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畫：吳耀忠的畫作、朋友與左翼精神

真情推薦（依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徐璐 尉天驄 陳光興 鄭鴻生 鍾喬 鍾肇政
除了認真尋找吳耀忠的畫作外
我們想不出能夠觸碰到吳耀忠孤獨靈魂的其他方法

本書收錄吳耀忠不同階段的照片、手稿與友人書信，見證畫家跌宕起伏的一生。

「尋畫」過程是一段跨越時空的對話。

「我不僅尋畫、也尋找吳耀忠的身影，然而相較於他所做過的事、所受過的苦，吳耀忠留在台灣社會的身影竟是如此的單薄和模糊。幾位人文學科的年輕學子知道我們在尋畫，總會好奇地問：『你們在尋誰的畫啊？』我不驚訝他們從未聽過吳耀忠這位畫家，但當我試圖以陳映真的小說封面來提示他們的印象時，卻發現他們連陳映真都不認識。」

為什麼我們會遺忘了他們的名字？和吳耀忠僅有過一面之緣的林麗雲動身尋找答案。透過不斷的追查、訪探，一步一步發掘深藏於每一幅畫中的動人故事，回溯書寫，吳耀忠與陳映真、尉天驄、施善繼、李賢文、曾心儀、楊渡、陳中統等好友間的贈畫陪伴之情歷歷在目，讓迷失在歲月中，逐漸模糊的畫家身影再度清晰起來，如黑暗中的一抹星光，相隔四分之一世紀之後的今天，依舊震懾人心，以那無告的頹廢、無盡的寂寞及無法熄滅的熱情。

吳耀忠生平

吳耀忠（1937-1987）是台灣戰後寫實主義繪畫的代表人物。他生於台北三峽，師承寫實主義大家李梅樹，作品多次於省展獲獎，並因此在師大畢業後受聘於國立藝專美術科擔任助教。另一方面，吳耀忠自初中階段開始與陳映真結為莫逆之交，自大學起共同研讀社會主義著作，而後於一九六八年因「民主台灣聯盟」案入獄，至一九七五年出獄。

吳耀忠的生命底蘊是一位具有理想主義性格的藝術家，理想主義引領他接觸了左翼思想，也因此讓他被關入牢獄，讓飛揚的藝術生命為之挫傷，從此暈染上以酒調出的悲劇色彩，並於一九八七年因肝疾而逝，留下了許多的遺憾與懷念。

林麗雲

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組學士、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人類學博士候選人，目前為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研究員。曾任職於電子工廠、雜誌社、報社。譯有《阿拉不是一定要》、《等待野獸投票》等。

陳光興教授專文推薦：

那一代人青春的理想，雖然受到政治力量的重擊，壓迫著他們的精神與肉體，讓他們認識到在理想與現實世界之間存在著無法跨越的鴻溝，因而產生今生不可及的幻滅感，但是他們依然終其一生沒有背叛與放棄對世間、對勞苦大眾的關愛，最後就算被迫撤守到他們可以操作的範圍內，也還是繼續固守著原來的信念。

夢魘裡的理想、幻滅與堅持

陳光興

不知道為什麼，要替林麗雲的《尋畫──吳耀忠與他的左翼朋友們》寫序時，馬克思在一八五二年《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被後世不斷引用的一段話就自動地跳了出來：

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腦子。當人們好像剛好在忙於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並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為他們效勞，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的一幕 。

