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最後600天

周恩來從患病到住院，經歷了兩年苦撐危局的政治苦旅；從住院到逝世，又經歷了600天由生到死的病痛時日。
本書真實記錄了周恩來總理從患病、住院到逝世的最後生命歲月，生動展現了周恩來總理與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頑強鬥爭並在毛澤東主席的支持下，逐步推舉鄧小平重新走上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的過程。表現了周恩來總理崇高的理想信念、堅定的革命意志和偉大的人格力量。首次披露大量珍貴歷史照片、第一手材料，真實還原了周恩來生命的最後時日。

以下文字參考：

周恩來於1972年5月被確診為膀胱癌，他不僅繼續擔負著常人難以承受的繁重工作，而且承受著來自黨內外巨大的政治壓力，與江青等人頑強鬥爭，逐步推舉鄧小平接替自己的位置。
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周恩來共做大小手術13次，離世時體重不到60斤。他抱病履職，在醫院接待外賓60多次，外出工作10多次，他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周恩來生前沒有子女，死後沒有墓穴，但他的名字已經被億萬人民銘記！

推廣重點

著名作家顧保孜潛心多年寫成，著名攝影師杜修賢（周恩來專職攝影記者）生前最後一部作品。
全書收錄近300幅歷史照片，記錄周總理從1972年5月12日發現癌細胞到1976年1月8日逝世這段令人心痛的歲月，大量珍貴照片屬首次面世。
周恩來是一個老人，是一個病人，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理。在他生命的最後600天，經歷了13次大小手術，在醫院接待外賓60多次，外出工作10多次，離世時體重不到60斤。他抱病履職，苦撐危局，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顧保孜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為第二炮兵政治部電視藝術中心一級編劇。著有《紅牆裡的瞬間》、《鐵血N4A》、《紅鏡頭》、《中南海人物春秋》、《毛澤東最後七年風雨路》、《毛澤東非常時期非常事：1964—1969》等數十部紀實文學著作。多次獲“五個一工程”圖書獎、中國圖書獎、解放軍圖書獎等獎項。

杜修賢（1926.11—2014.6）

1945年在延安八路軍電影團師從吳印咸學習攝影。1954年任新華社北京分社攝影組組長、新華社攝影部中央新聞攝影記者。1960年起擔任新華社駐中南海攝影組副組長、攝影部中央新聞組組長，新華社攝影部副主任、中央外事攝影協作小組組長。20世紀60—70年代，他先後擔任周恩來、毛澤東專職攝影記者。1980年擔任中國圖片社副總經理，1984年離休。

第一章 禍起蕭牆
淡然處之／ 抽薪止沸／ 複出之路／ 一衣帶水／ 南轅北轍
第二章 病魔纏身
柳暗花明／ 求賢若渴／ 日理萬機／ 如願以償／ 再度受挫／ 忍辱負重／ 改弦更張／ 歲月留痕／ 風波再起／ 明火執仗
第三章 困頓病榻
西風殘照／ 困頓病榻／ 掛肚牽心／ 垂暮之治／ 歡聚一堂／ 風生水起／ 生死一搏／ 情同手足／ 心願已了
第四章 回天乏術
惺惺相惜／ 以忍為閽／ 暗流湧動／ 洞察秋毫／ 觸物生情／ 淚乾腸斷／ 直抒胸臆／ 因風吹火／ 逝者如斯／ 激濁揚清
第五章 彌留之際
相濡以沫／ 臨深履薄／ 油乾燈盡／ 語重心沉／ 回光返照／ 難以回天
第六章 魂舞大地
剖肝泣血／ 力不從心／ 天怒人怨／ 眾怒難犯／ 風木含悲／ 最後使命／ 涓滴不遺
尾聲 從西花廳海棠花憶起（鄧穎超）
後記
編後記
參考書目
採訪對象

第一章
禍起蕭牆

1972年5月12日，周恩來在例行檢查時發現尿中有4個紅血球，隨後被確診為膀胱癌。但他不僅繼續擔負著常人難以承受的繁重工作，而且承受著來自黨內外巨大的政治壓力，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在批判極“左”思潮、“組閣”、“反對經驗主義”等重大問題上進行了頑強的鬥爭。他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逐步推舉鄧小平重新走上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成為“總理”的接班人，為中國今後的前途和命運做出了關鍵的抉擇！

