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地方武力：地方軍與民間自衛武力的探討(修訂三版)

繼承北宋政權的南宋

在立國環境的巨大挑戰之中

如何調整「強幹弱枝」的國策，展現別於北宋的政權特質？

書中所探討的地方武力，包括由南宋各級政府所組織的地方軍，以及各種形式的民間自衛武力。他們在抗禦外侮及維持境內治安皆具有舉足輕重的份量；與正規軍一樣，也成為支撐南宋政局的重要力量。

本書論及南宋為何以江南半壁山河能夠立國百餘年之原因、南宋政權之性質以及南宋對強幹弱枝國策的重大修正，而且將地方武力的問題置於南宋中央與地方關係的脈絡中討論，充分掌握了時代特性與問題關鍵，有助於讀者了解宋代軍事、政治與社會。

黃寬重，1949 年生，臺灣宜蘭人。國立中興大學文學士，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博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哈佛燕京學社、韓國漢城大學訪問學人。專研宋史，著有《晚宋朝臣對國是的爭議──理宗時代的和戰、邊防與流民》、《南宋時代抗金的義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政策‧ 對策──宋代政治史探索》、《孫應時的學宦生涯──道學追隨者對南宋中期政局變動的因應》、《藝文中的政治──南宋士大夫的文化活動與人際關係》、《居鄉懷國──南宋鄉居士人劉宰的家國理念與實踐》等專書，主編《中韓關係中文論著目錄》。論文百篇，已輯成《南宋史研究集》、《南宋軍政與文獻探索》、《宋史叢論》、《史事、文獻與人物──宋史研究論文集》四書。

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國立中興大學副校長、國家圖書館館長、長庚大學講座教授等職。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教育部顧問、日本東洋文庫海外名譽研究員等職。曾獲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及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一、前　言

南宋是我一生致力探討的朝代。由於資料龐雜，政治環境多變，加上個人資質魯鈍，以致窮畢生之力，才對南宋部分史事，有較清楚的認識。其中地方武力的探索過程，讓我意識到南宋雖承繼北宋政權，但為因應立國環境的巨大挑戰，對強幹弱枝的國策有所調整，因而展現有別於北宋的政權特質，是一個具有研究價值的議題。因此《南宋地方武力—地方軍與民間自衛武力的探討》這本書，在個人探討南宋歷史及學術成長中，具有特殊意義。

我對南宋地方武力的探討，在本書初版及再版的序言中，已對其中若干重要環節有簡要的說明，不再贅述。不過想利用這次重新修訂的機會，補述我如何逐步擺脫質疑，承襲久遠的歷史知識，轉而學習新知，修正既有認知，並選定地方武力為建立新觀點的過程，見證個人學史的成長經歷。

二、啟蒙與初探

我們這個世代成長的人，經歷臺灣早期風雨飄搖、政經社會困頓的艱困歲月，也親見經濟發展，以及政治社會開放的變動。在教育的過程中，尤能感受升學主義下知識的閉塞與匱乏。小學到高中歷史教科書的內容，成為我們獲知中國歷史發展最重要且單一的線索，其評價人物、時代的價值與地位，深植每個學子的腦海，長期影響我們的歷史認知和價值觀。這是我們這個世代對高中以前歷史教育的共同記憶。

進入大學後，臺灣仍處戒嚴時期，政治仍有許多禁忌。但我們的學習環境與高中明顯有別，有機會閱讀更多圖書資料，接觸多元資訊。透過這些管道學習新知，並藉由書寫報告，對單一價值觀或陳說，表達疑惑或加以補充、修正。