對這段名言我沒有更新的理解，但是再次閱讀中，感受到一八四八年法國大革命的三年後，就能針對拿破崙正在進行的軍事政變提出歷史性的分析，是件不容易的事；放到第三世界的歷史空間裡，我們自身的歷史感與馬克思寫下的經驗相互重疊中又有分殊。我自己所熟識的前輩們，很少以回看的方式整理過去面對未來，憑空創造歷史的意味很強，雖然所有人都在理智上清楚的知道，當下不是孤立的，走到今天有它的歷史縱深與軌跡可尋，但是立即進入戰鬥狀況的迫切性，使得大家都拋開過去，於是一個事件接著一個事件，我們長期慣於捲入對於現實的回應，與過去歷史進行聯繫的工作都暫時丟在一旁，似乎只能等待以後處理了。這或許是歷經「革命想像」的人們一致的宿命吧。也正是因為這樣，歷史感流失的速度快的驚人，再加上過往對異議分子總是充滿了不堪，除有強大的意志力，否則能閃就閃，總是將寄望擺在未來裡，於是馬克思所說得已經死去的前輩們建立起來的傳統，不再像夢魘那樣糾纏著後生的我們；從過去中解脫出來，我們憑藉著自己為是的、真空的理論思考，因而與歷史絕緣，剩下的都是看似新鮮而又單薄的當下。

但是能夠感受到當下的單薄，開始要與過去建立起些許的關係，似乎都得到歷史已經翻了一頁，我們不僅終於有條件去面對過去，而且得開始與過往建立起聯繫才能照亮未來，否則路走不下去了。

我是以這樣的心情來理解林麗雲寫作的動力。

這些年來，我所屬團體《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的同仁們開始反省到，二十年來缺乏歷史感的投入當下的各種「運動」，好處在於現實感很強，但是一直被情勢拉著走，沒法建立起來有主體性的知識方式，於是我們開始慢慢追問自己是從哪兒來的，像《台社》這樣團體的形成，當初到底是哪些前一代人所代表的力量交錯的結果？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進行了幾次內部討論，也請來一些海外參與不同團體的朋友們回首當年，逐漸地有了些輪廓，才能驚覺到原來我們的路其實是前人走出來的。猜想，其他歷史更久的團體或許也在做類似的工作。在官方書寫百年歷史的洪流中，期待民間對戰後左翼思想狀況進行訪談、口述等歷史性的整理工作，該是很卑微的呼喚。這些年來《台社》同仁集中的對陳映真進行研究，無非是想要以他為線索，開啟當代左翼歷史的討論，保住這塊不該被再度泯滅的歷史。我們發現，順著時序走，從陳映真那兒確實可以拉出不同的線索，其中包括鬆散的讀書會到後來的大小團體，乃至於無數的「單線聯繫」，所以「陳映真」早已不是個人，作為某種異端思想的組織工作者，他身上承載著各種各樣複雜糾纏的關係網絡。

吳耀忠於是很自然的就進入了我們的眼簾，有點像是陳映真少年失去的孿生小哥，那樣親密的位置很早由這個神童畫家補上了。而無緣與他相識的我們，只能在他零散的畫作與幾乎是七０年代那篇唯一的訪問中神交，驚豔台灣居然有這樣思想深度的異類畫家，但是跟其他幾位熟識的左翼前輩一樣，他們的抑鬱而終似乎都不是偶然，想要進一步理解吳耀忠這謎樣人物的主體精神狀態，卻不得其門而入。

2009年五月起林麗雲進駐交大亞太研究室做駐校作家，提的寫作計畫是以報導文學的形式追蹤吳耀忠的過去，坦白說，因為相關資訊不足，當時很難判斷可以做出來什麼，同仁們都只能抱著樂觀其成、姑且一試的心情，支持麗雲的嘗試。有趣的是，這個計畫從一開始就是以團隊的方式在進行，林麗雲、蘇淑芬、陳瑞樺九０年代是清大社人所前後期的同學，十餘年後因緣際會又在新竹聚在一起。除了舊識中存在互信與默契，他們三人在個性、能力上互補，麗雲雖然瘦小精悍，但是熱力十足，一方面有藝術家狂傲不拘的氣質，同時又有著革命領導人的主導性，所以扮演著動力火車頭的角色；瑞樺沉穩收斂，在經常踩煞車的同時，抓緊方向、穩定軍心；淑芬發揮了他協調的長才，鉅細靡遺的把所有事情落實了。我從旁觀察的理解是，幾乎所有的訪談，他們三人都在場。最後，麗雲以她文藝青年時期的薰陶，爾後記者與媒體的經驗，加上她的人類學訓練，在團隊一年內大致完成了訪談的工作後，在第二年逐步完成了本書的書寫，過程當中，其他兩人充分做好了對話、把關的工作。最後「尋畫」的整體行動計畫裡出現了三個支架，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林麗雲的報導文學，除此之外，讀者會看到他們三人共同編輯吳耀忠的畫冊中親朋好友們對他與時代的追憶，也會看到陸續在台灣各地展出的畫展與座談。因此，本書雖說可以單獨來看，但是想深入以吳耀忠及其畫作為媒介的那個時代的讀者，可以對這個三位一體的構成進行參照性的閱讀。

