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

★英語世界重量級作家 爭議不斷的當代文學大師
★書寫功力超越文壇巨匠D.H.勞倫斯、格雷安‧葛林
★連勁敵薩依德都不得不折服
★讓深交30年的保羅‧索魯與他反目

200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V. S. 奈波爾最具魅力作品「印度三部曲」
想深入了解印度，不能錯過的經典大作!

一九六二年，V.S.奈波爾首度回到母國印度旅行一年，寫下了自傳體旅行文學《幽黯國度》。一九七五年，甘地夫人宣布戒嚴令時，奈波爾二度造訪印度，他透過敏銳的觀察，以分析手法探討了印度同胞，重現千年古國的種種難題，書寫成《印度：受傷的文明》。距離第一次返回祖國印度之後二十五年，他第三度周遊印度，並與社會上各類型和各種階級的人對話。

一九八八年，奈波爾以逆時鐘方向遊歷印度各大城市，他從孟買經由邦加羅爾、馬德拉斯、加爾各答、德里、阿姆利則，前往斯利那加。他的主題是他遠從千里達的同年家中器物和各類儀式習俗所感知的印度，驗證對照已是單一、統一實體的印度。近距離觀察之後，他所看見的是它如何分解成宗教、種姓和階級的拼圖。對奈波爾而言，如此多樣性正是印度的力量所在。

《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可謂是印度的口述歷史或人類學，奈波爾讓印度人──幾乎都是高階或中階種姓──敘述他們生活的故事，而這些故事逐漸地在讀者心中接合，也清楚拼貼出奈波爾對種姓、階級、種族地位的看法。從字裡行間可以明顯讀出他對印度的複雜情感，除了印度的貪污腐敗之外，也難掩他對印度的失望。在書中，奈波爾豪不掩飾自己的角色，就是一個從一家旅館遷移到另一家旅館，不斷記錄印度人心聲的聆聽者。

V. S.奈波爾Sir 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

堪稱是當今英語世界重量級作家，《紐約時報》書評稱譽他是「世界作家、語言大師、眼光獨到」的小說奇才。

一九三二年，奈波爾出生在千里達島上的一個印度家庭。一九五○年，他獲得獎學金，進入牛津的大學院（University College）攻讀英國文學。一九五三年取得學位後，他遷居倫敦，任職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開始寫作。一九五七年以《神秘按摩師》（The Mystic Masseur，一九五七年）展開寫作生涯。此後，奈波爾致力於寫作，生平未嘗從事過別的行業。
奈波爾的作品以小說與旅行文學為主，兩者皆獲得高度評價，得過無數獎項，包括英國最富聲望的布克文學獎、毛姆小說獎、萊斯紀念獎、霍桑登獎。他在一九九○年被英國女王封為勳爵士。

一九九三年，奈波爾榮獲第一屆「大衛．柯衡英國文學獎」（David Cohen British Literature Award）；這個文學獎的設立，旨在表揚「尚在人世的英國作家的一生成就」。多年來，奈波爾幾度與諾貝爾文學獎擦身而過，終於在二○○一年摘下這頂代表文學界最高榮譽的的桂冠。

V. S.奈波爾作品包括：《神秘按摩師》（The Mystic Masseur，一九五七年）、《艾薇拉的投票權》（The Suffrage of Elvira，一九五八年）、《米蓋爾街》（Miguel Street，一九五九年），《畢斯華士先生的屋子》（A House for Mr. Biswas，一九六一年）、《史東先生和他的騎士夥伴們》（Mr. Stone and the Knights Companion,1963）。一九六七年，奈波爾出版短篇小說集《島上的旗幟》（A Flag on the Island）；一九六九年，歷史小說《黃金國的淪亡》（The Loss of EI Dorado）問世。隨後奈波爾推出一系列長篇小說：《身在自由邦》（In a Free State，一九七一年）、《游擊隊》（Guerrillas，一九七五年）、《大河灣》（A Bend in the River，一九七九年）、《抵達之謎》（The Enigma of Arrival，一九八七年）和《世界之道》（A Way in the World，一九九四年）。最膾炙人口的旅行文學作品：印度三部曲之《幽黯國度》、《印度：受傷的文明》、《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以及《在信徒的國度》（以上四部均由馬可孛羅出版）。

