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內戰：秩序崩潰與激蕩的世界格局1936-1939(全二冊)（簡體書）

這是一本記錄1936年至1939年西班牙內戰全過程的史詩巨著。在這場戰爭中，以佛朗哥為中心的國家主義西班牙與以左翼聯盟為核心的共和主義西班牙之間發生了激烈的對抗與顛覆。海明威等大批知識分子和作家棄筆從戎，加入國際縱隊，更為這場戰爭增添了傳奇色彩和理想主義熱情。戰爭隨著雙方勢力變化而不斷推進，最終在國際勢力的插手下走向一個極端結局。

西班牙這場為期三年的內戰，既有外部法西斯國家的插手，也有蘇聯和國際縱隊的援助，又有國際聯盟對於局勢的攪動，將20世紀上半葉舊國際秩序的逐步崩潰與新世界格局的醞釀展露無遺，同時也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奏。不同陣營拉開大幕，操控各自的傀儡主角登場，將戰爭的殘酷與血腥、陰謀與詭計展露在世人面前……

休·托馬斯，英國著名歷史學家、作家。1951年畢業於劍橋大學王後學院，1966—1975年擔任英國雷丁大學歷史學教授；1979—1991年擔任倫敦政策研究中心首席官員。2008年被授予藝術與文學勛章（法國政府文化部設立），並獲“加巴龍獎”；2009年榮獲“卡爾沃·謝列爾獎”，“薄伽丘獎”以及義大利“諾尼諾文學獎”。著有多部歷史著作，包括《西班牙內戰》《未完成的世界史》《征服：蒙特祖瑪、科爾特斯與舊墨西哥的隕落》《奴隸貿易》以及“西班牙三部曲”(《黃金之河》《黃金時代》《無止境的世界》)等。其中《西班牙內戰》獲“毛姆文學獎”。

郭建龍（歷史作家、本書譯者）：關於西班牙內戰的書籍已經汗牛充棟，國內翻譯過來的也已經不少，但堪稱經典、無可替代的依然是休·托馬斯寫於半個世紀之前的這一部。為什麼這部著作成為經典？因為全面和平衡。與其他書籍的立場先行不同，休·托馬斯熟悉戰爭雙方的材料和立場。他同情共和派，但也深知共和派的弱點和失策；他不喜歡國民軍的保守和極端，卻也寫出了國民軍的紀律性。他在行文中以公正的態度層層展現了雙方的收獲、策略和失敗，只有這樣，我們才得以看到這場戰爭的全貌，也只有這樣，讀者才能利用全面的信息去思考這場人類歷史上最複雜的內戰。所謂理解歷史，並不以人們良好的意願為終極，而是要建立在具體的制度、細節和對人性的尊重之上。

賣點：
★研究西班牙內戰的扛鼎之作，榮獲“毛姆文學獎”的企鵝世界史系列作品
★贈品夾頁，以虛擬報紙形式，介紹有關內戰的四個歷史時刻和西班牙歷史速覽，快速、高效地走入這部1000頁的鴻篇巨著
★1961年首版發行，至今已修訂5次；面世50周年紀念版，全面再現西班牙內戰全過程
★西班牙內戰領域的代表性學者休·托馬斯的翹楚之作，暢銷書作家郭建龍領銜翻譯
★充分呈現共和國的捍衛者和摧毀者各自的理由，細膩洞察作戰雙方的無奈、痛苦與對抗
★一場內戰演變為微型世界大戰，回顧世界人民同法西斯主義的第一次交鋒
★重拾20世紀上半葉的世界激蕩與理想主義，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歷史動因
★畢加索《格爾尼卡》、海明威《喪鐘為誰而鳴》的創作原點，感受彪炳史冊的國際主義精神

編輯推薦：
★開山即巔峰：研究西班牙內戰的扛鼎之作
1961 年，休·托馬斯出版了第一本關於西班牙內戰的客觀史學著作，並在後來的50年中不斷修訂擴展，最終成本一部長達 1000 頁的鴻篇巨制。直到今日，托馬斯的這部著作在該領域仍堪稱翹楚，可謂是開山即巔峰。簡體中譯本即以企鵝出版社的50周年紀念版作為底本，由暢銷書作家郭建龍領銜翻譯。

★極具影響力：獲毛姆文學獎的歷史著作
本書是一部重量級的史學著作，卻也因其實地考察的寫作方法和優美的文學性獲得1962年的毛姆文學獎。本書中立地展現了共和國內部的派別林立和政治斗爭。作者同作戰雙方人物都有良好的交往，可以充分掌握一手資料，洞察戰爭的起因，體察作戰雙方立場和行動理由，客觀再現戰爭的全過程，展現歐洲的秩序崩潰如何從西班牙集中爆發，最終變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全面熱戰。