我個人認為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們三人組的團隊工作，讓我個人學習到在團體中截長補短的爆破力與相互支撐的連帶歸屬感，但又不壓抑反能充分發揚個人特質的動力關係，其中充滿了酸甜苦辣，不該過度美化，但對他們而言或將是長久珍惜的緣份，卻也是我們想做事的人該發掘的工作方式。我偷偷的認為其實圈子裡很多能成事，或多或少都是參與的人能夠在充分認知差異的前提下前進，落單的個體沒法做事，小團體的力量卻是不容忽視的，在革命組織隕落的時代，這或許是未來合作更為清晰的基本邏輯。

麗雲寫作的過程中，我零星的讀到正在成形的篇章，這次更為集中的閱讀，把分散的光點凝聚到一起，浮現的是一個多面相立體的吳耀忠。他讓我們學的是，那一代人青春的理想，雖然受到政治力量的重擊，壓迫著他們的精神與肉體，讓他們認識到在理想與現實世界之間存在著無法跨越的鴻溝，因而產生今生不可及的幻滅感，但是他們依然終其一生沒有背叛與放棄對世間、對勞苦大眾的關愛，最後就算被迫撤守到他們可以操作的範圍內，也還是繼續固守著原來的信念。就算朋友們在他身上都看到了那種無奈的頹廢，但是最終又得重新認識到世俗賦予頹廢意涵的膚淺，吳耀忠真實的頹廢裡依然是飽滿的堅持。在他那兒，我們看到了另一種前輩的典型，他的畫觸動了許多路過的青年，他不多言而散發出深沈的魅力牽引著身邊的男男女女；他在一邊很不經意的透過送畫，沒有壓力的鼓勵著剛出道的年輕人，是在這樣點點滴滴瑣細而又真情的小事中，提供了身邊的朋友們多少的溫暖與前進的能量。我以為，吳耀忠豎立的生存方式，是讓我們學習到人們之間要如何互給空間，要如何不吝於輕輕地贊許與默默地扶持，但是又敢於真實的活出自己無法抗拒的懦弱，敢於不戀棧的先走一步。吳耀忠1987年離開人世，但是「尋畫」計畫卻發現到他從來沒有離開，還深刻的活在家人、朋友、同事們的心中。

我以為吳耀忠既特殊又具代表性，在台灣的語境裡，他的同代人、與他擦身而過的晚輩裡，有不少的文化人、運動份子與思想者，其實都分享著他存在的軌跡：從理想到幻滅，卻依然堅持走自己的路，是歷史的命定也好，是自身無法抗絕的選擇也好，這個精神傳承卻真實的活在我們的天空裡，如影隨形。上綱地說，這或許是第三世界左翼份子共同走過的精神道路，在林麗雲刻劃的吳耀忠身上，難道看不到與韓國作家黃皙暎《悠悠家園》(印刻2002)中吳賢宇、韓允姬重疊的身影？如何記錄、疏理、討論、比對、承繼這些第三世界的精神資產，是我們這代人難以迴避的任務。

