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史講義（簡體書）

本書以秦暉在清華大學講授“秦漢史”課程為藍本，增加了近年來不斷發現的考古資料，幾經整理修改而成。
不同於最初的課堂錄音，此次成書比錄音記錄多出近一倍內容。而且，不同於傳統的斷代史著述，本書略於政治史，而從縱（時間上的周秦、漢唐對比）橫（空間上的秦漢與羅馬帝國對比）兩個維度來探討秦漢帝國那套政治經濟制度和觀念的由來，以及它們在秦漢以後的影響，高屋建瓴，對於當下也具有極為重要的借鑒意義。

秦暉，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已榮休），博士生導師。著有《南非的啟示》《共同的底線》《田園詩與狂想曲》《傳統十論》等。

◎為什麼說中國三千年歷史上發生的最深刻變化是“周秦之變”？“周秦之變”何以奠定了中國文明的框架？

◎秦漢帝國最基本的制度安排是怎麼形成的？包含了哪些主要內容？該制度在運作過程中產生了哪些弊病？這些問題的積累又如何導致了秦漢帝國的解體？

◎為什麼歷史上對秦漢的評價會有巨大的差異？矛盾的關鍵點在哪裡？能帶來怎樣的啟示？

◎“漢魏之變”又該如何理解？為什麼它不如“周秦之變”重要？為什麼它沒能跳出秦漢奠定的格局？

◎唐宋與秦漢相比又如何？盛唐超越了漢代的“古典商品經濟”高峰嗎？

◎為什麼漢代與古羅馬在經濟上有很多相似之處，但實質含義會大相徑庭？這說明了什麼？

這本書講透了秦漢，也講透了中國歷史和精神文化中最深層的一些東西。

從“周秦之變”到“漢魏之變”：我的秦漢史教研
1995年我經張豈之先生介紹，到清華大學歷史系任教授。清華歷史學本來名氣很大，但1952年院系調整後變成蘇聯式的工科大學，這門學科在清華就中斷了。我到清華時，該系恢復創設未久，主要人員都是原社科系中國革命史和近現代史基礎課教師。所以，那時系裡搞過中國古代史教研的，基本就我一人。當時歷史系還沒有招收本科生，我除了帶過兩屆研究生外，主要是開設全校性的中國社會經濟史和農民史選修課。到了世紀初歷史系開始招收本科生，上面也要求開設“成套的”歷史系專業課，包括中國古代史的各個斷代史專業課。當時歷史系已經有了唐宋明清的教師，但仍然沒有秦漢這一“斷代”的專家，所以上面就要求我來“補缺”，開設秦漢史專業課。這樣一直到2009年侯旭東教授入職清華、我向他交棒為止，我在清華大約教授了七八年的秦漢史課程。這本講義的雛形就是那個時候形成的。
在中國傳統史學的“二級學科”分類中，我是屬於“專史”而非“斷代史”出身的。研究生時期跟隨趙儷生先生治土地制度史和農民戰爭史，當時的重點也放在明清這一時段。20世紀90年代我主要研究的是農民史和農村改革問題。秦漢史本不是我的專業方向，但是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曾經多次“聽從組織安排”去從事並非我“專長”的工作，比如參加陜西通史項目承擔宋元卷和這次去教授秦漢史，這倒也並不全是出於“集體主義”或“團隊精神”的考慮。因為我本身興趣比較廣泛，而且在專史研究中也涉及過這些時段，覺得還是有一得之愚可以貢獻，或者更不客氣地說，對該“專業”中流行的一些看法也有些不吐不快的意見，所以還是“義不容辭”或者說是“趣不容辭”地接受了。