「當代以文字書寫印度的最佳代表作，見證中隱含著另種見證，運用一連串聲音描繪出印度的生活。文字中有真實，也帶了點纖細，讀來無疑是一種享受。愛意是敘述中無法忽略的要素──這是奈波爾對這塊土地及其人民的真實感受。」
──保羅‧索魯(旅行文學名家)

「才華洋溢，令人愛不釋手……我愛舊的奈波爾，愛他嘲諷的智慧；新的奈波爾則讓人愛他溫柔得近乎崇高的本質。每個人都該讀他的作品」
──《周日電訊報》

「後殖民印度所喚起最值得注意的智慧承諾……對認真考慮要掌握住印度經驗的人而言，他是不可或缺的。」
──《紐約時報書評》

「這本書好到已是奈波爾的不朽作品，他的散文瞬間就能激動人心且極度私密，也因其風格與批評的敏銳而卓越不群。」
──《金融時報》

第一章 孟買劇場
第二章 秘書紳士──印度百年翦影
第三章 打破禁錮
第四章 小型戰爭
第五章 戰役之後
第六章 勢力終端
第七章 女性時代
第八章 師尊之影
第九章 湖中之屋
致謝

第一章 孟買劇場

孟買人擠人。那天早上從機場進城走了一段距離之後，我開始覺得人行道和馬路上的人潮大得不尋常，可能發生了什麼狀況。

由於人潮，進城車速緩慢。在一些十字路口，車流被紅燈、警察或兩者同時阻擋下來；這時候，人行道上的人群更加騷動，急急蜂擁穿過馬路，他們穿著的淺色薄質衣服構成一大團泡沫，彷彿從哪個看不見的閘門奔洩而出，如果閘門不再關上，穿越馬路的人潮將到處流竄，每輛破破爛爛的紅色巴士和黑黃兩色的計程車也會受困在人流中而動彈不得。

坐在計程車裡，我四周都是煙霧、熱氣、雜音。陽光炙烈，空氣滯悶，巴士排氣中的炭灰開始黏在我的皮膚上。馬路和人行道上那些人的情況應該更慘。他們有許多看來卻像是剛剛洗過澡，額頭才點上吉祥誌；有許多則看來是盛裝打扮：也許這些是在歡度什麼重要新日子的孟買人。

我問司機這是不是公訂假日。他聽不懂我的問題，我也就算了。

孟買繼續呈現它的面貌：現在馬路兩旁是孟買的公寓，這些混凝土建築上面幾層因為孟買的氣候、烈日、大雨、高溫而發霉，下面幾層則似乎由於人行道上的人群而覆滿污垢；人群留下的污垢似乎像潮痕那樣慢慢往上升，要跟霉斑會合。

縱使髒兮兮的小店也有亮麗的大招牌；畫出這些色彩繽紛、富有創意、水準不俗作品的人，顯然對拉丁文及梵文〈或天城體﹝Devanagari﹞〉的書法都有相當的掌握。常常，在這些商店前面、招牌下方，就只有塵土；偶爾可以看到沮喪、黝黑的人坐在塵土上吃東西，除了食物之外他們對其他一切視若無睹。

招貼板上有大張的電影海報，電線桿上則是較小張的。初來乍到，實在很難把海報所推銷的愛情故事跟路上的人群連結在一起。更加突兀的是銀行和航空公司的英文廣告，以及《印度時報》的一百五十週年特刊〈「美好的時光，悲傷的時光，變遷的時光」〉：對一個剛搭乘夜間班機抵達的人，這些廣告所暗示的城市猶如不知用什麼法子從眼前的人流釀製出來的瓊漿——一種獨特、濃醇的烈酒。

人潮還是沒有減少。這時我注意到，這人潮有一大部分在另一邊的人行道上排了一條長龍，其寬有三、四或五人。隊伍不斷加長，雖然有好幾大段似乎靜止不動，它還是以極緩的速度移動著。我這才發覺，我坐在計程車上已經從這隊伍旁邊經過了一段時間；到此刻，它或許已經有一哩長。穿卡其制服的警察維持著橫向道路的通暢。

