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香港七十年：我們有過的歡笑和唏噓

引言

第一章 1945－1967：求活時代中的喜樂與憂傷

艱難日子裏的苦與樂

對英國皇室的印象

殖民地色彩無處不在

語文政策與殖民統治

英語作為唯一官方語言的利與弊

母語教學與英語教學

英語窒礙市民與政府的溝通

戰後香港是避難所

香港還是有秩序和制度的社會

不完整家庭的苦與樂

貧賤夫妻百事哀

父母愛惜子女嗎？

兄弟姊妹之間的感情和關係

小學同學當差的故事

售賣文具小販的故事

「辛苦搵來自在食」

「先敬羅衣後敬人」

娛樂就是「賭博」

假日的娛樂好去處

七十年代的色情故事

對政府沒有期望的年代

灰暗的五六十年代

第二章 1967－1984：混亂時代中的開心與失意

香港戰後發展史上的兩個轉折

1966年前政府施政的失誤

政府倚賴惡勢力平息紛爭

《香港年報》「報喜不報憂」

1967年暴亂背後的社會矛盾

暴亂後渴求改變的聲音

七十年代進行的改革是政治決定

七十年代市民的住屋困難

教育與中產階級的興起

港大和中大的成立目的

放洋留學的艱辛旅程

暴動後家庭結構和功能起變化

新一代的香港家庭

結婚和生孩子不再「理所當然」

公共屋邨家庭的困擾

夫婦離異漸趨普及

三個新移民家庭的故事

「大香港」心態不斷膨脹

香港本來就是移民社會

市民對賽馬賭博情有獨鍾

「黃、賭、毒」是黑社會收入來源

市民為什麼熱衷賽馬賭博

盛極一時的歌星演唱會

演唱會發揮情感宣洩功能

流行曲歌詞反映社會現況

牽動市民情感的宗教信仰

利用人際關係宣揚福音

佛教和道教在香港的活動

混亂卻充滿盼望時代的終結

第三章 1984－2016：過渡時代中的歡笑和唏噓

過渡期間的得與失

七十年代的黃金歲月

對香港政治前途的憂慮

英國撤離令港人感到迷惘

中英磋商過渡安排

保證自己的權益過渡「九七」

爭取「八八直選」的啟示

論政團體倡導平等的普選

《中英聯合聲明》穩定港人心

社會事件「政治化」

福利與政治連上關係

特區成立後的風風雨雨

港人「當家作主」的利與弊

改革開放令港人與中國大陸增加接觸

港人對中國政府的期待

北京大學開辦社工課程

港人必須接受中國政府

中國政府盡力遷就港人

港人如何看待自己國家

中央領導人說話才算數

「恐共」心理並非一兩代人可以消失

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有偏見

「沙士」後香港與內地的關係

港人較內地人優勝的想法逆轉

不能對中央做的事不聞不問

香港「大陸化」不用大驚小怪

對內地居民的排斥由「雙非」引發

本土意識不知不覺間萌芽

觀察「七一」遊行的啟示

結語

引言

2014年的香港書展，繼《社會政策的觀念和制度》後，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為我出版了《真實的貧窮面貌──綜觀香港社會60年》一書，兩書在內容和性質上，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之處。相似是兩書都是圍繞香港的民生問題來討論，包括自己對社會變遷的觀察；不同之處，是《社會政策的觀念和制度》從政策層面入手，分析的是政府歷年有關民生的政策，學術味較濃；《真實的貧窮面貌》記述的是自己個人的經歷，及參與公共事務時的所見所聞，反映的是貧窮的面貌，但也算是市民生活變遷的寫照。

《真實的貧窮面貌──綜觀香港社會60年》出版後，我覺得意猶未盡，畢竟貧窮涉及的，多是低下階層市民的生活，觸及的社會變遷，必然有所限制，難窺不同階層人士的面貌；那時正值港人因政制改革問題鬧得如火如荼，社會出現嚴重撕裂，加上後來的「佔領行動」，我想是時候就我過去思考很久──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念──這一問題，另外多寫一本書。

我當時思考的問題是：為什麼港人在一些共同關心的議題上無法達成共識？為什麼一些關乎眾人福祉的事，社會上總有不同的意見？為什麼香港是多元化的社會，市民卻常走極端，拒絕接納別人的不同意見？我知道，除非在極權社會，民眾有不同的聲音是正常的，但現今的香港社會，不同聲音卻不會在討論後有共識，更不會得到共同認可的解決辦法。為什麼香港弄得如斯分裂？香港究竟出現了什麼問題？