1971年是我決定選擇研習宋史，並調整既有認知的重要時期。尤其有兩件事，對我研究宋史影響深刻。其一是孫克寬教授的啟迪。孫教授開授宋遼金史，他訓練我們閱讀史料，從中提煉看法，讓我受益極大。此外，他對人物的評價，更改變我既有的觀念。他在課堂上經常提及山東忠義軍李全、李璮父子，及呂文煥、賈似道等人在宋金蒙政權的處境、作為，以及南宋江南士人官僚面對宋元遞嬗之際的抉擇與走向，不論犧牲、隱逸或投降，都要從不同角度具體評價。這樣的觀點與我們從教科書上獲得的認知有極大差距。他教我們知人論世，要先清楚梳理政治社會的背景與變化，不要被既有觀念或道德意識所綁架，尤不可人云亦云。後來我們知道他是久歷風浪淬鍊、親歷政治環境劇變的知識分子，對世事的認知與人物的評價，不僅多一分包容與諒解，且更為圓融深遂；和我們這些未經世事、只接受定性化歷史知識的青年學子，截然不同。他的提示，讓我受到很大的衝擊，此後對人、對事逐步調整用詞和觀念。

二是這年夏天在中研院近史所閱讀清末民初人物傳記，從中獲得很多啟發。當年我的老師、近史所資深研究員李毓澎到中興大學兼課，知道我的處境，向近史所申請經費，讓我暑假去當工讀生，協助整理中日韓關係史料，我遂利用空閒，向圖書室借書閱讀。當時近史所是國內極少數可以購置中國大陸圖書期刊的學術機構，只提供給研究者閱讀，我可以利用擔任助理的機會申請借閱，有緣看到許多外界無法參閱的清末與民國時期的人物傳記，其中張國燾《我的回憶錄》、陳公博的《苦笑錄》、《沉醉回憶錄》，及陶菊隱關於袁世凱等人的著作，以及戴玄之的《紅槍會》等書中，都記載到清末民初乃至抗戰時期，包括河南、湖北、湖南等地仍存在民團等民間武力。閱讀的過程中，讓我聯想到宋朝，特別是南宋對外戰爭頻繁，內部亂事也多，是否也存在這種自衛武力？如果有，又是以何種方式存在？這一連串的疑問，讓我在蒐集碩士論文素材時，也開始關心相關史料。後來我的碩、博士論文，主題在探討宋與金蒙和戰相關課題，其中涉及歸正人、義軍等，即是一種民間武力。透過這一系列的探討，我對南宋出現各種型態的民間自衛武力，及其與朝廷的關係，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完成博士論文後，一個特殊的機緣，讓我得以整理中國歷史上地方武力的長期發展，進一步認識南宋地方武力的性質以及與朝廷的關係，為此後研究奠下基礎。這時成立三十年的聯合報文化基金會為展現臺灣史學研究的綜合成果，邀請印第安納大學劉岱教授返臺主持一套十個主題的《中國文化新論》的叢書，並於1981年1月，正式邀請國內近百位青壯歷史學者共同商議、規劃各篇具體議題；透過定期聚會討論、對話的方式，細緻修訂文字，建立基本架構與規範，並期文章深入淺出、流暢可讀，而謹守學術性。文章雖主題各異，但相互整合、關聯，以呈現中國文化的內涵、特質和精神。我受邀撰寫《社會篇：吾土與吾民》的其中一篇，以〈從塢堡到山水寨—地方武力〉為題，乃整合前輩與自己研究中國歷代地方武力發展的成果，進行跨朝代的綜述。這一篇綜述性的寫作，讓我對地方武力在中國歷史上的發展脈絡，以及與朝廷的關係，有更簡要清晰的認識，也激發我確定以南宋地方武力為專題，深入研究；並自1985年起，分別整理不同地區及組成形式各異的地方民間自衛武力，撰寫成專題論文。為了較系統地呈現研究議題與南宋國運、政策的連結，遂將這些研究彙整成《南宋地方武力—地方軍與民間自衛武力的探討》一書，於2002年3月由三民書局出版；簡體中文版則於2009年7月由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

