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

卜正民在《維梅爾的帽子》中，展現了藝術修養以及對史料的嫻熟，剪裁出一幅十七世紀全球貿易的迷人圖像；在《通敵》中，則是處理卜正民另一個專精領域──二十世紀日本侵華史。

兩岸政權為了「抗戰是誰打的」，爭奪話語權、詮釋權不休；政治立場不同者，動輒饗以「民族大義」、「漢奸」的大帽子，把道德／政治標準驟然拉到無可轉圜的高度，無視於抗日的神話，有許多是事後製造出來的，也不顧錯貼亂貼的漢奸的標籤不在少數。

卜正民的《通敵》並非為某些特定的「漢奸」平反，而是集中在嘉定、鎮江、南京、上海、崇明這五個地方的史料與數據，試圖從人性與生活的層面、實際發生的事情，讓讀者了解，「通敵合作」比我們所想像的更為模稜、廣泛而普遍。



當外敵入侵，烽煙四起，戰火燎原。無辜生靈，危在旦夕，無一能倖免於暴力威脅。你若是地方上的頭臉人物，或是有志做出一番事業，或有心服務鄉里，值此危難，選擇挑起領導的責任。武裝抵抗，只聞其聲，游擊隊伏於鄉間，且與盜匪強梁無異。日寇的文職人員出現在你家門前，請你提供合作。那麼，你會怎麼辦？

卜正民（Timothy Brook）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歷史系中國史教授，曾擔任史丹福大學歷史系教授。卜氏研究視野廣闊，成果出眾，主張從全球比較的角度而不是孤立地研究中國歷史，研究重點主要是中國歷史明史、中國封建社會法律、大日本帝國侵華戰爭史、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大日本帝國亞洲侵略史。著有《維梅爾的帽子》。
 
譯者　林添貴
國立台灣大學畢業，歷任企業高階主管及新聞媒體資深編輯人。譯作近百本，包括《台灣的未來》、《一山二虎：中日關係的現狀與亞太局勢的未來》、《未知的海峽：兩岸關係的未來》、《從鄧小平到習近平》等。

第一章 何謂通敵合作
 
第二章 計劃
 
第三章 表象∕嘉定
 
第四章 成本∕鎮江
 
第五章 串謀∕南京
 
第六章 競爭∕上海
 
第七章 抵抗∕崇明
 
第八章 整合各占領區

第一章 何謂通敵合作？
 
（前文略）對於沒有介入論戰的歷史學者來說，通敵合作（collaboration）這個詞很難使用。它具有幾乎無可辯駁的道德力量，那些被貼上這個標籤的人，其行為就變得聳人聽聞，讓這個題目有了只有戰時占領才能挑激起來的活力。這個字有龐大的批判力道，即使我們還不知道批判有何根據，也會干擾學者的分析。一旦用了這個字，就在所欲描述的政治地景上疊了一張道德地圖，使得調查無從進行。歷史學者必須追問，通敵合作所假定的道德主題是如何進行的，而不是只在事後回頭批評。我們不能接受把染上道德色彩的描述當作史實，我們也不能假裝它不存在。我們的工作是要破除道德的障蔽，看見背後的政治現實，查出到底發生什麼事。道德與政治在不同的領域發揮作用，但往往使用同樣的語言，而我必須承認，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把道德與政治分開並不容易。我會在結語再回頭處理這個問題。
 
把道德地圖和政治地景分開或許讓那些習於其他結論的人感到驚訝。例如，研究維琪政府的歷史學者從一九七○年代開始進行深入研究，已經有若干發現，牴觸了許多法國從開戰以來就抱持的說法。這些假說讓法國免於受到道德的責難。新的看法讓大眾看到維琪政權為德國人作倀到什麼程度，尤其是協助納粹消滅法國境內的猶太人，因而重新審視維琪政權的作為。研究也發現，大部分的法國人根本沒有抵抗德國的占領，而且很多人還支持德國，這讓法國人抗德的英勇傳說失色不少。在某方面，這些發現印證了一般的看法：抵抗是個在道德上站得住腳的選擇。在此意義上，對「相信所有的法國人都抵抗德國人」的攻擊並沒有改變戰後世代的想法，認為忠誠是法國的愛國美德。但是這些攻擊也的確警惕了那些走過戰爭歲月的人，他們都沒有達到一般所宣稱的道德標準。只有在從抵抗神話得利的那一代走了之後，這些令人不快、不受歡迎的真相才得見天日。法國到現在都還在處理那場戰爭所留下的後遺症。
 
