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花秋月、愛恨離愁
詩中有景，景中有情

一城牡丹盛開時節，一曲琵琶江頭奏響
體會人間煙火的浪漫

➤作為文化象徵的詩人
本書以白居易的生平為切入點，全面呈現這位偉大詩人的文化價值。白居易自幼聰慧，憑藉才學踏入仕途，其詩文兼具「補察時政」的社會關懷與「獨善其身」的自適情懷，展現平民知識分子的風骨。晚年，他秉持「樂天知命」的精神，在洛陽香山隱居，實踐儒、道、釋三家思想，影響後世文人的精神家園，在詩歌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詩歌雙璧：〈長恨歌〉與〈琵琶行〉
書中重點分析了白居易的兩大傳世之作──〈長恨歌〉與〈琵琶行〉，揭示其詩歌藝術的高度。〈長恨歌〉以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愛情悲劇為題，結合歷史傳奇，達到了政治、愛情與文化的完美融合；〈琵琶行〉則透過琵琶女的身世，寄託作者貶謫江州的落寞之情，字裡行間蘊含深厚的人生感慨。本書深入解析這兩首作品的藝術手法、情感內涵及歷史意義，讓讀者體會到詩中蘊含的深遠韻味。

➤藏書空間的美學構建
本書透過描述白居易特有的藏書文化，還原其生活美學，探討白居易對藏書空間的特殊情感。白居易晚年定居洛陽香山，構築了一方清幽之地，成為其寄託人生理想的精神空間。同時，白居易將詩文分類整理，分藏多處，體現出文人對文化傳承的重視。

➤白居易的學術史地位
從中唐到近現代，白居易的詩歌流傳廣泛，備受推崇，更遠播至東亞、東南亞，跨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在學術史的縱覽中，本書系統性整理了白居易的作品在各個時代的演變，持續滋養後世文人。

➤醉白之路的現實意義
白居易以獨特的人格魅力，成為融通文學、哲學、文化的典範。本書回顧了作者三十年來研究白居易的心路歷程，總結白居易作品的思想內涵。本書引導讀者重讀白居易，領略詩中蘊含的真情，走上一條跨越時代的「醉白之路」。

本書特色：本書以深入淺出的筆法，詳述白居易生平，作者將白居易置於詩歌史的視野下，一一解讀其經典之作，顯現白居易的詩歌成就、人品風範及文化影響力，進而探討其作品在後世的傳播。作者筆觸細膩而通俗易懂，既揭示白居易如何將日常生活融入詩歌，又讓讀者感受到詩人超然的人生哲思。

