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銅人、兵馬俑等瑰寶背後，藏著怎樣的故事？
以文物為線索，從遺址中探尋千年文明的祕密
跨越時光長河，以考古發現重新詮釋歷史的壯麗篇章

⚑　考古與歷史的交融
本書是一部以考古發現為主題的歷史故事，將文明史脈絡清晰地展現在讀者面前。作者以生動的文筆，結合考古學研究成果，深度挖掘了歷史發展軌跡，展現了考古學在填補歷史空白、改寫史學認知方面的重要作用。

⚑　歷史的故事化
書中將考古學與歷史故事相結合，透過對考古現場的復原、文物背景的介紹以及相關歷史事件的重構，為讀者揭開埋藏在土壤中的古文明祕密。三星堆銅人、曾侯乙編鐘、馬王堆漢墓女屍等著名文物的發掘過程和歷史意義，被作者以生動且細膩的筆觸呈現，既保留了學術嚴謹性，又增添了文學趣味。

⚑　考古學的發展歷程
書中還記錄了考古學的發展軌跡，從19世紀末的西方學者探險，再到當代考古學的系統化與現代化。裴文中、賈蘭坡等學者的故事被細緻描寫，他們的努力改寫了亞洲古人類學的歷史。

⚑　文化遺產保護的啟示
本書呼籲對文物與遺址的保護，強調考古發現對文化傳承的重要性。作者透過描述考古學家如何從破損與散失的文物中尋找歷史線索，提醒人們珍視這些歷史遺產，並思考如何更好地保存和利用它們，從而讓歷史啟迪未來。

⚑　圖文並茂的視覺享受
書中穿插大量珍貴的考古現場照片和出土文物圖片，與文字相輔相成，使讀者能夠更直觀地了解文物的細節與其背後的故事。這些視覺資料不僅增加了閱讀的趣味性，還使書中內容更具說服力和感染力。

➔兼具學術深度與大眾閱讀趣味
本書透過考古學的視角，重新審視中華文明的起源、演進與輝煌，讓讀者不僅了解歷史，更感受到歷史的溫度與厚重。同時，書中也展示了考古學對當代文化傳承的重要價值，堪稱一部傳承文化、喚醒歷史的佳作。

本書特色：本書展現從北京猿人到神祕曾國的重大歷史發現。作者以豐富的史料和文學筆法，呈現重要出土文物的背後故事，探討文明的起源與演變。全書圖文並茂，兼具學術性與可讀性，不僅喚起對文化遺產的珍視，也勾勒出考古學的發展脈絡。

作者簡介

岳南，百萬級暢銷書作家，擅長將歷史與考古新發現融進文學之中，讓掩埋於歷史塵埃的人物，重新展現在讀者眼前。他以嚴謹認真、處處有典的態度書寫，親自尋訪考古現場，並訪問多位參與考古發掘的當事人，採訪手記達百萬字。《考古中國》十一卷為其代表作，其中的《天賜王國》、《遭遇兵聖》、《西漢亡魂》、《復活的軍團》等數部作品被譯成日、英、韓、德等國文字出版，在全球已達數百萬冊。

序

序言（節錄）
最近20多年來，好友岳南先生以《風雪定陵》一書為開端，堅持不懈地陸續撰寫11本考古重大發現紀實著作，加上正籌備中、關於殷墟發掘的《青銅王國》，共計將有12本之多，總字數不下6,000萬字。內容多為近年來備受矚目之考古發現，側寫歷史，內容詳實、旁徵博引、圖文並茂，受到廣大讀者的熱情支持。有幾本書，我在付梓前讀到原稿，有的則是出書後第一時間獲贈，令我親見這位考古文學專業作家刻苦努力、奮鬥不已的成長歷程。今年春節獲知岳南將已出版之11本書濃縮為新著，來信向我索序，感到既不能推辭，又很不好寫，略說一點感想。
歷代流傳下來的歷史典籍，汗牛充棟。且不說紀傳體「二十四史」多達三千多卷，如此篇幅的鉅著，倘非專業人士無法問津。而地下埋藏的大量珍貴的古代遺跡和遺物，在考古學興起以前，長期聽任自然和人為的破壞，未能成為歷史研究的資料，僅有少數人著手收集與研究。19世紀末以後，西方和日本的探險家及「考古學者」潛入邊境地區，攫取古代文物。遲至1920年代，真正的中國考古學始告誕生，北洋政府聘請的外國專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發現並發掘周口店、仰韶村遺址，隨後，裴文中在周口店發掘出北京人第一個完整頭蓋骨化石，李濟、梁思永等主持對殷墟等遺址進行長期的發掘。不過由於抗日戰爭爆發等原因，截至1940年代末，可靠的考古研究成果大多尚未詳細發表。所以，將近五十年間迭出的通史專著和中學教科書，無論王桐齡《中國史》、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呂思勉《中國通史》、繆鳳林《中國通史要略》、錢穆《國史大綱》，還是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呂振羽《簡明中國通史》、翦伯贊《中國史綱要》，僅個別著作曾引用過考古資料，卻還未必正確。

