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達：書寫的哲學（簡體書）

本書原版出自巴黎艾利普斯出版社的“愛哲學家”系列，宗旨為介紹“我們傳統的經典”。作者夏爾·拉蒙既是德裡達的學生，也是研究德裡達哲學的專家。本書延續了他自21世紀以來有關德裡達的系列研究，包括《德裡達詞匯》《德裡達：論解構》等。

本書包含兩個關鍵內容。第一，全書以德裡達的語言主題為論述物件，討論其作為“書寫哲學”的面貌及特徵，具有邏輯性與基礎性。結論章也不忘向政治倫理領域敞開。第二，作者懷有將德裡達作為“經典哲學家”來介紹的願望，因為德裡達的“理性批判”一直是最“經典”哲學的一部分。作者的巧妙論證還表明，德裡達思想的破壞性潛能和先鋒性乃是構築這一經典的底色。

• 作者簡介

夏爾·拉蒙（CharlesRAMOND）

1957年生於巴黎，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教授。當代哲學研究中心負責人，巴黎八大與巴黎高師合作“文學與美學研究”項目組成員，法國高等教育與研究評估委員會人文與社科學部代表。主要研究領域為現當代哲學，尤其是語言哲學和政治倫理學。代表作為斯賓諾莎系列研究，另有笛卡爾、德裡達、基拉爾和朗西埃研究等二十余部。

譯者簡介：

趙靚

揚州大學文學院文藝學副教授，法國巴黎笛卡爾大學哲學博士。研究領域為法國現當代哲學與美學、情感理論、精神分析批評和生態批評等，已出版中外文的學術專著與譯著7部，主持完成和參與國家社科基金課題若干項。

本書作者夏爾·拉蒙既是德裡達的學生，也是研究德裡達哲學的專家。本書延續了他自21世紀以來有關德裡達的系列研究，書中包含了兩個關鍵內容：第一，全書以德裡達的語言主題為論述物件，討論其作為“書寫哲學”的面貌及特徵，具有邏輯性與基礎性。第二，作者懷有將德裡達作為“經典哲學家”來介紹的願望，因為德裡達的“理性批判”一直是最“經典”哲學的一部分。

中文版序言 ／ 001

背景 ／ 006

第一章 人性、形而上學與書寫 ／ 019

書寫的問題 ／ 021

原書寫 ／ 027

“在場”的形而上學 ／ 032

邏各斯中心主義 ／ 039

語音中心主義和聲音的爭吵 ／ 044

第二章 文字學與普通語言學 ／ 055

索緒爾：符號與語言學的價值 ／ 057

文字學的“字符” ／ 072

“符號”概念的批評 ／ 074

對符號任意性的批評 ／ 078

對能指的線性特徵的批評 ／ 091

第三章 書寫哲學與言語行為 ／ 101

書寫、引用和重復 ／ 103

對丟失的語境的追尋 ／ 110

書寫的述行性 ／ 117

書寫和言外行為 ／ 124

第四章 對文本的闡釋 ／ 133

理性解藥和毒藥 ／ 135

不可確定性 ／ 140

論證 ／ 150

文學作為解構的試金石 ／ 170

結論 書寫中的哀悼與殘存 ／ 182

死亡、幸存與蹤跡 ／ 182

墳墓與葬禮演說 ／ 187

生命之愛與生物們 ／ 191

文本概覽 ／ 194

術語表 ／ 224

參考書目 ／ 259

作者著作表 ／ 273

中文版序言

我很榮幸也很高興受邀為趙靚老師的中譯本《德裡達：書寫的哲學》寫幾句話作為序言。這本譯著無疑將有助於提高中國學術界對“解構”的認識。“解構”不僅在知識領域，而且在社會和政治領域也被廣泛提及。在此僅舉一例，現在到處都在呼吁歐洲人民“解構”他們的各種“特權”，“正視”他們的歷史和哲學觀點。如果說一種哲學的偉大之處在於它能穿透普通語言，那麼德裡達的“解構”一詞就像柏拉圖的“理念”、亞裡士多德的“潛能”或笛卡爾的“機械論”一樣，證明了它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自從我的法文版著作出版（2018年）以來，我一直在繼續閱讀和研究德裡達，關於他的研討會報告陸續出版，進一步充實了其已經相當可觀的作品目錄。在此，我想重點談談近期研究的幾個主題，通過這些主題，德裡達的哲學在我看來為當代思想提供了新的資源和新的視角。這將是一種再次反思哲學著作的“翻譯”問題的方式。

在過去幾年中，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德裡達的哲學比他自己所認為的更加接近斯賓諾莎（我致力於研究和思考的另一位哲學家）的哲學。從這一點出發，我願意與最普遍的觀點相反，認為德裡達甚至比德勒茲更像一個斯賓諾莎主義者。德裡達和斯賓諾莎的共同之處在於他們與猶太教和猶太社區的複雜關係：斯賓諾莎在24歲時被驅逐出他的社區，而德裡達一直認為自己是猶太教的“邊緣人”，就像他與任何“社群”那樣。斯賓諾莎是典型的“馬拉諾”哲學家，也就是“隱藏的猶太人”，而德裡達有一天在路過阿爾及爾的猶太大教堂時，宣布自己是一名“馬拉諾”教徒，從而明確地將自己與斯賓諾莎相提並論。