感謝林麗雲與尋畫小組成員蘇淑芬及陳瑞樺，他們的努力與堅持，不但提供了新的工作模式，啟發了我們對未來推進戰後左翼歷史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讓我們還有機會在夢魘中與前輩們相遇，麗雲說得好，尋找吳耀忠就是在尋找我們自身失去中的動力，請回吳耀忠及其朋友們的幽靈是讓我們跟過去連上線，在無路可走的當下，透過他們走過的幻滅與堅持的劇碼，看清自己的處境，準備繼續上場演出歷史的新劇。
是以為序。

二〇一二年元月十日於寶山
本文作者為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三鶯大橋的兩端

啊，耀忠，如果你為之掙扎、喘息的，是一時代的虛無與頹廢，但願你把一切愛你的朋友們心中的黑暗與頹廢，全都攬了去，讓我們以代你走完你極想走完而未走完的路，做為對你的酬賞⋯⋯
——刊登於一九八七年二月《雄獅美術》一九二期，摘自陳映真〈鳶山〉

二○一一年六月的某日午後，接到施淑老師的來電，電話那頭所傳遞的訊息，讓我整個人從溽暑昏沉的狀態中清醒了過來。施老師說北京友人告知她，陳映真已經收到明年二月我們將在台北紫藤廬，為吳耀忠舉辦一場紀念展的訊息了。陳並表明收有吳的兩張畫作，目前存放在北京家中，屆時可以提供出來參展，至於寫一篇關於這畫作的故事，陳映真的妻子和主治醫生討論後，擔心陳映真在憶往過程難免引發的情緒，會影響還在復健中的身體，因此只供畫作不寫文章。即便如此，這樣的訊息已經讓我和另外兩位尋畫成員，頓時間感到精神百倍了。

關於吳耀忠與陳映真的情誼，只要熟悉台灣戰後現實主義運動以及鄉土文學論戰的藝文人士，即使沒見過他們兩人，想來也都聽聞過他們的故事。吳耀忠離世半年後，時任新潮文庫主編的曹永洋先生在《台灣時報》副刊上寫了一篇悼念文，文中他提到陳映真與吳耀忠的感情可說情逾手足，他說：「他們講話之間的默契，很像那一段時間我初識的雷驤與七等生，彷彿他們不必經由語言，單靠眼神、手勢也能心領神會似的。」同年四月蔣勳在《雄獅美術》一九四期上寫了一篇短文〈哭耀忠〉，文末也提到吳耀忠的死讓他想著陳映真：「知道耀忠逝世的消息之後，我只想到要寫信給映真，他們彷彿兄弟的情感，我想，耀忠的逝去，他是特別傷痛的罷。」

二○○六年夏天，任教於人民大學的陳映真因二度中風幾度病危，家屬為了讓陳專心養病，婉拒任何不必要的探視與外務。尋畫過程，我們從受訪者那裡確知，陳映真收有吳耀忠的畫作，只是幾度詢問與陳映真親近的友人，卻都不得其門而入。今年初，在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擔任專案助理，並義務協助尋畫工作的蘇淑芬，因編輯陳映真專書而與施淑老師聯繫，兩人電話往返中提到了我們還在進行的吳耀忠尋畫工作。很巧，施老師不僅認識吳耀忠，而且與陳映真也算熟識，最重要的是，施老師覺得尋畫這事有意義，因此，很願意盡力幫忙促成此事，如今知道遠在北京的陳映真願意出借藏畫，心中真是百感交集。

陳映真與吳耀忠結識相當早。小學畢業，陳與吳同年考上位於台北的成功中學初中部，陳住鶯歌、吳住三峽，中間隔著三鶯大橋。當年，前往台北就讀只有火車一途，車站設在鶯歌，吳必須從三峽與人合搭輕便車或是步行四十分鐘，抵達鶯歌站後再轉搭火車到台北，因此陳與吳雖然分屬丙班和乙班的不同班別，但兩人卻經常在鶯歌車站月台上一起等火車上學，他們是這樣認識的。

