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故宮的世紀傳奇

前言

壹 清帝遜位

貳 創建故宮博物館

參 南遷之旅

肆 噩夢與放逐

伍 返回南京，遷往台灣

陸 國寶之離分

柒 從紅衛兵手中拯救故宮

捌 走出國門，面向世界

玖 和解，而非成婚

尾聲

參考書目

鳴謝

貳 創建故宮博物館

當翌日的報紙上報道了溥儀被驅逐出宮的消息，舉國歡慶。人們在屋頂懸掛中華民國的五色旗，又燃放煙花慶祝。

隨著溥儀和大部分朝臣離開故宮，建設新博物館的工作終於可以開始了。十一月六日，鹿鍾麟和同事返回故宮，討論下一步如何進行。在清廷高官的陪同下，他們檢查了宮內各處，確保保安措施得以執行，所有文物都妥善封存。他們還發現了同治皇帝兩位年長的妃嬪。同治皇帝已於一八七五年去世，但這兩位妃嬪還留在自己的宮中，並大聲與警察和士兵理論。每天還有人進出故宮，給宮裡的人送飯——只要接受檢查，這是被允許的。截止十一月末，清廷所有成員最終都離開了故宮，其中也包括那兩位怒不可遏的妃嬪。

十一月八日，臨時政府下令國務院成立一個負責故宮事務的管理委員會──清室善後委員會。其職責就是與清廷合作，將公共財產與私人財產區分開來；對藝術珍寶作庫存清檢，並保證它們都得到妥善安置和保管。當這些工作完成之際，政府將把故宮作為國家圖書館和國家博物館向公眾開放。

為甚麼要將故宮作為公共博物館對外開放，而不是將其作為國家賓館或是高級政府官員的官邸呢？「故宮博物院的建立主要歸功於孫中山先生。」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馮明珠說。「一九二四年冬，孫中山先生身患重病，在北京一家醫院住院。當溥儀被逐出故宮，他的許多支持者找到孫中山先生，他們說這違背了中華民國政府於一九一二年與溥儀簽署的協議，那份協議是允許溥儀留在故宮居住的。但孫中山先生立場堅定，他支持驅逐溥儀出宮，並表示故宮必須歸還給國民政府，宮內資產並不屬於某個家族，而應屬於全體中國人民。他曾在國外生活，了解英國和法國曾如何處理這些問題。「儘管孫中山已經病危，但是他仍然擁有中華民國國父和首任總統的殊榮。新博物院的建立不是為了營利，而是為了中國人民的教育、研究和愉悅。這是一場革命的勝利。

孫中山的許多共和黨同仁都支持他的觀點。他們都曾在國外生活，了解英國、法國、德國、俄國、北美和日本的做法。在那些國家，博物館是公共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一種廉價或免費向千萬大眾傳播知識的途徑。

巴黎的羅浮宮就是很好的範例。它曾是皇宮，在一七九二年的法國大革命期間，國民議會投票決定將它轉變為博物館，展示剛剛沒收的皇家珍品。羅浮宮展出三萬五千件藝術品，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博物館之一。二○一四年，有九百二十萬名遊客參觀羅浮宮，其中百分之七十是外國遊客。德累斯頓王宮（Dresdner Residenzschloss）是另外一個例子，薩克森的國王曾在那裡生活近四百年。現在那裡有五座博物館、數千件藏品。還有個例子是位於柏林近郊波茨坦的忘憂宮（Schloss Sanssouci），宮內有超過二百間房屋。那裡曾是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II）最喜愛的行宮，直至他於一九一八年退位。此後，忘憂宮成為一座博物館。他的另一處行宮——柏林城市宮（Berlin City Palace）也在一戰後成為博物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後，俄國沙皇尼古拉斯二世（NicholasII）在聖彼得堡的主要行宮，於一九二二年成為艾米塔吉博物館（Hermitage Museum）。中國的知識分子對國外這些範例可謂耳熟能詳，他們中的許多人與主張建立新博物館的孫中山先生一樣，都曾在歐洲學習和旅行。