三、本書論述要點

本書所討論的南宋地方武力，是正規的屯駐大軍之外所見的武裝力量，依其性質可區分為兩類：一是宋廷在沿邊重鎮設置協助正規軍的地區性軍隊，如湖北神勁軍、楚州武鋒軍、揚州強勇軍、成都義勇軍等，以及在嶺南及湘贛地區為鎮壓民變、維護區域治安成立的路級軍隊，如廣東摧鋒軍、福建左翼軍、湖南飛虎軍。二是北宋覆亡、政權南遷以來，遭逢金蒙侵犯引發亂事後，各地為自保而集結成的不同型態自衛武裝力量，是宋廷承認、授予職位或加以組織訓練的民間武力。

這兩類地方武力的出現雖各有不同的時空背景與條件，卻是南宋建政以來，宋廷長期遭受內外環境嚴峻的挑戰，所採取的因應方案，執行時間與政權相終始。但這些為穩固政局，配合國防戰略所推動的因應方案，勢必對北宋以來既有國策有所調整。對南宋不同形式的地方武力發展進行個案探討，並討論國策轉變所反映的政權特質，正是本書所關注與論述的重點。不過，其中涉及緣邊地區的神勁軍等軍隊，由於資料零散，且研究宋代軍制的王曾瑜教授已初步梳理，可以見其概略，本書遂未加以探究；至於由路級政府建置的地方軍、由政府組織的邊境自衛武力，以及宋廷對戰亂中形成之武裝力量的處理對策等三方面皆加以討論。其中地方軍部分較為深入，也具新意。其他的議題在我的碩博士論文中已先粗泛涉及，直到專注於地方武力議題的探索時，再進行系列、有序的研討。

湖南飛虎軍是我發現南宋地方武力的學術意義、議題思考與論述書寫的重要階段。這一過程深受劉子健(1919-1993)教授的啟發，我在再版序言中已有說明。但從地方軍的發展時間來看，廣東摧鋒軍和福建左翼軍均早於飛虎軍。而這三支設置於嶺南等地區的地方軍，其發展實際上先是受北宋晚期政局驟變的波及，繼之則和南宋立國政策及嶺南等地的地理環境關係密切。

兩宋之際政局的混亂，發端於宋廷輕率改易外交政策。宋徽宗君臣為恢復燕雲十六州，昧於實力，輕啟聯金滅遼的軍事冒險，卻旋即與金爆發衝突，轉和為戰，卻難敵女真騎兵進犯，導致都城開封被圍並迅即淪陷，徽、欽二宗被俘，眾多勤王之師潰敗四散，倉促被擁立為帝的高宗無力應敵，退至江南，甚至避難海上，致短時間內黃、淮以南地區，除部分擁宋軍隊負隅抗敵外，亂兵與流民四處潰散，導致社會秩序解體，其中部分群體自行組成不相統屬的武裝力量，逐漸能於敵前抗拒、敵後游擊，最終阻扼女真政權滅宋意圖，讓高宗君臣得以逐步規劃推動安內攘外、穩定政局的政策。此時，宋廷一方面承認江北自衛武力之合法地位，以為國境屏障；並展開剿撫兼用之策，次第弭平江南各地亂事，將亂兵轉化為國防戰力。惟部分湘、贛盜賊轉而侵擾廣東境內而兼及福建，而閩、粵二地盛產茶、鹽，為南宋財源重地，加上地形複雜險阻，少數民族繁多，因此社會衝突頻繁。

