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域研究客家文化

編者簡介
黃賢強
美國印地安娜大學歷史學博士，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學暨社會科學院中文系（Chinese Studies） 副教授、博導、前系主任；獲聘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史研究中心學術顧問、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客座教授、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評鑒委員等。曾受邀到美國、日本、中國大陸、臺灣、香港等地大學講學和訪問。
已出版專著包括《跨域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2008）、China’s Anti-American Boycott Movement in 1905: A Study in Urban Protest (2002; 中譯本《1905年中國的抵制美貨運動：城市抗爭研究》，2010）等；編著包括《新加坡客家》（2007）、《走進客家社會：田野考察、文化研究》（2012）、《族群、歷史、文化：跨域研究東南亞與東亞——慶祝王賡武教授八秩晉一華誕專集》（2011）等。

作者簡介
黃賢強
生於馬來西亞柔佛，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美國印第安娜大學歷史系碩士、美國印第安娜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博導。
顏夜明
中國湖南湘潭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榮譽學士，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碩士生。
武琦
生於中國遼寧，後移居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榮譽學士，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碩士，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王楠
中國福建廈門人，北京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學系學士，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碩士生。
薑雨葳
中國黑龍江齊齊哈爾人，四川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學系與工商管理系雙學士，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碩士。
張倍瑜
生於中國江蘇，汕頭大學英語語言文學系學士，新加坡國立大學東南亞研究碩士，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程琛
生於中國廣東深圳，後移居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運用數學系學士，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碩士生。
周思
生於中國河南鄭州，復旦大學漢語言文學系學士，美國聖路易士華盛頓大學文學碩士，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宋思穎
中國雲南昆明人，中南大學新聞學系學士，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碩士。
石冰若
中國湖北大冶人，武漢大學對外漢語學系學士，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碩士。
雷天宇
中國重慶人，四川大學中文系學士，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碩士生。
何穎舒