★微型世界大戰：對理解20世紀上半葉的秩序崩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有重要意義
西班牙內戰是世界人民與法西斯主義的第一次交鋒，反映了當時西班牙國內的社會矛盾和世界在20世紀上半葉的動蕩。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和共和政府，以及佛朗哥的國民軍，均受到外國力量的介入，為即將到來的二戰提供試驗場，將內戰變為一場微型的世界大戰。

★反法西斯記憶：極具浪漫色彩的國際縱隊，至今仍是世界人民的激蕩記憶
白求恩、畢加索、達利、聶魯達以不同形式參與了這場戰爭；美國作家海明威、英國社會評論家、英國記者喬治·奧威爾、美國戰地攝影記者羅伯特·卡帕等人均對西班牙內戰做了詳細的報道和研究。《格爾尼卡》（畢加索）、《內戰的預感》（達利）、《喪鐘為誰而鳴》（海明威），一大批中國讀者耳熟能詳的繪畫、文學作品影響至今。

五十周年版序
1957年過半，文稿經紀人詹姆斯·麥克吉本（James Macgibbon）找到我。當時他就職於著名的柯蒂斯·布朗（Gurtis Brown）公司。 他是一位溫和的左翼，一位迷人的紳士出版人，曾任麥克吉本&基公司的創始主席。詹姆斯邀我到薩維爾俱樂部共進午餐，但我去得太晚，於是我們轉而沿途走到康諾特酒店。在那兒，他談到我的小說《世界的遊戲》的結尾，裡面描寫了英雄出走以色列的戰鬥故事。他說，這讓他想起其他類似的冒險故事，例如西班牙內戰的故事。真是碰巧，他認識的一位美國出版人小卡斯·坎菲爾德［Cass Canfield Junior，他的父親是重組了哈珀兄弟出版公司（Harper Brothers）的偉大出版人卡斯·坎菲爾德］，想找人為他就職的科沃德·麥卡恩（Coward McCann）公司寫一部關於這場內戰的書。他問我是否有興趣接受這項委托，如果有，我需要寫一份大綱。我同意了。
到8月，大綱完成了。比我年長近十歲的小卡斯·坎菲爾德非常滿意，並委托我為哈珀兄弟出版公司創作該書——當時他已加入這家出版社。對於我在英格蘭的出版商，艾爾和斯波蒂斯伍德出版公司（Eyre and Spottiswoode）的道格拉斯·杰羅爾德（Douglas Jerrold）而言，大綱即便沒能取悅他，但也令他滿意。杰羅爾德曾出版我的小說《世界的遊戲》。他在1936年曾是佛朗哥的積極支持者。事實上，正是他租用迅龍飛機把佛朗哥將軍從加那利群島載往摩洛哥。杰羅爾德、路易斯·博林（Luis Bolín）和裡卡多·德拉謝爾瓦（Ricardo de la Cierva）在辛普森濱河餐的一次會面中策劃了這一行程。博林當時是西班牙報紙《阿貝賽報》（ABC）駐倫敦的通訊員；德拉謝爾瓦則是這款直升機的發明者。杰羅爾德在他的著作《喬治時代的冒險》（Georgian Adventure）的段落中，清晰表明了自己關於西班牙內戰的立場。1938年拜訪佛朗哥之後，他寫道，雖然佛朗哥可能並不是一名“偉人”，但他“確實無比重要，是個極好的人，或許是個英雄，或許是個聖人……” 詹姆斯·麥克吉本與道格拉斯·杰羅爾德，這是一個多麼奇異的資助人聯盟啊！小卡斯代表哈珀兄弟出版公司給我提供了300美元的訂金，艾爾和斯波蒂斯伍德出版公司給了我250英鎊。我想本書計劃就此落定。
我在1957年夏到1961年春這段時間研究西班牙內戰的歷史。研究初始，我便在思考這場戰爭中有關國際方面的信息。我獲得了德國外交部的文件。它們從1951年開始便在定期出版，但尚未有人使用過。有關義大利方面信息的獲得，我得到了諸多便利，不僅可以閱讀官方文書，而且可以閱讀齊亞諾（Ciano）伯爵30年代後期的日記。我曾在劍橋與他的遺孀見面。至於法國，我有一些議會檔案，其中包括1936年駐馬德裡的法軍專員莫雷爾（Morel）上校的回憶記錄。他跟萊昂·布魯姆（Léon Blum） 曾說過一些事，大意是“我唯一能告訴你的是：我可以向你保證，法蘭西國王本該參戰的”。英國方面和著名的不干涉委員會的信息源則更難敲定，不過我最終找到了一些外交部文件。關於不干涉委員會的文件在當時仍屬機密，但我發現在荷蘭有一個版本可輕易獲取。我並未在外交部閱讀到這一西方機構的正式文書。假如能讀到，我應該可以發現有間諜唐納德·麥克萊恩（Donald Maclean）和約翰·凱恩克羅斯（John Cairncross）簽名的備忘錄。在一份版本精良的美國外交文書選集裡，我發現了外交大使克勞德·鮑爾斯（Claude Bowers）在30年代與羅斯福總統的交流記錄。當然，了解蘇聯要難得多。不過眾多前共產黨人和其他人士，甚至是一些蘇聯軍官，都記錄了他們的見聞。