我們這一代史學工作者是從所謂“五朵金花”的時代過來的。由向達先生首創的“五朵金花”之說，指1949年後中國史學界集中討論的五個問題：古史分期、土地制度、農民戰爭、資本主義萌芽和民族融合。這些討論具有眾所周知的意識形態背景，但即使在這個範圍內也未必一直能夠自由討論，在“文革”時期一度萬馬齊喑、“金花”凋零之後，改革初年又重新綻放，並且發展到最高潮。而隨著思想的進一步解放，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金花”討論就已經不再是史學研究的主流。但是如今回頭看，這種史學作為五四以後傳入的“新史學”中最有影響的一支，在其演變成經學化、神學化的“官史學”之前，曾經確實帶來了中國史學的一大進步。至少在兩個方面，它的突破和後繼影響是不可否認的：第一，它把中國歷史納入了全球化的視野，突破了傳統史學除了大中華就只有“四夷傳”的狹隘眼界。第二，它打破了單純敘述王朝興衰、鋪陳人事，而不作制度分析的模式，尤其是打破了“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的傳統“斷代史”格局，而把制度邏輯、社會演變作為歷史的主線。我以為，我們的思想解放，在摒棄經學化、神學化、官學化的同時，當然不應該再回到“二十四姓家譜”的模式去。如果考慮到當年“新史學”還可以出現“十批判書”這樣的作品，“官史學”就一度只能歌頌“千古一帝”，即便後來學界“告別革命”而回歸“保守”，淡化意識形態而轉趨西方“學術前沿”，還是盛行“子路頌秦王”與新瓶裝舊酒，就能夠感到一種深深的遺憾。
我早年所治的土地制度和農民戰爭史屬於典型的“金花”史學，而在這派史學無法回避的“古史分期”問題上，我當時持明確的“魏晉封建論”觀點，視秦漢為“前封建”的“古典”社會（我從不用當時流行的“奴隸社會”概念），因此發表過若干以秦漢橫向比較羅馬、縱向比較隋唐的考證著述。在調入清華前，我在陜西師範大學還開過“古代社會形態學”和“封建社會形態學”兩門選修課。即便20世紀90年代以後，“世道與心路”都已發生重大改變，我現在的研究早已不再是“金花”模式，也不再以社會形態的概念分析周秦、漢魏之別，但至少在上述兩個方面，當年新史學的影響是不會消滅的。我後來使用的“大共同體”與“小共同體”等概念，也明顯帶有當年新史學的烙印。所以在清華開設秦漢史課時，這些學術經歷便起了很大作用，使我的秦漢史課程與一般“斷代秦漢史”有很大區別。
我假設學習秦漢史專業的學生應該具備通史階段的秦漢史知識，沒有必要花時間再講一遍這四個王朝（我認為前後漢完全是兩個王朝，中間的新朝亦非“僭逆”，加上秦應為四個朝代）的興衰概要，所以絕大部分課時都用來討論這四朝的制度和觀念演變。尤其是分析“周秦之變”和“漢魏之變”。前者要講清楚中國是何以從“三代”走進帝制的，這對此後的中國產生了怎樣的深層次影響。而後者則要說明這一由四個王朝組成的“第一帝國”如何發生了不同於一般王朝更替的深刻危機，導致秦制後來發生了不同於一般所謂“合久必分”的長時段紊亂，但周制卻復興無望，最終在經歷數百年“中間期”後又走向了秦制框架下的第二帝國。換句話說，我不想花時間給學生講一套“四姓之興亡”的故事，只想在有限時間內梳理一下中華第一帝國時期的“世道與心路”，以給今人提供進一步思考的津梁。我一向認為，中華文明數千年，最深刻的變化就是走進帝制的“周秦之變”和走出帝制的“三千年未有之變”。而且對兩者的認識緊密相關。對前者認識的深淺，關係到後者的成敗；對後者的體驗亦能加深對前者的理解。而在這兩者之間次一等的變化，就是所謂的漢魏之變了。如果本書能夠促進人們對這些變化的討論，我的願望就達到了。