中國湖南湘潭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學士，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碩士生。
陳淩子
中國湖南株洲人，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碩士生。
賴鬱如
臺灣屏東人，祖籍廣東蕉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吳靜玲
中國廣東潮州人，廣州大學廣播電視新聞學系學士，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碩士生。

序 1 叢書總序
新加坡自從1819年由英國人開埠以來，即有客家人移居島上，為新加坡的發展和建設作出貢獻。早在1822年，應和會館和惠州會館便成立。茶陽會館則於1857年成立。此後，其他多所客屬會館也相繼誕生，1929年南洋客屬總會正式組成。目前新加坡有二十餘所鄉親和宗親（即地緣和血緣）客屬會館。
會館是東南亞地區華人族群的重要組織機構。各方言群或族群成立會館，最初的目的主要是團結族群力量，協力在當地安身立業。由於殖民地時代英國殖民政府的特殊管理政策，新加坡華族會館發展成為照顧同鄉邑人之生、老、病、死各個環節的一個完整的安全網路，同時也是親情、鄉情和事業的聯繫和信用網路。1965年新加坡獨立建國後，政治的大環境改變，華族會館除了繼續扮演聯絡會員情誼的角色外，也逐漸集中力量推動和發揚華族文化和傳統。
儘管華族會館在新加坡近二百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學界有關新加坡華族會館的研究起步相當晚。以客家族群文化相關的研究和學術活動而言，1960年代才有專門討論新加坡客家專題的學術論文1， 1996年新加坡才第一次舉辦國際性的客家學術會議 — 第三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2007年才有第一部通論新加坡客家的專書《新加坡客家》的出版。同年，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簡稱國大中文系）成立東南亞華人研究群，其中客家研究是這個研究群的主要研究課題之一。這些年來，在國大中文系的推動下，系上教授、博士和碩士生不斷推出客家研究成果，新加坡的客家研究已小有成績。
國大中文系成功推動客家學的研究，除了系上師生的努力外， 還要歸功於新加坡客屬會館的支持。它們協助提供會館檔案和資料供學者使用，接受口述歷史訪問，使學者研究有所依據。同樣難能可貴的是，新加坡的客屬會館，尤其是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曾多次與國大中文系聯辦或協辦學術研討會。同時也積極贊助學術文化活動，為推動新加坡客家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
2012年開始，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與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客家文化研究室進一步合作，推出《客家文化研究叢書》，計畫每年出版一至兩部客家學術和文化專書，為新加坡客家研究的長期發展，奠下扎實和堅固的基礎。這套叢書的聯合出版單位，除了國大中文系和茶陽（大埔）會館客家文化研究室外，還有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屬下的八方文化創作室，它為這套叢書佈置海內外的發行網路，讓更多的學者和讀者分享客家學術文化研究的成果。此外，要特別感謝新加坡茶陽（大埔）基金會熱心資助叢書出版經費。
客家研究作為華人族群研究的一部分，我們不會只停留在客家族群文化的研究而已，最終的目標是要進一步研究各族群的異同和互動關係，以更廣和更高的視野研究族群和社會的關係，以及族群文化對孕育國家社會文化的貢獻。但要進行各族群的深入比較研究之前，各個族群的研究一定要達到相當的水準並具備一定的研究成果。新加坡客家研究雖然已經有了起步，但瞻望未來，任重道遠。本客家文化研究叢書的出版，就是朝向深化客家文化研究和華人族群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黃賢強 何炳彪
