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司法實務中的錯誤：以《刑案匯覽．毆期親尊長》為中心

清代律例延續唐、明兩代的概念，比禮制所稱的期親範圍更廣。《大清律例》的「毆期親尊長門」計有13條例文，其定罪量刑的原則是，不同身分和不同情狀，應以示區別。當毆期親尊長案件裡的律例和司法實務衝突時，作為司法審判者的刑部，會嘗試綜合事實和律例，作出適當的審判，目的只有一個：追求情與罪的平衡，尤其是毆期親尊長這類涉及服制和尊卑議題的案件。
靜態的法條和動態的司法審判是法律史研究的主要課題。本書以《刑案匯覽》為史料，針對「毆期親尊長門」記載的案件進行分類，以及刑部法律推理的探討。分類方面，強調錯誤類型的區分，並以說帖事實描述為標準，指出刑部或律例館官員認為下級審斷案錯誤之處。法律推理部分，注重各別律和例實際的適用結果，特別是遇到疑難雜案的案情時，刑部如何論處。

清代/ 司法/ 刑案匯覽/ 毆期親尊長/ 法制史

【推薦序】用繡花針勾串歷史的幽微處
陳登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在法學領域中的法制史研究議題，曾有過「虛學」與「實學」的爭論。其爭點是：法律系的學生畢業後絕大部分都準備從事司法實務工作，而法制史研究往往被視為「虛學」而不是「實學」，所以法律系的學生不太讀法制史。特別是國家公務員考試取消「中國法制史」之後，法制史更被視為冷門學科。另一方面，歷史系的學生也不太讀法制史，因為害怕自己的法學素養不夠，專業訓練不足。兩科系的人都有其對法制史研究的疑慮，因此法制史研究相對於其他領域就顯得比較不受重視。

本書作者學倫君同時具有歷史系與法律系雙學位，因其法學訓練的基礎，加上對歷史研究的熱愛，決定選擇以法制史作為研究課題，遂而擁有比歷史系或法律系研究生更多優勢可以從事法制史研究。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書，就是他投入這個領域的初步成果，而這個成果獲得了法學界和歷史學界師長的雙重肯定，成為更強化他繼續邁向學術之路前進的信心。

個人從事法制史研究已逾三十年，長期關注動態法制史的研究取向，因而對於個案研究也特別有興趣。正因如此，總覺得成書於清代的《刑案匯覽》是一部擁有豐富司法素材，可以好好運用、發揮的好史料。當學倫君確定要研究中國法制史，並與我商議研究課題時，我認為以他的法學素養和歷史學訓練，一定可以在《刑案匯覽》這部紀載各種疑案的案例彙編中找到合適的題目揮灑。我同時也提示或許可以關注有關司法實務上的「錯誤」問題和糾錯機制。這是個人最初的粗糙想法，但學倫君做出了更加細緻而周密的個案研究，並且遠超乎我預期的成果，正所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令人感到相當欣慰。

在詳細閱讀《刑案匯覽》之後，學倫君為了有效聚焦，並且可以更深入討論個案，決定以〈清代司法實務中的錯誤──以《刑案匯覽．毆期親尊長》為中心〉為題，細膩地分析清代司法實務中有關毆期親尊長案件所涉及的錯誤。

當我們談到司法審判的「錯誤」時，很自然想到「事實的辨明」和「法條的適用」的錯誤。但學倫君所處理的課題遠比這樣的思維還複雜許多。

一方面因為他置身於無數的司法個案中，又聚焦在與身分有關的犯罪。在古代中國司法審判中，只要涉及身分問題，往往使案件本身變得更加複雜難解，而引發諸多爭端，這就逼使學倫君必須走向更錯綜的分析之路，而這也是他選擇以「毆期親尊長」作為研究課題的初衷，這樣的選擇也彰顯他不畏艱難、不怕挑戰的學術心態。

另一方面，學倫君固然也對動態法制史研究深感興趣，但他更想探析靜態法條與動態實務之間應如何勾串與檢討，並從中理解法律變遷中所反映的社會現況與實際需求，這又使得他不能僅僅關注個案，而更要留意在司法實踐過程中，司法官員如何從中檢討法條的效用，乃至於注意到律與例可能存在的衝突等等複雜的法律議題。