我從事公共服務，計算起來也有三十多年的歷史，我感受最深刻的是：參與公共服務的人士，差不多沒有一位是「理想主義者」（perfectionist）；大家都知道，在香港要事情順利進行，各方都必須讓步，絕對不可堅持己見，否則事情只會一拍兩散。舉個例子：上世紀八十年代間，我聯同幾位工會領袖建議政府設立退休保障制度，最初提出的是社會保險形式的退休金計劃，但後來我們發覺「危機分擔」（pooling of risks）的概念不為香港打工仔接受，於是我們改變方向，推動個人儲蓄形式的公積金計劃；我們知道公積金計劃並不理想，但我們願意讓步，因為知道若然堅持自己的理想，社會無法在退休保障上達成共識。

我並不否定個人應該有理想，但我們必須承認，在公共事務的領域裏，事情許多時並沒有黑白之分。在其後完成的《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一書裏，我講過：不應輕易把社會事件提升至「公義」的層面，因一旦事情變成公義與不公義之爭，答案就只有對或錯，完全缺乏妥協的空間，通俗一點來說，就是：「唔係你死，就係我亡」。若然不想這種情況出現，對立雙方必須留有兩手，在爭取自己想要得到的東西之時，也必須考量什麼是自己可以放棄的。這樣，爭議的事才會有結果，若一意孤行，也不見得可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至今我仍不明白的是：為什麼過去港人願意在爭議的事情上讓步，今天卻好像只會各走各路，對立的事沒有轉圜餘地？更諷刺的是：當政府和政黨都強調社會共識的重要性時，共識卻離我們愈來愈遠，甚至遙不可及。那麼，為什麼以前可以「有商有量」，今天卻是「寸步不讓」？在《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一書裏，我嘗試從身份認同的角度尋找答案：當港人仍是難民的時候，港人的共同目標是在香港生存下去，為了自己和家人的温飽，他們不惜紆尊降貴，不再計較自己過去的成就，用今天的術語，就是「放下身段」，但求有一口飯吃，工資足夠養活家人，懶理工作是否符合自己的願望，總之全家安安樂樂生活下去就可以了。在這種氛圍下，社會雖有紛爭，人與人之間也難免有摩擦，但說到底，大家都是為了生活，又何必固執己見？

到港人自認為市民的年代，想法和理念離不開香港變得更好，這樣，住屋不再只求有瓦遮頭，最好是各有獨立的門戶，進而擁有自己的居所，這樣香港才真正是自己的「家」。其次，子女必須有接受更好教育的機會，九年免費強迫教育已不足夠，因為家長都知道，要出人頭地，單是中學畢業並非進入專業人士的階梯，所以就算節衣縮食，也必須給子女「放洋留學」，這是確保子女從基層轉為中產的途徑。

到香港前途問題出現的時候，港人的生活又起了變化。港人其實並不熱衷政治，我在《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一書裏，提到港人對政治議題，心裏其實多有恐懼，甚至厭惡。但「九七」問題出現，港人就算不理政治，政治總會找上門來；原先人人想着如何「發財」的社會，剎那間變成人人都必須為了政治而計劃自己的未來，移民或留下成為熱門話題，港人不再有共同的目標和願望。《基本法》頒佈後，港人對前途的慌張暫且降温，況且要移民的都走了，留下來的大多數也必須面對現實，盡力保護自己擁有的，以防到了「九七」，香港一旦出現混亂，自己只能坐以待斃。

回歸後，港人恐懼的改變並沒有出現，一切真的如《基本法》所規定的保持原有的面貌；港人還是如過往的「搵銀至上」，但香港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可以如過往般與中國保持距離嗎？在英國管治的年代，國家的觀念從來沒有在港人心裏扎根，港人當然不是英國人。那些自認為中國人的，中國只是一個稱號，港人不會想到為國家作出貢獻，更不會為了國家犧牲自己的利益；或許為了自己的同胞，港人願意伸出援助，如1992年的華東水災，港人送去的物資和金錢，連內地官員也深受感動，但國家觀念卻無法引起港人的共鳴，國家好像從來不屬於他們。