“客家文化研究”叢書總主編

註解
1有關新加坡客家研究的綜述，參閱黃賢強、高源，〈新加坡客家研究綜述〉，黃賢強主編，《新加坡客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3–10。


序 2 代序
“要進行各族群的深入比較研究之前，各個族群的研究一定要達到相當的水準並具備一定的研究成果 …… 叢書的出版，就是朝向深化客家文化研究和華人族群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里程碑。”這是引自《叢書總序》的一段話，這是我們奮進的目標。
“客家文化研究叢書”從2012年出版第一集至今年共4集。時間不長，起步不久。但是，我們卻沒有停下腳步，也絕對不輕言放棄。
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的合作下，黃賢強副教授的感召下，會館董事和基金會的鼎力支持下，特別是歷屆研究生對客家文化的課題孜孜不息的鑽研，深入客家原鄉田野調查，以及多方訪問有關的人士，揮寫出內容豐實的論文，真是難能可貴，我們把耕耘的成果呈現在大家的面前，不求有功，但求沒有把汗水白白淌滴掉。
今年欣逢新加坡建國50周年（SG50），舉國歡騰，正如火如荼地主辦各種各樣的慶祝活動；今年是會館創立157周年和基金會成立20周年的大喜日子。於是，我們決定三慶聯歡，舉行盛大的客家文化節，活動項目有客家美食、客家文化研討會、文藝表演、慶祝晚宴……多姿多彩，多種多樣，將有一番熱鬧的氣氛和盛況。
我們為了表示一點心意，就把這本論文集做個秀才人情送給大家。物輕情重，希望您們喜歡。

請繼續給予我們大力支持！
何炳彪


序三 跨域研究客家文化的方法論與實踐
導論
黃賢強
跨域研究是學術研究的一種方法，簡單說，那是結合跨學科領域和跨地域研究的兩個元素，構成一個多方位和更全面的網路型研究方法。
跨域研究的元素之一，即跨學科領域研究，已為學術界所推崇，被認為是知識爆炸的時代，破除學術藩籬、強化學術研究深度和廣度的良方。長久以來的傳統學科，如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學、人類學、地理學、語言學、民族學、經濟學、傳播學等，雖然仍是學術分科的標準，如現今很多大學的院系，仍然是以這種學術分類設置科系，但越來越多學界人士瞭解到，任何研究如果除了本身學術專業的研究方法和理論外，如果能吸收其他學科的研究途徑或理論精髓，往往能錦上添花，甚至得出意想不到的研究成果。譬如史學家除了徵引官方檔案和文獻的傳統研究方法外，也逐漸接納民間文書、口述歷史、田野考察和訪談記錄為歷史材料，補充官方史料和文獻的不足和平衡史觀的偏差；又譬如很多大型的研究獎項，往往鼓勵甚至是優先獎助跨學科的整合型研究計畫，而非某一傳統學科的研究個案。
跨域研究的另外一個元素，即跨地域研究，指的是超越傳統的定點個案研究或某地的全盤研究，而是多地點的互動關係和比較研究。以人物研究為例，許多人物的研究，尤其是那些在人生不同時期中分別在多個地方活動的人物的研究，或許是因為客觀研究條件（如時間、經費）的限制和主觀判斷（如認為人物的活動重心和貢獻重點）的因素而將研究鎖定於某地、某區或某國的範圍來論述， 而忽略其他生活地區的重要性，如出生地的早年教育、成長歲月時期的地方知識、留學時期在國外生活經驗對後來人生事業、決策判斷，甚至是身份認同的影響。再如有關民間宗教信仰的研究，除了研究特定廟宇與地方社會的關係，也可以研究廟宇分香到其他地區，甚至是海外的傳播和影響，這種信仰網路的研究就必須進行跨地域的田野考察才能深入探索。由於跨地域研究涉及耗時和複雜的多地點田野考察及零碎甚至是可遇不可求的資料收集過程，往往為一般學者所忽略。但也許正因為如此，這類研究的成果也往往會有所創新或出人意表的發現。
跨學科領域和跨地域研究的結合，像是研究方法的連珠合璧，適當採行的話可以創造出更高層次的研究成果。當然，不是所有課題或研究主題都可以充分利用跨域研究方法來執行，但大部分的學術課題，或多或少在不同程度上都能借用跨域研究方法進行探索1。有些研究課題，甚至很適合採用跨域研究方法，尤其是一些新近開拓的研究領域，不隸屬于任何傳統學科範疇內的研究，客家研究即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學界普遍認為將“客家”作為學術課題研究，始于羅香林在1933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導論》2。客家作為一個族群名稱的出現，也是二十世紀初逐漸形成的現象。此後有關客家的研究，民族學家、歷史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都有興趣從各自的學科理論和方法來研究其族群分佈和特徵、歷史發展、生活情況、社會特質等。客家人的遷徙移殖、語言文學、經濟生活、身份認同、政治參與、飲食文化、信仰習俗等，也是各相關學科領域學者的研究物件。換言之，深層和廣泛的客家研究，正可以使用跨域研究的方法來進行全方位或多視角的探索和論析。