這兩條線的工作都相當艱鉅，卻促使學倫君走出一條更加深邃的研究之路。他有條不紊的開始進行史料分析；層次井然的鋪排論文結構；在錯誤、糾錯與法律條文之間穿梭，開展嚴謹的論述。特別是看他分析司法個案，其手法精妙，宛如拿著繡花針在法律與歷史之間進行勾串，讓歷史幽微處能獲得彰顯；司法疑案能獲得合理解釋；法律與社會變遷也同時獲得關照。這樣微妙的手法，使得這本充滿學術味的著作，有了趣味盎然的意蘊，讓讀者很自然被其中的個案分析所吸引，並逐漸走入作者所織就出來的清代法制之網，綿密而緊實、豐富而多彩，因而自然發出驚嘆與讚賞。我個人也因而受益良多，這正是教學相長的範例。作為本書的最早讀者之一，深悉本書的精妙之處，但卻又未必能以文字具體表達，相信讀者必定可以從中獲得更深體會。是為序。

陳登武
2024年8月8日
寫於客座德國明斯特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研究叢書」出版緣起／陳惠芬
推薦序　用繡花針勾串歷史的幽微處／陳登武
自序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二節　清代審判制度概論及裁判實態舉隅
　第三節　研究回顧
　第四節　研究方法

第二章　毆期親尊長的律例規定
　第一節　毆期親尊長律例的沿革
　第二節　修法爭議：「聽從尊長毆死次尊仍尊本律」的探討
　第三節　小結

第三章　刑部「毆期親尊長門」案件的類型
　第一節　誤傷誤斃期親尊長
　第二節　聽從親屬或他人為之的犯罪
　第三節　救護情切和有心無心相關案件
　第四節　小結

第四章　刑部對司法審理的法律推理
　第一節　律例和成案間的適用
　第二節　罪名的減輕加重

第五章　結論

徵引書目

（*節錄自本書第二章〈毆期親尊長的律例規定〉）

第二節　修法爭議：「聽從尊長毆死次尊仍尊本律」的探討

本節從一起道光四年（1824）〈江西司審擬文元毆死胞姪伊克唐阿〉案（下稱「文元案」）的覆議過程，探討清代「毆期親尊長」第11條例文修法突顯的問題。前人已有對此進行研究。顧元《服制命案、干分嫁娶與清代衡平司法》一書第二章，從毆期親尊長律本文的制定談起，次就「卑幼聽從尊長主使，共毆死以次尊長致死」的例文演變論之。最後，則就《刑案匯覽》裡的實際判決情況析論。其指出，被尊長主使毆殺以次尊長的聽從者（筆者按：多指卑幼），是在道德和法律衝突時，無奈的犧牲者。該章所論已屬完備。不過，筆者認為，有若干細節可再行商榷，故仍選擇此議題再探討。

聽從尊長共毆以次尊長，也涉及「共犯」的議題。梁弘孟〈共犯關係下的「準服制以論罪」──以《刑案匯覽》「聽從尊長殺害以次尊長」類案件為例〉一文，以「親屬共同犯罪」的角度，探討清代的立法處置與實務運作。清代親屬互相殺傷的規範，計有謀殺祖父母父母、毆大功以下尊長、毆期親尊長和毆祖父母父母共4個門類，而服制可說是科刑論罪的重要因素。梁氏指出，在「準服制以論罪」的禮教立法格局下，即使官方確實有心減輕卑幼的不利處罰地位，但效果依然有限。梁氏的文章，融合現代刑法共犯觀念的解說，亦強調清代尊尊和倫常體系的展現，是本節在書寫模式上，可以注意和參酌之處。

綜上所述，本節採顧氏一文的書寫模式。先就清代「期親卑幼聽從尊長共毆以次尊長」例的沿革談起。該例經過乾隆十一年（1746）、嘉慶六年（1801）、嘉慶九年（1804）、同治九年（1870）的修改歷程，涉及「毆大功以下尊長」和「毆期親尊長」兩個律例門類，在這四個時間點中，刑部官員依照不同的形式，纂為定例或通行，甚至是門類的移改。其次，依序就該案的緣起、兩位江西道御史的意見、刑部之看法，以及《刑案匯覽》記載的裁判實態樣，逐一展開論述。