我還與當時登上過外交舞臺的一些幸存者會面。例如，我的一次大冒險便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與約翰內斯·伯恩哈特（Johannes Bernhardt）共進晚餐。這個德國商人曾在1936年7月拜訪希特勒，請求他幫助佛朗哥。盡管他曾是黨衛軍的將軍，但跟我預期的反差極大。他是個憂鬱的東普魯士人。和我在一起時，他花了很長時間來哀嘆蘇聯人在他年輕時征服了德國領土的過往。他將佛朗哥的一封信傳遞給希特勒。伯恩哈特說，信的風格十分“孩子氣”。或許正因如此，這封信似乎才未見出版。
盡管我經常到訪義大利，但我從未找到與伯恩哈特地位相當且合乎寫作需要的義大利人。不過，我挖掘到了1936年駐巴黎的西班牙大使胡安·德卡德納斯（Juan de Cárdenas）的寶貴證詞。他是一名老派的外交官，隨後又成為西班牙議員，之後又任駐華盛頓大使。內戰開始時，他代表共和國向法國政府提出購買軍火的請求。令他驚訝的是，萊昂·布魯姆同意了。然而德卡德納斯在交易完成前就辭去了職務。共和國一方最積極的合作者是巴勃羅·德阿斯卡拉特（Pablo de Azcárate）。整個內戰期間，他都是駐倫敦大使，還是胡利奧·阿爾瓦雷斯·德爾巴約（Julio álvarez del Vayo）的連襟，後者在1937—1939年間任共和國外交部長。1958年我在日內瓦見到（業已退休的）德阿斯卡拉特。當時我在那裡為聯合國工作。我們在他位於霍德勒路的家裡進行了多次交談。德阿斯卡拉特描述了對西班牙共和國政府的回憶，並給我看了他的回憶錄（而後由他兒子出版）。他告訴我，早在1936年，溫斯頓·丘吉爾對於內戰就已經表達了中立的決心，因為兩邊都已“雙手浸滿鮮血”。“血，血，血！”他在見到德阿斯卡拉特時喊著。當羅伯特·西塞爾將德阿斯卡拉特引薦給丘吉爾時，丘吉爾拒絕與之握手。
我與內戰中站在“政治光譜”中的各方代表人物都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在右翼，包括：唐安赫爾·埃雷拉（Don Angel Herrera），他是共和國天主教報紙《辯論報》（El Debate）的編輯，到1959年我們會面時，他已經成為樞機主教兼馬拉加主教；托雷（Torre）公爵卡洛斯·馬丁內斯·坎波薩（Carlos Martínez Campos），他曾在國家主義一方指揮炮兵，而後成為唐胡安·卡洛斯（Don Juan Carlos）的導師；卡洛斯主義領袖曼努埃爾·法爾·孔德（Manuel Fal Conde），我在塞維利亞與他見過面，他的兒子也在場，當時中風已令他身體虛弱。慷慨的卡洛斯主義歷史學家梅爾喬·費雷爾（Melchor Ferrer）給了我一大摞令人著迷的未刊材料，其內容涉及內戰中的卡洛斯派。他還向我保證，他火爐裡未引爆的炸彈已經被西班牙共產黨扔到了薩拉戈薩的石柱聖母聖殿。事實上，它是被新聞記者弗蘭克·耶利內克（Frank Jellinek）扔到那裡的——耶利內克是這麼說的。我到迪奧尼西奧·裡德魯埃霍（Dionisio Ridruejo）在馬德裡的住所拜訪了他。他是最有教養的長槍黨人，早期便與佛朗哥發生過爭執（但似乎仍然以間接的方式支持佛朗哥）。我還與貝爾特蘭·多梅克（Beltran Domecq）建立了十分友好的關係。（佛朗哥在唐賽德過暑假時）他是佛朗哥的摩托信使。1936年9月，他到奧羅佩薩（Oropesa）送信，驚恐地發現10具已然變形的修女尸體躺在當地的墓園裡。
