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才是晚清：帝國崩潰的十六個細節

古老帝國，千年夢醒。
時間巨輪無情的輾過，千年帝國最後的燦爛。
拾起支離的碎片，一片片拼湊出大時代烽火輝煌的最後一瞥。

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千年沿革的神聖帝制。短短數年，一夕覆滅。
晚清，一場驚濤駭浪的巨變，一段烽火連天的亂世。
變革，已經到來……
你不知道的晚清──或許沒有革命黨，中國早已君主立憲。
你不曾知曉的故事──誰殺了光緒？慈禧是賢是愚？「官屠」「人屠」誰擅勝籌！
細節埋藏著真相，歷史絕不僅止於名詞。
翻開吧～你將會倏然驚覺歷史面容的善變。

拋去教科書，重新學習晚清的歷史吧！
十六個細節將讓你重新思考。知識就是不斷地揭露，別再被無知蒙蔽了！

金滿樓

原名金松，生於上世紀70年代，現居上海。本為歷史系，後修法學碩士，現為獨立作家與民間研究者；近年來專注於晚清民國史的通俗寫作，2007年後陸續出版《晚清帝國回憶錄》、《女人當國》等作品。

十年前，我從大學歷史系畢業的時候，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會成為一名歷史作家；三年前，我研究生畢業的時候，也同樣沒有想到會從事這個職業。不過，在這樣一個網路時代，生活的改變總是很快的，從2007年底到現在，我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已經出版了《晚清帝國回憶錄》、《女人當國》等五部歷史作品，並走上了職業寫作的道路。

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歷史學一直被兩種流派所壟斷，一種是廟堂史學（歷史教科書、公共輿論中不可挑戰的歷史觀等），一種是學報史學（歷史學界的學術圈子等）。2006年前後，隨著閻崇年、易中天、紀連海、王立群等專家學者陸續登陸央視《百家講壇》並一炮打響後，國內掀起了一股「通俗說史、全民讀史」的熱潮。令人欣慰的是，歷史學在走過了漫長的冬季後，終於再次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這的確是件可喜可賀的好事。

與此同時，以網路社群、論壇和博客為傳播媒介的網路歷史寫作熱潮也悄然興起。以十年砍柴、當年明月、赫連勃勃大王、曹三公子等知名歷史寫手為代表。這些作者首先將自己的作品在網路上推出，在獲得了極高的網路點擊率後出版並成功進入當年暢銷書的行列。他們的作品，在圖書市場上甚至獲得了一般作家難以企及的成功。在這些寫手的成功啟示下，更多的網路歷史寫手也加入到這個行列並掀起了一股「草根說史」的熱潮，目前每年都有很多作品獲得出版並得到市場的認可。

2008年，應重慶出版社的邀請，筆者擔任了《草根說史》叢書的主編，並由此接觸到很多非常優秀的歷史寫手，在很大程度上，他們甚至可以稱為民間的歷史研究者。應該說，歷史研究和寫作並不是歷史研究者的專利，從史學發展的歷史來看，非專業的歷史寫手們經過自己的鑽研，同樣可以寫出扎實而有新意的歷史佳作。對於一個網路化、多元化的時代來說，這是一個值得鼓勵的好現象。

不過，民間的歷史寫作如果要可持續發展，寫手們還須克服急功近利、輕薄膚淺和盲目炒作，在廟堂史學和學報史學之外尋找第三種史學文化的存在。網路歷史寫作的新浪潮，是草根、普及、民眾歷史寫作與專家、正統、學術研究撰述的接合和呼應。在這樣一個日新月異的網路新時代，誰佔領了網路，誰就將獲得更大的影響力。那麼，草根的歷史寫手或者說民間的研究者，這些業餘者教派，是否能夠改寫中國傳統的歷史書寫，他們中間會不會湧現《三國演義》、《萬曆十五年》這樣的優秀作品呢？我們拭目以待。

金滿樓　2009年3月

序言

一、庚子賠款：一筆難以算清的心酸賬
二、另闢蹊徑：從落第秀才到朝鮮監國
三、財政問題：清末新政是本難念的經
四、出乎意料：廢除科舉為何波瀾不驚
五、半新半舊：清末新政中的機構大調整
六、出師不利：炸彈為何扔向憲政考察大臣
七、漂洋出海：五大臣向各國取經
八、明爭暗鬥：責任內閣背後的較量
九、丁未政潮：好人未必好官
十、迷霧重重：光緒真是慈禧謀殺的嗎