嶺南地區終南宋一朝，亂事相繼不絕。依王世宗教授的研究，在南宋高宗朝三十六年中，計有三百三十餘起變亂，福建地區達四十四起，若連鄰近的虔、汀二州合計，更達六十三次；而廣東則有三十六次。而據劉馨珺教授《南宋荊湖南路的變亂之研究》統計，從高宗建炎三年(1130)到孝宗淳熙年間，湖南變亂達五十二次（終南宋共七十三次）。這些變亂，除早期是因潰兵南下侵擾致亂外，紹興和議以後則多為茶鹽商亂及溪峒民亂。這些變亂的人數不多、規模不大，但移動性強，且多盤據險峻地域，或活動於地形崎嶇之丘陵地，特別是茶鹽專賣成為南宋支持國防之重大財源，朝廷對走私販賣者嚴加取締，自易引發區域性的變亂，例如茶商賴文政於淳熙二年(1175)率四百餘眾，卻能長期活躍於鄂、湘、贛、閩四路邊區，宋廷調動鄂州正規軍及各地官軍，均難以緝捕，最後賴廣東摧鋒軍阻截其入閩，並由辛棄疾組織弓手、鄉兵才予以平定，為時達二年餘。顯見以重裝備的江淮正規軍，要遠赴嶺南地區弭平亂事，效果有限；需要組織熟悉在地環境的軍隊，才能有效維護區域治安與社會秩序，這使宋廷在現實環境的挑戰下，調整政策的作為。

宋廷在嶺南設置地方軍的同時，也設計一套有利於中央掌控的制度與運作機制。如建立二元的指揮系統，軍隊在名號上隸屬中央，但朝廷只派遣極少數軍官參與，實際由地方長官負責支應財務，並得節制調度之權。後來宋廷則利用地方財政不足或江淮軍情緊張的時機，逐漸將其調離轄境，成為協防各地的調駐軍。

在宋金邊境上，宋廷也組織民間武力，配合正規軍，推動軍事防務。本書揭示的個案有二，一是仿效北宋在陝西建置的弓箭社，在兩淮一帶組織、訓練當地百姓，給予稅役優惠，使之具備軍事戰力，並據守險要之地，是為兩淮山水寨，協同正規軍保衛鄉里。另一種則是組織茶商組成民間武裝。長途運販茶葉的茶商，為了預防茶葉被截或遭到政府取締，常組成自衛武力，以維護自身利益。這些茶商武力活躍於產茶區及販賣地，乃至於兩淮邊境的榷場。他們若遭官府取締，易導致如賴文政之亂般的叛亂；若官府駕馭得法，則能成為國防上的助力。如開禧二年(1206)宋金在淮、襄地區交戰，在官府招募之下，即有茶商組成散勇軍等武力，先後在襄陽、德安與蘄州等地，協助官軍抗金守城，發揮了不遜於正規軍的作戰能力。

在南宋時代，為政局帶來更大震盪與挑戰的是在戰亂中滋長茁壯的民間武裝勢力。北宋晚期君臣為恢復燕雲，興起聯金滅遼的軍事冒險，卻因處置不當，反而在女真騎兵的痛擊下，迅即潰敗，不僅開封淪陷、徽欽二帝被俘，連倉促即位的高宗君臣也向東南潰逃，無主的潰兵、盜匪在江北凝聚集結，形成武裝集團，成為宋金間的緩衝地帶。宋廷為謀安內，穩定政局，應臣僚之議，先後在兩淮、荊湖、京西三大地區仿唐藩鎮之策，授予這些據地自雄的民間自衛武力「鎮撫使」之銜，使其擁有軍政、財政權，甚至允許世襲。這是對北宋立國以來強幹弱枝國策的巨大改革。及至紹興五年(1135)政權穩定後，宋廷又透過多種方式逐步將之前任命的三十九位鎮撫使罷廢。由於這一權宜調整國策的措施，對南宋初期政權的穩定，有很大的貢獻；因此往後每當宋金衝突或宋廷發動北伐時，皆倡議或推動恢復此制，以鼓動中原豪傑據地歸順宋廷。