淡然處之

1972年5月12日，周恩來在送走美國總統尼克遜後不久，一次例行常規檢查，尿檢中發現4 個紅血球。從此，病魔如影，緊緊相隨。

1972年，中美關係進入一個令世界驚歎的新紀元。

尼克遜2月21日來到中國，成為第一個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美國總統。他在中國訪問期間，都是由周恩來總理親自陪同，最後也是由周恩來親自陪同前往杭州、上海等地參觀。2月28日，周恩來在上海虹橋機場冒雨送別客人。尼克遜夫婦透過舷窗，看見周恩來站在濛濛細雨中，堅持不打雨傘向他們款款揮手……

就這樣，首位訪華的美國總統帶著不可磨滅的記憶，乘專機飛離中國。

尼克遜訪華的日程不過只有一週的時間，可這對周恩來來說，卻耗費了他好幾年的精力。正如一條完工的道路，通車只需要片刻的工夫，而築路工程卻是漫長而艱辛的。

周恩來為築成這條不尋常的路，凝聚了畢生的智慧，也耗費了生命的精髓。當一個個永恆的輝煌畫面不斷出現時，病魔的陰影也悄悄降臨！

尼克遜總統走後兩個多月的一天清晨，這天日曆上印著1972年5月12日。保健醫生張佐良從周恩來的衛生間取走了一個用肉眼看不出任何變化的尿檢小玻璃瓶。這是醫生按照慣例，一個星期要為總理作一次大小便檢查。

這一天，周恩來起床洗漱，簡單早餐後，照例來到他在西花廳後院的辦公室裡批閱頭一天沒有看完的文件。他在一堆文件裡看見一份中共浙江省委關於副省長馮白駒的病情報告，他心裡有些隱痛。這位被他譽為“瓊崖人民的一面旗幟”的老將軍在“文革”中捱整，身體與精神上受了很大折磨，現在又得了前列腺癌。“文革”以來，像馮白駒這樣捱整直到患上癌症的老幹部還有很多，但只要周恩來知道，他都會盡全力為其解脫政治審查的精神枷鎖，讓他們有一個較為寬鬆的治病環境。

周恩來心情沉重地在馮白駒治病的報告上批道：“馮白駒同志如患癌可進到北京日壇醫院來治，其夫人同來。”他寫完批示，心裡還有些不踏實，又拿起電話給中辦負責人，囑咐中辦將他的批示快一些轉告浙江省委，不要因為報告“例行公事”而耽誤了老將軍的治病。

就在周恩來盡力挽救別人生命之時，他自己的生命信息也傳遞出了令人不安的信號，命運之神向他亮起了紅燈。

第二天，周恩來的化驗結果送到了保健醫生手裡。張醫生一看化驗單，不由得心一沉 ── 4個紅血球！ 這就是說，顯微鏡下的每個高倍視野就有4個紅血球！

北京醫院是張醫生供職的單位，如果是平時，他在北京醫院門診坐診，這4個紅血球對診斷疾病是沒多大的臨床意義的。但現在不同，他手裡的尿檢報告是來自一國總理體內的信號。他不能僥倖，但也不能緊張，更不能馬上就聲張，以免造成大家的緊張情緒，干擾總理的工作。他連鄧穎超大姐也沒有告訴，而是悄悄給協和醫院泌尿專家、也是負責中南海領導人保健工作的主治醫生吳階平打了個電話，報告這一情況。

吳階平一聽，也覺得必須警惕。為慎重起見，他讓張醫生再多取幾次尿樣，以便進一步作病理化驗。

吳階平放下電話，他的心收緊了。周恩來總理是他最為熟悉也最為信服的人。從50年代起，他就和周恩來有過很多交往。周恩來十分賞識並信賴吳階平高超的醫療水平，曾多次派他主持完成國內外重大特殊的醫療保健任務。1962年，周恩來得知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因腎結石導致左腎功能障礙，可能要進行切除手術。他對蘇加諾說，我們國內有很好的泌尿專家，我派他去給你看看，盡量不要手術切除。於是周恩來讓吳階平帶著中國醫療組去了印度尼西亞，經過4個月的努力，吳階平終於讓蘇加諾的左腎恢復了功能。為此，蘇加諾總統和夫人感激萬分，不僅設宴歡送中國專家，還給吳階平授予印尼國家二級勳章。從此，吳階平在蘇加諾眼睛裡，成了包治百病的全科專家，就連傷風感冒頭痛腦熱甚麼的，也要把吳階平從中國請去治療一番。吳階平後來又多次被周恩來派出國，為一些國家元首治癒了泌尿系統的頑症。吳階平這下名聲大震，真成了全科專家的“國際保健醫生”。