十一、時代背影：慈禧太后的一生也不容易
十二、爭權奪利：載灃為何沒能挽救清朝
十三、憲政末路：國會大請願與皇族內閣
十四、利益糾葛：保路運動不太平
十五、偶然必然：小排長葬送了大清朝
十六、政權軟化：東南互保與清廷的分崩離析

六 出師不利：炸彈為何扔向憲政考察大臣
1904年，也就是甲午中日之戰的十年後，曾經硝煙四起的遼東大地上再次爆發戰爭，這就是歷史上的日俄戰爭。令人心酸的是，當日俄兩個強盜在中國的國土上大打出手時，而主人卻只能無奈又頗為無恥地掛起免戰牌，宣佈在這一場令國人蒙受恥辱的戰爭裏「嚴守中立」。無論誰是這個戰爭中的贏家，清廷這種夾起尾巴做人的鴕鳥政策都將令後人感到羞愧。
 出人意料的是，這場戰爭卻為清廷突破當時新政的瓶頸提供了契機。國人在親眼目睹了這小小的島國日本竟然將老牌的沙俄帝國打翻在地，這個令人驚詫的結果，不免讓國人又想起了十年前的甲午之役。一向被中國人看不起的東洋小鬼子，究竟是從哪里獲得的力量呢？假如說在甲午戰爭中日本戰勝中國是「以國運相搏」，還有點運氣成分的話，這次日本擊敗強大的沙俄，算是讓國人徹底無語，並且心服口服了。
長期積壓的危機意識和變革要求，終於在這場令人蒙羞的戰爭後得到了宣洩的機會。戰爭剛一結束，當時素有清議之名的《大公報》便立刻發文稱：「日立憲國也，俄專制國也，專制國與立憲國戰，立憲國無不勝，專制國無不敗。」
作為一個合理的解釋，日本對俄國的勝利很快被當時的人歸結為立憲政體對專制政體的勝利。在《大公報》的帶動下，國內報刊的輿論情緒極度高漲，他們利用自己的管道大力宣傳立憲勝於專制，「二十世紀舉全地球中，萬無可以复容專制政體存在之餘地」，立憲自由主義乃大勢所趨，所向無敵，如果「頑然不知變計者，唯有歸於劣敗淘汰之數也。」
據當時的《東方雜誌》稱，當時人人談立憲，「上自勛戚大臣，下逮校舍學子，靡不曰立憲立憲，一唱百和，異口同聲」。這種萬民交議的氣氛也影響了朝中的大員們，如袁世凱、張之洞、周馥等人便在輿論的推動下向朝廷上書，請求實行立憲政體。就連當時的駐外大使們也紛紛奏請清政府仿效「英、德、日本之制」，「定為立憲政體之國」。在這些上書中，提出了一個相對可行的建議，那就是派遣官員出國考察其他國家憲政，為中國的立憲做準備。
 群情激昂之下，慈禧太后難免也有些動心。1905年7月16日，清廷下發了一道諭旨：「方今時局艱難，百端待理。朝廷屢下明詔，力圖變法，銳意振興。數年以來，規模雖具而實效未彰。總由承辦人員向無講求，未能洞達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顛危。茲特簡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等，隨帶人員，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嗣後再行選派，分班前往。其各隨事諏詢，悉心體察，用備甄采，毋負委任。所有各員經費如何撥給，著外務部、戶部議奏。」
清廷宣佈派遣官員出訪日本及歐美等國家進行政治考察的表態，立刻成為當時的頭條新聞，讓國人興奮莫名。就在第二天，當時的主要報紙都在顯要位置刊登了這道簡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上諭全文。不僅如此，各報刊還紛紛組織人手針對「考察政治」一事做連續的專題報導和評論。對於這次大臣的出洋，輿論和民眾更是翹首以盼，寄予厚望。
對於出國考察的官員名單，清廷也頗費了一番腦筋。最終確定下來的五位官員，分別為宗室鎮國公載澤、戶部左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和商部右丞紹英。這五人的身份和官職不一，有皇室成員，有地方大員；有負責財政的，有負責軍事的。當時輿論評價說，載澤乃「宗室貴胄，留心時事，素號開通」；戴鴻慈「久歷部寺，頗講新政」，「深知立憲可以救國，在京竭力運動」；端方則「奮發有為，于內政外交尤有心得」。