這些建築都是國家歷史的組成部分，宮殿內保存著曾在那裡生活過數百年的國王、王子、貴族收藏的藝術品，而且它們的規模很大，每天都可以接待數以百計的遊客。曾經參觀位於倫敦、巴黎、柏林、紐約、東京和聖彼得堡的博物館的中國青年對所見所聞讚歎不已，也驚歎於自己作為普通人，能夠被允許進入這些宮殿參觀。他們堅定地希望自己的同胞也能有同樣的機會。

羅浮宮現任館長讓‧呂克‧馬丁內斯（Jean-Luc Martinez）來自巴黎郊區的一個工人家庭，他回憶在自己十一歲時，首次參觀羅浮宮的經歷。「當我回到家中，並沒有告訴父母自己參觀了羅浮宮，他們也從未帶我參觀過博物館。我生活在郊區，那地方充滿現代氣息，一切都是全新的。」他說。「但當我進入羅浮宮裡，一切都是古老的。設想一下，一個孩子親眼見到有五百年歷史的藝術品，有些甚至有二三千年的歷史。我能感到深厚的歷史氣息。」

但是並非所有人都一致支持新博物館的建立。北京城在軍閥控制之下，他們對藝術品並沒有特別的興趣。對一些人來說，這些藝術品甚至是可以出售的戰利品。比方說，有個名叫段祺瑞的軍閥，他是中國北方實力強大的軍事領袖，但他更願意支持溥儀，而不願支持將溥儀趕出紫禁城的軍閥馮玉祥。前清貴族在天津召開會議，並來到北京抗議驅逐溥儀出宮。除此之外，許多官員和國民政府成員也對皇帝的遭遇深表同情，甚至認為溥儀受到政府的虐待。不過，有一件事反而保護了故宮，那就是軍閥覺得故宮是一座特殊而神秘的宮殿，就像西方的大教堂。他們擔心如果對故宮做了甚麼不好的事情，將會遭到詛咒。即使他們想組織人從宮裡偷東西，也會讓其他人替他們動手。一九四九年掌權時，毛澤東也不敢走進故宮——他相信故宮屬以往的朝代，參觀故宮會給他帶來厄運。

清點庫存

將紫禁城轉變為博物館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故宮裡放滿了千千萬萬的皇家卷軸和聖旨、繪畫、雕像、銅器、玉器、雕件、木雕、家具、外國國王和皇帝贈送的禮品，以及從故宮創建以來五百餘年間收藏的各種其他物品。這些東西都被保存在密封的箱子裡。曾在故宮生活的諸位皇帝從未徹底地清點過庫存。清查人員總共發現宋、元、明、清歷朝歷代的一百一十七萬件珍品。

政府最初給了委員會六個月的時間完成庫存清理，並告訴他們必要的話可以延期。政府任命了十四位委員會成員，其中五位來自溥儀的朝廷，九位來自政府方面。政府還設立了包括高級警官在內的六人監督委員會，他們的責任是監督負責清理庫存的工作人員，防止貪污和盜竊。

首先，所有物品必須分門別類，登記入冊。由於那時沒有今天的現代化技術，鑒別真偽非常困難，專家的眼光尤為重要。委員會從大學的不同院系和政府各部門邀請專家，他們都是不拿薪水的志願者，甚至還要自帶午餐。清理工作從十一月二十三日開始，政府代表和清廷代表總共近二十人一起工作。每當從箱子裡取出一件寶物，必須有分別來自政府和清廷的一人在場，做好記錄， 再將寶物放回原位。隨後將箱子鎖好，並貼上寫有檢驗人員姓名的封條。他們每檢查一件文物，都會拍張照片。台北故宮博物院至今仍然保留著這樣的流程：每次從容器中取出一件寶物，至少要有三人同時在場，以確保沒人有機會盜竊文物。這也體現了他們對待這些文物的崇敬之情，就好像西方對待宗教聖物一樣。

每個檢查團隊都由兩部分人組成：檢查文物並做記錄的人，以及那些監督他們的人。每次檢查之前，他們抽籤決定打開哪個箱子，不能自行選擇。這是為了防止盜竊和不良行為的額外措施。他們的工作時間是上午九至十二點、下午一至四點。在檢查期間，他們不能隨意走動，必須留在指定的房間裡。監督員就站在檢查員的旁邊。每件文物上都有一個標籤，上面寫著它的名稱和編號，以及這件文物保存在故宮哪個房間。檢查結束時，每件文物都要放回它原來的箱子。當檢查員離開這個房間時，要鎖好門、貼上封條。他們從故宮離開時會被搜身，以確保他們沒有盜竊任何東西。每天工作結束時，管理委員會都會編寫一份寶物記錄清單，並公諸於眾。

