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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本書蒐集作者近年所撰論文九篇﹐各篇論文討論主題均環繞儒家學術傳統及中國文化創新之問題。清末以來﹐國勢蜩螗﹐道術多變﹐在中西思潮交互激盪之下﹐傳統之延續與文化之創新乃為國人關懷之問題。作者認為﹐中國歷史 傳統寓有強烈之延續性﹐故一切人文學術之研究必先能守舊而後才能開新。作者本於此一信念﹐在全書各篇文字中﹐分別檢討儒學傳統中道德政治觀念之形成發展、朱子思想中舊學與新知的融會﹐以及東亞新世儒學思潮的轉向等現 象﹐亦討論中國近代人文學術之特質、歷史教育及社會科學研究中國化等問題﹐並指出「新舊調適」及「中西會通」為當前文化建設之基本方向。

 黃俊傑

臺灣高雄縣人,民國三十五年生。
 
臺灣大學歷史系及歷史研究所畢業;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哲學博士,現任教於臺灣大學歷史系。
 
著有:「春狄戰國時代尚賢政治的理論與實際」、「古代希臘城邦與民主政治」、「歷史的探索」、「沈宗瀚先生年譜」及「歷史與現實」等書;編有:「古代希臘史研究論集」、「史學方法論叢」、「史學方法論文選集」等書。

 關於人文學術研究的幾點初步思考──代序

 
在世界史上,中國歷史傳統具有若干迥異於其他古文明之重大特徵,其中最顯而易見者殆為中國歷史發展中所涵蘊之強烈的文化取向性格。由於此一文化取向之性格,所以國史所見知識份子在歷代興衰變革之進程中每扮演重要之角色。從中國歷史的經驗來看,中國知識份子自春秋戰國初次出現於歷史舞臺之時即已發展了一種群體的自覺,而以文化傳統的承先與啟後自任。傳統中國知識份子所懷抱的這種文化傳統成為他們安身立命,證成生命價值的根據,也是他們賴以批導現實的基礎。這一種建立在文化傳統之上的知識階層在近百年來國勢陵夷的變局中遭遇了空前未有的挑戰。論者屢謂,傳統知識階層之崩潰實為近百年來國史所見之重要現象。錢賓四先生近日嘗著文檢討此一現象云:「中國之士則自有統,即所謂道統。此誠中國民族生命文化傳統之獨有特色,為其他民族之所無。……如何使士統之復興,此則我國家民族大生命之特有精神之所在,所尤當深切考慮討論者」(見氏著,「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士」,臺灣日報,民國七十年九月廿八日)。賓四先生鴻文縱論國史數千年中士之傳統而歸結到士統之復興,其言寓有深意,其所指陳者亦為當前文化建設中之根本問題,最值吾人深思。
 
 
從中國歷史之經驗觀之,知識份子雖不必以教書為職業,但知識學術及文化之傳承發揚畢竟為知識份子生命之所寄,此於近代為尤然。故居今日而論士統之復興則不能不自人文學術研究之方向及風氣始。尤有進者,近百年來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皆經歷「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社會之基礎由農村一變而為都市;經濟則由農業而為工商;政治則滿清王朝覆亡,民國肇建。在此種歷史變局之下,近百年來之學術研究亦頗見道術多變之局面。故就近代史之立場言,吾人欲思考知識階層傳統轉化之問題亦必須自人文學術研究之問題始。
 
就學術史之立場觀察,近七十年來中國人文學術及社會科學研究至少呈現二種引人注意之現象。一是學說之摶成多見依傍門戶,援引外來新說,少見別識心裁,自作主宰。清儒章學誠(實齋,一七三八──一八○一)嘗云:「學問不求有得而矜所託以為高,王公僕圉之類」(文史通義,「說林」),此語竟不幸而成為民國以來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研究現象最諦當之描寫。
 
此一現象在民國學術史上屢見不鮮。就哲學史研究言,民國以來學界前輩援引歐美實驗主義,或新實在論之學說以闡釋中國哲學,其說雖不無新意,然因與中國哲學多不相契,故每為識者所不取,頗招方枘圜鑿之譏。就史學研究言,近代史學工作者或以蒐羅史料考覈真偽為史學研究之全部內容,大力引介歐美史學界之新說,而對中國傳統史學之矩矱則撻伐不遺餘力。民國以來人文學術研究之方向固有不同,然其所呈現勇於趨新而怯於承舊之風潮則甚為一致。欲求趨新則又必以援引歐美學界新說為其捷徑,故論述雖多,但自作主宰之論著並不多見。
 