但兩人真正結成好友則是在初三那年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七日，陳映真在吳耀忠的告別式上追憶好友時說：「有一次台北的幾位同學來找我，後來我們一起到鳶山下的鳶潭邊露營，就在那時候，他因為就近也來了，我記得就在那天晚上，我們在營火邊坐了一個晚上，也聊了一個晚上，當然，那時候都很幼稚，可是就在那個時候，我們成了莫逆之交。」在〈鳶山〉一文中，陳映真繼續寫著：「三十五年之後，他還清楚地記得當時我說過，幼稚的、青澀的夢，無謂的句子。」初三那年陳映真留級一年後考上成功中學高中部，而吳耀忠則在初中畢業後考進位於台北的大同高中繼續學習。根據陳映真的追憶，高中三年兩人疏於往來，唯一一個印象就是吳耀忠病了。

吳父留日學醫，返鄉後在三峽老街上開了牙醫診所，吳耀忠是家中長子，身負長輩厚望，然而敏感、纖細的吳耀忠，當時卻沉迷於先秦諸子的學說論述。吳耀忠的大妹吳明珠在受訪中也提到，高中三年，吳耀忠的成績不算好，除了會畫畫外，理化、數學都不行。但隨著聯考大限的逼近，一方面擔心辜負家人期待，再方面又憂慮考不上大學就必須入伍當兵，如此的苦惱加上種種的壓力，高三那年吳耀忠終於病倒了。療病期間，吳耀忠曾經央求家人代尋一處清靜住所，但因吳的病情反覆不定，最後家人只好將其送往台大精神病院觀察治療。

說也奇特，那件事對於曾經友好但當時已有些疏離的吳耀忠和陳映真而言，竟然像默片般地存印腦海。一九七八年，在《雄獅美術》的安排下，陳映真以許南村之名對吳耀忠進行專訪，該訪問稿刊登於同年八月的雜誌上，訪談中他們都提到了這段往事，陳映真說：「然而，一個永遠在我心中那麼鮮明的記憶迅速地呈現在我眼前。那一年，對於我們都是不幸的一年。那年夏天，養父咳血去世。第二天，我在屋前呆坐的時候，一輛台車緩慢地由一個台車伕推過門口街上的台車軌道。一個面容蒼白的少年，被神情憂愁的父母圍坐台車上。」當時陳心中驚異地喊道：「耀忠」。陳繼續說：「燠熱的六月的陽光，喪父的悲哀、緩慢地滑走在軌道上的台車、耀忠的青蒼的臉神⋯⋯構成不易遺忘的圖面，深藏在我的記憶裡。後來，我才知道那是你到台北住院的早晨。」至於當時坐在台車上的吳耀忠則是：「即使在病中，我也看見你家門前新搭的帳棚，恍惚中也有不祥的疑惑。後來才知道你父親去世了。」

一九五七年，陳映真自成功高中畢業後旋即考進淡江英語專科學校︵今改制為淡江大學︶外文系，而吳耀忠則因療病期間得到院中一位護理人員的鼓勵，不僅脫離鬱悶病困並且重拾畫筆。聯考失利後的吳耀忠，進入補習班準備第二年的大考，而就在這一年，陳映真與吳耀忠再續前緣，情誼比往日更加緊密。在接受陳映真的訪問時，吳耀忠就提到：「你應該記得我們倆，有一陣子，各自拿著速寫本子，在火車站，在街角，熱情洋溢地練速寫⋯⋯」而陳映真在〈鳶山〉一文中則是如此地寫著再度見到吳時的印象：「等我們再聚，我已是外文系學生，而他則是蓄著長髮的，俊美英發的年輕藝術家，窩在補習班裡準備學科，等著考進師大美術系。」