感謝西班牙駐倫敦使館的一位外交官，我得以見到拉蒙·塞拉諾·蘇尼爾（Ramón Serrano Súñer），也就是佛朗哥將軍那位心懷不滿的連襟。正是因為這層關係，在他位於巴斯克自治區札勞茲（Zarauz）海邊可愛的夏季住所中，他得到了“最高連襟”（Cuñadisimo）的綽號。我還見到了諾埃爾·菲茨帕特裡克（Noel Fitzpatrick）和彼得·肯普（Peter Kemp），他們屬於為數不多的站在佛朗哥一方戰鬥的英國人。此外還有羅蘭·聖奧斯瓦爾德（Rowland St Oswald），當時他是一名記者。他宣稱當“第五縱隊”這個鼎鼎大名的詞語被創造出來時，他就在現場。在1936年9月的新聞發布會上，他代表《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詢問埃米利奧·莫拉（Emilio Mola）將軍（後文稱莫拉將軍），為馬德裡組建的四路縱隊中，哪一路會率先解放首都人民。莫拉似乎答道：“我的四路軍事縱隊都不會解放馬德裡，榮譽將歸於第五縱隊，已經在城裡的秘密支持者。”
左翼方面，我也曾與一群有代表性的有趣人物會面。我已提到胡利奧·阿爾瓦雷斯·德爾巴約，我在巴黎遇到他，並進行了一場結果令人不太滿意的談話。我想這要麼是因為我沒處理好訪談，要麼是因為他遺忘了一些事。我還見了一些顯要的巴斯克人，如赫蘇斯·馬裡亞·德雷佐拉（Jesús María de Leizaola，時任總統）。我們是在流亡巴黎的巴斯克政府總部見面的。盡管那時他已離鄉20年，並且還要等上15年才能安全回歸故裡，但桑熱街（Singer）的辦公室依舊呈現出忙碌的氛圍，活動密集，電話鈴聲不斷，人員帶著消息進進出出，仿佛我們是置身於拿破侖在滑鐵盧的司令部。我認識的另一個重要的巴斯克政治家是曼努埃爾·德伊魯霍（Manuel de Irujo）。他的流亡歲月在倫敦度過。
我還到巴黎福煦大街（Avenue Foch）拜訪了流亡在外的共和國政府。我坐在他們的圖書室，聽到隔壁房間傳來興奮的討論聲，而後所有部長帶著微笑走出。“政府已經垮臺了。”埃米利奧·埃雷拉（Emilio Herrera）將軍對我說。“那麼誰是新任首相呢，我的將軍？”我問道。“我獲得了這份榮譽。”埃雷拉認真地回答。
前無政府主義者同樣活力四射，例如何塞·加西亞·普拉達斯（José García Pradas）和無政府主義部長兼領袖費德裡卡·蒙塞尼（Federica Montseny）。前者在加入BBC西班牙服務之前曾是年輕氣盛的暴力之徒。我見到了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胡利安·戈爾金（Julian Gorkin）。他以相當確定的態度告訴我如何判斷共產主義者［20世紀20年代，當統一工人黨讓他刺殺普裡莫·德裡維拉將軍時，他曾離黨而去。他堅持認為，“熱情之花”頗為類似於杜·莫裡耶（du Maurier）塑造的“軟氈帽”（Trilby），是共產國際超級特派員維托裡奧·卡德維拉（Vittorio Codovilla）著手創造的一個積極肯幹的形象，後者還將自己視為杜·莫裡耶再世］。我還與小胡安·內格林博士（Dr Juan Negrín Junior）及其妻子羅西塔·迪亞斯（Rosita Díaz）談話。小胡安·內格林是社會主義者胡安·內格林（Juan Negrín）之子，且一度是他父親的參謀。我還同薩爾瓦多·德馬達裡亞加（Salvador de Madariaga）成了朋友，他總是一副積極樂觀的樣子。其他人還包括：阿爾韋托·奧南迪亞（Alberto Onandía）神父，向我描繪了他親眼目擊的空襲格爾尼卡的情景；巴斯克人路易斯·德奧圖薩爾（Luis de Ortúzar），現在是畢爾巴鄂的巴斯克警察局局長；曼努埃爾·塔維尼亞（Manuel Tagüeña），內戰開始時是學生領袖，內戰結束時是軍官，如今作為藥劑師在墨西哥過著平靜的生活。

上 冊
編者按
標注簡稱說明
團體和政治黨派
五十周年版序
再版前言
第一部 戰爭的起源
1.開場白
2.關於憲法的斗爭與一戰的影響
3.第二共和國的起步
4.衝破教權主義的開端
5.無政府主義的發展
6.社會與農業概況
7.分裂與統一
8.西班牙共產黨的誕生與法西斯的產生
9.十月的阿斯圖裡亞斯起義
10.選舉
11.陰謀
12.第二共和國的失敗
第二部 叛亂與革命
13.戰爭的醞釀
14.戰爭爆發
15. 7月19日至7月末的戰況
16.血腥
17.藍色時代
18.左翼的對抗
19. 7月底到8月的戰況以及陣營的分化
20.成為國際危機
21.國際援助與歐洲秩序的崩潰
22.右翼攪動局勢
23.不干涉計劃
24.共和主義的戰爭挫折與政府的革新