這些人在等待什麼？他們有多少機會得到所要的東西？縱使在烈日之下、在黃濁的廢氣之中，他們看來還是安安靜靜、心滿意足。他們穿的是不錯的衣服，簡單、印度式樣的衣服。後到的人急急忙忙、幾乎跑著加入隊伍；然後他們就耐心等著，似乎準備等上一大段時間。我沒有注意到隊伍的前頭，不知道那邊有什麼。馬戲團？我想我沒看錯，在這條路前頭的地方有幾張馬戲團的海報。或者是什麼電影明星到場？倒是隊伍中的人並沒有那份熱切。他們卑微、黝黑、有耐心；他們表情嚴肅，穿的是最好的衣服。我這才想到，早先在前面的隊伍中有一些不知是什麼的旗子和標誌。

抵達孟買市中心的旅館時，我問出這天並不是公訂假日。雖然在我看來人群很大、隊伍很長，報紙應該有所報導，我探詢的旅館工作人員卻不知道那是怎麼回事。孟買中城某個地方有好幾千人剛剛參與了一件大事情，可是那事情跟這裡毫無干係。

我打電話給一位認識的人——一位作家。他所知的也和旅館的工作人員一樣少。他說那天早上未曾外出；他一直在家裡，撰寫一篇要給《雅士》〈Debonair〉雜誌的文章。過後，他寫完了文章，打電話給我。他說，對這件事他有兩個推測。第一個推測是，我看到的人群可能是排隊要領取電話號碼簿。新版號碼簿發送得並不順利——這裡是孟買嘛。第二個推測是他從女傭那裡聽來的。那位女傭在我打過電話之後來上班；她說今天是安貝卡1博士的生日，在我從機場進城所經的郊區有盛大的慶祝活動。

安貝卡博士曾經是印度境內一度被稱為賤民者的偉大領袖。他在當時比聖雄甘地更有分量。他在世時不乏榮耀和權力，他是印度獨立後第一個政府的法務部長，也是印度憲法的起草者；但是，他卻抑鬱以終。不是別人，而是安貝卡博士鼓勵賤民——甘地口中的哈里真〈harijan〉，神的子民，如今以他們自己的稱法叫作達利特〈Dalit〉2——摒棄奴役他們的印度教，改信佛教。在他的想法有機會改變或發展之前，他便於一九五六年辭世。

在安貝卡博士所代表的種姓中，沒有其他領袖有像他那樣的權威和聲望。他一直是他們的領袖，比任何人更加受到他們敬仰；他可以說已經成為他們心目中的神。我聽說，每個達利特家庭裡都掛著一幀安貝卡博士的相片。這張相片我看過了許多次；令我納悶的是，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沒有使用好一點的相片。這幅安貝卡聖像猶如舊式報紙印刷術所複製出來的灰色護照相片：領袖的容貌被化減成黑點和白點的組合，凝凍在一九四○或一九五○年代的形象裡；他的臉頰有點豐滿，別無其他特色；他戴著一副學生型眼鏡，身上的外套和領帶讓他看起來有一份半殖民社會的體面氣派。聖像中的人穿外套、打領帶，這在印度倒是不尋常。但這也不算突兀，因為這形象正好跟聖雄甘地的手織衣物及腰布形成對比。

看來，人潮應該是為了安貝卡博士而來，而不是為了去領電話號碼簿。隊伍裡的人群確實呈現了從事宗教活動時應有的寧靜，他們的舉止就像是正在做正事、積功德的人。如果說群眾是在慶祝安貝卡博士的生日，那也可解釋我先前見到的旗子和標誌。我所看到的人群正在膜拜他們的領袖、他們的聖者、他們的神；這樣做時，他們同時也膜拜了自己。

那天稍後，我跟旅館的一位主管攀談。他想知道我對孟買的印象。當我提到那些為安貝卡而來的群眾時，他片刻之間有點吃驚，也不知道如何回應。然後，他一反彬彬有禮的旅館待客之道，露出煩躁和不悅；他說：「這個國家越來越不像樣了。」