他們的工作環境很艱苦。當時已是十一月份，北京冬日刺骨的寒風不時來襲。因為害怕引起火災，房間裡不許生火——故宮內的建築都是木結構。所以工作人員都裹著羊毛內衣、戴著棉帽禦寒。故宮裡許多房間多年都沒有打開過，有一間屋子從乾隆皇帝在位時就關閉了，裡面佈滿塵埃、霉菌，散發著腐爛的惡臭氣息。宮內的房間燈光昏暗，通風很差。檢查員的照片顯示，他們都穿著厚厚的外套和羊毛長襪、戴著名牌。這是一項艱苦而細緻入微的工作。然而，當他們親手觸摸這些文物時，就會深深感到自己正在觸摸並幫助保存國家的歷史。與此相比，這些寒冷、不適和難聞的氣味又算得了甚麼呢？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二日，周六。管理委員會在下午一至六點之間，向公眾開放了位於故宮中軸線的八個房間和花園，並在以後每周六開放參觀。這是六個月後，首次嘗試對外開放故宮。

奉獻給珍寶的一生

我們有幾份關於那段非凡時期的一手記載，其中一份的作者是那志良。他生於一九○八年，北京人，滿族。那志良一九二五年一月開始在故宮工作，將畢生精力獻給了文物。他先是在北京故宮工作，然後陪著這些文物跨越中國大陸，長途跋涉；當它們於一九四九年遷移到台灣時，他也隨同前往，一九九八年在台灣去世。幸運的是，他為我們留下了許多關於文物和他親身經歷的著作。「那些與故宮相關的人都擁有一種使命感。」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馮明珠說。「他們認為自己和那些寶物是一體的，願意用自己的生命去保護它們。在台灣，我們有好幾位這樣的老人。他們和這些寶物一起從大陸過來。當他們離開大陸時，甚至都沒有機會和母親告別，因為這是軍事秘密。他們直到八十年代才能返回大陸探親。他們從未想過時間竟如此漫長。那志良的生命已成為他為之工作過的文物的生命，而這些文物的生命，也就成為了他的生命。」

那志良是教師子弟，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歲的他剛剛中學畢業。元旦那天，他去校長家拜訪。校長說故宮正在招人，他準備推薦那志良去那裡工作。「校長告訴我，清代的末一位皇帝溥儀，已然被強迫遷出宮外去了，現在成立了一個『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接管宮中文物。……你很適當，你願不願意做這些事呢？我正在考慮的時候，他又替我決定了，告訴旁邊坐著的陳子文先生說：『陳先生，後天你帶他去上班。』」兩天之後，那志良開始工作，幫助檢查和儲藏文物。當時，他對文物一無所知。上班第一天，一位同事問他對文物感興趣嗎？那志良回答：「沒有！今天這些瓷器，還不是跟我們家裡的飯碗、茶盤一個樣？」同事聽他這麼說，大笑起來：「你們家裡的飯碗、茶盤不過兩三角錢一個，這裡的瓷器，每個要賣幾千幾萬呢！」

一九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檢查員在故宮內的一個房間中發現了一份文件，上面寫著幫助溥儀復位的計劃，溥儀的支持者、清廷的高級官員和溥儀的英文老師莊士敦都在上面簽了名。管理委員會向外交部出示了這些文件的複印件，並建議將莊士敦驅逐出境。他們還向檢察官建議，向那些相關人士提起刑事訴訟。但是檢察官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他說與這些指控的相關事件發生在當年元旦之前，應該予以特赦。莊士敦不僅沒有被驅逐出境，還在一九二六年出任英國庚子賠款委員會秘書一職，後來還擔任山東威海衛的行政長官，直至一九三○年十月，英國政府將威海衛的主權交還給中華民國政府。這也顯示了政府在面對殖民列強時的軟弱，他們並不願意和溥儀及他的支持者作對。回到英國以後，莊士敦於一九三一年被任命為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的漢語教授，那是設立在東方與非洲研究院的一個職位，他於一九三五年將自己的圖書館捐給了該學院。圖書館中有超過一萬六千冊藏書，是英國國內關於中國和東亞著作的最佳藏品之一。

