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莉亞娜不可戰勝的夏天（簡體書）

“我們各自闖蕩世界，但回到泳池後，我們又成為姐妹。

那是我們最親密的姐妹情誼的空間。

我想在水中再次與她相遇。我想跟以前一樣，與我的妹妹並肩遊泳。”

1990年7月16日，莉莉亞娜·裡韋拉·加爾薩，我的妹妹，被前男友殺害了。

她喜歡達菲鴨、凱蒂貓，愛寫作，愛抽“羅利”牌香煙；

她熱愛電影、遊泳、街道、建築、她的朋友，甚至愛安赫爾。

這是她的超能力，也是她的致命弱點。

而我被困在了內疚和羞恥的泡沫中。三十年來，我總是不斷回到同一個起點：

當年究竟漏掉了什麼？為什麼沒能保護她？

我像考古學家一樣，小心翼翼地撣去莉莉亞娜遺物上的灰塵，

潛入檔案、證詞、信件、日記、便條的海洋，

追尋她的青春，她內心那不可戰勝的夏天。

克裡斯蒂娜·裡韋拉·加爾薩 （Cristina Rivera Garza，1964— ）

墨西哥當代作家、學者，先後在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聖迭戈分校、休斯敦大學等高校教授歷史和創意寫作。其創作涵蓋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散文、詩歌等多種文類，代表作有《沒人會看到我哭泣》《髂嵴》《泰加林的邪惡》《莉莉亞娜不可戰勝的夏天》。曾入圍國際都柏林文學獎、美國國家圖書獎、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等，獲胡安娜·伊內斯·德拉克魯斯修女獎、雪莉·杰克遜獎、麥克阿瑟“天才獎”、普利策獎。

姚云青

西班牙語文學翻譯，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大學西班牙語專業。

譯有十余部西班牙及拉美現當代文學作品，包括哈維爾·馬裡亞斯、薩曼塔·施維伯林、路易斯·塞普爾維達等多位知名作家代表作。

• 獲2024普利策回憶錄/自傳獎：“三十年來，我每天都在思念莉莉亞娜。每一秒。”

二十歲的女大學生如何一步步命喪前男友之手？

當年究竟漏掉了什麼？為什麼沒能拯救她？

為了終結痛失親人的噩夢，為了尋回莉莉亞娜的青春，

姐姐走訪親友、整理遺物、梳理妹妹留下的文字，築起一座紙上紀念館。

• 一個“不規矩”女孩的私人史，還原受害者真實的愛與自由

一個模範學生。一個充滿愛的女人。一個粗心大意的人。一個也許過分自由的女人。

一個愛看電影、愛抽煙、愛凱蒂貓的大學生。一個想要嘗試新鮮事物的懵懂少女。

一個善良、溫順，面對危險卻視而不見的女孩。一個迷失方向、每天遭受施暴者虐待的女孩。

然而，真實的莉莉亞娜到底是什麼樣的？

• “寫作也是直接的行動”，每一位讀者都是愛與正義的見證人！

用詩意的記錄直面暴力，將敘述的權利交還給女性受害者，

直擊親密恐怖主義、受害者有罪論、語言匱乏背後的性別不平等：

“追求正義的女性。疲憊不堪卻緊緊團結在一起的女性。

心生厭倦卻堅持了數個世紀的女性。我們的憤怒永遠不會消退。”

• 迷失，迷失在迷宮般的墨西哥官僚系統

法律程序停滯不前、官方檔案丟失、真兇下落不明——

一次三十年後為妹妹伸張正義的官方探訪，

在俄羅斯套娃般的流程、客套的話語、輾轉各地的搜尋中，

演變為一趟看不到終點的奧德賽之旅……

• 知名青年設計師汐和操刀封面，完美呈現作品精髓

碧藍泳池是屬於姐妹情誼的親密空間，溫暖地包裹，心碎地沉溺；

純凈內封，潛入記憶深處，穿透歲月的陰影，窺見夏日無盡的碎片。

120*200平裝雙封，典雅精致，舒適閱讀。

第一章 阿斯卡波察爾科

第二章 天空這惱人的藍

第三章 我們是雌犬，我們是魔鬼

第四章 冬日

第五章 那是一個自由的女人

第六章 來自陌生之地的可怕幽靈

第七章 不亦快哉？

第八章 不想再當冰之國度的仙女

第九章 黑暗罪行

第十章 我們的女兒

第十一章 氯

後記

[硬紙箱]