25.國家主義西班牙的發展
26.政變的萌芽
27.援助與利益
下 冊
第三部 微型世界大戰
28. 1936年冬天的戰鬥
29.何塞·安東尼奧的死亡和佛朗哥的崛起
30.內部爭端
31.軍隊與後勤
32.集體農場
33. 1936年冬的國際援助
34. 1937年春的三場戰役
35.馬德裡戰線重組和格爾尼卡轟炸
36.國家主義內部政權的確立
37.共和國政府的變局和“五月事件”
第四部 兩場反革命的戰爭
38.畢爾巴鄂的陷落
39.共和主義的內部斗爭
40.布魯內特戰役、桑坦德戰役和阿斯圖裡亞斯戰役
41. 1937年的國際局勢
42.短暫的平靜與建設
43.內林格的政策與內部改革
44.特魯埃爾、阿拉貢和萊萬特之戰
45.外部支援與內部危機
46. 1938年第二季度的情況
47.埃布羅地區的戰鬥
48.短暫的休整與加泰羅尼亞的戰役
49.逃離加泰羅尼亞
50.最後的博弈
結 局
51.結局
後 記
附錄一 西班牙波旁王朝和卡洛斯王位繼承圖
附錄二 比塞塔在丹吉爾交易所的“生與死”（兌英鎊）
附錄三 國外介入西班牙內戰的力量評估
附錄四 “格爾尼卡”
附錄五 地圖清單
注釋與參考文獻
選入的參考書目

在普拉多美術館通往太陽門廣場的半山腰上，聳立著西班牙議會大樓（the Cortes）。駐守大樓門戶的一對青銅獅像由西摩戰爭 中繳獲的槍支鑄造而成。在科林斯式圓柱支撐著的花崗巖三角墻上，正義女神滿懷希望地擁抱著大力神。1936年6月16日，整個西班牙的目光都聚集在這座古老的建築上。
迄今為止，距阿方索十三世退位已經過去5年有余。按照他自己的說法，放棄王位是為了避免內戰的浩劫（這也許夸大了他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在這5年間，西班牙議會恢復了運作。國王退位以前的1923年到1931年，議會被徹底解散。這8年間的大部分時間裡，溫和的軍事獨裁者普裡莫·德裡維拉獨攬大權。但到了1936年6月，西班牙憲法體系眼看就要毀於一旦。
此時在半圓形的辯論廳前排，一群焦慮不安的中產階級自由主義者正聚集在藍色的政府議員席上。他們真誠而睿智，背靠一眾擁躉，且都痛恨暴力，憧憬英國、法國和美國那樣和顏悅色的民主解決方式。然而，與他們持相同立場的人在同時代的西班牙中可謂寥寥無幾，在熙熙攘攘的辯論廳裡，在他們旁邊或坐或立的另外400名議員也對他們避而遠之。 本屆政府一心想在西班牙復制那些民主國家的輝煌，但這不過是他們深陷自我狂熱中一廂情願的想象，那些民主國家遠非那麼不切實際。
就拿總理聖地亞哥·卡薩雷斯·基羅加（Santiago Casares Quiroga ）舉例。他是西班牙西北地區加利西亞省的一名富豪，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為落後的加利西亞爭取自治權，然而加利西亞人（gallegos） 從中獲得的唯一好處不過是鐵路運輸狀況的改善。雖然卡薩雷斯看上去服膺自由主義，奉行形成於比利牛斯山脈之外的威爾遜法則，但沒有人比他更像西班牙愛國者。當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崛起讓自由主義看上去如封建主義一樣不合時宜時，他選擇了將滿腔的熱情注入自由主義事業當中。西班牙還沒有成功掀起過像1789年法國大革命那樣的資產階級革命，因此很難有人會對卡薩雷斯及其同道好友們的觀念進行批判。在共和國成立之初的1931年和1932年，卡薩雷斯·基羅加（時任內務部長）和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聖茹斯特一樣目光如炬，頭腦發熱、不分敵友地審視周遭。如今，他的眼神中透露出的是一種奇異和帶有諷刺意味的樂觀，這只能解釋成是他患肺結核時產生的一種症狀 。
