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五四現場：一九一九，一個國家的青春記憶

上篇 啟蒙

第一章 價值崩潰的年代

一場未遂的五四運動

五月，在中國的近代史上，究竟具有怎樣的一種特殊意義呢？這是個不解之謎。

中國的知識界，與五月似乎有着某種難以解釋的宿命關係。許許多多與知識界相關的事情，都在這個月份醞釀、發酵、爆發，然後長遠地影響着中國的歷史進程。

一八九五年春天，北京聚集着大批從各省上京參加會試的舉人，已經考試完畢，正在等待放榜。四月，甲午戰爭中國戰敗，中日兩國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及遼東，賠款二萬萬兩的消息，像一顆炸彈在京城炸開了，把大大小小的京官、舉人們炸得血脈僨張。從四月十四日開始，各地舉人的公呈，像雪片似的飛到都察院，呼籲朝廷拒絕簽約。一位臺灣省籍舉人，在衙門外捶胸頓足，號啕痛哭，長跪不起，為臺灣民眾向朝廷請命，圍觀之人，莫不潸然淚下，感同身受。

這批奔走呼號的「知識分子」當中，有兩個廣東人最為活躍，一個是康有為，一個是梁啟超。

康有為，廣東南海人，生於一八五八年，原名祖詒，號長素。早年在家鄉時，閱讀各種新書，如《西國近事彙編》、《環遊地球新錄》等等，開闊了眼界。後來他親身遊歷香港，感受到西方文明，治國甚有法度，絕不是中國人所說的「夷狄」，於是大購西方書籍（譯本），大講西學。一八九一年，康有為在廣州開辦「萬木草堂」，主持完成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大發求仁之義，而講中外之故，救中國之法」，鼓吹從最高層的王權入手，由上而下改造中國。

梁啟超，廣東新會人，生於一八七三年，字卓如，號任公。他十二歲進學，十七歲中舉，人稱神童，滿腹訓詁詞章之學。自從聽了康有為如「大海潮音，作獅子吼」的講學後，幡然猛醒，有如桶底脫落，豁然貫通，始覺自己肚裏的全是「數百年無用舊學」，於是改轅易轍，追隨康有為左右，絳帳侍坐，執經問字，北面備弟子禮。當時康有為還只是個秀才，梁啟超以舉人的資格，倒過來拜秀才為師，傾力提倡新學。康長素有了這個得力助手，如虎添翼。

四月的北京，紫藤花開，柳絮飛揚，空氣中充滿了不安。為了阻止朝廷簽約，梁啟超先是聯合了廣東舉人麥孟華、張壽波等人上書，被都察院拒絕了。其後湖南舉人們得知，也積極參與，挺身而出的公車愈來愈多，力言臺灣萬不可割讓。

康有為、梁啟超起草了一份一萬八千字的請願書，據說，五月二日，康有為聯合在京會試的公車一千三百多人，於松筠庵會議，共同署名上書光緒皇帝，並齊赴都察院遞交請願書，被都察院拒收。這就是在所有中國近代史書上都少不了的「公車上書」一頁。

對這一事件，梁啟超的描述是：「甲午敗後，（康有為）又聯合公車千餘人，上書申前議（指變法之議），亦不達。世所傳公車上書記是也。」1

康有為的描寫比較詳細：「時以士氣可用，乃合十八省舉人於松筠庵會議，與名者千二百餘人，以一晝二夜草萬言書，請拒和約、遷都、變法三者，卓如孺博書之，並日繕寫…… 遍傳都下，士氣憤湧，聯軌察院前里許，至四月八日投遞，則察院以既已用寶，無法挽回，卻不收。」2

這個被歷史學家稱之為「是自十二世紀宋朝太學生發動的知識青年救亡運動以來，絕無僅有的第二次」的大事件，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要的節點，它象徵着傳統知識分子在近代社會的角色轉換。然而，這一幾近定案的事件，後來頻遭質疑，有人認為所謂「公車上書」，是康有為出於急功近利、虛榮自負的心理編造出來的。