現實裡少有學者是全能型學人，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或對各門學科都瞭若指掌，所以跨學科領域研究，基本上還主要的學科訓練為核心，再輔以其他相關學科的知識和方法。再者，也可以由一個團隊來合作，成員各自發揮所長，再整合研究成果。《跨域研究客家文化》一書，就是一個團隊研究的整合成果，其中一些篇章，明顯是以某個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切入；另外也有篇章是同一相關主題在有一個不同地域的比較研究；再有的是結合學科和地域比較的綜合研究，是跨域研究客家的典型實踐。
本書第一輯“文化空間與展示客家”收錄的四篇文章，都涉及不同地域的文化空間的比較，或從博物館和文物館，或從客家民居，或從主題別墅的比較，討論客家文化如何被呈現和展演。顏夜明的〈身之為客亦為主— 從茶陽會館文物館與大埔縣博物館的對比研究看新加坡客家人的多重身份認同〉，主要透過新加坡的一個客家文物館與原鄉的一個客家博物館的對比，來凸顯新加坡客家人的多重身份認同。作者選擇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的文化實踐作為切入點，一方面是由於該會館在新加坡存在的歷史悠久，並有強盛的社群領導及號召力，對在地客家身份認同的建構持續形成影響；另一方面是由於該會館獨具匠心地設立了客家文物館和客家文化研究室以保存和研究客家文化，此實踐對於理解和傳播客家文化及身份認同大有裨益。文章以中國大埔縣博物館為參照物件，具體從兩館的物質基礎及核心認同兩方面進行比較論述。尤其在核心認同方面，作者借鑒博物館學的概念，以策展人為中心及聯繫點，討論其與資助人、展物及觀眾三者之間的互動與平衡，以此探討文化實踐背後意欲體現及傳播的“會館—族群—國家”式的在地族群認同。相較于顏夜明以展館的對比切入，薑雨葳的〈華僑故居的客家文化展示與傳承 — 大埔光祿第與梅州潔養堂的比較研究〉則以兩座客家民居為對照案例，以客家居住空間的視角來論述它們的文物價值和建築美學標準。這兩座大屋，即大埔的光祿第和梅州的潔養堂是中國粵東地區典型的客家圍龍屋，分別為著名華僑張弼士和梁碧如在南洋發跡後回到原鄉投資修建的大屋。這兩座圍龍屋也因主人的個人特性與奮鬥經歷成為立體化的人文空間，具有深刻的歷史內涵及教育與文化傳承的功能。作者從建構特色、客商精神、故居變遷三個層面，將光祿第與潔養堂進行細緻對比，以揭示兩座圍龍屋蘊含的客家文化、功能意義、主人個性風采，以及所要傳達的客家精神。
分別坐落於新加坡、香港和福建永定的三座虎豹別墅，也是引人注目的文化空間，值得進行跨域比較研究。武琦的〈新加坡和永定兩地虎豹別墅的比較研究〉結合文獻與田野調查，對新加坡和永定兩座別墅進行具體的考察及跨域比較。作者從兩者不同的修建歷史和功能談起，而兩座別墅所呈現出的建築特色與文化意涵則是這篇文章的討論重點，從中梳理出其建築美學中的文化思想，尤其是對華人傳統文化的反映。作者從對這兩座別墅的實地考察和研究中，揭示出新加坡與永定兩地在胡文虎心中不同的意涵。作為一位跨地域和跨行業的南洋華僑客商，別墅主人胡文虎在這兩地虎豹別墅中分別展現不同的情懷，他也因應兩地不同的文化環境而對別墅作出不同的設計。除了新加坡和永定外，胡文虎也曾在香港建築了另一座虎豹別墅，王楠的〈新加坡和香港虎豹別墅歷史沿革的比較研究 — 一種綜合的文化社會考察〉也是採用跨域研究的方法對新加坡與香港兩處虎豹別墅的歷史沿革進行文化解析。在對比研究中，兩處歷史建築與當地文化社會政策的協商互動，以及新歷史語境下建築意義的重構詮釋都被重新檢視。其相似之處，暗合兩個港口城市現代化、都市化的大背景與發展動向；而互動與重構中的微妙差異，則成為戰後兩個海外華人聚集地不同社會本質的強力證詞。在具體的對比研究之外，文章還探尋身兼文化景觀和歷史遺產等多重意義的虎豹別墅，在全球化和商業化的當下，及在後現代的華人社會中，如何展演和表述其特殊的“中國性”。