此時吳階平多麼希望周恩來接下來的檢查，各項指標能和以前一樣，屬於正常範圍內，那4個紅血球只是一次意外的出現。

按照吳階平的要求，張佐良醫生還要再給周總理取尿樣。他面對常規檢查中最簡單的取尿樣，卻犯了難。

張佐良做周總理的保健醫生快十年了，十分了解周恩來的脾氣。總理每做一件事情都非常認真仔細，不僅要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如果剛作了常規檢查，又叫留樣化驗。周恩來一定會用疑惑的目光看著醫生，然後仔仔細細問個明白；要是醫生理由不充分，他會毫不猶豫加以拒絕的。他可不願意為沒有根據的懷疑麻煩醫生也麻煩自己，他的工作時間幾乎是以分秒為計算單位，哪能再添額外的項目呢！

為再次爭取總理的配合，保健醫生苦苦想了一天，為4個紅血球的出現想了5個理由來說服總理再作進一步檢查：第一可能是血管硬化，毛細血管滲血；第二是尿路結石，摩擦出血；第三是膀胱有炎症；第四是尿道血管畸形；第五是膀胱裡長良性瘤子。那麼第六……也是最後一個理由，他沒有說出來，因為這也是保健醫生最為擔心的 ── 癌！

張醫生為完善這5個理由，又去找了鄧穎超大姐，聽取她的意見，以便說服總理的理由再充分一些。被工作人員稱為鄧大姐的鄧穎超，在大家心目中，就是總理的第一道“安全檢查哨”，大事小事總是先和鄧大姐商量，取得一致意見後，大家再去執行實施，這樣不僅減少打擾總理的時間，也縮短總理了解與適應的過程。

畢竟鄧穎超的母親是一個中醫，鄧穎超從小就熟悉並諳熟中醫，以前她常請老中醫給周恩來看病開藥方，她本人也是常年吃中藥調養身體。當她知道周恩來尿檢發現4個紅血球，並不感到緊張，她覺得張醫生這5條理由有足夠的說服力，周恩來一定會配合的。她為張醫生能一次取樣成功，還特地了解了這幾天總理的日程安排。

5月14日─18日，索馬里最高革命委員會主席西亞德率代表團來華進行國事訪問，周總理可能14日上午還在西花廳辦公，以後的幾天恐怕再難有時間聽醫生一條條地解釋取尿樣的理由了。

張醫生按照這個時間點，14日一早就在西花廳等候，果然周恩來在西花廳辦公室裡辦公已達十多個小時。張醫生趁給總理送藥的機會，勸總理休息一會兒。他知道總理心臟不好，這樣勞累是不行的，也藉此將需要再次進行尿檢的事情告訴總理。

周恩來看見張醫生進來送藥，只是機械性地抬起疲倦的臉龐，取下老花鏡，接過藥和水杯，一口把藥吞下，然後又把老花鏡戴上，繼續埋頭批閱文件，下午他就要去人民大會堂迎接外賓，可他的辦公桌上的文件仍然堆積如山。張醫生見狀，有些發毛，心臟不由得怦怦地跳：正在工作的總理能有耐心聽完我的五條理由嗎？ 如果一口拒絕怎麼辦？

張醫生愣愣地站在原地，一時不知如何開口是好。

還是周恩來敏感，察覺張佐良神態有些異常，就抬頭問他還有甚麼事情？

“總理，是這樣的，前天檢查的小便，裡面有4個紅血球……”大夫清清喉嚨，盡量用平靜的語氣。

“這有甚麼大驚小怪！”周恩來懂一些衛生常識，小便中有微量紅血球屬於正常現象。

“總理，不是大驚小怪。發現紅血球，不管有病沒病，應該先搞清楚原因。”

“會是甚麼原因？”

果然不出所料，總理開始刨根問底了。

周恩來摘下老花鏡，身體後仰，靠在椅背上，那是準備好好聽聽他的保健醫生的分析是否有道理的姿勢。

醫生按照想好的五條理由，由輕說到重，一條一條擺給總理聽，才講了三條，總理打斷他的話頭：“別繞圈子了，是不是懷疑我長瘤了？你先別管我，先去治好康生的病。”