證據是，當年五月二十四日出版的《公車上書記》序中承認，五月二日那天，舉人們「聞局已大定，不復可救，於是群議渙散」，3並無示威請願之事。軍機大臣翁同龢當日的日記，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賬，也沒有出現過一千三百名公車到都察院遊行上書並且被拒的事情；宮廷檔案顯示所有上書均達御前，所謂都察院拒收上書的說法是不成立的。因此，作為康有為後來在自編年譜中所描繪的「公車上書」歷史事件並不存在，「頂多只能稱作『公車集會』或『公車擬上書』而已」。4

這種質疑，在史學界漸漸佔據了上風。

「公車上書」事件究竟有沒有發生？

事實上，公車上書真的發生了。當《馬關條約》的噩耗傳開後，最先向朝廷力爭反對的，是一批中央和地方官員，這不奇怪，因為首先知道消息的，是官場中人，但很快在京的舉人們也知道了消息。

按《公車上書記》的序言所說，那些天到都察院上書的公車，絡繹不絕。四月二十二、二十四、二十六、二十八、三十日，是都察院雙日堂期，「察院門外車馬闐溢，冠袵雜遝，言論滂積者，殆無虛晷焉」。前來上書的公車，一波接着一波。四月三十日，由梁啟超領銜八十名廣東舉人上書。根據史料顯示，僅五月二日那天，都察院就接到七省舉人的八批公呈，簽名者三百四十二人；而且在其後幾天內，依然紛至沓來，直至五月八日，因簽約之事已塵埃落定，爭無可爭了，才告平息，上書總量三十一件，簽名者一千五百五十五人。

以官方檔案沒有拒收上書的記錄，證明沒有「上書被拒」一事，似乎不夠說服力。都察院對根本沒有接收的上書，是否還會記錄在案？這是一個疑問；官方檔案有沒有弄虛作假？這是另一個疑問。根據其他記載，當時被拒收的上書，不止一份。經驗告訴人們，官方文書，文過飾非、胡編亂造之處甚多。

事實也許是這樣的：當年的松筠庵，是不少公車碰頭聊天的地方，每天熙來攘往，喧囂熱鬧，而上書的事情也是在這裏商議出來的，至於有多少人具體參與了商議，有多少人是口頭附議贊成，有多少人是來坐坐聊天的，有多少人是真正畫押簽名的，並無一個準確的數字。而後來康、梁為了壯大聲勢，時而說有一千二百人，時而說有一千三百人，時而又說有三千人，在當時政治勢力尖銳對峙的環境下，可以諒解，簡單地斥為「不嚴肅、不負責、隨心所欲」，未免過於簡單。在許多群眾運動中，把三五千人的集會，說成是十萬人大會，也是常有的事情。

準確的人數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一千三百名舉人在松筠庵會議上簽名請願並上書被拒一事，是否子虛烏有？《公車上書記》序言交代得很清楚：他們的計劃，原定是五月四日向都察院上書的。如果付諸實行，那真是一種驚人的歷史巧合，一場發生在一八九五年的五四運動，將永垂青史。可惜，因為五月二日聽說皇上已經在和約上蓋了國璽，大局已定，公車們請願阻止，已經太遲了。《公車上書記》的序言說：

（五月二日）是時松筠庵坐中議者尚數十百人，咸未稔用寶之舉，但覺氣象愁慘，相對欷歔，憤悒不得語，蓋氣機之感召然耶？是夕議者既散歸，則聞局已大定，不復可救，於是群議渙散，有謂仍當力爭以圖萬一者，亦有謂成事不說無為蛇足者：蓋各省坐是取回知單者又數百人，而初九日（三日）松筠之足音已跫然矣，議遂中寢，惜哉惜哉。