文化除了透過硬體的展館和建築呈現外，也透過軟性的符號來實踐。本書的第二輯“文化符號與唱寫客家”包括兩篇討論客家山歌的論文和兩篇以文字書寫透析文化和傳播文化的文章。張倍瑜的〈新加坡客家山歌 — 一個客家文化符號的在地化與跨域化〉借鑒全球化理論3 來探討新加坡客家山歌從1950年代到現在的蛻變，其中涉及到早期人們如何通過山歌來進行對原鄉的想像，新加坡建國時期客家山歌如何被禁聲，到1980年代以來客屬會館如何促進客家山歌在全球舞臺上的復興等問題。作者認為山歌在新世紀的傳承和發展離不開客家會館在全球化語境下對自己的定位。會館是通過山歌的文化交流，努力把東南亞、臺灣和中國大陸的客家人的情誼聯繫在一起，進一步宣揚客家意識在全球舞臺的重要性。文章也指出，當今會館支持下的山歌班演唱的山歌，已經與一百多年前過番而來的山歌大相徑庭。此刻新加坡的山歌班，是個有組織的藝術團體，他們在特定場合（劇院、公園等）表演，而不再是客家勞動人民隔山對唱的即興活動。他們有專門的客家民歌作曲家譜曲作詞， 而這些唱詞，與其說反映人民的勞動生活，不如說反映了當代客家人最關注的社會文化問題。這種空間和內容的改變，是將客家山歌從一種民俗文化提升到舞臺藝術的演進，作者希望由此探討海外華人傳統文化是如何應對變動中的社會，以及山歌這種文化符號在民族國家的建立與現代化進程中如何調整自己的位置並得以傳承與發揚。程琛的〈客家山歌的淵源與傳承 —— 具有新加坡特色的客家山歌的形成與發展〉則從具體的山歌創作來剖析山歌的在地化變異。作者以傳統客家山歌在音律、調式和節奏所構建的框架，來分析由葉立天、黃有異等客家詞曲作家所創作的客家山歌，並探究客家山歌這一傳統文化是如何在本地衍化，慢慢形成具有東南亞特色的客家山歌，進而討論這一文化結晶在新加坡的歷史和政治方面起到的作用。
客家文化也可以透過文字的書寫來洞察和傳播。周思的〈新加坡客籍作家的族群及中國書寫〉是從南洋土生客籍作家對族群和中國兩方面的書寫切入，分析新加坡客籍作家對本土與原鄉、客家與中國的不同書寫方式。作者分別以側重族群書寫的流軍與側重中國書寫的淡瑩為對照，討論客家意識或泛華人意識如何在他們的作品中展現，進而探究新加坡客籍作家內部存在的身份認同差異，以及造成這種差異的社會和歷史原因。文章嘗試突破新加坡本土的限制，將新加坡客籍作家創作置於華語語系文學4 的範疇內進行思考，從文學和文化的角度考察東南亞與中國的互動關係。宋思穎和石冰若合撰的〈會館會訊對客家文化的傳播〉是以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出版的《茶陽之聲》為例，分析會館會訊內容對客家文化的體現形式和變化趨勢。茶陽（大埔）會館作為新加坡最主要的客家會館之一，其會訊《茶陽之聲》創辦至今已近30年歷史，為新加坡具有代表性的會館會訊，也承擔起對客家文化傳播的重要功能。作者以美國學者拉斯韋爾（Harold D. Lasswell）的經典傳播學理論 —— 5W模式5，檢視《茶陽之聲》的傳播者、傳播媒介、受眾、傳播內容和傳播效果等五方面，分析該會訊對客家文化傳播的深度和廣度。
第三輯“風水文化與客家意識”收錄三篇相關主題的文章。雷天宇的〈從新加坡客家祠堂看客家風水文化 — 以嘉應五屬義祠、豐永大三邑祠為例〉首先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闡明風水文化不是客家人的特有文化，但風水文化自唐末傳入客家地區後便成為客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次由於受到了風水形勢派6 及客家地區自然與文化環境的影響，使得客家風水文化在中華風水文化之林中獨樹一幟，呈現出別樣的風貌。而在海外移民的過程中，客家人也把這種原鄉文化帶到了異國他鄉，運用於房屋建造的各個方面。但這種運用並不是直搬照抄，而是因地制宜的靈活取捨。作者在文章中不只介紹客家風水文化的特色及形成原因，更以新加坡雙龍山嘉應五屬義祠和豐永大三邑祠為例，具體分析新加坡客家人是如何在利用大風水（大自然環境）和設計小風水（小佈局陳設）的實踐過程中既繼承傳統，又靈活變通。