內在矛盾

這跟我多次聽到關於印度的說法基調一致。印度變了，它不再是先前那個美好穩定的國家。在那段爭取自由的日子裡，政治活動者追隨甘地也穿著手織衣物，視之為奉獻和服務的標記，也是他們與窮人站在一起的表徵。如今，政治人物身上的手織衣物卻代表權力。隨著工業化和經濟成長，人們忘卻了昔日所推崇的事物；現在，大家只看重金錢。三、四十年來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巨額投資，只落得一個結局：「貪污舞弊」、「政治犯罪化」。雖然追求美景，印度卻落得更加破敗。當前，什麼人對什麼事都沒有把握；一切皆瞬息萬變。警察、竊賊、政客：這些角色已經沒有差別。隨著財富累積——孟買那些擁擠、醜陋的摩天大廈所宣示的財富——許多長久被掩藏的歧異也顯露了出來。這些具有分裂性、層次較低的個別認同——在區域、種姓、家族各方面——如今是印度人生活中明顯可見的主導因素。

就以達利特來說。如果這些人還只是聖雄甘地眼中的神之子民哈里真，大家不妨給他們一些幫助，同情他們，偶爾把他們當做行善的對象，那麼，當天早上安貝卡的生日紀念活動便不會讓任何人興起世道日衰之嘆了。然而，先前被稱作哈里真的人如今已經取得一些財富，受過一些教育；因為這些變化，他們也發展出集體歸屬和政治意識。他們不再只存在於抽象的領域。他們已經開始為自己而行動；就像印度的優勢群體強調其獨特性那樣，他們也成為了重視本身獨特性的一群人。

在孟買這個城市裡，達利特的獨特性訴求或許還不是最重要者。我住的旅館外頭就是「印度之門」〈Gateway of India〉。這是英國人留下的建築：高拔雄偉的拱門，紀念君王喬治五世於一九一一年踏足印度的事蹟。拱門跟帝國主義的這層關聯如今已成為「印度之門」浪漫情調的一部分，其周遭鋪石板的空曠場地則是人們午後常去散步的地方。在那帝國紀念建築兩旁，有人豎立了幾個簡單、相當小的牌子，在白底上用黑色天城體字母寫了一個字——把這個城市的名字寫作Mumbai而不是Bombay。

那些寫著Mumbai的牌子道出了存在於這城市內部的衝突。孟買是個大都會。從一開始就是如此，後來的發展也是如此；它吸引了來自次大陸各地的人。在獨立之後的印度，孟買卻落在馬哈拉施特拉邦3境內；一九六○年代中期，馬哈拉施特拉人便發動了區域本土化運動。他們爭取的目標是要把馬哈拉施特拉邦變成自己的地方。開始時，這運動攻擊的對象主要是來自南印度的貧窮移民；不過，其他人也感受到威脅。這個運動叫作濕婆辛納〈Shiv Sena〉，意即濕婆軍〈Army of Shiva〉，名稱源自十七世紀馬拉塔4民族戰士領袖濕婆吉5的名字。報紙對此運動並不支持，把濕婆軍分子視為「法西斯主義者」。但濕婆軍持續壯大；兩年之前，它在選舉中掌控了孟買市政府。

市政府建築屬於英國統治孟買時代那種信心十足的維多利亞哥德式風格。寬大、牢固的樓梯一邊有上蠟的木造扶手，扶手下面是維多利亞式的金屬雕飾；走上樓梯就是會議廳。廳內牆壁下半段鑲著厚實的紅褐色木板；在市長座位四周，桌椅排列成弧形及半圓形。市議員座椅的布面是綠色，但市長的椅子卻是橘黃色。橘黃色是印度教的顏色；在這裡，它是濕婆軍的標誌。會議廳一側廊台下的哥德式拱門懸掛著橘黃色的緞布。緞布前面是一尊青銅色的濕婆吉半身雕像；雕像頭頂的緞布上有一幅圓盾及兩把交叉劍的圖案——也是青銅色。

在市長座椅後面牆上，以及幾個〈由灰色大理石支撐的〉哥德式拱門上方，高高掛著殖民時代一些著名印度裔孟買老市長的畫像。畫像中的人頗有威嚴，他們戴著假髮或祆教徒小帽或穆斯林頭巾。這些人的威嚴，以及他們的威嚴在另一個時代可能激起的民族自尊——這些如今都走進了歷史。