這種學術病態在社會科學方面之論著尤為深切著明。中國知識界正視現代社會科學之重要性當自中日甲午之戰(一八九五年)始。甲午之役日本以蕞爾小國一舉擊敗大清帝國,此一變局乃使中國知識份子心神之所關注從堅船利砲轉向政治制度,康梁變法於焉出現,而社會法政諸學亦一併而獲國人之注意焉。一八九八年,嚴復(又陵,一八五三──一九二一)譯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 A Study of Sociology(此書寫於一八八三年)為《群學肄言》,此為中國學界正式譯介西方社會學之濫觴。一九○二年,章炳麟(太炎,一八六四,十二、廿五──一九三六,六、十四)譯日本學人岸本能武太所著之《社會學》為中文,為中國學界正式使用「社會學」一詞之開始。然自甲午以降,近百年來社會學在吾國學界之發展多見「橫面之移殖」,少見「縱面之傳承」。換言之,中國社會學家多長於紹述歐美社會學之新說,而拙於落實此類新說於中國社會文化背景之中,故流風所及,社會學家所研究之問題多為歐美學界所關切之問題,或歐美社會問題之餘緒,外國風行某種問題之研究,則若干時日以後,國內必有同類研究興起,此種研究之哲學基礎蓋建立在人類社會之「普同性」而忽視中國社會傳統之「特殊性」。其長處在此,然短處亦伏因於此。此類研究缺陷之彰然著者,尤在於本國社會學者一點一滴心血之努力,其最大作用僅能為歐美社會學大師之理論體系作零碎的補苴、闡釋、修正之工作,而未能就中國社會之特質摶成理論體系。故此種研究工作之價值多為邊緣性而非主體性,易流為支離功夫而不能建立易簡體系。故其負面意義實多於正面價值。上述之現象不僅見於晚近社會學界,實際上在經濟學、政治學乃至其他社會科學之分科領域中亦屢見不鮮。職是之故,近年來國內社會科學界人士起而呼籲「社會科學研究的中國化」實具有深刻之學術意義。
 
近代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第二個顯著的現象是實證主義學風之流行。自清末以降,國勢蜩螗,道器多非舊觀,國人身處歷史鉅變,飽受危機意識之驅迫,求國族之富強乃成為全民一致之希望。而歐西實證主義之思潮適時傳入,風雲際會,乃大行於吾國學界,在此種學風影響之下,近數十年來,人文及社會科學工作者析論人文社會現象多就其具體而有數字可按之途徑契入,無形中遂假定凡非經由經驗的、實證的工具量度而建立之學說即不可信、不可取。民國以來,在此種群趨經驗研究及實證研究的學風之下,人文學術及社會科學研究之範圍乃日趨狹隘。末流所至不免有見樹不見林之弊病。舉目所見,人文學術乃有「非人文化」之趨勢,而社會學直不啻「實證社會學」之同義語矣。近數十年來學界所見各形各色之「化約主義」、功利主義、實用主義之發展均與此一現象有直接或間接之關係。
 
此種過度之實證主義學風最可商確之缺陷在於其無力掌握屬於文化系統或社會系統中價值層次之現象及問題。任何一個文化或社會傳統固有其表現為日常生活之具體現象(所謂「形而下者謂之器」),然亦有其博厚高明之層次(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前者泛指人類生活中食衣住行等具體行為;後者則涵蓋宇宙觀、價值觀、人生觀等抽象超越之系統。從人類文化史之經驗看,後者之重要性絕不下於前者。故實證主義研究途徑重前者而輕後者,甚至譏嗤有關價值系統之研究成果為「玄學」,此不論就現代學術研究(如文化人類學等學科)之立場言,或就中國之學問傳統力求在「道中庸」與「極高明」之間求平衡之立場言,均可視為偏頗之學風,所見不僅未能見文化系統之全貌,而且未識其小先失其大,誠所謂得不償失也。
 
 
上文試論近數十年來人文學術及社會科學研究之二大問題:一曰勇於趨新怯於承舊;二曰特重實證忽視價值。吾人進一步探索所以致此之由,其原因固複雜萬端,不可一語概括,然不論內在或外在之因素似均與傳統文化意識之衰落互有關聯。就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割裂傳統之表現觀之,吾人如謂近代知識份子多係傳統中國文化之異鄉人似不為過。以下試再進一步闡釋此一論點。
 