與法國人相比起來，中國人還處於與日本人處理占領問題的初期階段。一方面，中國人仍然覺得委屈，因為日本從未澄清它在太平洋戰爭的責任，也沒有就它在中國對中國人的侵略行為進行賠償。另一方面，許多中國人還沒準備好檢視他們受苦、抗戰的集體記憶的背後，來追問淪陷區大部分人在抗戰期間是怎麼過活的。在台灣海峽兩岸政治菁英的彈藥庫中，抗戰的神話一直是強大的道德武器，可用來支持他們在戰後的專制獨裁。國、共兩黨都自稱獨力打敗日本，每個黨都把它的道德正當性--統治的權利--押在此一主張上。然而，思考抗戰的結果並不止於此。戰後數十年中國內政不修，只會深化中國淪陷以來許多中國人就有的國恥意識，而日本仍未償還血債的意識讓中國人不去檢討自己國家後續的記錄。要去除全民對抗戰的印象，把部分責任從外國侵略者身上移走，開始追究中國人在二十世紀對待自己同胞的責任歸屬，將會有可能暴露政治菁英──不論他們是不是革命派──在這些信念背後的利益。
 
基於上述理由，日本占領的道德地景在中國的戰爭史料記載中是沒什麼好爭論的。那我們要如何在考慮到記憶受壓制的情形下著手講述故事呢？我在本書所採取的方法是走到意識型態的超結構底下（每個國家都以此合理化自身的存在），去檢視占領國在地機構最底層級的狀況。在長江三角洲各城鎮的通敵合作或許牽涉到民族榮辱與個人尊嚴，這是政治人物念茲在茲的；但是我們會看到，通敵合作大部分跟更世俗的問題有關──食物供應、交通運輸、身家安全──不管是誰統治，這是地方菁英與地方官員都得解決的。採用由下而上的觀點有助於把通敵合作變成可待探討的問題，而不是可被譴責的道德污點。這並不是說在研究通敵合作時不做道德的考量，而是讓我們更能細察個人做選擇時所處的狀況。
 
藉著往地方層級去研究而擱置對通敵合作既有的判斷，這個策略也不完全是天真的。它改變了敘述故事的方式。松井石根大將一九三七年十一、十二月以閃電之勢由上海攻向南京，這仍然是個殘暴侵略的故事，但是它可以繼續接到征服之後的重新穩定，有些日本人和中國人商討出在新的權威架構下的工作關係。這個方法產生出一種歷史，侵略者有時以有同情心的平民之姿出現，尋求本地人的協助，設法修復軍方所造成的傷害。受害人會以務實人士的姿態重新出現、尋求調適，以便重建生計、保護同胞，甚至建設宣傳人員後來所說的新中國。起先，地方的情況仍動盪多變，沒人知道日本人會侵略到什麼程度，也不知道他們會留還是會走，很少人會押寶在侵略者身上。當長江三角洲的情勢在一九三八年春天似乎是朝著對日本有利的方向穩定時，與新統治者合作的誘因上升。因此，基於種種原因，我們將在個案研究中看到，許多人設法與占領機關尋求調適。
 
這種調適的複雜性可以從我在上海市檔案館偶然看到的一封信見其端倪。它是我的研究所發現最豐富的材料。這封信是一群上海居民一九三九年一月上書上海市偽政府，討論影響到他們地方行政的問題。上書人自稱是「浦西居民協會」會員。即使註明收信人是中國官員，他們很清楚實際上信件訴求的對象是誰（日本人），因此措詞謹慎小心。他們宣稱：「鑒於全球趨勢，我們需要掌握新中國的精神，進行合作工作。不僅日本文化相當先進、財經力量雄厚，它的人民也十分堅定、真誠，可以當個好鄰居，在結合我們廣大領土及其優良文化的計劃中做為指針。」上書的人在進行這項政治表演大戲時臉不紅、氣不喘地說：「全心全意投入此一計劃的日本人懷有善意，深愛中國。由於他們的參與，我們東亞兩大民族可以走向共榮互助的無限道路。」
 