出發之前，慈禧太后還特意召見了端方，讓他帶上些宮廷御用點心路上充饑。慈禧太后很有誠意的問端方：「如今新政都已經實行了幾年，你看還有什麼該辦，但還沒有辦的？」端方說：「尚未立憲。」慈禧太后問：「立憲有什麼好處？」端方說：「立憲後，皇位置則可以世襲罔替。」慈禧太后聽後便讓他細細說來，端方遵旨講述，大概講了半個多小時，慈禧太后聽後，若有所思。
除了考察大臣的人選問題外，出洋經費的籌措也是件難辦之事。按說堂堂一個大清帝國，這點小銀子算不了什麼，但當時的庚子賠款讓清廷的財政很是喘不過氣來；再者，由於大臣出洋考察是臨時派遣，當時又無預算制度，所以經費得由地方上來籌措。於是，戶部與外務部聯合向當時的各省總督巡撫發電求助。沒想到的是，一向對交銀子推三阻四的各省督撫們這次表現卻異常的積極，直隸、湖北和江蘇各認十萬兩出使經費，就連新疆這樣的邊遠窮省都認籌了一萬兩。兩個月後，各省便總共籌集了考察團的預算費用八十餘萬兩銀子。事後結算，端戴團花了約三十八萬兩，載澤團花了三十三萬兩，主要用於成員的工資補貼、旅館費用、電報通訊費、服裝費、禮品費用和買書和翻譯等費用。
按照最初的計畫，考察團在五位大臣的率領下，兵分兩路：一路由載澤、戴鴻慈和紹英帶隊，前往俄、美、義、奧等國，重點考察憲政；另一路則由徐世昌和端方率領，前往英、法、德等國，多帶懂西文的隨員，主要是表面上的考察。正當考察團準備妥當預備出發的時候，卻又發生了一件意外之事。
1905年9月24日，正陽門車站熱鬧非凡，到處彩旗飛舞，鑼鼓喧天，為五大臣特意準備的列車早已準備妥當。在親朋好友和朝中官員的簇擁下，五位考察大臣頻頻作揖，一行人準點來到京城外正陽門車站。在一片喧囂聲中，五位大臣登上火車，載澤、徐世昌、紹英三位大臣坐在前面車廂，戴鴻慈和端方則坐在後面的車廂裏面。正當他們和那些送行的人揮手致意的時候，火車開始慢慢啟動，準備駛離正陽門車站。
就在此時，出人意料的事情發生了。當時只聽得「轟」的一聲巨響，將尚未完全啟動的火車震得左右亂擺，隨後一團濃煙和烈焰從車廂中衝出，一顆炸彈爆炸了！頓時，車站送行的人亂成一團，一個個都驚慌得四處奔走。在眾人驚魂未定的時候，車站巡警匆忙趕來，他們登上車廂後發現五大臣中除了紹英傷勢較重，載澤、徐世昌略受輕傷外，戴鴻慈和端方由於坐在後面的車廂中，故而毫髮無損，安然躲過一劫。據戴鴻慈後來在《出使九國日記》中的記載，載澤「眉際破損，餘有小傷」，紹英「受傷五處，較重，幸非要害」，徐世昌「亦略受火灼，均幸安全」。紹英原本不是考察大臣之選，後來清廷考慮到載澤年少，所以加派紹英同行，不料還沒出行就遭此大禍！
後來查明，這是一次精心策劃好的暗殺活動。巡警在車廂的中部發現一具屍體，一身皂隸的裝扮，屍體上有個名片，上書「吳樾」二字。由於此人距離炸彈最近，當場便被炸身亡。吳樾，字孟俠，安徽桐城人。他原本也是個寒窗苦讀的士子，但在目睹了清朝在甲午之役、庚子之役乃至日俄戰爭中的一敗塗地之後，吳樾終於由一個溫文爾雅的讀書人變成了積極排滿的革命者。吳樾當時深受暗殺思潮的影響，在他看來，「排滿之道有二：一曰暗殺，一曰革命。暗殺為因，革命為果。暗殺雖個人而可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吳樾：《暗殺時代》）。對清廷的新政，吳樾一向是嗤之以鼻的，他認為這不過是清廷苟延殘喘的一種手段罷了。這時，正好清廷大張旗鼓的選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吳樾便決定要利用這次大好機會，給清廷一個狠狠的打擊。