那些笨重的箱子一直擺在那裡，在衣柜頂部整齊地一字排開。七個硬紙箱和三四個塗成薰衣草色的板條箱。都是莉莉亞娜的遺物。一天早上，我們來到她位於阿斯卡波察爾科的小公寓，內心的傷痛尚未愈合；我們沉默著，三兩下將手頭能找到的一切都裝進了紙箱，動作有條不紊，就像訓練有素的軍隊在執行明確的指令。我們將箱子一個接一個摞起來，放在一輛小型皮卡的後部。我們再也沒有回過那個地方。

逝者的遺物該怎麼處理呢？回到托盧卡[1]，在我父母家，我們將她的書、筆記本、藍圖、海報、玩偶、衣物、鞋子分門別類地整理好，並在每個箱子上用大寫字母標注了她的名字。仿佛我們會忘記似的。仿佛我們哪怕有一丁點可能，會將她的遺物和其他箱子搞混似的。我們的內心早已翻江倒海，但為了追尋某種外在秩序，我們卻將她的遺物整理得井井有條。我們將箱子一個個摞在一起，搬到衣柜頂部的架子上，那裡以前放著空行李箱和過冬的棉被。父母從曾經與小女兒共同居住的舊屋子裡搬出來時，這些箱子也被搬到了往西幾公裡遠的新房子裡。那次搬家意味著一個新的開始，或者至少是一個喘息的機會。換個環境。一個防止觸景生情的小花招。三十年來，沒人碰過那些箱子。三十年來，它們一直在那裡，在我們眼前，卻無法觸及。

如今，在經過如此漫長的時光之後，終於可以面對那場悲劇，了解其中的細節——是什麼引發了這樣一種感覺呢？一個人如何能夠確定自己已經可以提出問題，最重要的是，已經準備好聆聽答案了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在向墨西哥城總檢察長辦公室提交了第一份申請之後，就再也無法收手。整整一個秋天，我常常徹夜難眠，淚水洶涌而出。但哭泣是一種文明的行為。而在那裡發生的一切，在那個窗明幾凈、窗口被橡樹和木蘭花環繞的房子裡發生的事，則屬於另一個世界。我當時身處休斯敦，可實際上我被困在過去。我在休斯敦，但同時也在時間的邊緣彷徨。多年來，悲痛已經變成了一種獨自進行的無聲儀式，現在卻成了尖叫和掌摑的爆發。每當我感到胸口被壓得喘不過氣，聲帶間發出嗚咽的聲響時，就會再次打開她房間的門，將手放在門把手上。灰塵在光線中漂浮，彌漫在整個空間中。她的書。她每天早上會看到的海報。她的筆記本。問題是：我現在是誰？我身在休斯敦，但我同時居住在更遙遠的時光之外，在超越文明的時代。

莉莉亞娜葬禮後的某一天，親友都已回歸日常生活，我獨自在家爆發出野獸般的號哭。粗暴地發出尖銳、刺耳的尖叫。哀號聲中飽含著痛苦或恐懼。哭喊聲在那個房間中擴散，沒有人聽到，它卻將空氣撕成兩半，撕成碎片。這聲音來自一個未知的世界，同時也是一種與尚未誕生的世界溝通的聲音。哭喊聲有如不同材質的物體緩慢地摩擦，吱吱作響。那是一種邊緣破損、散發著惡臭的東西。彼時還未成形。你必須捂住腹部，在地板上蜷縮成一團。你必須埋起臉，你必須乞求。沒錯，最重要的是，你必須乞求。時間完全凝滯了。過去永遠不會過去。這一切仍在這裡，完好無損，再次出現在我們面前。就像當時一樣，在某些夜晚，我被一種確定性喚醒，確信這一次我仍然無法做到，就像過去一樣。

我想回憶。為了與恐懼和解。我翻閱了當時的筆記，並開始向住在附近的親友提問。我拜訪了姑姑們，參加了過去拒絕出席的成人禮慶典，還打了電話。有些人只給出寥寥幾句回答。有些人則喋喋不休地說個沒完。所有人都會在某個時刻羞愧地低下頭。“對不起，”他們說，“我只記得這麼多。”有些人哭了。我很快便意識到，對於真相，其實我們所知甚少。一個迷失方向、每天遭受施暴者虐待的女孩。一個也許過分自由的女人。一名嚴於律己的遊泳運動員。一個想要嘗試新鮮事物的懵懂少女。一個善良、溫順，面對危險卻視而不見的小女孩。一個騙子。一個模範學生。一個天真的孩子。一個朋友。一個充滿愛的女人。一個粗心大意的人。一個既往經歷複雜的人。旁人的回憶給莉莉亞娜貼上了各式各樣的標籤，再加上我自己的回憶。這些描述毫不掩飾地自相矛盾。然而，不管每個人的印象如何，結局都是相同的：三十年的沉默。由於害怕粉身碎骨、無法承受痛苦、恐懼死亡，他們最終都成了兇手的同謀。我們都一樣：窒息、啞口無言、死氣沉沉、毫無動靜。就像莉莉亞娜臨終前一樣。