在1936年6月16日這天，人們可以從希爾·羅夫萊斯的遭遇看出西班牙危機的本質。希爾·羅夫萊斯為人圓滑，體形肥胖，頭髮稀疏，但並不衰老。他是西班牙天主教團體（the Spanish Catholic Party）——西班牙自治權利聯盟（CEDA） 的領袖。他的政黨屬於保守的天主教派，成員包括那些試圖復辟的君主主義者以及期望實現基督教民主共和國的人。西班牙自治權利聯盟的部分成員，尤其是其青年團體（人民行動青年團 ）幾乎可以算得上是法西斯主義者，其中一些成員頗為欣賞陶爾斐斯的奧地利聯合政府。希爾·羅夫萊斯能言善辯，頗有才幹，但他優柔寡斷，陰險狡詐。不僅社會主義者，連君主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也一樣厭惡他。然而，正是他，在西班牙創建了第一個中產階級大眾政黨。如今的他肯定還對自2月份選舉以來政府曾行使過的包括新聞審查和中止憲法保障在內的種種特權記憶猶新。然而他也強調，在舉行大選的那4個月，有160座教堂被焚毀，發生了269起政治謀殺以及1,287起不同程度的惡意傷害，69個政府機構遭到破壞，爆發了113次大罷工以及228次局部罷工，還有10家報社遭到了洗劫。希爾·羅夫萊斯總結道：“讓我們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一個國家無論是選擇君主制還是共和制，議會制還是總統制，共產主義還是法西斯主義，都可以存續下去！但在無政府的狀況下，國家必將萬劫不復！如今的西班牙正處於無政府的狀態之中。我們今天出席的是民主的葬禮！”此言一出，整個議會廳響起一片吼聲，一部分是讚同的吶喊，另一部分則是反對的咆哮。
雖然這些數據的準確性很可疑，並且部分混亂局面是由右翼一手策劃導致的，但正如希爾·羅夫萊斯揭示的那樣，國家和政局的確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上層階級的青年團體在眾目睽睽之下放火焚燒了格拉納達右翼報紙《理想報》（El Ideal）的辦公大樓，此外還發生了其他挑釁行為。 除了種種暴行，兩翼政黨的極端分子正在按照軍事編隊的形式進行訓練。許多政治領導人指示：“周日要全力以赴。”雖然卡薩雷斯·基羅加和希爾·羅夫萊斯都是第二共和國時期顯要政黨的領袖， 但他們都沒能掌控住局勢。事實上，兩人之所以能在議會站穩腳跟都是因為代表們的投票支持，而他們與擁護他們的代表們目標並不一致。在剛過去的2月份的選戰中，兩大聯盟曾進行了激烈的角逐，分別是人民陣線（the Popular Front）與國民陣線（the National Front）。除了像卡薩雷斯一樣的自由主義者，人民陣線中還包括規模龐大的社會黨、未成氣候的共產黨以及其他工人階級團體。社會黨的背後是名為勞動者總工會（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 的強大工會組織，這也是整個歐洲組織得最好的工人運動團體之一。國民陣線則不僅包括西班牙自治權利聯盟，還有君主主義者、代表南部和中部大地主的重農派以及一些其他右翼團體，是包括軍隊、教會以及資產階級在內的所有西班牙傳統勢力的政治聯盟。
盡管人民陣線在1936年2月舉行的大選中贏得了勝利，但根據西班牙的選舉法，他們在議會的席位超過了嚴格的比例代表制度下的應得席位，因為不是所有加入競選聯盟的政黨都能進入政府。實際上，自由主義的共和黨人 在組建政府的同時，在議會的多數席位還要依靠工人階級政黨的有力支持。這絕對不是一個強力政府存在的長久之計。1936年的西班牙四處彌漫著不滿情緒，此時的工人階級已然處在無休止的革命沸騰當中；除了那些選擇與民主體制合作、將斗爭限於議會中的代表席位之爭，政府的外部勢力還包括將近200萬名無政府主義工人。他們主要分布在安達盧西亞和巴塞羅那，由全國勞工聯合會（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 Trabajo）進行組織， 並受控於秘密社會團體伊比利亞無政府主義者聯盟（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 。這場規模龐大、全神貫注、充滿激情的工人運動，其如火如荼之勢仿佛戰火中的一座巨城。在他們的眼中，卡薩雷斯·基羅加的進步政府與過去的右翼政府一樣，都是枯木朽株。再來談談軍隊。在那年初夏的馬德裡，有誰沒有聽到過將軍們密謀建立“秩序”，甚至是軍事獨裁的傳言？實際上，當希爾·羅夫萊斯在議會發表完演講後，一位社會主義代表宣稱，密探們正通過燒毀教堂為發動叛亂製造借口。