公車們還沒去請願就散伙了。後來在康有為自編年譜中，繪形繪色地把事件描述為「士氣憤湧，聯軌察院前里許，至四月八日（即五月二日）投遞，則察院以既已用寶，無法挽回，卻不收」。留意「至四月八日」一句，可知舉人們「聯軌察院前里許」，是五月二日之前的事情。與他前面所述互相對照，可以肯定， 五月二日由於和約已成定局，大部分舉人都散去了，集體請願的計劃「議遂中寢」。康有為即使堅持去都察院上書，也絕沒有一千三百人同往的盛況。至於後來不少歷史書所寫：「五月二日，由康、梁二人帶領，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市民集都察院門前請代奏」，則完全是文學化的描寫了。

這種文學描寫，究竟最早出自何人筆下，是康有為和他的門徒自吹自擂，還是別人添油加醋，都無關宏旨，但無論如何，一八九五年五月在北京舉人們不僅僅是「集會」，也不僅僅是「擬上書」，而是確實上書了，不是一份，而是三十一份；不是一千三百人，而是一千五百五十五人。因此，要說虛構，只能說時間、人數上有差異，具體到「五月二日，由康、梁二人帶領，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市民集都察院門前請代奏」這一細節是虛構的。

不管這一系列「公車上書」事件，是反對簽約的官員們在幕後操縱的，還是康有為、梁啟超挑頭組織的，也不管五月二日那天到底有沒有上千人去都察院請願，這些都無礙於我們觸摸當年知識分子們搏動的血脈。

一八九五年的「公車上書」，與宋代的太學生伏闕上書，請求抗金，有本質的不同，它不僅開啟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問政之風，更重要的是，它把個別事件引向了國家政治改革的方向，製造了一場社會運動。許多在北京參與上書的知識分子，在回到各自的省區後，組織起各種民間的壓力團體、議政團體，成了清末政治改革運動的中堅力量。

與宋代太學生伏闕上書，相隔了七百六十多年，時代畢竟不同了。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這個獨尊儒術兩千多年的老大帝國，面臨着十字路口。

在西洋的堅船利炮面前，中國的各種沉痾宿疾、疑難雜症，一時俱發。當年金人入侵中原，帶來了遊牧文化，而現在西洋大炮帶來的是工業文明。東方中古時代的農業文明，打不過西方現代的工業文明，中國必須「師夷長技」，走變革之路，才有復興希望。當其時，以魏源、林則徐、郭嵩燾、徐繼畲、梁廷枏等人為代表的一批有識之士，主張經世致用，在萎靡洩沓的社會環境中，不斷呼籲變法。他們翻譯和編寫了不少介紹「夷情」的書籍，為人們打開了觀察另一個世界的視窗。其意義，殆與劃破黑夜的閃電相同。

風氣之開，甚於迅雷。經世派一出，思想界風雲迭起。歷經太平天囯、甲午戰爭之變，中國國勢的衰弱，民族精神的沉淪，已到了人命淺危、朝不慮夕的險境。學習西方工業與科學技術，乃從林則徐時代幾個孤臣孽子的拚死呼號，逐漸為朝廷所接受。於是有了洋務運動，造就了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沈葆楨等一批中興名臣。

中國的當務之急，既不是如何拒「夷」於國門之外，也不是如何為往聖繼絕學，重振舊政教，恢復舊綱紀，而是老老實實向西方學習。不管學習過程多麼痛苦與難堪，都無法迴避，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唯有硬着頭皮學下去。王陽明說「殺人當在咽喉上着刀」，此時此地，學習西方，就是振興中國的「咽喉」。

然而，咽喉找到了，怎麼着刀，卻依然頗費周章。這也是令中國士大夫們陷於極度焦慮的難題之一。如何把西方文明與中國文化傳統對接，賦予「學習西方」這一在前輩們看來有損國體的事情以正當性和合法化，是誰也繞不過去的一塊石頭。不是一句「尊王攘夷」或「全盤西化」的口號，就能輕易解決的。

張之洞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對推動中國社會的轉型，具有酵母之效。雖然仍未跳出儒家傳統「內聖外王」的套路，也談不上真正認識與學習西方文明，但它為中國學習西方找到了一個道德的立足點，說白了，就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中學為體，中國特色也；西學為用，資本主義也。對於唱慣「漢家不通無禮之國」高調的士大夫來說，「中學為體」這四個字，至關重要，是不是「洋奴」的分水嶺，端在其中。從「尊王攘夷」到「尊王師夷」，中國往前邁出了蹣跚的一步。