作者簡介

陳才智，主要從事唐宋文學與文獻研究、海外漢學研究和古籍整理，著有《中國古典詩詞精品賞讀：白居易》、《中國古典詩詞精品賞讀：杜甫》、《元白詩派研究》等作品。

序

入話
白居易是名人，不像陳才智，還需要自我介紹。白居易不需要介紹，他是聞名天下的大詩人。大到什麼程度呢？不妨與詩仙李白、詩聖杜甫做個參照。詩壇流行的排行次序是李、杜、白，就像現代文學的魯、郭、茅。不過在一衣帶水的東瀛，這一次序頗有不同。在日本，白居易一向被排在最前面。就像《昭明文選》可簡稱為《文選》；在日本，白居易的集子《白氏文集》可簡稱為《文集》，地位之尊，可見一斑。為什麼呢？
因為數量嗎？確實，若論總量和篇帙，白居易超過李、杜在內的所有唐代文人。而就文體之全面、詩文之並擅而言，白居易的成就，也絕不在李、杜之下。白居易的文章，包括詩歌，無論表現內容的廣泛性、深刻性，還是藝術成就的鮮明與個性，都不遜於其他任何一位唐代作家。作為唐代最多產的作家，白居易各體兼擅，取材廣泛，加之精勵刻苦，故作品數量之多，在唐代首屈一指；他的集子也是唐代保留最完整的詩文集，今存白居易散文866篇，詩歌2,830首。
因為品質嗎？在品質上，白居易也堪稱大家，不僅在當時文壇地位很高，對後代文壇影響也很大。白居易在世之際，不僅大唐婦孺皆知，雅俗通吃，而且其詩作走出中國，傳至東南亞，堪稱「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典範和先行者；去世以後，仰慕尊崇、效仿學習者不絕如縷，對東亞文化圈乃至歐美和全世界影響也很大，堪稱世界級文化名人。晚唐詩人張為的《詩人主客圖》稱白居易為「廣大教化主」，可謂恰如其分。
以上答案自然都是對的，但還有一點更為重要，那就是，白居易所獨具的人格。詩品出於人品，白居易不僅是一位偉大的詩人，更是文化名人。作為中國文人的典型代表，樂天型文化，與傳統儒釋道三教思想和文化交流密切而廣泛。白居易前期主張為政治為人生的文學觀，是平民知識分子的代表；後期樂天知命，對孟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思想加以實踐、發揮和改造，成為後代知識分子重要的思想財富，其人格滋養了中國後世文人的精神家園。宋人早有「李白為天才絕，白居易為人才絕」（錢易《南部新書》卷丙）的說法。樂天型人格，上承陶淵明，下啟蘇東坡，是中國文人三大人格中的重要一環。白居易曾自比「異世陶元亮」（〈醉中得上都親友書……詠而報之〉），其實陶淵明，晉代之白樂天也；蘇東坡，宋朝之白居易也。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盛唐李杜之後，白居易樹起又一座唐詩豐碑，具有詩歌史和文化史上「第三極」的意義。李白代表天上人間、神龍見首不見尾的詩界典型，追求狂放自由的人格形象，杜甫留下沉鬱頓挫、晚節漸於詩律細的詩學風範，濟世難成的悲壯之歌。在日月爭輝的李杜之外，步入中唐的白居易，更加注目於大地人間，不僅兼納李杜之光，而且開出融風流於日常的新路。與「氣岸遙凌豪士前，風流肯落他人後」的李白不同，白居易與晚年杜甫的心境更為契合，更加注重在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裡，於細膩感受和冷靜觀察中，體會人生的滋味與境界，所謂「白傅風流造坦夷」。這位廣大教化之主，擅長放下官樣體段，以平實的筆調、樸質的面貌和詩人的襟懷，敘述、描寫身邊眼中的平凡世界，顯示出獲取物質和精神雙重享受的生命姿態。從中外影響的廣度和深度來看，白居易已經成為獨具魅力的文化符號。
讀者眼前的這本書，是筆者閱讀和研究白居易30年的一個小結。閱讀，貴在喜歡；研究，貴在比較和權衡。本書原擬題名為「白居易研究論衡」。漢代大儒王充《論衡．自紀》稱「論衡者，論之平也」，意謂力求戒除偏見的平正之論，而「平」者，正是白居易詩風的關鍵字眼；所以想兼用其意，自戒兼以自勉。不過，考慮讀者的接受，將原題改為了現題。閱讀白居易，是我近30年來的主要功課，早已由工作內容之一，轉為生活中的無處不在。閱讀白居易的作品，同時更是閱讀白居易這位作家；就像讀史意在閱世，讀書多半也是讀人。白居易也是讀書人，儘管兼具朝臣、作家和學者等多重身分，但精敏不懈閱讀，始終是醉吟居士生活中的主要內容，也是他擺脫生活中難以避免的困苦艱難的重要法寶，成就其隨緣自適、樂天知命人格的奧祕。閱讀就是照鏡子。隨著閱歷的增加，我感到也稍稍讀懂了同樣是讀書人的白居易。讀書和閱世，有時是一回事，就像生活和工作，並無涇渭分明的界線。只要喜歡，就可融而合一，比如醉與吟。