社會黨黨內四分五裂：其中有些人是改良主義者；有些人是支持費邊社的知識分子；一少部分人是革命黨人；一些人被共產國際鼓動；還有一些人被共產主義勢力在近期的崛起嚇得驚慌不已。然而，當社會黨發言人對右翼進行譴責時，黨內所有人又會因相同的支持力量而表現出一致的態度。
當他們的歡呼聲消退後，君主主義代表卡爾沃·索特洛得意地站了出來。他與卡薩雷斯·基羅加同來自加利西亞，但與卡薩雷斯一樣，他也缺少淳樸的加利西亞人特有的冷靜。他是否有吉卜賽人血統？他是否像他威武的身姿顯露的那般強壯？他是西班牙的羅斯福，還是會“更聰明地”成為西班牙的墨索裡尼？當下眾人唯一能確定的是，他冷酷、巧言善辯並且能力非凡。心胸寬廣且作風保守的毛拉（Maura）曾是阿方索十三世的總理。1915年從薩拉戈薩大學畢業以後，卡爾沃·索特洛成為毛拉的私人秘書。 不久以後，25歲的卡爾沃·索特洛被毛拉提拔為巴倫西亞的行政部長。 32歲時他被普裡莫·德裡維拉將軍指派接管財政部。共和國成立初期，為了躲避針對獨裁統治時期出現的對財政問題的指控，他謹慎地選擇留在巴黎。等到共和國開始崩潰後，他才返回西班牙。以君主主義者身份入選議會的他，對自己的使命再清楚不過了。希爾·羅夫萊斯的失勢讓他受益良多。歷經風浪，正值權力頂峰的卡爾沃·索特洛講起話來好像西班牙的未來已盡在他的掌握之中。
在屢次被打斷的演講中他表示，西班牙的混亂是由1931年的民主憲法造成的。他認為，這一憲法不適用於任何政體：
當前的政體大勢已去，我提議重新建立一個團結統一的國家，采取不偏不倚的經濟政策，並以應有的權威來宣布：“不再有罷工，不再有工廠關閉，不再有高利貸，不再有資本主義的剝削，不再有讓人挨餓的工資水平，不再有高官因意外事故帶來的政治薪酬感到慶幸， 不再讓無政府主義大行其道，不再有蓄意破壞全力生產的犯罪陰謀。”全國的生產力將會造福於各個階級、各派政黨和各方利益。也許很多人把這樣的國家叫作法西斯主義國家；如果這就是所謂的法西斯主義國家，那麼對法西斯主義堅信不疑的我，將驕傲地宣布我就是一個法西斯主義者！
隨後，當嘲弄與稱讚聲融匯而成的陣陣聲浪退去以後，他繼續演講道：
當聽到有關君主主義將軍們可能發動政變的閑言碎語時，我一笑置之，因為我不相信西班牙軍隊中會有軍人為了復辟君主制，為了反對共和國而揭竿起義（請準許我對天發誓）。倘若真的有這樣的人，那他一定是瘋了——說真的，這種癲狂就如同某個軍人在必要情況下，在危機來臨時拒絕拼盡生命，為西班牙挺身而出，反對無政府狀態。
卡爾沃·索特洛此前已經在暗地裡許諾，如果有軍事起義的必要，他將支持起義。皮膚黝黑的議會發言人迭戈·馬丁內斯·巴裡奧（Diego Martínez Barrio）曾請求卡爾沃·索特洛不要發表這樣的聲明，因為他的意圖容易遭到曲解。迭戈·馬丁內斯·巴裡奧是一個來自塞維利亞的某個地區的政治老手，他曾短期擔任過總理。如今的他是共和主義聯盟黨（Republican Union party）的領袖。他為人直率，富有同情心，但又愛慕虛榮，在迄今為止的政治生涯中，他采取的最多的方案就是妥協。他的政敵把他的崛起歸因於其作為共濟會三十三級成員的神秘力量，畢竟他的崛起之路在西班牙實屬罕見。
迭戈·巴裡奧前總理慎重地對卡爾沃·索特洛的發言進行了響應：
閣下 說完這些話以後，一切後果都將由您一人承擔。您今天來到這兒只不過是為了兩件事：一是斥責議會無能；二是煽動軍隊，試圖讓部隊叛離共和國。但是我在此保證，議會會動作如常，軍隊也會忠於職守。
接下來，西班牙最知名的共產黨員，時年40歲，被譽為“熱情之花”的多洛雷斯·伊巴露麗 發表了演講。她常常一身黑色著裝，嚴肅但又充滿激情的面容讓聽她演講的觀眾把她視作革命聖徒。多年以前，當多洛雷斯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她曾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教徒。在那些日子裡，她往來於巴斯克省的各個村落，用頭頂著美麗的盤子，販賣（據某種說法）盤子裡的沙丁魚。 後來，靠賣沙丁魚為生的多洛雷斯嫁給了一個來自阿斯圖裡亞斯的礦工，此人是西班牙北部社會黨的創建者之一。她的個人悲劇接連發生——三個女兒都在嬰兒時期死去，且都是死於殘酷的斗爭環境。 於是，她放棄了對聖母貝戈尼亞的信仰，轉而投向了從大英博物館閱覽室裡走出的先知馬克思。