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所屬之玫瑰

「書寫有著莊嚴的寂靜。在分散的短句中，有聽得見的沉默，看得見的空虛。我一邊說著，一邊棄絕說過的話。」
 
鍾玲玲生命筆記．《生而為人》+《2018》結集重版
 
《無所屬之玫瑰》結集鍾玲玲分別於2014及2018年隨文學雜誌《字花》附送的《生而為人》及《玫瑰念珠2018》（本為沒有名字的書）。《無所屬之玫瑰》思考生命、愛、家族與命運等命題。全書分為三部份，分別是寫於2008年的〈自由的幻影〉；2014年的〈生而為人〉；及2018年的〈A君的來信〉、〈愛菲愛上帝愛到死〉、〈那深深的腥紅〉及〈無所屬無所屬之玫瑰〉。
 
「一九四八年秋，我出生了。但生而為人這個事實，卻不是由我決定的。事實是每個人的出生，都是身不由己的。這一年的秋天，我便六十四歲了。人活到這個年紀難免會感慨萬千，思想著到底該慶幸能夠到這世上一回呢，還是慨嘆著說，要是從未生而為人便好了。現在我是這樣想的，要是從未生而為人便好了。」
 
「那麼，該重新開始呢，還是就此結束呢。據說自敘事宣告無效以後，我們步入的是新的抒情年代。在這兒重要的不再是弄明白，而是活著吧。」
 
「安娜知道她的存在不過是自由的幻影。她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奔赴這個世界的。」
 
「在越出自身界限的神魂顛倒中仿似置身和聲的中心，並真心相信，即便愛的對象是虛幻的，但愛的感覺是真實的。這充實的感覺在不敘述、不描繪、不論證的情況下得以體現情感的特徵，因而情感的語言不是書面的，而是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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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玲玲，出生於湖南衡陽，後移居香港。「創建實驗學院」詩作坊成員，《大拇指周報》、《素葉文學》雜誌早期編輯作家。曾獲第一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散文獎。出版有小說《愛人》（1987）、《愛蓮說》（1991）、《玫瑰念珠》（1997）、《2018》（2018），詩、散文合集《我的燦爛》（1979），散文集《我不燦爛》（1988）、《解咒的人》（1989）、《生而為人》（2014），與鍾曉陽合著《雲雀與夜鶯》（2023）。

007 自由的幻影 2008
025 生而為人 2014
075 2018

自由的幻影
 
你的自由，不過是自由的幻影而已。
——布纽爾——
 
從前曾經。如今依然。
一九六七年秋，波赫士在一場演講中說了這樣的話——「我已經快要七十歲了。我把生命中最重要的部份貢獻給文學，不過我能夠告訴你的，僅困惑已。」。儘管話中的準確含意就只有說話者最清楚了，但我不禁猜想，倘若他的寫作及為此付出的全部努力不過是同一事物的雙重幻影，那麼在始終堅持的執念中必然存在設想不到的底蘊，或許是因為在這兒有那麼多的愛，或許是因為在別的地方從未如此深愛過。是這樣嗎？正如貝克特說的，只能如此。只能如此，因為除此以外，再也想不起，曾經有過的，非寫不可的理由。
我寫作，當然是因為有話要說，但亦已經是許久以前的事了。由於反覆說著的始終是同一句話，因此被禁錮於生存和寫作的同一性中，僅僅意味著有這麼一個人，坐在桌子的面前，並一再追問，「看我幹了甚麼。」。無用的重複可以歸納為一個簡單的動機，那就是重要的不是說些甚麼，只是說著。只是說著。在被捲入、被束縛的困境中，偶爾難免會想，當初受到的誘惑是甚麼。就彷彿在這兒曾經有過那麼多的愛，愛天上的白雲，掠過的飛鳥，路邊的小花，街角的樹木，夏天的女孩和遇見的每一個人。因為熱愛文學，就是熱愛生命。它既是時代付與的，亦是與生俱來的。記憶中好像曾經經歷一個較有朝氣的創造時期，在同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彷彿一切都是得宜的。但正如馬克思說到的，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人們不得不直面生活的真實狀況，並且不得不直面相互間的真實關係。或許根本沒有同路人這回事，並最終成為不合時宜的。曾經付與的期望跟所有事情一樣，終須為無力抵抗的誘惑，付出沉重的代價。
但到底是怎樣的誘惑呢。契訶夫是絕望的歌唱家，他的絕望可以總結為以下的道白，一個問，「你在寫些甚麼？」，一個回答，「並沒有甚麼重要的。」。絕望的杜哈絲仍然堅持寫作，並一再追問，是怎樣的絕望呵。帕斯困惑的是——如果這白皙的燈光是真的，這寫字的手是真的，那注視著文字的眼睛是否也是真的。我一再猜想，倘若注視著的眼睛跟進行中的寫作全是真的，那就得問，哦，這個人，坐在桌子的面前幹甚麼。要是俯身向前，他在寫些甚麼。要是靠著椅背，他在想些甚麼。要是臉向窗戶，他在看些甚麼。要是甚麼也看不見，在他空洞眸子裡的是甚麼。他最深的深處到底穿越何種途徑，才能把與生俱來的及後來學會的化作文字。他的書寫到底通過何種語言，才能成為反覆閱讀、不斷回味的文學。他是否終於可以說，這就是我渴望的，我曉得渴望著的是甚麼。
欲望來自躁動的大海，隨著高舉的浪花，成為白色的泡沫。我們欲望的對象是悲壯的幻象，從年輕到年老，總是無力地被誘惑、不斷地被考驗、嚴酷地被耗盡。作者臉對中空的白紙，就仿似撿拾海嘯過後海岸遺留的殘餘物，既追問知道的根據，又追問相信的理由。因而卡夫卡在一封書信中說——「我寫的和我說的不一樣，我說的和我想的不一樣，我想的和我應該想的不一樣，因而最終陷入最深沉的黑暗中。」。大江健三郎在《小說家的生與死》提到——「我心裡常害怕對方這樣問我，你相信自己有小說家的才能嗎？」
我相信自己有寫作的才能嗎？倘若使欲望得以永存的唯一方式便是重新回到最初的起點，那麼我寫作無非是因為在這裡有我值得一過的生活，我願意為最初的誘惑付出沉重的代價。儘管並不曉得愛著的是甚麼，但卻充分體驗，在別的任何地方，從未如此深愛過。是這樣嗎？由於說著的始終是無法說清的各種狀態的交匯地，因而在遺忘與復歸中響起的滴嗒聲彷彿得自神諭。一下問，「你仍在嗎？」，一下回應，「我在。」
 
