altruism）。
 
現代家長確實有很多機會享受為子女消費，例如買美食給孩子吃、添購可愛衣物讓孩子穿、看到孩子在運動會或才藝發表會上表現傑出、看到孩子考上理想學校而生氣蓬勃地上學等等，每一種情況都對父母提供了其他消費行為難以企及的滿足（效用）。
 
對子女本身，教育費的確以「投資」的型態發揮功效。學士通常比高中畢業生能找到待遇更好的工作，高學歷女性比低學歷女性更有機會結識高學歷且高收入的配偶，高學歷也能有效提升家庭所得，提供穩定收入。
 
但這一切的前提是男性身體健康且工作到六十歲、女性走進家庭且婚姻關係穩定，也就是日本過去的終身僱用制，已於一九九〇年左右廢止。教育的投資報酬率是把學士的薪資和高中畢業生比較，但現在非典型就業市場擴大到學士，正職員工的平均薪資遲遲沒有調漲。換句話說，很多人不覺得大學畢業能享有薪資紅利。
 
現代家長也不期待子女會照顧自己的晚年生活。根據內閣府二〇二〇年的《高齡社會白皮書》調查，五十五歲以上受訪者中僅三．二％的人表示「子女或親戚會資助自己的長照費」。
 
▍教育費是「贈與」嗎？
 
既然如此，家長究竟是基於什麼心態支付教育費呢？文化人類學者竹澤尚一郎主張，父母對子女不求任何回報，付出無償親情與照料是一種理想，教育費屬於「家長不求回報的贈與」。
 
但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研究結果指出，「贈與」其實隱含「交換」的性質。父母期盼藉由支付教育費換來良好的親子關係，以及子女對自己的敬意。「我付錢讓你去念書，你要回報」和「你不用回報我，為自己而活吧」，子女比較尊重哪一種父母呢？
 
▍教育費是讓孩子不恨自己的「保險」？
 
為了驗證這三種價值觀，我對高中生與大學生家長進行了調查，六到八成的家長對「四年大學生活是寶貴的人生經驗」、「上大學能累積一定實力」表示同意。為子女的人生經驗投資，支持與享受子女成長，期盼子女在大學培養實力，之後在社會上活躍 ─── 支付幼稚園到大學的教育費，不僅是為了家長本人，也是「為孩子好」的投資與消費。
 
但同時也可發現，僅不到三成的家長同意「送小孩上大學而吃苦也是一種身為父母的喜悅」與「總有一天會受子女照顧，至少該出大學學費」。支付子女的教育費已經不是父母的喜悅，而是不得不達成的任務。部分家長抱持消極心態支付教育費，說服自己讓孩子上大學是「沒辦法的事」、「為了不讓孩子悔恨一輩子，就得送他上大學」。我不禁思考，無關就業狀態與薪資高低，從小孩一出生就得支付二十二年的教育與生活費，難道不就已經是「育兒懲罰」了嗎？
 
除了「投資」「消費」「贈與」，還有一種是不得已的資助心態。我自己的另一份研究指出，有些家長可能為了避免負面回報，也就是為了不讓孩子怨恨自己，不得已支付教育費作為維護家庭關係的「保險」。
 
多變量統計的結果顯示，高中生與大學生家長支付子女教育費，除了出自於「投資」「消費」「贈與」心態，屬於「體貼子女的利己主義者」外，還有一種無法歸類，屬於「人體ATM」的心態，而且與家長本身的收入和學歷不見得有關。換句話說，不分學歷、收入，都有部分家長是不得已才支付子女一路念到大學的教育費，把這筆錢當作「保險費」。
 
日本的家長只得不停工作，不時對孩子抱怨工作多辛苦；當孩子表示想升學，流露出消極的態度，怒罵「哪來的錢給你上大學」；有時教育費甚至成為父母施行經濟虐待的籌碼，恐嚇孩子「不乖乖聽話就不幫你出學費」。這些家長不見得收入低，中所得階層或子女人數多的高收入家庭也可能發生。我接觸過眾多為此所苦的家庭，他們的收入與學歷形形色色，並不一致。
 
政府補助有限，家長只好繼續為子女的教育費咬牙忍耐。子女親眼目睹父母所承受的育兒懲罰，決定不婚不生，自然是很合理的選擇。
 
3.4／改變的力量，從你我做起【部分節錄】
 
本章開頭提到，我希望找到「療法」以消除育兒懲罰，因此指出家長受到「家長負擔潛規則」所苦，社會與政府也搭了家長「得為子女好」而過度努力的便車，同時點出近代以來兒童被迫進入家庭、學校、消費的狹小世界，排除於公領域之外。不少人有意無意「排斥兒童」、「討厭小孩」，現在可說是避諱兒童的時代。
 
既然如此，怎麼做才能讓如此嚴厲冷酷的社會轉變為對親子友善的社會呢？我認為所有社會主因當中，最嚴重的莫過於「個人責任論」。詳細改善方法，請參考早我兩個月出書的前田晃平的著作《爸爸走進家庭能改變日本！為了支持媽媽走入社會和全家的幸福》。他身為幼兒的父親，提出許多有效具體的建議，推薦大家務必一讀。
 