歷史上每一場大戰爭，都會引起社會變革。不是推動社會往前走，就是拉着它往後退。自鴉片戰爭以來，「往前走」與「往後退」的兩股力量，在中國膠着爭持。繼同治中興之後，戊戌變法、義和拳之亂、立憲運動、保路運動，以及各式各樣的「改良」、「變法」、「革命」，連朝接夕，隨踵而至，最終釀成辛亥革命一聲炮響，滿清傾覆，民國創立。其間國家、民族、文化的命脈，存亡絕續，懸於呼吸，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用李鴻章的話來說，開亙古未有之變局，是一點也沒有誇張的。

推源溯始，中國的啟蒙運動，是因救亡而起的，它往往被視為救亡的一個途徑，或者說一種手段。因此，任何時候只要發現有更快捷的途徑，以救亡為己任的啟蒙者馬上就會來個急轉彎。

一八九六年八月九日，梁啟超在上海創辦《時務報》（旬刊），每期三四萬字，由汪康年任總經理，梁啟超任總主筆。先後出版了六十九期，發表了一大批鼓吹變法的政論文章，一紙風行，高峰時每期銷一萬七千份，成為國內最受歡迎的一份報紙。

梁啟超的《變法通議》，就是《時務報》上的一顆重磅炸彈，他大聲疾呼：中國的官制必須改革！教育制度必須改革！科舉取士制度必須改革！中國變則存，不變則亡！字字擲地作金石聲，有如破山之雷，振聾發聵。梁啟超說：

自從和日本打了一個敗仗下來，國內有心人，真像睡夢中着了一個霹靂，因想道堂堂中國為什麼衰敗到這田地？都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變法維新」做一面大旗，在社會上開始運動，那急先鋒就是康有為梁啟超一班人。這班人中國學問是有底子的，外國文卻一字不懂。他們不能告訴人「外國學問是什麼？應該怎麼學法」？只會日日大聲疾呼，說「中國舊東西是不夠的，外國人許多好處是要學的」。這些話雖然像是囫圇，在當時卻發生很大的效力。5

梁啟超被後世稱為中國第一代的啟蒙大師。當年他在武昌拜會張之洞，張之洞以迎欽差的規格，大開總督衙門的中門、暖閣相迎，只差沒有鳴炮致禮。可見他的名氣之大。梁啟超的成就，遠在其師康有為之上，進入民國以後，經歷了張勳復辟，康有為的名字已經臭不可聞了，但作為康門弟子，梁啟超在風起雲湧的新文化運動中，仍能別開生面，自成一家。

梁啟超文章之所以大受歡迎，除了觀點新穎外，文章風格，突破所謂桐城古文與八股時文的束縛，亦為重要原因。梁啟超自稱：「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6

「新文體」—第一代的現代白話文出現了。

由於讀者喜歡，許多報刊競相模仿，一時風靡全國。人們又稱之為「時務體」或「新民體」（《新民叢報》是梁氏主辦的另一份報紙）。白話文先鋒胡適總結，「新文體」受歡迎的原因：一、文體的解放，打破一切「義法」、「家法」，打破一切「古文」、「時文」、「散文」、「駢文」的界限；二、條理的分明，梁啟超的長篇文章都長於條理，最容易看下去；三、辭句的淺顯，既容易懂得，又容易模仿；四、富於刺激性。「筆鋒常帶情感」。7

1梁啟超《康有為傳》。《戊戌變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二○○○年版。

2《康有為自定年譜》。《戊戌變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二○○○年版。

3康有為《公車上書》。該書的序言署名「滬上哀時老人未還氏」，即使不是康有為本人，至少也是他的親朋好友。

4姜鳴《天公不語對枯棋》。三聯書店，二○○六年版。

5梁啟超《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梁任公近著》（下），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二三年版。

6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