本節與顧氏一文的不同處有二。其一，「下手輕傷之卑幼，止科傷罪」存廢的議題裡，奏摺題本內敘及的一些制度用詞有再討論的必要。其次，道光十三年（1832）擔任江西道監察御史的俞焜，其主張恢復「不論下手輕重，悉照本律問擬」的例文規範。本節欲從其在道光十四年（1833）的一份奏摺裡，再次證實其「維護倫常」的積極心態。此外，檢視曾任刑部尚書的薛允升對該例文的評析意見，疏理「聽從尊長共毆以次期親尊長」的修法脈絡。

一、有關毆大功以下尊長

例文的制定和改變，隨著時空背景的不同，而有所應對。在探討「聽從尊長共毆以次期親尊長，止科傷罪」的修例問題前，有必要先就史料內相關立法資訊的「前因後果」進行提點和爬梳。意即，「聽從尊長共毆期親尊長」原先的例文規範如何？其實，聽從尊長共毆的狀態，並非剛開始就規定在「毆期親尊長門」內，而是先從「毆大功以下尊長門」發跡，乾隆十一年（1746）四月，大學士會同九卿議奏定例，纂輯遵行：

「凡聽從下手毆本宗小功、大功兄姊及尊屬致死者，除實係迫於尊長威嚇，勉從下手，邂逅致死者，仍照律減等科斷外，尊長僅令毆打，而輒行疊毆多傷致死者，將下手之犯擬斬監候。」

從定例的內容可知，即使是迫於威嚇，聽從尊長毆尊屬的情狀，仍要照律科斷，惟可以減等；至於尊長如果僅令毆打，而卑幼做出逾越尊長預期的情事時，按例規定，將下手之犯（不論是尊長或卑幼）擬斬監候。這是「卑幼聽從下手」的原始規範。

嘉慶六年（1801），刑部意識到「凡人威力主使」和「毆死期親胞兄」身分等差的不同，應論以不同的罪刑，故又進行例文的內容調整，將其改為：

「凡聽從下手毆本宗小功、大功兄及尊屬致死者，審係迫於尊長威嚇，勉從下手，邂逅致死者，照威力主使律，為從減等擬流。若尊長僅令毆打，而輒行迭毆、多傷致死者，將下手之犯擬斬監候。至聽從下手毆死期親尊長、尊屬之案，仍擬斬立決，夾簽聲請。其聽從下手毆死緦麻尊長、尊屬之案，依律減等擬流。」

例文有很明顯的增刪。特別是原先「按律減等」的律，更明確指出是「威力主使律」外，後半部分新增「聽從下手毆死期親尊長、尊屬」，仍擬斬立決，夾簽聲請。夾簽的規定，自始出現在例文內，至於修訂的原因是：

「威力主使，毆死凡人，將主使之人，絞候；聽從下手之人為從，減等擬流。若毆死期親胞兄，則不分首從，俱擬斬決。二條分別輕重、詞義明顯。至毆死大功兄一條，律例既不言，皆自應分別首、從，但究係服制攸關，未便竟照凡人為從，一體擬流，其應如何與凡人分別治罪之處，律內又無明文。若因係為從，俱減等杖流，是毆死功服尊長與毆死凡人毫無區別，推原律意，必不若此，自應酌定章程，免致參差。」

刑部比照威力主使，凡人論罪科刑和毆死期親胞兄的規範，認為兩條輕重分明，但是，有問題的是毆死大功兄，既然律例未明文，那麼依照首從來分更為妥適。只是刑部考慮到服制，若跟凡人同等論罪科刑，則絲毫無區別實益，從而，應酌定章程，避免參差辦理。

尚待解決的問題，還有「照律減等科斷」應如何解釋。刑部認為，係指「照威力主使律，為從減等」，可是並未晰明，故應增改；又聽從毆死期親尊長尊屬的案件，向來按照情輕之例，夾簽聲明，亦應敘明其中。嘉慶九年（1804），由於「主使之尊長」應如何論罪，例內未聲明，導致各省辦理不畫一，修法的問題再浮出檯面，此次例文改成：

「凡聽從下手毆本宗小功、大功兄及尊屬致死者，除主使之尊長，仍各按服制以為首科斷外，下手之犯，審係迫於尊長威嚇，勉從下手，邂逅致死者，照威力主使律，為從減等擬流。若尊長僅令毆打，而輒行迭（疊）毆、多傷致死者，將下手之犯擬斬監候。至聽從下手毆死期親尊長、尊屬之案，仍擬斬立決，夾簽聲請……」