開車前，吳樾改換了皂隸的衣服並趁著送行的混亂當口悄悄地摸上了火車。他此行抱著玉石俱焚的個人犧牲目的，只希望能將這五位大臣一併炸死。然而事情並沒有像吳樾想像的那樣順利，正當他準備投彈的時候，由於火車啟動，車廂和機車掛鈎接合導致車身發生猛然震動。當時的火車當然達不到現在列車的穩定要求，但更要命的是，吳樾自己造的炸彈更加不穩定。結果車廂一震動，吳樾還沒來得及向大臣們投彈，炸彈便「轟」的一聲被引爆了。這次爆炸，當場炸死三人，吳樾即為其中之一。
慈禧太后聞訊後，急忙召見了受傷的大臣們，大加撫慰。接見時，老太后面對大臣，也不免淒然淚下，謂如今世事之艱難。而正陽門車站刺殺事件發生後，仇滿排滿之風日盛，京城中也是謠言四起，人心惶惶，說革命黨人即將在城中造反，炸彈已經運進城中，即將進攻紫禁城云云。謠言之下，滿人被嚇得一驚一乍的，滿族親貴們的王公官邸，特別是萬壽山附近的都紛紛加強了戒備，大臣們出門也是時刻提防，免得有人向轎中扔炸彈。
在恐慌氣氛下，就連慈禧太后都有點慌了手腳。據說清朝宮中挖有地道可以通往外面，裏面有室有戶，有床有凳，有椅有燈，如遇到緊急情況，皇帝往往帶領眾多嬪妃和皇子躲進地道。地道外面則有一個最忠實的太監，給裏面的人報打拿（滿語「平安」的意思）。吳樾炸彈事件後的幾天裏，慈禧太后也不時的帶著光緒帝和後妃躲進地道中，儼然已是驚弓之鳥矣。
不過，當時的主流報刊輿論對這次暗殺事件評價不高。相反，他們大都認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為立憲作預備，事關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凡稍具愛國心者應鄭重其事以祝其行，因而對吳樾的暗殺恐怖活動一般都持譴責態度。不僅如此，輿論還深恐這次炸彈事件會影響到大臣出洋考察，進而影響到憲政的實施，於是他們紛紛在報紙上撰文敦促清廷要不畏艱難，奮勇前行。民間對於出洋考察大臣挨炸一事也大都表示同情，他們紛紛發來慰問電，如上海復旦、南洋等三十二所學校就聯合發了慰問電。
出了這個事情後，清廷主張緩行出洋考察。地方上聽到這個消息大為不滿，紛紛致電清廷，強調「當此更宜考求各國政治，實行變法立憲，不可為之阻止」。考察大臣之一的端方態度更為積極，他上奏朝廷說各國均有來電，對中國考察團表示歡迎，已做了妥善的接待安排。如果因為一顆炸彈就取消出洋考察的話，恐怕會被外人笑話。而當時的考察大臣中，由於紹英受傷較重，仍在床上養傷。當時有人譏諷紹英，說他藉口養傷，其實是害怕不敢去了。紹英聽後非常氣憤，說：「如果我死而憲法立，則死而榮生，死我何惜。各國立憲，莫不流血，然後才有和平。」於是他也上奏請求繼續派大臣出洋考察。
而在這時，戰敗的俄國也宣佈要推行憲政。1905年10月，沙皇尼古拉二世頒佈《十月宣言》，承認人民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信仰、人身自由和參政的權利，並開始著手實行政治改革。當時駐俄大臣胡惟德及時的將此一情況通報清廷說：「俄國現已公佈立憲……亟宜立定憲法，上下一心，講求自立之策，以防各國侵害。」 俄國公佈立憲這事對國人震動很大，也令國人更加的焦灼，唯恐落在俄國人的後面。
光緒和慈禧太后得此消息後，態度又發生轉變，隨後便召見載澤，詢問何時可以再次出洋。幾天後，報紙上便登載新聞說載澤傷癒，並已向光緒銷假請安。10月底，光緒和慈禧太后再次召見軍機大臣，表明考察政治是當務之急，務必飭令各考察大臣速即前往，不可任意延誤。
而此時的俄國人腳步更快。11月2日，俄皇宣佈立憲。11月6日，沙皇又下詔釋放所有政治犯。唯恐落在他人之後的清廷也急起直追，於11月18日諭令政務處先籌定憲法大綱， 11月25日又設立了考察政治館，作為領導立憲改革的專門機構，從事各國憲政的研究，並向朝廷提供憲政改革方面的建議。