哲學上，德裡達和斯賓諾莎在幾個重要問題上也很接近：他們不斷批判笛卡爾，批判所有關於起源、創造和作為自由意志的自由的形而上學。正如斯賓諾莎斷然拒絕構成笛卡爾哲學和道德基礎的“自由意志”（libre arbitre）一樣，德裡達也用整部《喪鐘》來駁斥索緒爾的“符號的任意性”（?l'arbitraire）。兩位作者都構建了一種內在性哲學（philosophie de l'immanence）：他們堅持認為，“內在”與“外在”是不可能明確區分的。德裡達的“寄生”與“入侵”，以它們自己的方式，重新編織了斯賓諾莎主義“泛神論”的扭結，即“模式”與“實體”的相互內在性。這使得兩位哲學家都拒絕將人作為一個獨立的存在，無論這是“王國中的王國”（斯賓諾莎《倫理學》第三部分的序言），還是支持一種投機的、暴力的“人文主義”（德裡達的《我所是的動物》）。

更廣泛地說，兩位作者都拒絕承認“生命”（vie）和“活力”（vital）的特殊性：斯賓諾莎將“生命”的規律還原為“自然”的一般規律（根據笛卡爾的“機械論”，在這一點上他是笛卡爾的繼承者），從而否認“生命”或“生物”（vivants）在宇宙中有自己的位置；相反，德裡達則完全將“生命”與“在場”（présence）聯繫起來，就像現象學家談論“活的當下”（présent vivant）那樣，從而也不區分生物學與本體論。結果都是對“死亡”問題極端的壓價（minoration）：在斯賓諾莎那裡，因為死亡總是一個“意外”，因此並不影響我們的本質，與我們無關；在德裡達那裡，“生” 與“死”的區別被否定了，生與死在我們存在的每一刻都緊密相連，這意味著我們從未停止過死亡和“生存”，因此“死亡”是我們“諸生活”中最常見、最普通的事情。由於斯賓諾莎的“實體”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特性（這意味著所有可能的物質組合都必然會實現，而且會實現無數次），以及德裡達的普遍“可替代性”（借此，德裡達與斯賓諾莎一樣，否認“起源”的可能性，因為萬事萬物的前身總是自身的蹤跡），兩位作家還共享一種永恒回歸的宇宙觀，而尼采在此提供了聯繫。

兩位作者的共同之處在於，他們將哲學視為博學的詮釋學，而非“白板”（tabula rasa，斯賓諾莎反對笛卡爾的地方）或“概念的創造”（德裡達反對德勒茲的地方）。他們的共同之處還在於，拒絕將哲學變成一個“世界的圖像”：在斯賓諾莎那裡，是通過“平行論”的概念，或思想與廣義世界的獨立性；在德裡達那裡，是通過解構一般哲學和現象學的“現實主義” 幻想（正如我們在《聲音與現象》的最後幾行中所看到的）。這種拒絕，導致這兩位哲學家在哲學上更傾向於耳朵／理解／音樂、口述的句子、話語和線性演示的模式，而不是視覺（從柏拉圖到薩特的形而上學的標準模式）、直覺、理論、觀念、圖像和繪畫的模式。

斯賓諾莎哲學和德裡達哲學之間的這種深層結構性聯繫，常常使一方受到另一方的啟發（就像文本和譯文可以相互啟發一樣），使我在多年的研究和思考之後理解了，為什麼我會受到這兩位思想家的吸引：斯賓諾莎是幾何學和系統論的“合理性”（rationalité）的典範，而德裡達則從未停止過“解構”這同樣的幾何學的和論證的合理性。但德裡達遠比一般人想象的更“古典”、更富於論證性，而斯賓諾莎則對“荒誕”和“混沌”比一般人認為的更敏感。

如果德裡達的哲學可以（也應該）被定性為“書寫的哲學”，就像我在本書中所做的那樣，那麼它就很自然地引向了“普通語言哲學”，而這正是我的近作《普通語言哲學研究24則》（Vingt-quatre études de philosophie du langage ordinaire, Limoges:Lambert Lucas, 2022）的主題。德裡達在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這不僅因為他曾與“普通語言哲學”的偉大倡導者們（約翰·奧斯汀、約翰·塞爾、斯坦利·卡維爾）進行過討論，有時甚至是論戰，還因為他是屬於音樂大師的哲學家之一。女神在蘇格拉底被處死的那一天，要求他把音樂當作“最高的哲學”來練習（《斐多篇》，60e-61a）。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哲學的翻譯相當於對一部音樂作品的詮釋。就像音樂一樣，哲學的存在離不開詮釋……我祝願《德裡達：書寫的哲學》中譯本發行取得圓滿成功。

夏爾·拉蒙 2024年5月於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