這本書則討論更為宏觀的問題，思考如何改變社會大眾的心態。我身為母親，想提出一些與專業領域沒有直接關係的意見。
 
▍第一步是改變大人的觀念
 
首先必須改變的是眾人的觀念，讓大家覺得應該為兒童的出生、生活、學習投入稅金（政府預算）。這不是單純的政策論或財政論，而是規範與倫理，事關我們想活在什麼樣的社會。換句話說，我們希望活在有人願意生小孩，而且充滿希望的溫馨社會？還是沒有人願意生小孩，大環境冷峻嚴苛，看不到未來的社會呢？
 
坦白說，我不擅長這種「感動型」理論，但執筆本書時，我想起自己年輕時很討厭小孩。學生時期，我和朋友討論「為什麼小孩很可愛」時，朋友對我說了一句話：「妳不覺得自己很重要的話，就沒辦法愛小孩。」家父對我們這些孩子稱不上溫柔，但他即將過世時，對鄰居小孩投以慈愛的目光，和善以對。
 
當我苦於遲遲無法懷孕時，偶然遇到住家附近看著我長大的老奶奶，她聽完我的抱怨，露出慈悲的微笑，鼓勵我一切都會沒事。老奶奶其實曾經遭遇不幸，失去孩子。等到小孩出生，我戰戰兢兢抱著比想像中強大卻又脆弱的嬰兒，打從心底認為一定要讓這個孩子幸福。
 
孩子出生前後，我的心態出現了一百八十度轉變，所以我相信任何成人都可能改變。身為社會科學的學者，我絕不輕易放棄。我並不認為「反正日本人不可能改變」，而是選擇相信總有一天會改變。即使會被嘲笑天真，我也不會改變初衷。在這個人人互相排斥對立的日本，與其讓這樣的社會更加分裂與猜忌，我身為學者與母親，也為了繼續做自己，我選擇持續撒播促進眾人互信互重的種子，即使這個夢想不會實現。
 
▍花錢養小孩不是「奢侈」而是「強制消費」
 
現代社會資本主義高度發達，以經濟為優先，重視「成果」「業績」「表現」「影響力」等肉眼可見的結果，並以此來評價一個人。
 
儘管兒童死亡率因時代變化而下降，達到「生少養好」的境界，但卻帶來不幸的分裂。為什麼日本政府讓家長負起所有教育責任呢？決定財政支出時也不願將錢花在教育上。簡單彙整原因可以得知，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代的政治家、官僚，以及參與政府工作的專家學者等男性菁英抱持以下看法：
 
￭ 為子女的教育花錢，提高幼稚園就讀率或升學率，不過是家長奢侈與溺愛孩子的行為。
￭ 在小孩身上花錢，讓小孩上好學校，是父母自私的想法。
￭ 有能力的人才能上高中和大學。
 
請大家不要生氣，那個年代的男性菁英生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或戰爭方才結束的環境，物資匱乏，看到經濟高度成長後，家長們在物資充足的環境養育兒女，不免戴著有色眼鏡，覺得他們過得很揮霍。
 
我現在覺得，身處日本政界中樞的男性政治家也秉持同樣陳舊的價值觀。只要政界領袖與財務省認為把錢花在養小孩是奢侈行為，這個國家就不可能把稅金分配到育兒或教育。但在日本養小孩花錢花時間不是「奢侈」，而是社會受到「理想兒童」的意識型態束縛，認為不花錢就養不了孩子，所以應該是「強制消費」。
 
▍日本男性受到「自立」的詛咒
 
二〇〇〇年代以來，愈來愈多人持續發表育兒和教育的風險，以及政府投資育兒與教育的益處。儘管如此，為什麼
選民與政治家都看不出任何變化呢？我認為問題出在日本男性的價值觀與評價人的標準深受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影響，遭到「自立」的詛咒所束縛。
 
本書處處批判男性主導的政治與社會，就我個人的觀察是，現在政界、行政機關、公司行號的男性領導者中，鮮少人兼具真正的溫柔與強悍，也就是重視兒童、了解兒童尊嚴與權利的重要性、嘗試推動重視兒童的政策。
 
大多數男性都用「自立」與「效率」評價他人，不自覺輕視其實也很脆弱的自己，自然而然歧視兒童與女性，甚至根本沒發現自己無法溫柔待人。我很強，我很偉大，我賺得多，我很自律，我工作能力很好 ─── 這種「自立意識型態」在以男性為主的組織與社會逐漸深化，蔓延到每個人心中，以致對兒童和家長施以育兒懲罰。
 
當社會習慣以「有沒有用」來評價眼前的人，不僅造成育兒懲罰，更導致女性與男性、退休老人與在職勞工等各屬性的群體互相攻擊。令人悲傷的是，現在的日本便是如此冷酷無情的「心靈沙漠之國」。
 
想要改變這個現狀，必須聚焦人類各種「脆弱」之處，擺脫「自立」的詛咒。有些學者嘗試以依賴取代自立，建立新的社會原理。
 
兒童脆弱幼稚，養育費時費力，必須依賴他人才能存活，和「效率」完全是光譜的兩端，卻值得眾人疼愛。當兒童從社會上消失，我們也能活得幸福嗎？我無法忍受這種社會，所以不斷呼籲大家，無論成人或孩童，大家需要互相了解彼此都很脆弱，別再強行要求人都該自立堅強了。
 
我期盼每天為育兒奮鬥的家長自行擺脫「自立」、家長應當負責、父母應該負擔所有花費等詛咒，社會與政治也學會尊重不是「好孩子」的兒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