我在清華講授秦漢史雖然年頭不算很長，但當時“超星圖書館”做了全程視頻錄像，據說流傳甚廣，至今海內外仍有不少受眾。當時只是做了課程PPT，並沒有成書的講義。後來我不再講授這門課，也沒有想到要出版講義。但是，近年來好幾位有心的讀者卻分別根據課程錄像，整理成幾個不同版本的全文本惠寄給我，並與書界的朋友一起，極力鼓動我出版。浙江財經大學的劉志先生還花了大量時間校對引文，去除語病，劃分章節。他們的熱心和奉獻令人感動，也使我覺得出這本書不僅有它的價值，也還要對得起學生、讀者和聽眾朋友們的厚愛。
當然，從我過去寫的秦漢相關論文，到課程開設期間乃至視頻傳播中，各種評價也都存在。讚同的聲音就不說了，批評的意見林林總總，常見的就是說我的秦漢史不合常規，有“以論代史”的色彩。對此我這裡做一點響應：
過去我們的史學界有過“論從史出”還是“以論帶史”的爭論。改革時期由於對過去史學官學化的不滿，“論從史出”受到肯定，而“以論帶史”則被譏為“以論代史”。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實際上，那時用以“代史”的“論”其實只是一些由“信仰”支持而未經論證的理論教條，而把中國歷史削足適履地塞進教條編織的框框裡，還要不斷根據上面的需要而改變敘事（比如因“十批不是好文章”的指示而對嬴政先生從大批到大贊），這固然不是合格的“史”，但難道這能叫“論”？其實這種思維不改變，即便換了一套意識形態氛圍，比如不再講“五種社會形態”而改為追隨“國際學術前沿”的“後現代理論”，或者從“反傳統”變成“頌傳統”的“保守主義史學”，那種“教條多而論證少”的弊病也還是存在的。
我們講“史”和“論”的關係，其實就是史料和史論的關係，更一般地說其實就是論據與論證的關係。不光是史學，任何一種實證研究，即既非文藝創作也非單純的價值弘揚，而是一種以事實判斷和邏輯推斷為基礎、講究知識增量的研究，無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還是“人文學科”，都是論據和論證的結合。無據而論，固然是不著邊際的空言，有據無論，也會變成不知所云的廢話。有人說“史料就是史學”、“有幾分史料說幾分話”，我是不同意這些說法的。史料不等於史學，就像數據不等於數學、實驗室不等於科學家一樣。但要強調的是：論證是一種自己的合乎邏輯的思維，它不等於引述理論。我們看過去“金花”時代的某些著述，往往看起來也是旁征博引，不僅史料要“掉書袋”，理論更要“掉書袋”。一篇文章幾十個注，史料引證不多，“經典作家語錄”引證倒是不少。有人說這是“以論帶史”，有人嘲曰“以論代史”。其實這並不是“論”多了，而恰恰是“論”極其貧乏的表現。史學不是神學，也不是經學。離開經典作家，你就不會思考了？
說實話，我受“經典作家”影響也很深。但是除了某些事關知識產權的前人具論外，我是不主張理論上掉書袋的。我的論證主要是自己的思考，當然思考並非憑空，接受各種啟發非常重要。除了“經典作家”的啟發，我認為現實生活的啟發其實是不可少的。例如本書中關於商鞅“壞井田”究竟是國有化還是私有化的問題，關於“鄉舉裡選”是怎麼回事的問題，等等，我的一些新見其實都來自生活經歷。看到青川秦《田律》，就使我想起親身經歷過的“山水林田路綜合治理”。而我關於小共同體具有“溫情的等級制”的看法，除了“經典作家”的啟發，其實也來自常識。我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很多問題其實並沒有想象的那麼複雜，而是“大人物忽視常識卻迷信教條”造成的。當然常識不一定對，“證偽常識”往往是重大科學發現的突破口，哥白尼就是把“太陽東升西降，顯然圍著地球轉”的常識證偽，而開創了近代天文學。但是常識可以證偽，卻不能無視。實證研究者哥白尼和一個無視常識而高叫“太陽就是從西邊升起”的妄人，根本區別就在於此。
當然，研究歷史要靠史料，史料的書袋必須得掉。但是秦漢史在這一點上也不同於其他“斷代”，因為這一時期存世文獻較宋明以後要少得多，沒那麼多書袋可掉。這一時期的研究比近古時期更加倚重考古，但考古資料與文獻相比恰恰是“不自明”的，其意義更加有賴於論證。再就是秦漢史既然很難發現新史料，對前人研究推陳出新就更重要，而與“多一分史料多一分話”相比，對前人研究無論推陳還是出新，也更需要論證。所以秦漢史研究相對於宋元明清而言，其實就是一個論據相對有限、而更倚重論證的領域。當然，作為一個並非治“斷代史”出身的學人，我在秦漢史方面的論證對不對，還是要敬請方家賜正。
這本書在朋友們的催促和鞭策下，以劉志先生整理的《秦漢史》課程實錄視頻文稿為基礎寫成。但從課程錄制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大約近20年，期間秦漢史研究，尤其是考古資料又有了長足的進展。尤其是張家山竹簡《漢律》的發表、裡耶秦簡的發現，以及隴東秦西早秦遺址的發掘，都有重大價值，也出現了許多新問題。我當年授課時這些都還沒有。我歷來主張舊作再版一般不修改，以保存寫作的“時代坐標”。但是這本書不同。一是它過去未出版過，是作為新書出版的。二是當初作為講義是面對學生，現在可能也有這方面的讀者，對學生我應該給他們以與時俱進的知識，而不是提供一個“時代斷面”而已。當年授課時，我的講義是每年都要修改的，現在出書也應該如此。所以這次成書我做了較大的修改補充，篇幅也比視頻記錄稿多了近一倍，至於成效，就期待讀者的批評了。