蕾切爾·路易絲·斯奈德[2]在《看不見的傷痕》（No Visible Bruises）中寫道，家庭暴力——尤其是親密伴侶兇殺案——與其他犯罪類型的不同之處在於，其中包含了愛情的元素。沒有任何一種極端暴力行為是由如此高度傳播的意識形態助長的。哪個正常人會反對浪漫的愛情呢？成千上萬被伴侶謀殺的女人可能有無數種方式來回答這個問題。但即便是她們也和我們一樣，需要一種能識別風險因素和極端危險時刻的語言，才能回答這個基本問題。在墨西哥這樣的國家，直到最近，流行音樂甚至還在歌頌那些嫉妒引發的衝動，歌頌男人因為輕微的挑釁而謀殺女人的行為。因此，創造這種語言一直是一種英勇的斗爭，其勝利無疑要歸功於那些堅韌的活動家——他們決心質疑普遍存在的性別不平等，以及父權制日常的暴力運作。舉例來說，我們需要整整幾代人的努力，才能不再將男性在街上過於頻繁的言語挑逗，看作一種自然而然的行為，甚至是一種恭維；經過幾代女性主義者的努力，才能將這些行為作為日常的公共騷擾事件予以譴責。為了準確定義這些行為的性質，我們需要創造新的詞匯。職場騷擾。歧視。性暴力。強奸犯就是你。為了能使用這樣的話語，為了能揭發成千上萬的女性在家庭內外遭受的折磨，以及奪去她們生命的暴力，我們必須逆流而上，共同努力，創造一種足夠精準的語言，對這種致命的性別差異保持警惕。

一項重要的進展發生在美國。處理家庭暴力和親密伴侶暴力案件的專家護士杰奎琳·坎貝爾[3]，通過研究將首個家庭暴力危險評估量表應用於實踐。基於自己對眾多患者的護理經驗和全面的研究結果，坎貝爾擬定了測試問題，通過受害者臉部或手臂的瘀傷、骨折，或是勒痕，來評估並診斷前往醫院急診室就醫的女性所面臨的危險程度。此前，這些針對婦女的暴力事件都被視為病人的隱私，而坎貝爾開發的工具使得醫生和護士能將其作為公共衛生問題來處理。坎貝爾列出了一份包含二十二種風險因素的清單，其中最主要的是使用麻醉劑、持有槍支，以及極端的嫉妒。此外，還有一些更具體的描述：死亡威脅、扼住喉嚨，或是強迫性行為。將受害者與其親友隔絕、施暴者做出自殺威脅並持續跟蹤，也都是明顯的跡象。一份虐待行為的完整清單。我們未曾看見——或是故意視而不見的——赤裸裸的暴力地圖。1990年的那個初夏，如果莉莉亞娜回答了測試中的這些問題，也許她就會意識到自己正身處致命的危險之中。當時或許還有更多情況，但在她的信件和筆記本中，已經出現了極端的嫉妒、施暴者做出自殺威脅和持續跟蹤。是否還有更多征兆？

有一種觀點將謀殺解釋為突發的暴力行為：一個原本正常的男人也許會突然失去理智，殺死伴侶。坎貝爾卻認為，“先前發生的家暴事件是家庭兇殺案的最大前提”。很少有人會在第一次嘗試時就殺死自己的伴侶。世界各地的統計數據證實了坎貝爾在《看不見的傷痕》中接受斯奈德采訪時所說的話：“危險等級是依據特定的時間順序排列的。當受害者試圖離開施暴者時，危險指數會急劇上升，並在三個月內保持極高的水平，然後在接下來的九個月內逐漸下降。一年之後，可感知的風險會逐漸消失。”

在家裡的衣柜頂部，在那些存放多年的紙箱裡，是否存在莉莉亞娜當年所面臨的日益嚴重的危險的痕跡？那些我們看得見的，以及那些我們看不見的，會不會就在那裡一直沉睡著？

[1] 托盧卡（Toluca），墨西哥工業重鎮，距墨西哥城63公裡。

[2] 蕾切爾·路易絲·斯奈德（Rachel Louise Snyder），美國記者、作家，以其新聞調查和相關寫作而聞名。她的作品探討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包括家庭暴力、性別平等、社會正義等。

[3] 杰奎琳·坎貝爾（Jacquelyn Campbell，1946— ），美國護士、學者，以其在家庭暴力和親密伴侶暴力領域的研究而聞名。1986年，在執法人員、醫療保健專業人員、臨床專家的支持下，坎貝爾制定了家庭暴力危險評估量表（The Danger Assessment），用於評估家暴受害者面臨的危險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