可惜的是，雖然設立了考察政治館，但國人當時對憲政幾乎一無所知，沒有考察，何來的考察政治館？於是在當年12月，清廷決定再次派遣大臣出國考察憲政。由於紹英受傷未癒，徐世昌另有任用，後來由山東布政使尚其亨和順天府丞李盛鐸二人替換。這次出行和上次的計畫一樣，仍舊是分兩路進行考察。
為了防止再次發生炸彈襲擊事件，第二次大臣出洋考察決定分批出發，低調出行。1905年12月7日，迎著凜冽的寒風，端方和戴鴻慈帶領首批考察團（後稱端戴團）進入正陽門火車站。鑒於上次的教訓，「車站稽查嚴密，外人不得闌入」。為了保護考察團人員的安全，當時車站採取了極為嚴密的保護措施，巡警們也在車站外來回巡邏，閒雜人等不得進入車站內。
中午時分，首批考察團的成員都已到齊，當時也不像第一次有大量的人前來送行，整個登車過程都在靜悄悄的氣氛中進行。不過，令他們放心的是，從北京到天津倒也沒出什麼亂子。到了天津後，考察團又轉到秦皇島，由從德國購買回來的「海圻」號軍艦護送前往上海。數日後，「海圻」號便到了上海的吳淞口，考察團在此稍做休息，人員也有所增加，最後計有正式團員三十三人，各省選派考察人員四人，赴美留學生十一人（一說八人），聽差二人，雜役四人（因為辮子的緣故，考察團還特意帶了一名剃頭匠，也算是天朝的特色）。
1905年12月19日下午2時，在眾多國民的殷殷期望中，端戴團的幾十名考察人員登上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的巨型郵輪「西伯利亞」號（S.S.Siberia）。隨著郵輪汽笛的拉響，「西伯利亞」號收錨起航，緩緩駛離上海，向日本駛去。幾經周折的出洋考察團終於算是正式離開國門，出發了。
12月11日，由載澤、李盛鐸和尚其亨率領的第二批考察團（後稱載澤團）也從北京低調出發，同樣前往上海搭乘外國郵輪出洋。在上海，載澤團也會合了各省選派隨團出洋考察者六人以及留學生若干人。1906年1月14日，一行人搭乘法國輪船公司的「克利刀連」號揚帆啟程。
考察團沒有想到的是，國外輿論對清廷派出考察團一事的反應十分熱烈。早在五大臣出洋之前，外國的一些報紙便登載了大清帝國將要派出考察團的消息，英國的《泰晤士報》還在1905年的9月3日和4日，連續發表評論《論中國之前途》，對中國的新政改革和選派大臣出洋考察進行了很高的評價。
五大臣正式起航後，1906年2月12日，《泰晤士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人的中國》的文章。作者布蘭德滿懷熱情地評論道：「人民正奔走呼號要求改革，而改革是一定會到來的……今天的北京已經不是幾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中國能夠不激起任何騷動便廢除了建立那麼久的科舉制度，中國就能實現無論多麼激烈的變革。」
2月25日，德國著名的漢學鼻祖福郎克在《科隆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名叫《中國訪問團學習外國的國家管理》的文章。在文章裏，福郎克寫道：「來自紐約的消息：一個中國訪問團為了學習外國的國家管理，已於2月15日離開紐約向漢堡駛來。」為此，他還興致勃勃地全文翻譯了光緒派大臣赴東西洋考察政治的上諭，並介紹了考察大臣的情況。在文章中，福郎克不無樂觀地說，大清考察團此次出洋，是為了學習日本和歐美各國的政治制度和經濟體系，這將有極大的可能把西方的憲法和制度移植到中國去。
從強迫外國使節叩頭到主動向外國學習，大清帝國經歷了一個尷尬而艱難的轉身。儘管最開始的時候，五大臣出師不利，未出國門先挨炸，但畢竟勇敢的邁出了第一步。話說回來，中國的事情，即便是好事，有時候仍確實不好辦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