緒　論　中國文明史上的秦漢時代
第一節　秦漢：中國第一帝國 3
第二節　秦漢史授課的重點 5
第三節　秦漢史的史料 6
第四節　秦漢時代的重要性 12
第一章　
周秦之變：從族群社會到編戶齊民（上）
——小共同體本位的周制與儒家思想
第一節　對周秦之變的評價 27
第二節　周秦之變何以名之 36
第三節　周制的特徵 41
第四節　周制的經濟基礎 66
第五節　儒家與周制的價值體系 72
第六節　周制的危機 91
第二章　
周秦之變：從族群社會到編戶齊民（下）
——法家的興起與“百代都行秦政制”
第一節　法家的興起及其主張 107
第二節　法家改革瓦解小共同體本位的周制 129
第三節　“百代都行秦政制”——秦制的主要特徵 150
第四節　秦制的危機 157
第三章　法道互補：“儒表法裡”之下的強權與犬儒
第一節　
從“儒道互補”到“法道互補”：漢初的黃老
之術 165
第二節　儒表法裡的形成 186
第三節　“周表秦裡”：由漢武帝到王莽 217
第四章　鹽鐵論戰：帝國經濟中的“干預”與“放任”
第一節　“大夫”與“賢良文學”爭什麼？ 242
第二節　鹽鐵論戰與北宋的“王馬黨爭” 252
第五章　強國弱民：秦漢帝國的政治制度
第一節　秦漢的鄉裡制 261
第二節　
“五口百畝之家”與“閭裡什伍之制”：規定與
現實 274
第三節　唯上、弄權、枉法的酷吏與循吏及豪強 282
第四節　連續的歷史，循環的怪圈 298
第六章　漢魏之變：儒表法裡中的“儒裡化”階段
第一節　東漢以後宗法復興 325
第二節　以禮入法：法律的儒家化 330
第三節　官員選拔標準的道德化 338
第四節　社會組織變化：小共同體的復興 348
第五節　政治邏輯變化 358
第六節　經濟現象的變化 361
第七節　漢魏之變不如周秦之變深刻 372
第七章　秦漢經濟：中國古代第一次商品經濟高潮
第一節　集約農業的起源 405
第二節　秦漢的水利工程 414
第三節　秦漢“名田宅”制度 423
第四節　賤商制度下的“偽市場經濟” 431
第五節　千古奇文“貨殖列傳” 440
第六節　漢唐商品經濟之比較 446
第七節　
漢代的古典借貸關係——兼與古希臘-羅馬的
比較 463
第八節　古典租佃制——漢代與羅馬的比較 482
余　論 505