一九五八年，陳映真陪著吳耀忠一起報考三年制的「省立師範大學文學院藝術學系藝術專修科」，吳耀忠取得榜首而陳映真敬陪末座。此後，吳耀忠成為陳映真眼中：「一個非常狂飆、熱情、反叛、浪漫的學生，當別的同學在談戀愛、喝酒、混日子的時候，他卻像發瘋一樣每天都在畫畫。」而陳映真則留在淡江英專繼續他外文系的大學生活，漸漸成為一名影響整個世代的小說家。如果沒有那場翻天覆地的「民主台灣聯盟」案，一名畫家和一名作家的情誼，該會發展出甚麼樣不同的故事呢？

關於陳映真的社會主義信仰，在他個人的自述以及他人的分析中，已經說得很清楚。但吳耀忠呢？如果根據陳映真的說法，只知道大學時期，兩人一起閱讀從舊書攤買回來的各式各樣禁書，包括中國三○年代的左翼小說、舊俄時期的現實主義藝術論等；還有，他們也都一樣喜歡魯迅並且心中嚮往新中國。如果其中一定要細究這件事上到底是誰先起了頭，那也只能確定的說，成立讀書小組應該是由陳映真提出來的。刊載於二○○四年《上海文學》第一期的〈我的文學創作與思想〉一文中，陳映真就提到：「就跟所有的思想過程一樣，思想發酵到一定程度，就會產生一種實踐和運動的飢餓感，就是覺得老這樣讀書，甚麼都不做，很可恥。然後我又不敢把這樣的思想告訴別人，但每一個青年都有自己最要好的朋友，我就跟最要好的畫家吳耀忠（已過世），形成了一個很小的讀書小圈子，後來當然被國民黨特務滲透，很便宜就把我們賣掉了，坐了幾年牢。」

但吳耀忠呢？從訪談中，我們發現多位受訪者都是因為陳映真的關係才認識吳耀忠，加上陳映真不論是小說或論述都清楚展現其社會主義的信仰，但吳耀忠在朋友面前或公開場合，卻極少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以及談論個人的社會主義信仰。也因此，幾位受訪者在提及陳映真和吳耀忠的關係時，大抵會覺得吳耀忠之走上社會主義之途應該與陳映真密切相關，例如，兩人的共同好友施善繼在受訪時，就曾玩笑似地說：「當年看吳耀忠酗酒的樣子，心裡就不免嘀咕，你陳映真要搞革命自己去就好，幹麼要拉著吳耀忠一起呢？」曾經也是兩人好友的尉天驄則是斬釘截鐵地說；「吳耀忠沒有影響陳映真，只有陳映真影響吳耀忠」、「所以吳耀忠是配合陳映真的，陳映真做甚麼他就做甚麼。」事實上，我唯一一次聽到吳耀忠說起自己跟社會主義的關係，也是聽別人說的。