書摘/試閱

堯舜禹真有其人嗎？
史學家司馬遷所寫的《史記》，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這部千秋名著，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主旨，以四項史源取材，五種體裁編纂，記載了自黃帝到漢武帝時期3,000年的歷史文化和民族風情，為後世留下了一筆豐厚的文化遺產，開創了中國史學嶄新的時代，堪稱中國史學史上一座無法踰越的豐碑。由此，司馬遷獲得了「史聖」甚至「史學老祖」的稱譽。
然而，司馬遷也為後人留下了一個難解之謎，或者說一個學術懸案。
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記載，中國有史以來的確切紀年為西周共和元年，也就是西元前841年。再往前，只記人和事，具體年代就只有大略推論。
這個遺憾和迷惑是如何造成的？
自東周以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文獻、典籍散失、毀壞嚴重。秦始皇統一六國，坑殺儒生，焚燒詩書，釀成了空前的文化劫難。
原本許多上古之人的傳說和上古之事，到孔子的時代已模糊不清。從孔子到司馬遷時代，歷史的河流又流淌了400多年，遠古之事自然就更難以考證確鑿了。
在這種「並時異世，年差不明」的學術困境中，司馬遷憑著史家的良知，在歷史年代上，只能斷到西周共和元年，即西元前841年，之前的史事只記載了一個模糊的框架而無確切紀年。如果依照共和元年算下來，中國有確切紀年考證的歷史，到今天也才只有2,800多年，與號稱5,000年文明史相差近一半。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歷史的重大缺憾。
繼司馬遷之後的2,000多年來，無數歷史學家、自然科學家如班固、劉歆、皇甫謐、僧一行、邵雍、金履祥、顧炎武、閻若璩、梁啟超、章鴻釗、劉朝陽、董作賓、唐蘭、陳夢家、張鈺哲等鴻儒賢哲，從古代流傳下來和不斷發現的文獻、甲骨文、金文、天文紀錄等留下的蛛絲馬跡中，對東周之前的史實做了無數論證與推斷。終因歷史本身的紛繁複雜以及研究條件所限，總是難以如願。
司馬遷當年所推定的共和元年以前的歷史紀年，依然是迷霧重重，難以廓清。5,000年文明史，尤其是自黃帝以來至堯、舜、禹，到湯建立的商朝、武王建立的周朝等三代歷史的確切紀年問題，便成為最撩人心弦、催人遐想的千古學術懸案。
1929年，被魯迅稱為「流氓＋才子」的創造社成員之一郭沫若，曾大言不慚地說道：「《尚書》是開始於唐虞，《史記》是開始於黃帝，但這些都是靠不住的，商代才是中國歷史真正的起頭。」與郭沫若論調相似的史學家范文瀾，在其主編的《中國通史》中，將五帝、夏朝全部視為傳說。在夏朝、商朝的年代之後用「？」表示懷疑，將夏代遺跡一概視為假設。《辭海》附錄的「中國歷史紀年表」，將中國古代確切紀年的起始年，定為與《史記》記載一樣的西周共和元年。而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學教科書《世界史．古代史》，所列「世界古代史比較表」，在西元前21世紀欄內，只有「禹傳子啟，夏朝建立」八個字。在西元前17世紀欄內，標注「商湯滅夏，商朝建立」八字。當年司馬遷在《史記》中所列「五帝本紀」中的「五帝」，直接被棄之不用。
正是中國學術界自身對本民族古代歷史紀年的疑惑和紛亂，才導致了日本人發表「堯舜禹抹殺論」，才有了西方人所認為的「中國文化西來說」。英國人羅伯茲在1993年出版的《世界史》中稱：商代是美索不達米亞古文明以東有證據的唯一文明，可能於西元前1027年為周朝所滅。「（西方學術界）一致公認，中國的文明史從商開始，長期以來這是研究中國歷史的基礎。因為中國只有西元前8世紀以後的紀年，沒有像埃及那樣更早的紀年表。」
誠如著名考古學家李濟所言：「在1920年代初，知識界有很重要的一群人自稱是疑古派。這些不可知論者懷疑整個中國古代傳統，聲稱所謂的殷代不管包括著什麼內涵，仍然處在石器時代……隨著安陽發現的公開，那些疑古派也就不再發表某些最激烈的胡說八道了……事實上，司馬遷《史記》中〈殷本紀〉記載的帝系上的名字，幾乎全都能在新發現的考古標本──卜辭上找到」，由此「重新肯定了2,000多年前司馬遷在《史記》中所載原始資料的高度真實性……」
早已覺醒、並重新建立文化信心的中國人，急起直追，於20世紀的盛世之年開始行動。
2000年11月，新華通訊社向世界發布了一則消息：《夏商周年表》正式公布。
消息指出：自司馬遷作《史記》以來的2,000多年間，始終困擾中華文明史的一個千古謎團，終於在現代科學研究面前有了較為清晰的答案。今天正式公布的《夏商周年表》，把中國歷史紀年由西元前841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使中華文明發展的重要時期──夏商周三代有了年代學尺規。而在世紀之交得以完成這項任務，是中國科學界集200多名相關領域的科學家，經過6年的而努力完成。這一成果終於鑿破鴻蒙，為中國早期的歷史建起了清晰的年代框架。
這份年表提供的數字是：
夏代始年約為西元前2070年；
夏商分界約為西元前1600年；
盤庚遷殷約為西元前1300年；
商周分界為西元前1046年。
年表還排出了西周10王具體在位年，排出了商代後期從盤庚到帝辛（紂）12王大致在位年。這一成果，不僅解決了中國歷史紀年中長期未定的疑難，更為探索中華文明起源、揭示中華5,000年文明史起承轉合的發展脈絡，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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