到十三世紀，蒙古崛起並發動南侵後，華北再遭蒙古鐵騎蹂躪，鄰近宋境的淮海地區受害嚴重。山東、淮南各地又紛紛組成自衛武力，掀起叛金活動，並爭取宋援。及宋金戰事再起，宋廷遂成立「忠義軍」，厚賞其領袖李全，甚至再仿前制，任命他為京東路鎮撫使，希望藉其兵力北向收復舊土。但割據形勢已成的李全無意誠心歸宋，反而藉機依違於宋、金、蒙三國之間，圖謀自立新局；宋亦畏其尾大不掉，乃藉機分化，製造矛盾，李全憤而叛宋投蒙，而招致殺身之禍。及至晚宋，蒙哥汗自西南分三路侵宋之役，嚴重威脅西南邊境，宋廷又在廣西、湖南乃至四川各處險要州郡設置鎮撫使，以因應緊急危難，但既非當地自發性武力，其職權又難以與南宋初期相比，遂未能在最後階段發揮護國戰力、延續國祚。

從立國環境看來，南宋長期受到強敵虎視，內亂不斷，要在艱難的時局謀求生存發展，除了積極充實內政、強化國防之外，還需要善用並有效整合各種有助於增強戰備、穩定社會秩序的方案，才能度過危局，持護政權。其中除了學界熟知的正規軍和邊防策略外，上述相繼出現的各種民間和地方武力，顯然在防護國境、鞏固政權上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南宋朝廷為了圖存，也適時調整立國以來的強幹弱枝國策，賦予民間和地方武力各種名分與職權；這種因應現實挑戰而彈性調整的策略，是南宋政權能持久立國的重要因素之一。

不過對宋廷而言，如何有效節制各種武裝力量，讓他們始終在中央掌控之中，是第一要務。因此在賦予地方武力各種職權、地位的同時，也透過各項機制，加以防範，避免其危害統治。如設計二元指揮系統、強化中央集權、限制民間武裝力量的活動區域，以及採取眾建及分化政策，防止其凝聚等。惟若抑制的行動過於明顯，反易引發這些自主性強的武裝力量反感，激成變亂，這種情形在南宋屢見不鮮。其中固然有不少因執行剿撫並行之策得宜，致亂事獲得平息，但像聲勢甚壯的李全山東忠義軍，和福建的左翼軍因地方利益而叛宋投元，則重創宋政權。

四、視野擴展與整合

在探討南宋地方武力的過程中，我對南宋地方政治與社會的發展有了新的認識。往昔學界研究基層社會，較側重組織制度、賦役徵調、地方治理及公益建設等層面，我則關注州縣官衙與民間在政務運作中的互動，及由之衍生的地方社會發展變化。因此在完成本書之後，將研究重點聚焦於二方面。其一是宋廷基層政務運作設計從宋初到南宋的變化。宋朝為改變唐末五代地方武力私人化影響中央威權，繼「杯酒釋兵權」後，於建隆三年(962)設置縣尉，由朝廷直接任命，且將原由鎮將統領的武裝弓手改由縣尉接管，納入中央統轄體系，和巡檢所領導的土兵，共同執行地方警衛、治安。這是中央深入基層，削弱原有地方武力的重要建置。此一措施和任命通判、監當官等作法，以及嚴格執行官員任期輪調制度一樣，均有強化中央統治權的作用，因而弓手、土兵等基層武力，及承擔稅役調派、獄政等職役的各類胥吏，既是地方州縣長官執行公權力的工具，也是中央統治力深入基層的象徵。

然而，北宋朝廷擬藉由武力深入基層，伸展王朝統治的設計，自神宗朝起已有了變化。特別是徽宗一朝，由於內外多事，朝廷無力顧及地方事務，治安的維護轉由地方人士擔任，其所需費用也由各地官府籌措，讓地方勢力在基層社會的影響力逐漸擴大，到南宋各地興起抗敵平亂武力的過程中，都可以看到弓手、土兵等基層武力，發揮了因地制宜的戰力，以及穩定社會秩序、乃至穩固政局的作用。可見由於政局的發展與時空的轉變，宋廷本欲掌控基層武力，遂行統治力量，至此時反而讓代表地方的社會力有進一步自主的空間。

