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動青春：香港新世代處境觀察

序

長期以來，有關香港青年的研究有三種傾向。一是視之為一種社會問題（需要政府通過某些手段來解決的問題），於是社會上曾經有過「飛仔」*、「油脂仔」**等各種不同類型的「問題青年」的討論。二是視之為一種過渡性的社會現象，處於個人人生階段的青年，或會遇上這種或那種的困難、問題，但隨着他們的成長，問題很快便會告一段落，又或者過渡到成為了另一階段的問題，而很少將青年階段的大小事情逐一深入了解。這連接到第三點，那就是青年往往被視為單一的、平面的，而鮮有從多角度和由不同的切入點，來了解屬於眾數的青年的處境。這本文集的特色，正在於由一些基本的提問出發，來了解和分析「躁動青春」的社會、經濟、政治基礎。各篇文章所討論的青年，並不是只有一種面孔，更不只是遇上一類問題或困難，而是制度內外、不同領域上各種因素交織而構成的複雜處境。

明顯地，目前坊間有很多對青年所套用的不同類型的標籤，均無助於我們更貼近現實的、更深入的了解他們的處境與狀況。很多高度概括的說法（例如「上位論」），很多時候都是似是而非，未能捕捉真正問題之所在。可是，在過去的好幾年裏，這些很印象式的說法卻在坊間討論及傳媒報道中廣泛流傳。論者往往不假思索，便將問題斷症，並且提出解藥。我們經常可以見到，很多人都急於將問題的性質定下來，而缺乏耐性去認真反思究竟我們是否已認識問題本身。

趙永佳等多位作者的分析與討論，不一定對每一個提問都能夠提供圓滿的答案，但卻肯定大大加深了我們對問題的認識。更重要的是，他們將問題的複雜性呈現於讀者眼前，我們從此會懂得提出新的議題，同時亦會更自覺的從多角度去思考問題。介入社會現狀、跟社會保持對話的社會科學研究，其價值正在於此。

香港教育學院署理副校長

呂大樂

*飛仔：不務正業、好吃懶做的年輕人。

**油脂仔：意指不良少年。

自序

在戰後香港歷史中，青年人曾經數次成為社會輿論的焦點。共通的地方是，每次都是以「社會問題」的形態出現，成為社會上的「道德恐慌」（moral panic）的對象。

第一次大概要算是上世紀六十年代。上年紀的朋友（如趙永佳）都應該記得所謂「飛仔」現象。在當時的粵語片中，麥基就是這種飛仔的代言人。他們多數讀書不成，聯群結黨，「蝦蝦霸霸」（欺負弱者），很多也成為黑社會的基層骨幹。在其他流行文化如《龍虎門》等作品中，這些飛仔也是歹角的形象代表。

當時社會變遷迅速，經濟起飛，但教育制度滯後，大部分青年都未能接受中學教育。在六十年代後期，飛仔就代替了「六七暴動」期間的「左仔」（香港親共人士），成為了道德恐慌的焦點。在新發展地區和公共屋邨，「阿飛」群毆或械劫，成為當時新聞的熱點。

到了七十年代，本地教育制度開始起飛，「學生」就取代了阿飛再一次令青年人成為輿論的中心。「中文運動」、「反貪污、捉葛柏」、「收復釣魚台」，都是以學生為骨幹的社會運動，學生成為了當時衝擊殖民管治的先鋒。

當然，當時的主流輿論，還是把學運成員描寫成衝動、不務正業的狂熱份子。

今天的知名人士如梁國雄、岑建勳等都受過這種待遇。

時光流轉，七十年代的學運成員後來年歲漸長，成為了社會的中堅，「青年」不再是社會政治運動的象徵。到了後過渡期，中年人甚至是上了年紀的愛國建制派，也出現在歷史舞台，和泛民分庭抗禮。後來的大型社會運動如「六四」和支聯會，也不再是由青年人擔起來。

不過到了二十一世紀，年輕人又再一次成為社會運動的核心、進步力量的希望、建制道德恐慌的對象。2003年「反23條」運動中，中學生自發站在遊行隊伍的前列。2009年「反高鐵」，更將「80後」青年人變成了反建制力量的象徵，「世代」也成為社會分析的基本起點。其後的「反國教運動」，中學生也成為了社運先鋒，將黃之鋒、張秀賢等變成知名人士。