回顧香港經過的歲月，我想起香港電台拍攝的劇集《獅子山下》，其中主題曲講到港人走過的路，是歡笑多，還是唏噓多？二次大戰結束到現在的七十年裏，港人嘗過的艱苦日子數之不盡，但歡笑的時刻也是有的。什麼是港人經歷的唏噓和歡笑？我想沒有準確的答案，人的感覺隨時代而改變，也視乎我們的期望和要求；所以，要明白港人的唏噓和歡笑，首先得回到港人當時所處的環境。在這書裏，我希望透過這個懷舊旅程，重新把港人走過的路，如實的顯現在港人面前，雖然只是吉光片羽，個人的感受也難有什麼微言大義，但只要是港人的真實故事，箇中必有你和我的苦與樂。

全書共有三章，也是三個時代的記述。第一個時代，從1945年到1967年，是港人求活的時代；第二個從1967年至1984年，是無軌跡可尋的混亂時代；第三個從1984年至2016年，是一個漫長的過渡時代，這個時代到今天還未終結。記述的事件是多層次的，除市民與政府的關係外，還涉及港人的家庭生活、經濟活動、個人的消閒喜好。

完成這本書，我對過去的回憶，全都寫下了。但願《真實的貧窮面貌》、《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和《我們有過的歡笑和唏噓》，能成為香港社會的歷史見證。

第一章 1945－1967：求活時代中的喜樂與憂傷

艱難日子裏的苦與樂

二次大戰結束到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整整二十年，香港經歷了一段非常艱難的時期，居民的生活十分辛苦。在這段時間裏，港人有數不盡憂傷的事：擔心今天有飯開，明天卻沒有飯開；擔心在大陸的親人，今天平安無事，明天卻遭受政治運動的折磨；擔心子女今年有書讀，明年要輟學出來工作；擔心社會今年沒有騷亂，明年有人興風作浪。

在艱難的日子裏，港人也有他們歡樂的時刻：開心的是家人可以整整齊齊的吃一頓飯，雖無佳餚美酒，但溫飽已感到滿足；開心的是無風無浪又過一天，只要當天沒有突發的令人傷心的事，心裏已非常高興；開心的是年年難過年年過，生活稍微有些好轉，人就得感謝；開心的是在紛擾的時代中，自己不用顛沛流離，香港仍算是一片福土。

以上描述，概括了二次大戰後二十年裏香港居民的心態，若要逐年記述發生的事，可參考香港政府每年發表的《香港年報》（Hong Kong Yearbook），從箇中不難發現香港經歷的轉變。回說本書寫作的目的，記述的並不是《香港年報》所載的「硬」資料，而是我從生活的體驗及對周圍發生的事物，所得的印象和感想；我希望把這些感想和印象總結起來，藉此反映每個時代香港居民的心態：什麼令他們歡笑？什麼令他們唏噓？在這章首先出現的，是五六十年代香港的情況。

對英國皇室的印象

  我十分幸運，和平後才出生，沒有經歷戰爭的痛苦。戰後最初幾年的情況，我年紀還小，沒有什麼印象；記憶中，那時的房屋都是破破爛爛，尤其在我住的灣仔，因曾受盟軍轟炸，破落得特別厲害。1953年，我是一名小學一年級生。那年，香港的宗主國英國，伊利沙伯二世登基，軒尼詩道蓋搭了看台，沿途張燈結綵，慶祝伊利沙伯二世成為國君；我是長大後才知道，英女皇其實沒有實權，所謂最高統領只有象徵意義，但那時七歲的我，覺得英女皇儼如中國以前的皇帝，高高在上，香港正是這位年輕女皇管轄的地方。

一連串慶祝英女皇登基的活動，我最近才從舊照片中略知一二：當日有花車巡遊、舞龍舞獅，比香港1997年時回歸祖國更熱鬧。我稍有印象的，是學校分派給每名學生一隻金屬製造的水杯，杯上印上皇冠，鑄有ER兩個英文字母；這隻印上皇冠的水杯，放在家裏用上十多年，我不會用「皇恩浩瀚」來形容，卻使我對這位只在名義上管治香港的女皇多了一分感情。

我對英國皇室的印象，要到我就讀中學的時候再次加深。中學校舍在港島半山麥當奴道，我每天往返學校都要經過花園道（那時還沒有紅棉道），這裏是到港督府必經之路。有一次下課的時候，沿花園道走落中國銀行大廈乘搭電車回家，看見街道兩旁站滿了學生，揮動着英國國旗，歡迎從金鐘那邊駛過來坐在房車裏的「重要人物」（後來才知她是雅麗珊郡主），我放慢腳步，看到一位衣着華麗的女士在車內，旁邊的人都看不清楚，只知車隊正向港督府駛去。這是我第一次看見皇室成員，雖不知道車裏坐的是郡主，印象還是十分良好。