時任政治局常委的康生得的是膀胱癌，開始也是發現尿中有紅血球，然後才檢查出癌細胞的。正是因為康生的病例，才使大家不敢放鬆警惕。張醫生聽見總理提到康生的病情，心情一下鬆了，說話也敢放開了，趁勢給總理做思想工作：“總理，在諸多的癌症中，膀胱癌是可以根治的，只要治療得早，預後是最好的一種。大量病例表明，能根治的病人佔三分之一，復發的病人佔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病人才……”

“死亡，對不對？”周恩來不等張醫生選擇合適的詞兒表達這個忌諱的字眼，就直截了當地說了出來。

和總理說話，最好直截了當，不要迴避：“對，死亡。”

“你說了這半天，究竟想要做甚麼？”周恩來目光認真。

“要小便，再作一次小便化驗。”

“就這個？”這個要求可能出乎周恩來意外，他“撲哧”笑出了聲，馬上爽快地答應了。“查吧，馬上？可以！”說罷，起身就去衛生間，張醫生趕緊拿出事先準備好的專門用來取尿樣的瓶子遞給總理。

張醫生拿到小便標本，隨即派人送往北京醫院病理科檢查。

第二天，周恩來在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裡要舉行幾個外事活動。其中一項，是與第二次訪華的日本公明黨中央副委員長二宮文造就中日關係等問題進行長談，談話中周恩來得到了一個重要的信息，“如果日本自民黨領袖田中角榮擔任首相，他就要到中國來談中日兩國關係問題”。這個信號令周恩來十分敏感，也十分振奮。他發出了爽朗的笑聲，用蘇北口音向日本客人發出了歡迎辭令：“有這樣勇氣的人來，我們怎麼能拒絕呢？不然就不公道了。”

而此時，西花廳與人民大會堂的熱烈氣氛正好相反，大家面臨著史無前例的嚴峻時刻。張醫生收到了北京醫院送來的尿樣化驗報告單與尿細胞病理學檢查報告單。尿樣化驗單上寫著“8個紅血球”，離上次尿常規檢查僅僅三天時間，紅血球數量竟增加了一倍。尿細胞病理學檢查報告單上赫然寫著 ── “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

日夜揪心的“癌細胞”還是無情地出現了！

這9個觸目驚心的字，一下凝固了西花廳值班室裡的空氣。大家一動不動地緊盯著這張化驗單，希望自己的眼睛看錯了這9個字。然而，這9個字寫在一國總理的檢查化驗單上，白紙黑字，誰也無法抹去。頓時，大家心裡像裝進一塊石頭，感到格外的沉重，幾個女工作人員忍不住哭出了聲，男工作人員只能跑到屋外，躲到沒人的地方吸煙、歎氣，來釋放一下自己沉重的心情。其實，這種心情隨著“文革”開始，受總理苦悶、壓抑、憂慮情緒的影響，就在大家心裡埋下了。每次遇到總理遭遇命運不公，委曲求全時，大家苦悶的情緒就像漲潮的海水，一波一波地擊打在心岸上，久而久之，大家都有為總理鳴冤叫屈的感覺。苦悶中，張醫生突然意識到自己的職責，現在必須爭分奪秒，與時間賽跑，盡快讓總理進入治療的“軌道”。

70年代還不像現在，人們對癌細胞的認識還不那樣一致和確定。一開始，北京的泌尿專家們認為，“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會不會是尿中的變異細胞，因為尿液中的細胞往往是變化無常的。這些變異細胞不能直接診斷為癌症。

北京醫院病理科對此極為負責，他們又請最著名的細胞病理學專家、中國醫學科學院附屬腫瘤研究所的楊大望教授，協和醫院及解放軍301醫院病理科的主任共同來會診，仔細研究尿塗片染色細胞病理學檢查結果，最後大家一致認為：“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的診斷可以確定。

周恩來真的得了膀胱癌？ 張佐良感到事關重大，立刻將病理學專家們一致得出的“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之結論，打電話通報了吳階平。

吳階平在電話裡許久沒有說話，他這幾天擔心的事情還是變為了現實。但是他還抱著最後一綫希望，讓張醫生再多請幾位泌尿外科大夫一起看看。他自己提出請友誼醫院泌尿外科主任于惠元與協和醫院泌尿外科吳德誠教授等人，一起集中到中南海進行會診。