我們對於如此阿諛的言詞第一個反應或許是痛斥寫信的人是漢奸，徹底向占領當局輸誠。他們甚至大剌剌地稱讚日本，附和官方文件，說日本是「友好國家」。說他們墮落沉淪於通敵，這種驟下結論正是我希望暫時擱置的。我們不需認定跟這封信相關的人該受譴責，也不需苛責寫信或收信的地方官員。這是雙方的業務往來，而不是其中一方給另一方的紀念狀。在這番溝通過程中，或許有人相信寫下的這些話，但是我們並沒有證據。我們也不需認為他們是因為相信這些話才寫下來的。且把這些話當成一種交換。在新秩序之下處理需求和利益，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也可能意味著要模仿日本政令宣傳的誇張口吻。確保自己在請求通融的用語是恰當的，只不過是圖個在新環境中做事方便而已。
 
浦西居民是否真正這麼想，這並不是重點。與日本人合作、或是與中國代理政府合作，乃是留在敵後淪陷區人士的「生活方式」。有占領，才有通敵合作，而與敵人合作的需要又製造出通敵的表象。若是讓表象凌駕於真實之上，就難以拿捏分寸，何時應該只看文字表面。那些想探求通敵實相的人或許會做很多取捨與冒險，這是不同於後見之明和民族主義那套說法的。這些都讓我覺得，關於占領，還有許多含糊曖昧的故事可說。
 
＊　＊　＊
 
第六章 競爭／上海
 
通敵合作絕不是單純的關係，前面幾章已經顯示。從遠處看，通敵合作像是直截了當的協議，順從的地方行政官員同意與武裝的占領當局合作。仔細觀察，它透露出一個非常堅韌的共謀網，牽涉到許多不同方向的各路人馬。錯綜複雜的這些路線交織出共謀的反面，即敵對競爭。有這麼多扈從擠在軍事當局籌劃占領機關時狹隘的走廊，這些扈從勢必互相爭寵。若是沒有敵對競爭，反倒代表菁英不肯與占領者發生關係；這將是占領者幾乎完全失敗、不能招徠他們進行國家建造、建立政權正當性的證明。但是中國完全不乏敵對競爭。占領政治使得敵對競爭存在；它也預料到會有敵對競爭。
 
由於占領突如其來，擾亂了政壇及涉及政治活動的人員，它招致各式各樣的投機者冒出來，從急欲維持特權的既有掌權者、到現在企求更高地位的非菁英，不一而足。那些我們或許會認為漢奸的人、以及當時被視為通敵漢奸的人，不是唯一進入占領政治的一批人。急欲保護本身利益、或打算藉常態停擺而占便宜的非漢奸，也爭先恐後搶進占領所製造的政治園地，與原先已經掌握權力的人士競爭。他們或許甚至尋求擠掉已在位置上的漢奸，爆料他們是投機派、自己才是正直的公民，為百姓福祉服務。日本人占領下的上海是探討這些敵對競爭的理想場域，一部分是因為上海幅員廣大、情勢複雜，一部分也因為它文件檔案豐富，留下最基層地方機關各派人馬較勁的紀錄。這些敵對競爭不僅使得合作的過程更加複雜，它也傷害到產生穩定的占領體制的可能性。
 
日本人處理上海宣撫工作的方法，與在長江三角洲其他地方不同。我們已經看到，宣撫部派一小組滿鐵職員分赴各縣，盡力重建行政管理。上海則不同。在這個政治、社會都更複雜的都會中心建立合作政府，不歸滿鐵人員執行。它直接接受軍方特務部指導。低階的滿鐵人員被認為已足以處理縣級事務，但是上海宣撫工作要交給在中國促進日本政治、軍事利益有更長久紀錄的特務部人員。如此重要的任務，不能輕易交付給匆匆召募的業餘人員負責。
 
雖然日本占領下的上海比其他占領地區受到更多的研究，但它仍是個難以理解的題目。困難，有部分原因是它市區遼闊：上海面積太大、情勢太複雜、人口太密集，又分成好幾塊華人區和洋租界，非常不容易綜合歸納。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是這個貿易城市的核心，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以前都沒受到日本控制。日本在公共租界中有一小塊日租界，位於蘇州河北邊，由它自行管理，日本特務部即設在這裡。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時，租界以外的上海各地全被日本控制。法租界南邊是明朝即已建城的舊上海，稱為南市，它是本地人的商業中心。公共租界的西邊是越界築路（Extra Settlement Roads Area），中國官員稱之為滬西，西方人則稱之為「惡劣地區」（Badlands）。北邊是新劃定的江灣區（英文為 Central District）。另外，公共租界北邊還有閘北區和真如區；洋人租界之東，隔著黃浦江是浦東區。即使它們都歸同一個政府管轄，甲區所發生的事，乙區未必照單全收。即使住在當地的居民也沒把這個分治的城市當做單一一塊地區，「上海」不是一個統一的實體。
 