會議廳的格調如此完美，氣勢如此堅挺，其建築設置如此周全，令人很難想像濕婆軍那麼簡單的橘黃色就把這一切都勾銷了。這讓我想起賽普勒斯島上尼科西亞〈Nicosia〉的天主教大教堂：穆斯林將它占有，把其中的大多數擺設清除掉，然後掛上古蘭經文的旗幟。這也讓我想起十七世紀的馬拉塔人：他們在蒙兀兒人〈Mogul〉和英國人之間乘隙活動，侵襲的範圍北及德里、東達孟加拉，最後征服遠在南方的坦朱雷，自立為王。

從機場進入孟買的訪客可能看得到一團人潮中那些矮小、黝黑的身影，看得到塵土和廢氣；看得到在混凝土建築之間擠成一簇的克難小屋，以及從這些小屋延伸出來的遮蔽物——像寄生關係般彼此擁簇；看得到似乎不知要伊於胡底的人間猥瑣。然而，在這個市政會議廳裡，在濕婆軍的橘黃色和交叉劍上，你只看得到戰爭和征服的訊息。

這使得獨立運動看起來像一段過渡時期。獨立像是某種革命般降臨印度；如今，在那場革命中還有許多場小革命。發生在孟買的情況，也見諸印度其他部分：安德拉7、泰米爾納德8、阿薩姆9、旁遮普:等邦。過去因為外來政權，抑或由於貧窮或缺乏時機或自卑而蟄伏的數十種特殊認同，如今在印度各地開始甦醒。就好比那位旅館工作人員，他對印度及其發展原本有另一番期望，如今卻產生疏離和危機感，那可是一點都不奇怪。


兩個印度

我自己在一九六二年首度造訪印度時，也有類似的疏離感。對我來說，那是一趟具有特殊意義的旅行：我以十九世紀出國的印度契約勞工之後代的身分前往印度。從一八六○年代開始，這種移民的招募工作便持續進行；他們主要來自東部恆河平原，然後從加爾各答的轉運站被送到大英帝國的各個角落甚或其他地方的種植園裡，從事為期五年的勞動。包括我祖先在內的一類人前往太平洋的斐濟〈Fiji〉，印度洋的模里西斯〈Mauritius〉，南非，西印度群島中的一些領土，尤其是圭亞那〈the Guianas，即英屬圭亞那和荷屬圭亞那〉和千里達〈Trinidad〉。我的祖先前往千里達——照我的推算，應該是從一八八○年代某個時期開始的。

這些海外的印度人群體成分複雜。他們構成了小型的印度，其中有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以及各種不同種姓的成員。他們是劣勢群體，沒有代議選舉權，缺乏政治傳統。由於語言及文化的不同，他們跟周遭的其他人沒有接觸；他們跟印度本身〈離千里達和圭亞那有好幾個禮拜汽船航程之遠〉也沒有接觸。在這些特殊情況之下，他們發展出在印度不可能存在的東西：一種歸屬於印度人社區的意識。這種社區意識的力量可能會凌駕於宗教和種姓之上。

上個世紀快結束，三十幾歲的甘地前往南非，開始在當地的印度移民之間從事活動時，他所發現的正是這種印度人社區的觀念——當時，他幾乎沒有任何政治或歷史或文學的觀念。也就是在他停留南非的十五年間，甘地意識到他有使命帶領一次全印度的宗教政治活動。

我出生於一九三二年，印度獨立之前十五年。在成長過程中，我對印度有兩個概念。第一個概念是關於我的祖先所來自的那個國家——這不是當時我樂於深入探究的。我們是一個農業族群。在千里達，我們大多數人仍然在殖民制度下的甘蔗農場工作；我們大多數人過著窮日子，許多人住在茅頂土牆的小屋裡。移民到新世界讓我們擺脫掉印度農民逆來順受的古老習性，使我們心懷抱負；但是在大蕭條年代，殖民統治下的農業社會千里達卻提供不了什麼機會。因為看到周遭的貧窮，因為覺得世界是一座牢獄〈我們四處碰壁〉，我的先人為了改善處境而離開的那個印度便在我心中成為最可怕的地方。這個印度存在我自己的心懷中，有別於我從報紙書籍讀到的印度。這個印度——或者說，這個對我們原居地所產生的焦慮——就像是盤據在心頭的惡魔。