儘管專家們在中南海會診也基本認為“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可以確診了，但吳階平慎之又慎，提出即刻派專家攜帶細胞病理學檢查的塗片標本等資料，趕赴天津、上海兩地，請那裡的專家在不知道病人姓名的情況下進行“背對背”會診。

5月18日，滬、津兩地泌尿外科臨床及病理學專家的意見和北京病理學專家的結論沒有異議。這意味著5 月18 日這一天，周恩來被確診為膀胱癌！

周恩來不僅是一國總理，也是一個癌症病人的嚴酷現實，不容置疑地擺在了西花廳保健醫生的面前！

張佐良與吳階平等保健醫生一道，將此情況報告了上級領導，並請示下一步工作如何進行，同時，他們還建議應考慮向黨中央作書面及口頭彙報。

說來奇怪，自從第二次取了尿樣後，周恩來自己竟然像忘了這碼事一樣，也不問檢查的結果。怎麼一向注意細節的周恩來會表現出少有的疏忽呢？ 這很反常啊，可大家對總理的反常，也很糾結，既希望總理不要問結果，以免不會撒謊而泄漏了病情，但又希望總理能知道自己的病情，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啊！

醫生哪裡知道，周恩來此時心裡裝著一件重於生命的大事！

1972 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七個年頭。這七年，周恩來始終處於一種難以言喻的痛苦和憂慮之中。此時周恩來身體所有的信號特別是不斷消瘦已經告訴他，此次診斷絕非一般小病。為了國家的未來與前途，他必須刻不容緩，抓住林彪叛國事件後出現的歷史轉機，毅然舉起批判極“左”思潮這面旗幟，在各個領域裡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惡果，盡可能多地解放中高級幹部，把黨和國家從危難和困境中擺脫出來。否則，他是無法安心躺在病床上治病的。

5月21日，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312人雲集北京人民大會堂，參加“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這個會議從5月21日至6月23日開了一個月。

會議召開的當晚，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的意見，前往毛澤東處請示，可否將毛澤東在1966年7月8日寫給江青的信印發“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他作為較早就看見此信的人之一，覺得是時候發表了。

此時的毛澤東因為“林彪事件”，精神與身體都受到重大打擊，一直處於病魔纏身的狀態中。年初，毛澤東參加陳毅追悼會後不久，再次病倒，並且病情來勢兇猛。一次他突然休克倒地，經過醫務人員的全力搶救，才蘇醒過來。周恩來得知毛澤東病重的消息，坐車從他的住所西花廳趕到游泳池時，許久許久下不來車。下車後，他馬上指揮醫務人員：“你們要用全力搶救！”周恩來表情沉重，發自內心地說：“這個國家的擔子重，不能沒有毛主席！”

周恩來走近毛澤東床前，毛澤東的背後用被子和枕頭墊著，周恩來握住毛澤東的一隻大手，大聲喊著：“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恩來呀，主席，你聽見了嗎！”他的嗓音有點沙啞，而且有點發顫。

經過搶救，毛澤東醒過來了。周恩來很是感謝醫護人員和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事後，他還自己出錢請了兩桌飯犒勞所有醫護人員和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

大病後的毛澤東每天要吸氧，打針吃藥，不僅行走困難，連說話都氣喘吁吁，不要說出門參加中央會議了，就是在屋裡轉轉都很困難。但病中的毛澤東，他的大腦是清楚的，當周恩來提出公開他寫的信，作為會議文件印發時，他馬上表示同意，畢竟那封信裡他對林彪“藉助鍾馗打鬼”是早有認識的。信中有這麼一段話意味深長：

我的朋友的講話（朋友指林彪。講話，指林彪於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其中提出“防止反革命政變”。 ── 作者註），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覺得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

有了毛澤東的點頭，這場“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成了一個大規模、高規格、長時間的會議，由此拉開了周恩來政治生涯中最後一場戰鬥的大幕 ── 糾正“左傾”思潮，挽回“文革”損失！ 這成了相伴周恩來與病魔作鬥爭始終的政治使命。

這次會議上，大家第一次看見了毛澤東六年前寫給江青的信。毛澤東在信中表示對林彪1966年5月18日有關政變和個人崇拜講話的不滿和不安，為這次會議批判林彪集團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

毫無疑問，周恩來主持會議全過程，在他看來，“這一次是我們黨內第十次的路綫鬥爭，也是最尖銳、最嚴重、最複雜的一次階級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