「史懷哲之友雜誌社」義工曹永洋先生，早在六○年代因幫《劇場》雜誌和《文學季刊》翻譯文章而結識了陳映真與吳耀忠。吳耀忠過世後，陳映真等人想幫吳耀忠辦一場個展，並有意籌募基金成立「吳耀忠紀念獎學金」，為此曹永洋寫了一篇〈一個藝術家的悲劇〉，刊登在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台灣時報》副刊上，並在文末呼籲擁有吳耀忠畫作的友人能夠提供手中畫作促成此事，但畫展和基金會的籌畫終因各項困難而無法順利進行，成立於吳耀忠離世隔年的「吳耀忠繪畫作品管理委員會」，也在幾次會期後停止了運作。
尋畫過程，我曾與曹永洋通過幾次電話，曹先生熱心相助並在電話中提及吳耀忠與社會主義的關係。二○一一年四月五日，曹先生在來信中再度提及此事：「有一次上李南衡〈綠色和平〉綠色論壇訪談節目（此略），李兄告訴我，吳兄（吳耀忠）親自告訴他，他涉案不是外界以為受陳映真影響，吳兄接觸左派、社會主義書籍甚早，這是我大感意外的，相信吳兄家屬也不會接受。如今最重要的是讓後人更完整看見他生前完成的畫作，﹃人生朝露、藝術千秋﹄，只有創作是時間、扭曲的歷史、充滿謊言的政治掩蓋不了的。」此外，曹先生還鼓勵我可以找李南衡先生聊聊，並提供我聯繫李先生的方式。不多久我打電話給李先生，提及希望有機會拜訪他，請他談談吳耀忠，但電話那頭，李先生表示工作相當忙碌，恐怕無法接受我們的訪問。
一九六八年，台灣警備總司令部以叛亂為名逮捕陳映真與吳耀忠等五人，爾後持續逮捕陳映真之弟陳映和以及林華洲、陳金吉等相關人士。根據警總判決書上的說明，當年警總在陳、吳等人家中搜出「通匪」的物證，計有：匪偽《論人民民主專政》等書刊一百三十六冊（如偵察卷二四所附清冊）、匪《人民日報》十二份、偽「毛匪像」及「東方紅」徽章各一枚，以及日本友人淺井、留美友人蒙韶的來函三件，會議決議草案二件，致「台獨」分子函稿一件，閱讀匪書「心得報告」一件等。判決書上並載明：「一九六七年元月上旬在丘延亮家集會，將陳永善　所撰〈預備時期一九六六年九月會議議決草案〉提出討論⋯⋯並通過組織名稱為﹃民主台灣聯盟﹄，暫設書記一人，負責召集會議，由每人輪流擔任，任期定為三月，當首推吳耀忠出任斯職……」。從以上說明，方可理解為何在景美軍事法庭上，陳映真與吳耀忠為了讓對方免除極刑，也就爭相承擔主事之責了。

七年的牢獄之災，不僅重挫了他們的革命理想，也改變了日後兩人的生命樣態。一九七○年，陳映真移監綠島、吳耀忠持續留在景美看守所，陳在綠島獄中直面五○年代前後被抓、被刑、被殺的大批台灣共產黨員，這個經驗大大衝擊著陳映真，也更堅定了他日後的社會主義信仰。至於留在景美繼續服刑的吳耀忠，則因不堪肉體上的折磨以及精神上的凌遲，日日以酒代酖、積悶成疾。

出獄後，相較於陳映真積極的投入社會改革行動，吳耀忠則顯然有意遠離政治風暴。即使如此，出獄後更加活躍的陳映真，或許是為了幫助吳耀忠重振信心，或許是為了幫忙好友尋找生計來源。總之，只要是陳映真投稿的刊物，例如：《仙人掌》雜誌、《台灣文藝》雜誌等；或是結集出版的書籍，例如：《將軍族》、《第一件差事》、《夜行貨車》等；甚至由他主持企畫的出版計畫，例如：「諾貝爾文學獎系列」等，陳映真都會推薦或使用吳耀忠的畫作。興起於七○年代初期、盛行於八○年代中期的現實主義藝文風潮，陳映真的小說是重要的風潮中，而吳耀忠的畫作則是具體表達受苦階級和庶民生活的集體形象。

至於，吳耀忠從那時候開始自我放逐、終至自棄？當時忙於《人間》雜誌籌畫工作的陳映真，竟也在吳耀忠的告別式上有著深深地自責，陳映真哽咽的說：「如果我們知道他會這樣的走，我們一定不會那麼怕麻煩，一定會更溫柔更有耐心地對待他。」一九八五年中秋前後，吳耀忠第一次因肝病問題住進台大醫院，當時陳映真有去看望他，就在那時陳映真才知道吳耀忠的肝病已經相當嚴重了。隔年年底，吳耀忠再度住進和平醫院，但這事陳映真完全不知情，直到吳耀忠病逝前一天，吳的家屬通知了施善繼，施找來了陳映真與楊渡，於第二天中午一起前往醫院探望，只是當時的吳耀忠已經陷入昏迷，未再醒來。