另外還有第二個印度。它跟第一個印度相稱相抵。這第二個印度是獨立運動時期的印度、偉人輩出的印度。它也是擁有偉大文明和偉大古代歷史的印度。當我們處於種種困境時，是這個印度讓我們得到慰藉。它是我們的認同的一個層面；在多民族的千里達，我們所發展出來的這種認同已經變得更像是民族認同。

我一九六二年初訪印度時，心念所想的正是這種認同；但到了印度，我卻發現它在那裡並無意義。印度人社區的概念——也就是涵蓋整個大陸的印度人認同概念——只有當那個社區規模很小、屬於少數民族、孤立隔絕時，才會有意義。印度擠滿了幾億人口，混亂和裂隙是其嚴重問題；在此，泛大陸的認同概念根本得不到共鳴。人們需要的是一些能夠讓他們為自己定位的較低層次的概念；他們在區域、家族、種姓、家庭這些較小的群體裡找到穩定的依靠。

這些是我幾乎無法理解的群體。它們不可能在千里達給我任何慰藉，不可能抵銷掉我心中那惡魔似的另一個印度——那個貧窮、卑屈得令人不敢想像的印度。一九六二年，我就目睹了這樣的印度；由於我所持有的關於印度人認同的念頭，我無法接受它。印度街道和鄉間所見到的貧窮景象令我不悅、令我感受威脅，又使我被心中那惡魔折磨著。那種貧窮離我已有兩個世代之遠，但我覺得比碰到的大部分印度人更接近它。

一九六二年，儘管有了五年計畫，全民選舉已經成為事實，社會主義和升斗小民是熱門話題，我卻發現對大部分印度人而言，印度的貧窮仍然是一個浪漫的概念；它在人們心中激起虔信和淒美的哀愁，是這個國家獨特性的一部分，更是達成甘地之摒棄物慾精神的手段。

我認識某個經濟週刊的一位編輯，他心地善良、工作認真，後來成了我的朋友。有一次我們在孟買談到賤民，他問我：「你有沒有看到我們一些賤民的美？」這位編輯畢生為印度效命，賤民地位的提升是他效命的一部分；他這樣說的時候充滿了仁厚的情懷。

這裡頭有一個矛盾。我所設想的泛大陸印度人認同隨時會使社會的緊張關係浮現出來；要是抱持這樣的理念，我便很難在印度從事有用的工作。相較之下，印度人所依持的種姓或群體穩定就有比較明確的訴求；這使得他們一方面可以身心無恙，另一方面又能夠在別人或許會望而卻步的環境中工作——只是卑微、於事有補的工作，不是什麼革命大業。我在鄉間停留數週，跟印度行政管理署〈Indian Administrative Service〉的一些年輕官員住在一起時，看到的正是這種情況。

千千萬萬人長年來像那樣工作著，心中毫無突顯自己的意念。獨立後四十年以來，這已經成為全國投入的巨大工作；其成果如今明顯可見。看似突發的變化其實早就在規劃之中。你看得到財富增加了，你看得到往昔的窮人現在顯露出新的信心。那信心的一個面向是新歧異、新認同的崛起；這些使印度人感到不安，就和一九六二年我僅以「印度人」身分前往印度時，種姓、家族、區域認同令我不安一樣。

過去被稱為賤民的人在擁擠的馬路上排了一哩多長的隊伍；他們前來向他們那位早已過世的聖人致敬——那位在其聖像中穿西裝、打領帶的安貝卡博士。他們所表現的尊嚴是過去看不到的。可以說，這是甘地等人致力實現的東西；可以說，這驗證了自由運動的正當性。但是，這也可能被視為威脅到許多印度人習以為常的穩定；一個中產階級成員可能會頓時陷入焦慮，而覺得這個國家真是每下愈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