其二是從北宋財務徵調運作的變化，看到南宋基層社會的變化。宋朝建立後，為改變唐末以來地方長官把持財政，並為積極提升軍備，乃不斷強化賦稅徵集與加重稅目，將所得財物歸於中央。徽宗以降，更不時創立特殊徵調項目，以增加朝廷收入，以致地方財政日趨困窘。南宋困處江南，龐大軍隊為財政帶來沉重負荷，乃不斷增設稅目，以濟中央急需，遂至州縣財政匱乏，地方性公益活動與建設，多須仰賴地方富豪及權勢之家協助推動。來自外地的親民官對基層頗感陌生，上任後須博採眾議，與地方領袖建立人際關係，厚植人脈，以利政務順利推行；如此一來，地方上擁有權勢的豪富、仕紳的影響力加大。從孫應時和劉宰二位低階士人官僚在職或居鄉時所留下的活動事蹟與史料，即能顯現南宋仕紳在基層社會的影響力，以及鄉里社會發展的實況。這也反映宋朝肇造之初，宋廷原欲透過增設州縣親民官及重組地方組織架構，來強化中央政府的權威，但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基層政務的實際運作，地方勢力的影響逐漸增強。到南宋，地方官府財政短絀，反而需要爭取地方豪富的協助，才能推動具體建設，展現治理績效，遂致地方權勢之家在公共事務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地方政務是地方社會凝聚眾人之力所形成的社會力，與地方官府代表皇權的政治力，兩者協力折衝、合作推動的，因而地方社會的各項事務，都能看到社會力參與的身影。

將南宋地方社會的民政運作和各類地方武力結合觀察，可以看到趙宋在江南重建政權，要化解複雜多變的內外挑戰，勢須依現況適時調整政策，提出彈性方案，才有利於生存與發展。而江南經濟與民力，正是宋廷獲取財力、充實軍備，及推動國防、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資源，因此多方資取。但各地逐漸滋長茁壯的民力，既欲護衛國家，也要維護鄉里利益。如何兼取平衡，對中央、地方官府與民間都是一項考驗。本書所述南宋各類地方武力乃至地方民力的發展過程，皆可看到雙方衝突、妥協、變化的痕跡，以及南宋立國處境與基層社會之間複雜的關係，從因應環境變化而調整政策的視角，去審視南宋，有助於認識這個政權的特質。

南宋立國以來，不斷遭受優勢騎兵的侵凌，和戰政策與國脈相繫，既是國政要務，更是朝論的焦點。其中最重大而具體的議題，是北宋以來立國的核心價值，即如何防禦，以圖久遠。在南宋，此一策略即是劉子健教授所提出的「背海立國」國策，倚江淮及海洋以隔絕騎兵進犯，所建立的守勢戰略，是以在川淮邊境劃定邊衛（川陝）、聯衛（荊襄）、前衛（兩淮）三邊防禦策略，且設置十大都統統領正規重兵駐守建康、鎮江、鄂州等所謂「近邊」的長江以南與鄰近的襄陽等重地，並積極修建防禦功能高的城市以避敵兵直犯。而為尊重雙邊和約，在臨敵的淮南等「極邊」地區，只派遣軍隊調防，並組織團結當地山水寨的民間武力，與正規軍協同防禦，建構、強化禦敵網絡。

同時，為支應國防長期且龐大的軍需，在生產富庶的江南，宋廷透過各項稅賦稽徵及專賣制度，確保財政供應。為圖穩定財源，宋廷乃強化基層警備武力，以穩定治安，甚至透過政策調整指揮系統，讓嶺南地區建置抑制地區性叛亂的地方軍隊，以補正規軍遠調、難以平亂之不足，且能於必要時調防成為禦敵的武力。如此，顯示南宋立國以來為因應強大外患及頻繁的內亂，在各區域建立不同形勢的警備武力，並加以聯結，逐步形成既能兼顧境內治安，又能赴境外禦敵的防禦戰力，以因應不同區域與不同時期的挑戰。基於立國環境的現實性，勢必對北宋以來所持甚力的強幹弱枝國策，做不同幅度的調整。雖然執行成效有別，但都可體現南宋朝廷面對現實的處境，對祖宗家法既有傳承，也有創新與彈性，具體展現南宋以積弱的國勢，而能持守一百五十年國運的強韌性。