醉白，源自醉吟。宋、元、明、清以來，白居易的影響與接受，始終綿延未斷，匯成一條多姿多彩的醉白之路。「醉白」二字，貼切表達出我對這位醉吟居士的傾慕。歷代文人對白居易表達醉心景仰之意的醉白之路，已經構成唐詩之路的重要分支。從醉白堂、醉白樓，到醉白池，則是醉白之路上的重要關節點，乃至逐漸由地理勝蹟轉化為文學景觀和意象。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其中，作為江南文人重要雅集之地的醉白池，與陶然亭南北對應，不約而同地取義於詩人白居易，可見醉吟詩風的遺響和餘波遍及華夏南北。醉白之路上的歷代文人，承繼醉吟詩風，將日常與風流組合為雙重變奏，在生活場景和日常心情的描寫中，容納人生的反思和體悟，鋪就了詩歌史上一條融風流於日常的別有意味的醉白之路。
我的醉白之路，或者說與白居易的結緣，始於大學的學位論文，當時選擇的主題是白居易的〈長恨歌〉，那是在1992年，大學三年級的下學期，指導教師是2020年以105歲的高齡駕鶴而去的孟慶文先生。老人家年高德劭，學養深厚。這樣一位老先生，希望我跟著他研究古代文學，在猶豫了幾秒鐘之後，我決定了至今未變的研究方向。孟老先生高看我，我自忖：小子何能？不過，想到白居易，想到當年顧況獎掖「離離原上草」的作者，我感到一種榮耀和責任。慶文先生又把我舉薦給他的得意弟子，2021年春天駕鶴而去的朱明倫老師，老師把路都一一地為學生鋪好、設計好。這真是薪盡火傳的傳承，一脈相承的傳承。到北京以後，從學於陳鐵民老師，選擇以〈元白詩派研究〉為題撰寫博士論文，受到學界認可，並有幸獲得以社科院胡繩院長命名的學術獎勵。之後，陸續推出《元白研究學術檔案》和《白居易資料新編》，初步完成了蒐集和整理「有關白居易的一切」這樣的目標。一路走來，我的醉白之路，從〈長恨歌〉研究起步而走至今日，不能不感謝扶植、幫助和引導自己的幾位恩師。
師者，傳道、受業、解惑，而且構成學術史，形成文藝流派。白居易的偉大，不僅緣於深受前輩提攜；不僅源自他的早慧、出道較早，又精勵刻苦，作品多產，追求通俗平易的風格，獲得了最廣泛的讀者群；也不僅緣於年壽長、文學活動持續的時間長，並且特意把自己的作品整理後分藏多處；而且，與其善於團結同道，引領後學形成元白詩派有密切的關係。拙著《元白詩派研究》就是從詩歌流派的角度，梳理了白居易的當代影響，此後出版的《元白研究學術檔案》，則意在評論20世紀以來的海內外研究成果，與之正相接續。《白居易資料新編》所輯文獻，則始自中唐，迄於近代。最近完成的《白居易接受史研究》則是在接受史視野下，梳理白居易對後世的影響，透過對評點、選輯、闡說等各類文獻的梳理比對，分析白居易接受、傳播和影響的歷史，以重新理解白居易的歷史地位，更準確地描畫其感召力，更全面地估量其影響力。
沒有接受史而僅有創作史的文學史，是不全面的文學史。白居易接受史研究的意義有兩層內涵。第一層內涵偏於內，包含以白集文獻整理者為主體的白集編纂史，以歷代白居易詩文選本與評點為主體的選本沉浮史，還有以普通讀者為主體的接受效果史，以文學作品為主體的作品效仿史，以文學評論家為主體的作品評論史，以地域空間為主體的詩跡傳播史，以作家為主體的接受影響史，這七個方面，大致涵蓋了白居易接受史研究的範圍，而意義即蘊於其中矣。梳理這七個問題，白居易的影響力也就不言自明矣。要而言之，從時間線索上展開的接受史研究，與從空間領域展開的詩跡研究加在一起，一縱一橫，則是未來白居易研究需要大力拓展的兩個方向。
第二層內涵偏於外，白居易接受史研究的作用和價值，在於承繼傳統，啟迪當下，總結以往，開展未來。詩歌史研究兼含創作史與接受史，與創作史不同，接受史更多與後世之建構相關，其「弔詭」之處在於，有時會將明明差別很大、難以同日而語者，例如年差七歲的「元、白」、年差十二歲的「李、杜」，在放大和放遠的詩歌史平臺之上加以並稱，建構起新的審美意義上的齊名和同尊。同時，與歌唱家不同，文學家的價值往往不能立刻得到展現，成功的歌唱家可以在劇場上第一時間享領觀眾的掌聲；文學家與運動員也不同，無法像成功的運動員那樣，可以在賽場上第一時間領受觀眾的歡呼。大多數文學家需要默默等待，等待超越空間的傳播，等待超越時間的考驗，等待超越偏見的評判，有時很久，或許是幾百年以後，可能才會迎來共鳴，得到「印可」（借用佛家語）。正所謂「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白居易是幸運的，沒有等那麼久。更為難得的是，他擁有持續未斷、格外眾多的異代知音，他們接受白居易其人其文滋養、融會於自身修養和創作的同時，也不斷提升拓展了白居易的影響力。而白居易研究也隨著漢語文化的傳播、漢學研究的拓展，隨著樂天的獨特魅力，走出東亞，擴及全球。萬古流雲，唯經典常新；世界漸小，而詩道正寬。新舊更替，而今古相承，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今嬋娟是一輪，含蘊深厚的白居易接受史，其實具有豐富的當代價值。