何穎舒的〈跨越重洋的神祇 —— 以新加坡望海大伯公廟和寧化石壁客家公祠為例論跨國社會空間的文化雙解〉，是以德國政治學家費斯特（Thomas Faist）提出的跨國社會空間理論7 為架構，跨域比較研究望海大伯公廟與中國寧化石壁的客家公祠。作者認為通過在新加坡一個歷史悠久的客家廟宇 — 望海大伯公廟的廟堂建設，閩粵客家移民獲得了超越地理空間限制的僑鄉縮影和鄉情慰藉；而通過回鄉在甯化石壁興建客家公祠，他們又將移民經驗與財富資本由跨國合作方式帶回僑鄉。因此，這一廟堂網路形成了獨特的跨國社會空間，其可能體現兩種文化意義的形態。其一是以新加坡望海大伯公廟為例，建立于移民居住國，又身為母國宗教文化與身份認同的象徵，在居住國政府與移民的共同影響下，于母國傳統上因地制宜並因時制宜地創新發展，生產出一種獨特的、專屬於新加坡客家移民的跨國經驗。其二是以寧化石壁客家公祠為例，建立于母國，是母國客家傳統與客家祖地的象徵，又面向世界各地居住國移民，旨在推動母國政府、組織與居民和居住國政府、組織與居民之間的交流互動，成為專屬於移民的跨國互動場域。
同樣是借用政治學的理論為架構，陳淩子的〈無聲博弈 —— 權力結構與新加坡客家意識〉是通過新現實主義學派宗師，美國政治學家沃爾茲（Kenneth N. Waltz）所提出的“層次分析”（Level of Analysis）理論8，來探索權力結構中的博弈與互動對新加坡客家意識的影響。作者以權力結構的視角、層次分析的理論方法來觀察和思考新加坡客家意識在後殖民時代的變化。作者認為在國際關聯式結構層次上，新加坡作為一個新興獨立國，須構建一個覆蓋多元種族和文化的國家認同，以立足於戰後多變的地理政治格局，逐漸將忠誠度和歸屬感從族群轉移至國家；在國家和社會層次上，強勢的國家機器從種族、文化等政策上進一步強調共性、消解差異，國家機構取代客家會館的多種職能，模糊了族群想像的邊界，將族群性的客家意識轉化為民族性的國家意識；在有影響力的個人層次上，極具政治資源的領袖通過官方、非官方的各種場合與方式，重新定位了宗鄉會館的職能與目標，進一步衝擊新加坡的客家意識。由於受到多方面和多層次的衝擊和影響，客家族群的生態和客家意識的內容也因此產生變化。
第四輯“客家氏族與行業文化”收錄兩篇文章，分別討論新加坡客家姓氏組織和早期客家人經營的白鐵業。過去對新加坡客家宗鄉會館的研究比較偏向地緣的鄉親組織，賴鬱如的〈新加坡客家姓氏組織〉是填補有關宗親姓氏組織研究的不足。作者除了整理客家姓氏組織之歷史，也歸納出新加坡客屬姓氏團體的幾個發展模式， 包括多成立於1940和1950年代時期、多由原籍大埔的客家人發起和組成，以及多由清明祭祖會發軔而組織形成。為加深瞭解客家人姓氏結群的特點，作者還選擇與福建人姓氏組織之情況作比較，最後發現在新加坡客家人的姓氏組織，多以祭拜祖先為凝聚平臺，而福建姓氏組織，則多以祖神信仰為宗族活動焦點。吳靜玲的〈新加坡白鐵業的歷史發展探析〉論述二十世紀新加坡客家人的其中一個傳統行業。作者認為客家人的打鐵傳統、血緣與地緣的聚合作用，以及白鐵業的產業特性使其成為新加坡客家人的族群產業之一。白鐵業的發展曾一度隨著橡膠業和黃梨罐頭業等對白鐵產品的大量需求而興盛。但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隨著科技的進步以及塑膠產品取代白鐵產品，這門客家傳統行業逐漸沒落和消逝。
這十三篇論文並沒有包涵新加坡客家文化研究的全部面向，但已經可以看到研究新加坡客家，不再局限於對新加坡一地的客家研究，而是擴及在地與他地或原鄉的互動與比較，並可借助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傳播學、文學等理論和方法，結合傳統的史學、民俗信仰等知識，強化客家文化的深度和廣度。如果將上述十三篇論文當作一個整體，就可代表跨域研究客家文化的部份成果。如果再追問什麼是跨域研究？它的理論和方法又為何？這部論集可以找到簡單的答案，那就是綜合上述各個作者使用政治學、傳播學、社會學、樂理、華語語系、歷史人類學田野、史學論述等理論方法完成的成果結晶。如果每一門學科及它們的理論和方法以一種顏色為代表的話，跨域研究就像一枚鑽石，包涵並折射出鮮豔奪目的色彩，但又無法厘清每種顏色的疆域，因為它們既有重疊，又有自我。但回過頭來說，這個論集也只是跨域研究的試金石，跨域研究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和理論，還需要很多具體實踐和提煉。或者應該說，跨域研究永遠無法準確定義和清楚定型，因為它是根據不同的研究主題和研究者的不同學術背景為主體，兼採納和整合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論。或許，它就像一代武界傳奇人物李小龍曾經對自己的武術所作的帶有哲理的詮釋：它“沒有固定的形狀，像水一般。當你將水倒入杯裡，它就是杯；當你將水倒入水壺，它就是水壺；當你將它倒入茶壺，它就是茶壺。”9 跨域研究，或許也是這個道理。

註解