我們看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同樣的事實判斷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價值判斷；同樣的價值判斷，也可以依據好像是截然相反的事實。但是我們可以想一下這些截然不同的東西，是不是背後也有一些共同性呢？講得簡單一點，康有為說秦始皇開創了一個自由平等的時代，而譚嗣同說秦始皇開創的是一個暴力的時代，或者說是一個強盜的時代。這兩者是不是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呢？我們可以設想在先秦所謂封建時代，它的主要特徵就是社會上有很多主人或者說是領主、封建主，或者說是“小邦君”。每個主人都有自己的一批依附者，顯然這個主人是貴的，依附者是賤的，這個時候是有等級制的，是有尊卑之分的。而秦制的確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的領主都給消滅了（至少理論上如此），把領主制變成了官僚制。
從秦始皇以後，可以這樣講，貴族和平民的差異性縮小。即使不能說完全消失，但至少是貴族下降了，以後的貴族也不是原來意義上那種貴族。所有人都成了皇帝的奴才，奴才有時甚至成了一種資格。比如像清朝，在現存清宮檔案中有大量的奏折，誰能夠對皇帝自稱“奴才”，這是要有規定的。一般的漢族大臣向皇帝上奏，只能說“臣某某”，比如林則徐，他就要說“臣林則徐啟奏皇帝陛下”，只有滿族親貴琦善、穆彰阿這些人，他們給皇帝上奏才可以說“奴才琦善啟奏皇帝陛下”，“奴才穆彰阿啟奏皇帝陛下”，敢稱“家奴”者一定是滿人而且是關係很親密的人，不是誰想當奴才都可以當上的。如果不是滿族親貴，哪怕像林則徐那樣官至正二品，即使是頗受重視，也頗有權力的人，也不配當“奴才”。能夠當奴才，那要有一定的資格。不是滿族人，要當奴才，人家還不認，你只能當臣。的確可以說，從皇帝之下皆奴才這一點講，是平等了。
秦漢以後的制度基本上就是以官僚制取代了貴族制，這一點是比較明顯的。把周代所謂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語出《左傳·昭公七年》）那樣一種貴賤分層的制度變成了一種“爾等皆為奴”這樣的制度。從這個角度講，說實現了一種“平等”，至少相對而言比以前毫無疑問是平等了。雖然彼是一個宰相，爾是一個引車賣漿者流，至少在一點上是平等的，那就是皇帝要殺你和殺他是一樣的，想殺就殺了，沒有什麼兩樣。皇帝要提拔誰也沒有人能阻攔，比如百裡奚、呂蒙正，皇上一旦看重，就可以做到“布衣卿相”。
但是這樣的一種平等，是使大家都變成貴族了，還是使大家都變成附庸了呢？答案應該是明擺著的。我覺得康有為的說法最大的問題，大概就在於這一點。法國大革命所追求的平等，是秦始皇治下那個樣子的平等嗎？是追求皇帝不管對宰相還是引車賣漿者流都想殺就殺，想賞就賞的這種平等嗎？當然不是。秦始皇所要追求的無非就是把所有的人都變成他的奴才，在這一點上是沒有貴賤之分的。秦制使人無尊卑，都隸屬於“大盜”，在這一點上講，是很“平等”的。
可以說秦制的成功也在這裡，如果沒有這樣的“平等”，它就不可能有強大的對人力、物力的動員能力，先秦時代哪一個領主能夠做到？每一個領主只能調動依附於自己很少的人，可是秦始皇就不同了。最直觀的，就是周王陵與秦始皇陵相差懸殊。周王陵規模小到難以辨認，而始皇陵僅一個兵馬俑坑就號稱“世界第八奇跡”。統一至秦亡不過十余年，長城、始皇陵、阿房宮這些重點工程一個接一個，動輒70萬人、50萬人齊上陣，什麼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這的確是前無古人的本事。
在諸侯時代，小領主和自己的附庸往往是有直接的人際關係，是互相認識的，有直接交往的，甚至是有血緣關係的。比如河北出土的一件兵器上刻有一個家族世系，一共四代20人的名字被記錄在上面。它毫無疑問是個熟人社會，主人和自己的附庸之間是一種小共同體的依附關係。可是到了秦始皇時代就不是這樣。
西周時期，按照周制，即所謂封建制，雖然周天子不認識下面一班臣民，實際上他也管不到下面的一班臣民，下面的一班臣民有自己的領主，領主又有上一級的領主。庶人之上有士，士之上有大夫，大夫之上有諸侯，諸侯之上是周天子，是一種身份性的即固定的等級關係，下兩層的人是不可能越級與上面的人發生聯繫的。