最後，到了2014年的「雨傘運動」，十來二十多歲的青年人衝擊了「佔中三子」的大台，「雙學」（學民思潮和學聯）取代了前者成為了運動的核心。「勇武派」的青年「村民」，也不斷在媒體的抗爭影像中出現。一時間，所有「不再年輕」的人都在問，為什麼年輕人對現有的政治制度與施政，有這麼大的反抗情緒？是不是反映了他們背後的社會經濟訴求得不到回應而產生怨氣？向上流動、就業、升學、置業，是不是他們「激進化」的誘因？他們的行動，又是否對「一國」的反抗？為什麼他們不可以像建制中大部分年紀較長人士一樣，為中國內地今天的成就而自豪，也為香港能為國家作出更大貢獻而努力，反而質疑中央為香港所作的民主進程的構想？

編輯這本文集，雖然不能完全回答這些問題，但作者大部分都企圖回應相關的議題。我們嘗試擺脫社會的「道德恐慌」，走出「青年＝激進社運」的標籤，試圖把本港青年的處境更立體、更全面的呈現在讀者眼前。文集內的文章大多是建基於實證研究，而非單純政論或立場的演示。對於我們來說，青年並非是問題，也不單是研究的他者「對象」。他們是時代的主人，也是社會發展的主體，但世代隔膜和青年面貌的多樣性，往往令社會人士未能充分理解他們的心境和現實狀況。

這本文集的作者，年齡由二十多到五十多。除了青年研究者的自我認識之外，也可以看成是一次跨世代的合作，來把「躁動青春」的社會、政治、經濟、教育脈絡整理，希望能深化社會人士對青年人的認識，並擺脫種種片面與扭曲的定型。

葉仲茵和李鏗在編輯本書時，與趙永佳在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共事，本文集大部分文章皆為研究所研究項目成果，因此我們要特別感謝「亞太所」對本書的編撰的支持，亦期望青年研究在亞太所能更上層樓。

趙永佳、葉仲茵、李鏗

【新世紀香港社會研究系列】總序

呂大樂序

自序

作者簡介

第一部分 個人發展

導讀

大學學位擴張與教育機會不平等／葉仲茵

通識、學業成就與階級／趙永佳、李子樂

男孩危機？談新高中男女差異近況／趙永佳、李子樂

大學以外是什麼？中學畢業生的非學位專上教育選擇／趙永佳、張浚樂

第二部分 事業與生活質素

導讀

「下流」青年？客觀狀況與主觀感受／葉仲茵、趙永佳

香港青年與「中國機會」／葉仲茵

從青年生活質素指數看青年生活的變化／黃洪、張引、何俊霆、伍世良

一場房屋遊戲的終結／姚松炎

第三部分 價值觀、身份認同與公民行動

導讀

後物質主義的新世代？／黃子為、趙永佳

身份認同：對中國的「重新想像」／尹寶珊、鄭宏泰

政治冷感還是政治覺醒？青少年政治參與現況分析／趙永佳、李鏗

第四部分 香港青年的不同面貌

導讀

脫出主流升學軌跡的青年：他們何時懂得計劃人生？／李越民、蕭裕均、趙永佳

族群與階級不流動：香港南亞青年的處境／古學斌、陳錦華、羅嘉敏

政治冷感還是政治覺醒？青少年政治參與現況分析／趙永佳、李鏗

一、前言

香港的青少年一直予人「政治冷感」的印象。舉例說，在1998年至2012 年期間的立法會選舉中，18－35歲的青少年的投票率介乎在38.3%－49.2%之間，而整體的投票率則介乎43.6%－55.6%之間。他們的投票率亦大約跟隨整體投票率上升或者下降。簡言之，青少年於本地選舉的投票率一般比年長一輩的投票率為低。

不過，近年亦有所謂青少年「政治覺醒」的說法，認為年輕人就不同的政治民生議題開始抱有自己的看法和立場，並且對社會運動有很高程度的投入。例如，在2009年底的反高鐵運動中出現了很多年輕的臉孔，即所謂的「八十後」（泛指生於1980年後的年輕人）現象。到了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由生於1990年後的中學生所組成的「學民思潮」更領導着整個運動的方向。及後於2014年發生的佔領運動，大專生和中學生更與成年人分庭抗禮，成為運動的主體。