筆者嘗於別文指出,通觀中國文化史之常例,不僅創發性之思想家或歷史人物皆因能因襲乃能創新,國史上大部份在文化上有重大發展之時代亦莫不因襲舊文化,求其變通,致其中和,並以此為基礎開創新文化,寓開來於繼往,守先以待後也。舉例言之,朱子畢生遍注群經,結集《四書》為之集註,並以《四書》取代《五經》之地位,對近七百年來東亞儒學思想史影響至深且鉅。吾人如就朱子學術之內容試作分析,則可發現朱子之所以能為公元十三世紀以下中國思想史上舉足輕重之思想家乃因朱子能因襲舊學,綜羅漢魏先儒以迄北宋諸老先生之訓詁經義於一爐而冶之。朱子治學貴能因襲,故能創造,其學術剋就南宋以前之儒家言為融舊鑄新,然就南宋以後之儒學傳統言則為開宗立範也。再如漢代文化之所以成為吾國文化史上之一重要階段,實因漢人既能整理先秦百家學說之不齊,又能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一門之中眾說兼採,一流之中門戶互殊,以此開創學術思想之新局面也。其中最具代表性之人物當推鄭玄(康成,公元一二七──二○○)。康成畢生所努力者在於「念述先聖之玄意,思整百家之不齊」的名山事業,吾人於此最能窺見新舊交融之消息。
 
準此以論,中國學術史及文化史所啟示於吾人者殆在於:因中國歷史傳統寓有強烈之歷史延續性,故一切人文學術之研究必先能守舊而後才能開新。近數十年來之人文社會科學界正因對傳統文化過於淡漠,故學人立說多不能植根於傳統社會文化之基礎。因為不植根於傳統故不免於依傍門戶,襲取外來新說,觸目所及多見橫面之移殖而少見縱面之繼承。因為學者多勇於襲取紹述外來新說,故其對本國文化及社會之研究多成為歐美大師之一註釋,而不能就本國文化社會之基礎自立門戶,並進而對外來新說有所匡正輔益也。
 
尤有進者,因對傳統文化之隔閡,故近數十年來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乃極易群趨實證主義之陷阱而不自知。中國文化涵蘊極其豐沛之博厚高明的價值哲學傳統,故表現而為史學則特重褒貶,明辨賢奸;哲學則特重安身立命,文學則特重載道功能。此種豐沛之價值傳統實建立在人文主義精神之上。近數十年來,因為傳統中國文化意識之衰落及此種人文主義精神之不彰,學者析論人文社會現象亦不免遺其超越之價值層次而專論其形而下之表象,故實證主義學術風潮乃得以大行其道,不能免乎求「跡」而忘「本」之弊病也。
 
本文討論至此,吾人所欲揭櫫之理想已豁然呈現,此即是:植根於中國文化中重視人文精神的學術傳統,以開創學術研究工作的新局面。一切人文社會科學之論述如能植根於中國文化之傳統,則必不流為橫面之移植而能進而為縱面之繼承,並寓開來於繼往。
 
學術研究之所以必欲植根於中國文化傳統可自兩方面略作思考。就中國文化傳統之橫切面言,由於此一傳統中豐沛的人文精神及價值哲學之流注,近之可就實證主義之流風有所匡正,遠之則可為學術工作者提供一可大可久的安身立命之根基。就中國文化傳統之縱剖面而言,由於此一傳統具有源遠流長的歷史生命,故能為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提供廣袤之視野與深邃的歷史經驗,使一切的學術論述皆有豐富的參考印證的資料。故吾人所主張人文學術研究之回歸中國文化傳統不僅有其學術史上之理由,蓋亦有其理論上之原因也。
 
知識階層傳統之復興實為當前及未來中華民族之重大課題。而知識階層之復興則必以知識及學術傳統之挺立為其前提。本文僅就人文學術研究一端就知解所及略作討論,試擬若干初步論點,期待明日的人文學術研究更見蓬勃豐碩,綻放異彩。
 
民國七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初稿
民國七十一年十月十日修訂
於臺灣大學
關於人文學術研究的幾點初步思考──代序
一、儒學傳統中道德政治觀念的形成與發展
二、從朱子《孟子集註》看中國學術史上的注疏傳統
三、東亞近世儒學思潮的新動向──戴東原、伊藤仁齋與丁茶山對孟學的解釋
四、蕭公權與中國近代人文學術
五、儒學傳統與中國文化的創新(蕭公權口述)
六、歷史教育與歷史意識的培育
七、史學、社會學與社會科學研究的中國化
八、從中國文化史立場試論當前文化建設之意義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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