五、反思與結語

地方武力和家族是我完成博士論文後探討南宋史的兩個重要議題。但從二書出版後的評論看來，似乎學界更關注家族議題，不僅評述多，後續的研究也相當蓬勃，讓我頗感驚訝。地方武力的議題，不僅與南宋國運密切相關，甚且觸及兩宋政治傳承中重大核心理念—強幹弱枝國策—的調整，更具學術意義與討論價值，理應更獲重視。

不過，仔細思考後，發現這兩個研究議題，雖對認識宋代的政治與社會同樣重要，但兩者可資利用的資料和討論的範圍相當懸殊，因此學界的討論乃至後續研究發展，大不相同，是可以理解的。在宋廷推動文治，透過科舉大力拔擢人才的政策下，爭取功名成為社會風潮，不論個人或家族，無不代代相承、全力以赴，因此留下豐富多樣的文獻資料，可以探討的範圍和內容廣泛，也容易獲致研究成果。反之，地方武力雖然對政局有重大影響，但討論的層面偏於國防軍事及社會安定，涉及的地區與時間較為特定，且側重組織制度及發展變化，牽涉、關心及記錄的人較少。由於可資利用的史料有限，研究成果相對薄弱。可見同具研究意義的議題，會因資料及討論層面的廣泛程度，影響研究成果。

然而，地方武力的議題，若從國防軍事的角度，將宋廷正規軍的戰略部署，與邊區防禦重鎮組織、動員各種類民間武裝及戰備武力（如楚州武鋒軍、鎮江防江軍），乃至民防警備力量等武裝力量整合，可以將國防與政治、社會有效連結，形成戰時的防禦體系；若能具體結合史料，不僅有很大的研究發展空間，而且顯然可看到南宋朝代在文治、科舉社會層面以外的另一樣貌。

本書原欲藉由個案研究，引發討論的期待，難以落實，如今年老力衰，已無力再擴展、深化此議題，謹趁三版的機會，修訂部分內容，亦適度調整收錄篇章。本次修訂，將早期通論中國歷史上地方自衛武力的〈從塢堡到山水寨〉及〈南宋茶商賴文政之亂〉二文列為本書附錄，同時納入代表宋廷應對、處置李全的〈賈涉事功述評〉一文，以為對照；另外則將宋與高麗利用山水寨防禦蒙古一文移出，期能聚焦於討論主題。此安排是否順當，尚請學界同道賜教，是為序。

黃寬重

2024年12月30日

南港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劉子健推薦序　略論南宋的重要性

總　序　砌磚夯土再構半壁山河

修訂三版序　從地方武力看南宋國防戰備與國策調整

修訂二版序

序

緒　論 

第壹篇　地方軍

第一章 廣東摧鋒軍

第二章 福建左翼軍

第三章 湖南飛虎軍

第貳篇　民間自衛武力

第四章 宋廷對民間自衛武力的利用和控制—以鎮撫使為例

第五章 兩淮山水寨—地方自衛武力的發展

第六章 茶商武力的發展與演變

第七章 經濟利益與政治抉擇—宋、金、蒙政局變動下的李全、李璮父子

第八章 賈涉事功述評—以南宋中期淮東防務為中心

結　論 南宋的中央與地方關係—以地方武力為中心的考察

附錄一　從塢堡到山水寨—地方自衛武力

附錄二　南宋茶商賴文政之亂

參考書目文獻

索　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