書摘/試閱

白居易（772～846），中國唐代文學家。字樂天，晚號香山居士、醉吟先生，行二十二。祖籍太原（今屬山西），曾祖父白溫遷居下邽（今陝西渭南），遂為下邽人。祖父白鍠罷鞏縣令，徙居新鄭（今屬河南）。唐代宗大曆七年正月二十（西元772年2月28日），白居易生於新鄭東郭宅。祖父白鍠、外祖陳潤俱善詩。其父白季庚（729～794），明經出身，歷任彭城縣令，徐州、襄州別駕。白居易自幼聰慧。六七個月略識之無，五六歲時學作詩，九歲解聲韻，「十歲解讀書，十五能屬文」（〈朱陳村〉），十五六歲時，知道可以考進士實現理想，於是苦節讀書。父逝母病，賴長兄白幼文微俸持家，生活艱難。二十歲前後，白天習賦，夜裡讀書，稍有空閒則學習作詩，無暇寢息，口舌成瘡，手肘成胝，終於通過宣州府鄉試。唐德宗貞元十五年（西元799年），他第一次到達長安。第二年正月，向給事中陳京（？～805）奉函，獻上雜文二十首、詩一百首，以求賞識。二月，一舉登進士第（第四名），為登第之十七人中最年少者。貞元十九年（西元803年）再登書判拔萃科（第三等），授祕書省校書郎，由此踏上仕途。因制舉為皇帝下詔或親臨主持以選拔人才之特殊科目，名望較高，登科後即授官，所授亦多美職或清要之官，升遷較快，於是在唐憲宗元和元年（西元806年）正月，罷校書郎，與好友元稹相約，同應制舉。二人閉戶累月，揣摩時事，習作《策林》七十五篇，對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文化等提出治理應對方案，內容切實，見解精闢，且引古鑑今、析理深透。同年四月，二人同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元稹中第三次等（制科例無第一、第二等），白居易則因對策辭直語切，屈居第四等。登科後，白居易被授為盩厔（今陝西周至）尉，撰有〈觀刈麥〉。十二月，與陳鴻、王質夫同遊仙遊寺，共話唐玄宗、楊貴妃事，白居易作〈長恨歌〉，旋即聞名於時。
元和二年（西元807年）秋，調任進士考官。考試完畢，被添補為集賢院校理。十一月五日，奉敕試制、書、詔、批答、詩五首，六日正式充任翰林學士。元和三年（西元808年）四月，被任為制策考官。四月二十八日，遷左拾遺，依前充翰林學士。元和五年（西元810年），改京兆府戶曹參軍，仍充翰林學士，草擬詔書。在任期間，經常上書論事，積極參政，直陳時弊，如請降繫囚、蠲租稅、放宮人、絕進奉、禁掠賣良人等，「有闕必規，有違必諫」（〈初授拾遺獻書〉）。因參與國家機要，曾取書詔批答詞等，撰為過程，為上中下三卷，上卷文武勳階等，中卷制頭、制肩、制腹、制腰、制尾，下卷將相、刺史、節度之類，禁中號〈白樸〉，每有新入翰林之學士，必加求訪，元稹〈酬樂天餘思不盡加為六韻之作〉稱為「白樸流傳用轉新」，而更為知名者為諷喻詩，如《秦中吟十首》、《新樂府五十首》等，象徵著詩歌創作進入黃金時期。這一時期，元稹、白居易及李紳，以新樂府詩歌為軸心，形成傾向、內容乃至風格相近的創作群體，近人為表彰其成就和意義，稱為「新樂府運動」。元和五年（西元810年），元稹貶官江陵，白居易卸任拾遺，新樂府創作趨於消歇。元和六年（西元811年），白居易因丁母憂而罷官返鄉，退居京畿下邽，結束前後六年的翰林學士職務。元和九年（西元814年），丁憂期滿，冬，召授太子左贊善大夫入朝。
元和十年（西元815年）六月，宰相武元衡被刺，白居易率先上疏請急捕凶手，卻被以越職言事之罪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在江州，撰有長篇敘事詩〈琵琶行〉、文論名篇〈與元九書〉；雖對政治失望，但並未辭官歸隱，而是選擇「吏隱」之路，一邊掛著閒職，一邊在廬山蓋起草堂，與僧朋道侶交遊，描寫閒靜恬淡境界、抒發個人情感的閒適詩、感傷詩隨之多了起來。元和十三年（西元818年）十二月，改任忠州（今重慶忠縣）刺史，仕途有了轉機。他率州民西澗植柳、東坡種果，深得百姓擁戴。元和十五年（西元820年）夏，召還長安，拜尚書司門員外郎，十二月改授主客郎中、知制誥。唐穆宗長慶元年（西元821年），進中書舍人，又轉上柱國。時元稹先後任祠部郎中、知制誥及翰林學士，白居易與元稹倡議詔制文體改革。而此時朝中朋黨傾軋，國事日非。為避免捲入政治漩渦，長慶二年（西元822年）七月，白居易請求外任，出為杭州刺史，疏濬六井，修築湖堤，蓄水灌田千餘頃。離任時，留官俸於州庫，作為公家緩急之需，還將治水要領寫成〈錢塘湖石記〉，刊於石上，使繼任知曉。長慶四年（西元824年）五月，改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洛陽（今屬河南）。敬宗寶曆元年（西元825年）三月，出任蘇州刺史，深受愛戴。次年九月，任滿離蘇，郡中父老涕泣相送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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