那些文件的發現提高了管理委員會成員的緊迫感——他們必須快速行動， 以避免復辟的發生。在九月二十九日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故宮管理委員會通過一項決議，成立故宮博物院並於十月十日——大革命的十四周年紀念日對外開放。委員會任命了由二十一名理事組成的理事會，其中包括著名的政治家和學者，例如前任北京大學校長和中央研究院創始人蔡元培。委員會還任命了九名高級管理人員，負責故宮博物院的營運，並任命易培基擔任負責故宮博物院日常營運的院長。同一會議上還通過了新博物院詳細的管理章程，由三個部門組成的理事會負責——古物館、圖書館及文獻館和秘書處。

易培基是湖南長沙人，他曾留學東京，並在那裡參加革命。一九一一年之後，他曾擔任北京高級官員的秘書，後來回到湖南師範大學當了一名教師。毛澤東就是他的學生。毛澤東讚揚易培基心地善良，曾經給予他很多幫助。一九二四年秋，易培基返回北京，成為教育署署長。易培基是一位傑出的知識分子，他熱愛經典古籍，擁有大量藏書。

在《我與故宮五十年》一書中，那志良回憶道，從九月二十九日決定對外開放故宮博物院到正式開放的那段時間，所有人都非常忙碌。他們要把展廳清掃乾淨，將珍品妥善擺放，放好標籤，還要安排參觀路線。直到十月九日，所有展廳——青銅器室、瓷器室、繪畫室、玉器室、漆器室、象牙和木雕室、圖書館和文獻館都準備就緒。

故宮博物院開館

開館儀式是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那是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中華民國建國十四周年紀念日。那是個莊嚴的時刻，三千名嘉賓應邀出席，宮門外還聚集了二萬名群眾。皇家的收藏品和藝術珍寶首次面向公眾公開展出，渴望進入這個神秘殿堂的中外人士都可以來參觀。故宮再也不是一個家族的財產。

清室善後委員會主席李煜瀛手書了匾額——「故宮博物院」，五個大字高懸於神武門上方。

當天早上八點之前，成千上萬的群眾已經聚集在正門前，大家都非常興奮。開幕儀式於下午兩點開始，國家審計院院長、一直支持博物院的莊蘊寬主持開幕式。開幕式上的發言人都強調了故宮博物院在整個國家歷史上的重要性，這其中包括李煜瀛、總理黃郛和其他政府官員，以及中國赴美留學生會主席等人。他們還談到這一事件本身的重要性，並號召每位參觀者都要愛護文物。無論是受邀嘉賓還是在外等候的群眾，大家都非常激動，內心充滿了期待。

黃郛說：「今日開院為雙十節，此後是日為國慶與博物院之兩層紀念。如有破壞博物院者，即為破壞民國之佳節。吾人宜共保衛之。」

將溥儀驅逐出故宮的警備司令鹿鍾麟也發表了講話，許多人仍然反對他的所作所為。「人也指我去年所作之事為逼宮。彼之迫宮為升官發財，或為作皇帝；我乃為民國而逼宮，為公而逼宮。」他說。

正式的開幕儀式後，董事會宣佈故宮博物院向公眾開放。從清早就在外面耐心等候的人群湧了進來。「展覽室中的擁擠，更是不堪，想進去的進不去，想出來的也出不來。」他被指派在養性殿工作，那裡陳列的是大婚圖、南巡圖。「看的人愈看愈有興趣，停在那裡不走，後面的人陸續湧入。」那志良站到凳子上，讓人們不要停留，繼續往前走，但是根本沒用。有些觀眾等了一個多小時，都無法進入展廳，於是便去了其他展廳。「這一天，我所照料的展覽室沒有發生任何事故，別的地方，也只有把欄杆擠斷等小事，真是幸運極了。」那志良寫道。

人們對故宮博物院的興趣如此濃厚，開館首兩日就接待了五萬名觀眾。故宮博物院每周開放六天，共有三條參觀線路，分別沿中軸線、內廷東、西兩側延伸。每條參觀線路一周開放兩天，所以觀眾要想參觀所有開放的展廳，需要來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