就我所知，特務部或滿鐵都沒有留下日本治理上海的報告。接近建立上海市政府過程的日本特務人員或觀察家，也沒有人留下回憶錄。這表示上海本地通敵合作的故事，幾乎必須完全借助中方保留得並不均衡的文件予以重建。中方的文件視角沒有告訴我們太多有關占領者的資訊，但是對於漢奸的狀況倒是頗多鋪陳。通敵合作者小心穿梭於來自上面及底下的種種不同主張之間，與日本人及許多競爭者周旋，前者仍是一切爭端最終裁決者，後者則隨時隨地會出現，要從占領的亂局中伺機圖謀私利。讓情況變得更複雜的是大家都玩推拖手法。宣撫工作在其他縣份還可大致保持一致，在上海就不行。呈現出來的就是各路人馬各顯神通，治理上海占領區成為人人頭痛的問題--中國人、日本人都力有未逮。
 
上海的宣撫史始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五日所謂「大道政府」這個令人難以想像的實體宣誓就職。儀式於南市舉行。當著一小群形形色色人等，這個新實體的首腦蘇錫文行禮如儀，朗誦宣言。一群人旋即坐上渡輪過黃浦江，從設在浦東的臨時總部負起治理上海的任務。新政權當天第一項動作就是分發一套文件，向上海廣大群眾宣示政權的正當性和權威：正式宣告蘇錫文接任市長、公布臨時組織大綱、通電其他政府機關宣告政府更迭，並向實力強勁的銀行公會和市商會做類似的通告。大道政府亦貼出告示，通知前市府員工可在七天之內決定是否打算回到工作崗位上。宣言、電報和歸隊通知送到上海所有報紙，並附一封信要求報館立刻發表。那些反應遲緩的人又收到第二封信，重申這道命令。
 
在這些文件中，大道政府的身份只是市政府，背後還有個幽靈國家，由它代表發言。宣言揭明，國民政府製造「人間地獄」，「無法選賢與能」，戕害真正民主的活力。它的「一黨專制」也製造負面氣氛，「國際上無法信任、親善」──這是唯一一處間接提到日本。大道政府將診治國民政府加諸中國之弊病，以華治華。宣言將和平這個目標--日本在東亞稱霸的潛台詞──和傳統的大同世界概念的訴求結合在一起，透過大道的形象表達出來。它說：「唯有人與國彼此互動時履行大道，才能達成真正的和平。否則，無論法律如何限制，如果它們不遵循大道，肯定談不上真正的和平。」「大道」一詞出自《禮記》：「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英文本係由理雅各（James Legge）所翻譯上海新政府希望恢復大道的傳統理想，超越家族本位、促進公共服務和公共福祉的意識型態。大道政府選擇陰陽太極為標誌，以它和其他標誌自我標榜為道地的中國政府，致力恢復傳統價值，拯救華東中國人不再受近年習染的外國風氣汙染。
 
日本在創造這個地方政府的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在這些文件中只有模糊的影子。發給各政府機關的電報承認日本扮演了角色發起改組，它說：「幸好日本皇軍來到華中，替我們剷除奸邪頑癖。」大道政府十二月五日發出去的文件就完全不提日本在促成政府成立做了什麼。隻字不提宣撫班，也不提日本顧問。日本方面對大道政府的紀錄同樣滴水不漏。一九三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日方一份內部報告有一段簡短評論提到，大道政府「在皇軍協助」下成立。次月東京發行一本有關大道政府的宣傳小冊，提到西村展藏是大道政府首席顧問，但是堅稱「這個政府裡只有兩個日本人」。鑒於內部報告顯示不下於三十四個宣撫人員擔任這個政府全職顧問，我們很難分辨這個說法究竟有何依據。很顯然雙方的共識是大道政府必須維持完全獨立不受日本控制的表象。就職典禮演出的政治自主、具有全民正當性的啞劇，其實是進入民國之後每個政治演員必須表演的一幕戲，免得沾上軍閥罵名。對於合作者而言，想要表現得具有正當性的壓力更大，尤其是背後替它撐腰的是日本人，這是再明白也不過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