 
我閱讀，為的就是⋯⋯
據說依目的的不同，寫作同一個故事有五百萬種方式，那麼依目的的不同，閱讀同一個故事是否也有不同的體會呢。一些讀者追問故事的內容，一些讀者追問敘事的形式，一些讀者反覆地解讀，就彷彿閱讀中的故事不是有限的，而是無限的。利奧塔認為，再沒有較學習閱讀更沒完沒了、更緩慢、更艱辛、更無利可圖的了。我不禁一再猜想，這會是怎樣的一種閱讀呵。
我閱讀，當然不是沒有原因的。儘管當中曾經有過重重的誤解，但終於明白，必然是自農夫的心事開始的。據說農夫對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毫無領悟，但卻慨嘆著說，「要是能操他那份心便好了。」。我對閱讀過的書從未有過深刻的領悟，但也慨嘆著說，「要是能操他那份心便好了。」。因此閱讀對我來講，始終是、仍然是、我追問的不過是，那驅使我自無動於中的虛無中驚醒的是甚麼。
就跟只能在簡單的顫抖中發現音樂那樣，我只能在簡單的短句中發現文學。那驅使我自無動於中的虛無中驚醒的不是故事的內容，不是敘事的形式，不是反覆的解讀，而是得以體現的情感。「她就在這兒。」，既包含一切意思，又沒有明確的含意。「騎士決意不再在有限意義上關心公主，從此踏上不知所終的旅程。」，當然人生就是旅程，他總是要踏上的。他躂躂的馬蹄已經去得夠遠了嗎？再也看不見她了嗎？或許根本沒有公主。騎士在不知所終的旅途上，痛苦地體驗到時光中的別離和空間中的距離。好幾次停住腳步，疑心也沒有騎士這個人。但這樣的閱讀是毫無益處的嗎？為甚麼我從未學會成為一個真正的人？
或許我唯一學會的不過是辨別多樣的情感。在越出自身界限的神魂顛倒中仿似置身和聲的中心，並真心相信，即便愛的對象是虛幻的，但愛的感覺是真實的。這充實的感覺在不敘述、不描繪、不論證的情況下得以體現情感的特徵，因而情感的語言不是書面的，而是全面的。
因此對一顆熾熱的心來講，無論那一種說法仍然是非常膚淺的。學者認為從面對死亡到探討復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寫作是從簡單的短句開始的，並且在同一個起點結束的。這不是很奇怪嗎？一八六四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筆記中寫下這樣的句子——「瑪莎躺在桌子上。我還能不能再看見她。」，我反覆閱讀並一再思忖，這簡單的句子是如何上升為文學的。就彷彿桌上躺著的她不在別處，就在這裡，儘管已經死了，但我仍是以凝視活人的目光看見她的，只要我仍能以凝視活人的目光看見她，那麼死去的她就跟仍然活著一樣。但我還能不能再看見她。要是死亡便是再也看見不到，那麼唯一的指望便是從死中復活，因為過度的愛不是通過肉體，而是通過精神完成的。我自讀到的句子中既發現一個開端，又捲入一段旅程。但必須待多年以後才明白，並沒有該去的更遙遠的地方。
布朗肖認為閱讀就是呼喊死者的名字——「拉撒路，到外面來。」。就一切事物都應當一去不返這一點來講，我們自閱讀中得以重遇的必然是曾經的欲望。因為我們閱讀為的就是盼望這樣的重遇。因為我們曉得，當我們死了以後，便再沒有充實的感覺了。
是這樣嗎？我自貢布里希的《藝術與科學》中讀到這樣的、短短的一行標題——「你是否仍然記得這時候的維也納？」。讀到時就彷彿真有那麼一個我生於一九〇九年的維也納，並待在那兒，度過我的青年時代。在那兒我曾經學習過、生活過。那時候的維也納對我來講，就是從前幸福的時候、被愛的時候。我自看到的相片中讀到短短的一行說明——「和波普爾一起討論問題」。看到時就彷彿白髮蒼蒼的那個我不在別處，就在這裡。但誰個和我討論問題呢？還要理解甚麼呢？萬事俱休的我清楚曉得從前是怎個樣子的，現在又是怎個樣子的。在懷疑的自願終止中同時體味到生存的甜蜜和苦澀。因而不禁熱淚盈眶，因為得以重遇的，是從前的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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