周天子當然不可能認識庶人，但至少在理論上，他應該是認得諸侯的，因為這些諸侯，從理論上來講，都是西周宗法制度中的大宗和小宗之間的關係，相當於一個大家庭內的嫡長子和其他兄弟，或者類似於父子這樣的關係。同理，諸侯一般都是認得卿大夫的，一直下來，每個人和他的主人之間都有一種比較固定的附庸關係。
可是秦始皇他怎麼能認得全國人民呢？他也沒有辦法直接管理全國幾千萬臣民。因此所謂的秦制，它和封建制真正的區別在哪裡呢？封建制是很多的主人各自管束著自己的屬下附庸，而且附庸至少在理論上是固定的，是一種長時期相對穩定的人際關係。而秦始皇有無數的附庸，他根本認不得也管不過來，因此他只能用一些他看中（提拔）的奴才去管理其他奴才。理論上講，這些人都是秦始皇的奴才，從宰相到農民，對於皇帝而言都是臣下之奴，沒有什麼本質區別。只不過宰相受寵，皇帝給他很大的權力。
秦制的“好處”就是通過這樣一種辦法，可以實現中央集權，可以有很強的對人力、物力的調配能力。但是，我們通常從人之常情講，受寵的奴才管理不受寵的奴才，往往要比主人親自管理奴才更糟糕，對奴才的憐惜和照顧的程度恐怕要更差。因為道理很簡單，就算奴才不具人格只被視為財產，而個人的奴才不管怎麼樣，“產權明晰”是你自己的，這個所有權是很清楚的。比如你有一匹馬，這一匹馬既然是你的，你總不會無緣無故把它虐待死，殺了它對你有什麼好處？你的“財產”不就損失了嗎？大家都知道“兔子不吃窩邊草”這個道理，那是因為窩邊草是它自己的，它更願意去吃別人的草。
但是受寵的奴才不太可能對不受寵的奴才產生一種“己物”愛惜照顧之心。因為他們本來就是陌生人，沒有什麼依附關係，這些人不是他自己的人，而是皇帝的人，他本人也是皇帝的人。對於他來講，最重要的是怎麼能夠鞏固皇帝對自己的寵愛，而不是怎麼爭取更多的人依附於自己——像我們經常講的招降納叛，吸引更多的人來投奔自己——在秦制下這可是大忌，要殺頭的。
秦以前不是這樣的，秦以前每個領主都要標榜他對下面很不錯，然後才會有“良好口碑”，使很多人投奔他。所謂“毛遂自薦”“馮諼彈鋏”就是這種口碑。因為，首先他們處於熟人社會；其次，持久依附關係要考慮長期性；第三，隸屬關係邊界比較明確。如果反之，那就會造成一種現象，受寵的奴才整不受寵的奴才往往比主人整奴才還要兇狠，他們有狐假虎威之橫暴，而無損及己物之顧惜。這種現象應該說是人之常情，即使在官僚制內部也有這樣的現象。
在秦以後的歷史中，被士大夫最痛恨的是什麼人？就是宦官。為什麼宦官最遭痛恨？因為宦官是皇帝身邊的人，的確是比一般的官僚更可能得寵的奴才。皇帝與宦官接觸最多，往往很信任宦官，所以他們最得寵，或者說最容易得寵，最有機會得寵。而皇帝如果給宦官賦予很大的權力，讓他去管理他人，宦官的殘暴往往比朝官更甚。
這是因為與朝官相比，他更是名副其實的受寵奴才。取得皇帝的寵信是他唯一的目標。如果說朝官還略微顧及考慮一些別的因素，宦官因自身的條件限制除了“爭寵”沒有其他了。宦官用以前階級分析的方法可以說基本上都是出身“苦大仇深的老貧農”，絕不可能是貴族出身——哪一個貴族會願意“凈身”自宮為奴？秦始皇寵信的趙高，現在有人考證說他不是閹奴，至少沒被閹凈。但是他出身“世世卑賤”是史有明載，從無爭議的。
然而無論出身如何卑賤，宦官一旦被皇帝寵信，權傾一時，就常常會忘乎所以，做出一些糟糕透頂的事。對此，當然不能用“階級分析”說事：因為他們是窮苦出身，就會為窮人維權。宦官如此，朝官亦然，程度不同而已。“布衣卿相”絕不是“代表布衣的卿相”。從常識判斷，皇權爪牙對無緣皇寵的百姓（“布衣卿相”對一般的“布衣”），比貴族對自己的附庸更無情，這不說是規律，也應是大概率現象。
我們可以說，譚嗣同講的暴力或者說是“大盜”之制，和康有為講的“平等”，用官僚制取代貴族制後的這樣一種結構，也就是說用受寵的奴才管理不受寵的奴才這樣一種制度——就是同一事物的兩面。皇權之下，大家都是奴才，“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是好的說法；“朝為座上賓，暮成階下囚”，這是壞的說法。朝賤暮貴者有之，朝不保夕者有之。但是兩者都一樣，個人的命運是完全托之於皇權的，不像歐洲中世紀的貴族，包括先秦時代的那些貴族，甚至也不像我國歷史上漢族以外少數民族地區的那些世襲土司，官僚群體沒有自己的領地、屬民和其他獨立依憑。“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平等”與“大盜”，都是這麼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