有關青少年政治冷感的說法是否已經過時？抑或我們所能接觸到政治參與度極高的年輕人只是屬於少數？通過制度化渠道的政治參與（如在選舉中投票）和在建制外的政治參與（如社會運動）這兩者，於本地青少年的眼中又有否不同？

本文將利用2010年及2014年的兩次電話調查數據作分析，嘗試回答下列的問題：（一）年輕人的政治參與程度為何？（二）他們又以什麼方式參與政治（制度內的參與、制度外的參與，還是兩者皆參與）？（三）政治參與度高的青少年與其他青少年又有什麼不同？我們以下首先會談談外地有關青少年政治參與的研究發現，然後會回顧香港人政治參與程度的變化軌跡。接着，我們會利用電話調查的數據以回答上面所提出的問題。

二、在西方社會有關年輕人政治參與的研究

公民的政治參與一直是西方社會科學家所熱切關注的議題。早於1835年，法國政治社會學家Tocqueville發表了《論美國的民主》一書，就美國和歐洲民眾的政治參與文化進行比較，發現美國民眾一般較活躍參與志願團體以及熱衷於討論不同的政治議題（Tocqueville 1966）。可是到了二十世紀末，美國人對政治的熱情開始驟然退減。美國社會學家Putnam於他的《獨自打保齡》一書中便感嘆道，美國民眾日漸從社群生活中疏離，並對選舉及投票失去興趣（Putnam 2000）。有關西方民主國家中青少年的政治參與之研究亦指出，他們對選舉投票的興趣明顯地比年長一輩更低（Kimberlee 2002; Zukin et al. 2006）。

另一些學者則對以上觀察提出疑問。他們認為若我們把「政治參與」的光譜拉闊，把眾多近年冒起的政治活動也納入討論當中，我們便會對年輕人的政治參與度有另一番理解（Dalton 2008）。例如於數十年前並不算常見的示威遊行等表達政治意見的手段，現在已變得十分普及。此外，一些新的政治參與形式，例如以網絡形式出現的社會運動（political activism）以及以政治為出發點的消費行為（political consumerism）等，亦成為近年新興的運動曲目（movement repertoire）。

最重要的是，Dalton認為近年美國社會對於公民身份的定義有所改變，從公民應該只談義務（duty-based citizenship）轉變成應該積極參與社會事務（engaged citizenship）。前者所牽涉的義務有投票或參軍等，但對可能會挑戰權威的政治活動卻會排拒在外。後者則認為公民可以參與對政治有直接影響的活動，當然也不排斥以投票方式參與政治。因此，只要透過更闊的「政治參與」光譜，去觀察西方年輕人的政治參與，則可發現年輕人對政治的興趣其實並沒有下降，只是參與政治的方式和對公民身份的定義與過去有所區別而已。

Inglehart於七十年代時亦早已認為西方民眾在傳統的（conventional）政治參與（如投票或成為政黨會員）上將會日趨減少，而所謂的非傳統（unconventional）政治參與（如示威、遊行等）則會愈來愈普及。他認為由於成長於物質環境較豐裕的年輕一代皆期望通過自己的政治影響力去改變社會，所以對比年長的一代而言，他們會較積極參與非傳統形式的政治活動。而經過年月的世代更替，這種從物質主義到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轉移，令傳統的政治參與悄然減退，同時亦令非傳統的政治參與冒升。這套論說後來也在縱貫式數據的驗證下得以證實（Inglehart and Catterberg 2002）。

三、政治，關我咩（什麼）事？

從以上西方國家有關年輕人政治參與的研究可見，傳統以制度內的渠道去表達政治意見的方式，對年輕人來說已失去了一定的吸引力。反之，一些較能直接表達他們意見的方法則在近年開始成為新興的政治手段。然而，香港與以上探討的西方國家的情景完全不一樣，一方面香港要到八十年代起才逐步開始議會的民主化，另一方面香港人的政治參與（不論是所謂傳統的或非傳統的）程度向來也不算高，香港人的政治參與程度究竟出現過什麼變化？