例文很明顯地區分主使之尊長和下手之犯如何論罪的問題，原則上，主使之尊長要求按服制以為首論處，而下手之卑幼如修法前的規定，擬斬監候。至於為何修改，刑部指出，乾隆十一年之例雖已纂入例冊，成為定例，按照邏輯推斷，聽從下手的卑幼，既然以為從定擬，則主使的尊長，自然要依服制，以為首論。可是，由於未在例內聲敘主使之文，所以各省在辦理時，有的按照服制，將主使之人為首科斷；有的按照餘人定擬，導致辦理時的不足畫一。歷經駁改，仍屬例無明文，故此次修例納入例內，以昭完備。

以上是「毆大功以下尊長」卑幼聽從尊長共毆的情形。然而，毆期親尊長門相關例文的制定，直到道光四年（1824）才正式編纂成例。同治九年（1870）將「毆大功以下尊長門」第4條例文「毆期親尊長」部分獨立後，未再做任何修改。

二、有關毆期親尊長

「卑幼聽從尊長共毆以次期親尊長，止科傷罪」的規範，其實直到道光四年和五年，才以「續纂」的理由編入「毆期親尊長」門的例文裡，在此之前，法無明文，故以相類似案件援引，不過，在例文修訂後獲得一段時間的適用，內容是：

「期親卑幼聽從尊長，共毆期親尊長、尊屬致死，若主使之尊長亦係死者之期親卑幼，如聽從其父共毆胞伯，及聽從次兄共毆長兄致死之類。律應不分首、從者，各依本律問擬。核其情節，實可矜憫者，仍援例夾簽聲請。其聽從尊長主使，勉從下手共毆，以次期親尊長致死，如聽從胞伯共胞叔，及聽從長兄共毆次兄致死之類。係尊長下手傷重致死，卑幼幫毆傷輕，或兩卑幼聽從尊長主使共毆，內一卑幼傷重致死，一卑幼傷輕，或內有凡人聽從幫毆，係凡人下手傷重致死，承審官悉心研訊，或取有生供，或供證確鑒，除下手傷重致死之犯，各照本律、本例分別問擬外，下手傷輕之卑幼，依律止科傷罪。如係刃傷、折肢，仍依律例分別間擬絞決、絞候，不得以主使為從再行減等。」

至此下手傷輕的卑幼止科傷罪，已明顯成為定例，供斷案者作為審理案件時的依據。

當然律例在實務運作上，仍可能產生不足之處。因此，道光五年至十四年該條例刪除之前的這段期間，又續纂：「期親卑幼聽從尊長主使，共毆以次尊長、尊屬之案，無論下手輕重，悉照本律問擬斬決。法司核擬時，夾簽聲請，恭候欽定。不得將下手輕傷之犯，止科傷罪」從例內提醒要求仍照本律擬斬、法司核擬夾簽聲請的情形來看，「下手輕傷止科傷罪」的問題逐漸在實務上被重視，認為應當再次解釋並納入立法裡。所以這般爭議，在道光四年覆議和十三年的通行裡被提出討論。

道光十三年的通行，刪除「聽從尊長共毆，下手卑幼止科傷罪」的例文後，同治九年（1870），該條修改「訊係迫於尊長威嚇勉從下手，邂逅至死者，仍照本律問擬斬決」字樣在「尊屬之案」下面，例末也新增「不得將下手輕傷之犯，止科傷罪。如尊長僅令毆打，輒行疊毆多傷至死者，即照本例問擬，不准聲請。道光十五年續纂，同治九年修改」顯見，「卑幼聽從尊長止科傷罪」在「毆期親尊長門」的部分，隨著道光至同治年間的例文內容修改，爭議結束。

綜上所述，「毆大功以下尊長」和「毆期親尊長」都有論及「卑幼聽從尊長共毆」這個議題，雖屬不同脈絡，卻相輔相成。在「毆期親尊長」第11條例文未制定前，定例的編纂入冊，是頗為重要的事情，原因在於，若遇到案情相類似的案件，如何定擬斷案，得到最適切的法律適用，是刑部需要考量的因素之一。例的沒纂入例冊或未敘明清晰，終會成為審理案件時的阻撓。所以，乾隆十一年和嘉慶九年的例文修訂，才要求例文內容規定明白且愈趨詳細，另外在審判實務方面，既然未入例冊，則參照卑幼下手輕傷和聽從尊長之例，將卑幼聲明夾簽、論罪科刑，以求合適、符合服制的律例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