陳映真在告別式上追憶吳耀忠時，大抵停留在一九八○年前後，那時的吳耀忠還在春之藝廊擔任經理。陳映真回想起那段時日，兩人因上班的地點相距不遠，經常相約一起吃午餐、喝咖啡。陳記得當時的吳耀忠生活得還算好、精神狀態也挺正常。但陳就是不知道為了甚麼原因，一九八一年，吳耀忠離開藝廊工作搬回三峽老家居住。這之後，根據陳映真的說法就是：

剛開始他先是畫了一些封面，然後就逐步、逐步的沉淪下去，一種我們所熟悉但又不很瞭解的，那種心靈最深的孤單、那種心靈最深最深的悲哀，讓他一直抱著酒瓶不放。我現在回想起來，他最後的幾年，那種沉淪、自我放逐、自我拒絕，不願重新站起來的情況，我想在座，特別是在藝文上工作的朋友，都很熟悉。我想他所有一切所謂的頹廢、一切的悲傷，以及他的孤獨、任性，相信在我們每一個人心中，都有這樣的面貌。看見他後半段的日子，實在是太熟悉了，我們幾乎沒有辦法責備他。就在這樣最深最深的孤寂裡面，他過掉他最後幾年非常痛苦、孤獨、掙扎的日子。

這份從年少時期即已結下的情誼，在經歷過國家的暴力和時代的磨難後，陳映真有著身心早衰的倦嘆，對於生命的自然限制也有著深刻的體悟。是不是因為存在是如此的艱辛，以至於在凝視吳耀忠終於脫離痛苦、孤獨、掙扎，而復歸平靜的身軀時，浮現在陳映真腦際的也只能是兩人最初、最初的美好記憶呢？陳映真協助吳耀忠家人處理後事的那幾天，以陳的說法就是，每天、每天差不多迷迷糊糊，似真像假的會夢到吳耀忠，有一次，陳感覺到兩人再度回到往昔的三鶯大橋下，迎著橋墩整夜、整夜，不厭倦的說著話。

從一九八一年吳耀忠離開春之藝廊到一九八六年底吳耀忠陷入昏迷的這段時間，陳映真除了前往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進行短期訪問外，並以驚人的創作量在各媒體發表了「華盛頓大樓」系列、〈山路〉等重要作品，並於一九八五年底創辦了震撼文壇的《人間》雜誌，根據陳映真的自述，這段時間他過著異常忙碌的生活。於此同時，吳耀忠卻寄居在姊姊提供的公寓裡深居簡出，一星期一次免費教導兩位晚收的繪畫徒弟。事實上，從受訪資料中可知，沒有幾個人清楚吳耀忠離世前二年過的是甚麼樣的生活。

致詞結束前，陳映真感慨於年華老去，因此期勉他們的同代友人以及吳耀忠的新世代年輕友人，一起在「無謂的茫茫世事」之外，共同分擔完成吳耀忠生前想說卻尚未說完的話，想畫卻尚未完成的畫作。最後，陳映真以他對吳耀忠的理解和感念，說出下列這段話，總結了他與吳耀忠長達三十多年的友人兼同志的至深情誼：

我感覺我們每個人身裡頭、心上頭、生命裡面，都有最脆弱的部分。從耀忠的謝世，我深深地體會到一個革命者跟一個酒徒、一個聖人與魔鬼、一個向上的人跟一個不願意起來而沉淪的人，其實都是一個人，但願就像蔣勳寫在這裡的輓聯，但願他把酒，他把所有他的頹廢、沉淪，在我們心中深深的頹廢和沉淪都帶走，把他最光明的、向上的、激越的部分留給我們，讓他所留下來的都成為我們的一部分，讓我們幫他活下去，走完他沒有走完的路程。

二十年過去了，陳映真在種種的紛擾與爭辯中，離開台灣遠赴中國大陸教學、生活，當我知道他北京家中存放著二幅吳耀忠的畫作時，內心是感動的。不論是允諾好友生前希望自己的畫作有日能踏上中國大陸，抑或見畫如見人，總之，這兩幅畫所連結的不僅是一名畫家和一名作家的友情，更是連結那時代懷抱著社會主義淑世理想的一代人的想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