再一次遇到皇室成員是二十年後的事。1986年，英女皇第二次訪問香港，那是在《中英聯合聲明》公佈之後，我當時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主席，被邀代表福利界出席在港督府舉行的園遊會；被邀的嘉賓有數百人，我們被安排在固定位置，並且不可隨意走動。英女皇在港督和兩三位主要官員陪同下進場，分別與各人打招呼，整個氣氛十分拘謹，英女皇與嘉賓只是見見面，根本沒有交談的時間。我不知道園遊會的目的，但與會者皆覺得自己受到重視，有機會與殖民地的最高統領見面；雖然中國與英國已簽署《中英聯合聲明》，香港也快將成為中國特別行政區，但一日香港還是英國殖民地，英國一切傳統皇室禮儀，絕對不能馬虎。

殖民地色彩無處不在

英國撤離香港以前，殖民地的色彩濃厚嗎？我可以肯定的說：從戰後到1997年回歸中國，香港是徹頭徹尾的英國殖民地，一點不會假。1972年，麥理浩出任香港總督，在他以前，港督都是殖民地官員，多曾在其他英國殖民地積累經驗後才來港履新；他們熟悉的管治，離不開殖民地的一套，主要官員也是由英國人出任。應是六十年代末，有徐姓的華人政務官出任勞工處處長，當時傳媒大肆報道，好像終於有華人政務官出頭了。到了七十年代，開始有華人出任司級官員，如何鴻鑾、李福裘，這兩個都是香港名門望族的後人，他們能夠晉升到司級職位，自有他們的才能，但殖民地政府藉此籠絡社會上有影響力的華人家族，意圖十分明顯。回歸之前，重要的決策官員還多由英國人擔任，特別是保安司一職，到了1997年6月30日，仍由英國人把持，確保一切機密牢牢掌握在英國政府手裏。

毋疑，1966年和1967年的騷亂，迫使英國政府重估對香港的管治方式，但在此以前，香港殖民地的色彩可說無處不在。首先，香港不少地標、街道、政府建築物，都以皇室成員或總督的名字命名。孩童時，我從灣仔修頓球場步行到跑馬地景光街上課，途中經過摩利臣山道，街道兩頭立有三角形的石碑，碑上寫些什麼，因全是英文，我看不懂，相信是紀念與殖民地管治有關的事跡。到我中學的時候，常到兵頭花園（今稱動植物公園）遊玩，公園中間有英國國君的銅像。到了今日，香港市民最熟悉的皇室銅像，應是坐落在維多利亞公園正門入口處，頭戴皇冠、手握權杖的維多利亞女皇坐像。回歸後，有建議把維多利亞女皇銅像移到別處，理由是香港在維多利亞女皇在位時割讓給英國，怎可容忍她的坐像豎立在港島當眼之處？事件最後不了了之，也沒有人覺得有此必要。

回歸之前，伊利沙伯二世名義上是香港的元首，她的肖像隨處可見，如日常使用的硬幣，幣值從五仙到五元，都鑄上英女皇的樣貌。英女皇肖像還出現在市民常用的「士擔」（郵票）上角，到皇室成員有什麼喜慶日子時，如王子查理斯與戴安娜結婚，兩人的合照也印在郵票上面。皇室成員的婚禮重要嗎？我相信沒有多少市民會為他們的婚禮而高興，但英國政府仍很着意在香港宣傳皇室成員的一舉一動，我想最重要的作用，還是提醒市民香港仍由英國管治。我曾在政府任職公務員，政府用的公文袋都印上On Her Majesty’s Service；我還記得第一天上班時，上司吩咐茶房阿嬸送來奶茶，杯上印有皇冠的徽號，可見英國管治並不是說說的，象徵英國最高權力的英女皇實在隨處可見。

作為英國殖民地，市民感受到的，並不止於政府建築物上懸掛的英國國旗，或硬幣和郵票上的英女皇肖像，更具廣泛和深遠影響力的，是英語作為官方的唯一語言。有人或許會認為：英語是國際語言，管治香港的又是英國政府，英語作為官方語言順理成章，怎可作為殖民地統治的象徵？更有人說：正因香港是英國殖民地，英語才會受到重視，香港才有條件成為國際都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