1強調跨域研究方法的研究專著和論集包括黃賢強，《跨域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臺北：龍視界，2015）；黃賢強主編，《族群、歷史與文化：跨域研究東南亞和東亞 —— 慶祝王賡武教授八秩晉一華誕專集》，上、下冊（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八方文化創作室， 2011）；王力堅，《清代文學跨域研究》（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13）等。
2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興寧：希山書藏，1933）。
3 有關全球化理論，尤其是其文化層面的討論，見Arjun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Mi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
4 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是近年來海外漢學研究中富有爭議的新興概念， 它主要指中國之外的華語群體以及中國境內的非漢語群體所創作的文學。主要的倡議和議論學者包括哈佛大學的王德威教授、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史書美教授和耶魯大學的石靜遠教授等。
5 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 1902–1978)被認為是傳播學的四大奠基人之一。1948年發表的論文提出了研究傳播行為過程的五個要素，即他的經典傳播學理論 —— 5W模式：誰傳播、傳播什麼、通過什麼管道、向誰傳播、傳播效果如何(Who says What in Which channel to Whom with What effect)。
6 風水形勢派又稱形勢宗，中國主要的風水學流派之一，相傳由唐末的風水術士楊筠松所創。據載：“（形勢派）其為說主於形勢，源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專注龍、穴、砂、水之相配，其他拘忌，在所不論。”見（明）王褘，《青岩叢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頁48。
7 費斯特(Thomas Faist)提出的跨國社會空間概念，即跨越多國邊界的社會性與象徵性的關係和網路。他的跨國社會空間是具有活力的社會過程，涉及到經濟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等各種資本的積累、使用和效果。因此，他將移民體系視作一個打破疆界的過程，認為在跨國社會空間的形成中，包含五種行為主體的互相作用， 即居住國政府、居住國公民和社會組織、輸出國政府、輸出國公民和社會組織以及跨國移民本身。有關理論參見 Thomas Faist, The Volume and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45–46.
8 沃爾滋(Kenneth N. Waltz, 1924–2013)在國際政治學領域開闢了一個新學派，即“新現實主義學派”(Neorealism)，或“結構現實主義學派”(Structural Realism)。他在1959年出版他的成名作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人、國家和戰爭： 一個理論的分析），將引發戰爭的原因分為三個層次來論析。

9 李小龍的原話為“… be formless, shapeless — like water. Now you put water into a cup, it becomes the cup; you put water into a bottle, it becomes the bottle; you put it in a teapot, it becomes the teapot…”。Vimeo, “Bruce Lee, Be Water My Friend”, https://vimeo.com/3191188, 閱覽日期：2015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