右翼散布謠言說，她曾經用自己的牙齒咬斷了一個神父的喉嚨。後來她成為一名演說家，並且對用詞和演講節奏已經拿捏得出神入化。但是她的性格並沒有像在公眾前顯露的那般堅強，並且她的敵人——左翼托洛茨基主義分子聲稱她是莫斯科秘密特派的斯文加利式女間諜，這也解釋了她所具有的非凡演說才能。然而，她實際上簡單直率。作為極富政治能量的女性，此前她曾多次入獄——共和國時期有三次，還有兩次在莫斯科。在議會中，她是尚未成氣候的西班牙共產黨中唯一備受關注的領導人。議會中只有17位共產主義代表，這些人在社會主義溫和派因達萊西奧·普列托的眼中都是“寂寂無聞之徒”，在議會之外，共產黨黨員最多時可達13萬人。
更為重要的一點是，“熱情之花”代表了革命女性的思想，對於一個在宗教中把聖母放在特殊地位的國家而言，女性力量不容忽視。早在1909年的悲劇周中，無論是罷工者、教堂縱火犯還是搶劫女修道院的強盜，最善辯、最勇敢以及最暴力的人都是女性。
在6月16日的議會發言中，“熱情之花”痛斥西班牙的法西斯主義者是惡棍流氓。有一個聽命於柏林和羅馬的“法西斯國際（fascist international）”不是連掃蕩西班牙的清算日都已經定好了嗎？
加泰羅尼亞商人胡安·本托薩隨後對前總理迭戈·巴裡奧坦然透露的樂觀態度十分擔憂。曾在君主制時期兩次出任財政部長的本托薩已經混跡政壇多年，他還是巴塞羅那知名金融家弗朗西斯科·坎博（Francisco Cambó）的臂膀。弗朗西斯科·坎博是西班牙最富有的人之一，有消息稱坎博已經將資產轉移到海外。問題是，以資本外逃的角度來講，是應該更樂觀一點，還是更悲觀一些呢？政府始終無法作出清晰的決定。共產主義內部的一個帶有反叛意識的共產主義政黨——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 的領袖華金·毛林（Joaquín Maurín）隨後宣稱，當前西班牙的國家局勢已經出現了法西斯主義征兆。卡爾沃·索特洛隨後再次起身響應總理：
我的肩膀結實寬廣（他說）。我不會退縮，事實上，我欣然為我的所作所為承擔責任……我想起了聖多明戈·德西洛斯 曾對一位西班牙國王說過的話：“陛下，您可以奪走我的生命，但您能奪走的也就僅限於此。”事實上，光榮地死去難道不是比在鄙夷的目光中存活更加美好嗎？但反過來，我倒希望我們的前總理能好好想想他的職責；鑒於他是無神論者，就算不能在上帝面前懺悔，但至少看在自己備受尊敬的分兒上，他也應當捫心自問。
之後，他提到克倫斯基和卡羅伊如何讓蘇聯和匈牙利陷入共產主義革命的浪潮之中：
值得我尊敬的朋友絕不會是克倫斯基那樣的人，因為他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為。對於不願公開的信息以及尚在心中籌謀的計劃，他全部了然於心。願上帝保佑，永遠不要有人拿他與卡羅伊相提並論，那個蓄意背叛一個上千年文明的人！
正當卡爾沃·索特洛要坐下的時候，叫嚷聲連同掌聲響徹整個辯論廳。似乎是“熱情之花”在喊：“這是你最後的演講！”
這場摻雜著威脅和警告的辯論在整個西班牙繚繞回蕩。聲音傳到了共和國的代表、總統曼努埃爾·阿薩尼亞的耳朵裡，回蕩在冷清寥落的國家宮 裡，總統陷入憂鬱，眼看著自己的美夢漸漸坍塌。聲音傳到了那些一直以來利用閑暇時間謀劃反政府軍事起義的將軍們的耳朵裡。聲音傳到了老獨裁者之子、西班牙法西斯主義團體長槍黨的領袖何塞·安東尼奧·普裡莫·德裡維拉的耳朵裡——政府用一個微不足道的理由對他進行指控，並把他關押在阿利坎特港口的監獄中，實際上這是政府為了防止其追隨者們進一步展開行動而扣押的人質。聲音傳到了另外一個西班牙團體的耳朵裡，即立志於議會之外的無政府主義者。聲音傳到了2,400萬名西班牙人民的耳朵裡。隨著夏季將至，局勢猶如掀起高潮的斗牛比賽，每個人的心中都在疑惑：“這樣的局面將要持續多久？”“會發生革命運動嗎？”“會爆發內戰嗎？”自17世紀以來，歐洲多數國家都沒有爆發過內戰，作為躲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重要歐洲國家，西班牙在19世紀有三次陷入了邊境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