為解釋「香港人對政治缺乏興趣」這命題，本地社會學家早已提出了多種論述。例如劉兆佳在八十年代初提出「低度整合的政治體系」、「功利家庭主義」及「社會容納政治」等概念，指出這些社會條件如何塑造殖民地時期本地華人低度參與政治之現象（Lau 1982）。劉兆佳認為一方面香港華人多以家庭的物質利益為主要考慮，家庭以外的社會糾紛則可免則免；另一方面，置身於家人、親戚、朋友的互助網絡中，亦造成香港人「不假外求」的現象。由於殖民政府很有意識地與社會各界維持有限度接觸，同時華人社會對殖民政府亦並無所求，以至香港的華人很少需要透過公共領域的不同政治管道或進行集體行動以爭取權益。

另有一些社會學家認為「香港人對政治缺乏興趣」實為一偽命題。就以趙永佳和孔誥烽的新界研究為例子，他們嘗試從「政治機會結構」此一理論去解釋殖民地時期的香港鄉郊為何能達至相對的穩定狀態（Chiu and Hung 1997）。他們從不同的歷史檔案發現新界居民（包括原居民和非原居民）與殖民政府的關係並非時常處於和諧的狀態，只是殖民政府每每在衝突可能發生前，運用了直接或間接的行政手段以消弭民間的不滿。詳細的例子在此不贅，但他們的研究所指出最重要的是，殖民地時期的相對穩定並非因為本地人對政治欠缺興趣，而是因為宏觀的政治結構和環境「防止」了抗爭或暴亂等集體行動的發生。

以上就香港人是否政治冷感的學術討論其實只適用於七十年代以前的香港，因為到了七十年代起，不單各類的抗爭行動開始變得蓬勃起來，不同的壓力團體亦相繼成立，為基層爭取利益。同時，這些抗爭行動與團體亦擔當了「改革社會」的角色，因它們的政治取態多以針對殖民政府的管治問題出發，凸顯不同的社會矛盾（Lui and Chiu 1997）。踏入八十年代後，社會運動的風潮雖有所退卻，但因殖民政府逐步展開政制的民主化，以使不同政黨在此時期開始湧現，期望透過議會政治爭取權益。與此同時，香港人亦開始可以透過投票的方式參與政治。

香港人於回歸前後的政治參與度比較早前的殖民時期雖有所提高，但香港人整體上對政治的興趣還不能說是濃厚。然而，情況到了2003年時出現了變化。當年的7月1日，數十萬香港人為反對《基本法》廿三條立法而上街遊行。「七一遊行」自此成為周年的遊行活動，香港人亦漸漸擺脫「政治冷感」的形象，開始身體力行參與政治活動（Lee and Chan 2011）。

另一方面，民主運動雖仍是香港社運的中流砥柱，但社區保育議題亦逐漸引起廣泛香港人的關注，例如保衛天星／皇后碼頭運動、反高鐵／保衛菜園村運動等（Chiu and Li 2014）。

香港青少年的政治參與其實一直不太突出，不管是整體香港人皆「政治冷感」的時候，還是2003年七一的時候。然而，年輕人對政治和民生議題的關注，於反高鐵運動以至反國教運動時好像突然爆發，他們亦因此成為了社會話題，各界皆希望為此現象提供解釋。當中最具代表性的論調為「下流論」，該論調認為由於香港年輕人未能在社會向上流動而感到挫敗，再進而把不滿的情緒訴諸於街頭行動。誠言，現今的年輕人在事業發展、晉升，以至置業的機會的確比起他們的上一代而言較為狹窄，對向上流動不滿之聲音亦此起彼落。不過，不能上流的挫折感與年輕人積極留意甚或參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卻未能有實證資料支持（李鏗、趙永佳，2014）。

除了「下流論」外，近年於坊間流行的另一論說，實為「本土論」莫屬。「本土論」所指的主要是近年興起的「本土主義」，而本土主義者則是近年社會運動的熱烈參與者。他們除了主張「香港人優先」的宗旨外，於參與社會運動時的行為亦相對較激烈。因此，本土主義者與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傳統社運人士之間存在着一道鴻溝，雖然兩者所爭取的目標有時候可能相同。由於本土主義者的立場鮮明，激進的行為亦能吸引眼球，所以不乏年輕人的支持。究竟本土主義對青少年的政治參與有多大的影響？這一問題於本文未必能夠直接回答，但以下會嘗試透過探討青少年的身份認同與參與政治之間的關係，為上述問題提供初步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