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應許地：以色列的榮耀與悲劇

一個民族的復興，是否非得以另一民族的苦難為代價？

70萬被驅離的巴勒斯坦人、600萬被屠殺的猶太人，
以色列人如何承擔悲慘歷史的枷鎖？

極端正統主義崛起、世俗理性式微、
勇敢堅忍的愛國精神逐日消散，
統治階級背棄中產大眾對正常國家的期望……

史上最悲慘的民族，來到世上最危險的地區。
以色列，它將何去何從？

以色列良心真誠的告解，挖掘民族史冊中最黑暗不堪的痛處，
大膽挑戰左、右兩派敏感的道德神經，為危機四伏的家園尋找渺茫的出路。

※「歐巴馬與以色列總理在對話前，都應該閱讀本書！」──《謝謝你遲到了》作者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

※「本書是一九六〇年代以來，關於以色列問題最出類拔萃的一本！」──《紐約客》總編輯大衛‧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

※ 《紐約時報》暢銷書
※ 《紐約時報書評》2013年年度百大好書
※ 《經濟學人》年度最佳圖書
※ 榮獲以色列Natan Book Award、National Jewish Book Award、Anisfield-Wolf Book Award等大獎

這幾乎可以說是一部絕無僅有的著作。亞瑞．沙維特在本書中以一種不可思議的誠懇，鉅細靡遺地挖掘在建國之前與之後，為了回到這片「我的應許地」，以色列人曾對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犯下的暴行。這麼做，是因為作為一位建國先賢的後代，他對以色列的愛讓他不願意再蒙蔽自己，不願再讓以色列人生活在自欺欺人的幻覺中。然而，同樣的一份愛，也讓他相信以色列民族值得繼續生存在這裡。

於是他再次出發，去考察發生在這片應許地上的人與事。在檔案文獻中、旅行中、與關鍵人物的訪談中，他沿著歷史的軌跡探幽掘微，努力還原事情真相。從1897年他英國籍的曾祖父代表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初訪以色列考察開始，1920年代的開墾拓荒史、1940年代愛國神話「馬薩達」的形成、1948年建國戰爭中對巴勒斯坦人的屠殺與驅離、中央計畫與集體主義鞏固的社會安全、「屯墾區」與「拘留營」帶來的政治災難與道德枷鎖，一直到2000年後新自由主義與高科技產業創造的蓬勃經濟，以及伊朗核武野心與阿拉伯之春後的動盪對以色列安全造成的挑戰。

然而，《我的應許地》不只是一部以色列的當代史，更是以色列民族的心靈史，呈現了他們的苦難、他們的渴望、掙扎與懺悔。我們會看到被歐洲母親遺棄的猶太人終於「活得像人一樣」的振奮、納粹屠殺倖存者的喘息、為了重生而否認過去的痛苦壓抑、鑄下大錯的宗教狂熱、左派對和平一廂情願的幻想，等等。

在各個充滿爭議的主題上，沙維特以謙卑的自省能力保持了眾所推崇的公正與深刻。同時，他也痛心疾首地對今日的以色列提出尖銳批判，包含了沉醉於安逸享樂之中而忘卻了祖輩建國之艱辛的資本社會，以及失去宏觀戰略遠見、陷以色列於內憂外患之中的統治菁英。以色列曾經復興，但她是否將走向災難？

猶太人曾是世上最悲慘的民族，如今生活在世上最險惡的地區。以色列是當今西方世界唯一生存受到威脅的國家，也是西方世界唯一對他人進行軍事占領的國家。《我的應許地》是理解以色列這個矛盾的一盞燈。

亞瑞．沙維特（Ari Shavit）

以色列知名記者與評論家。作為第一批來到以色列考察的猶太復國運動先祖之後代，他對以色列有真誠的熱愛，但擔任以色列國防軍傘兵的經驗，讓他目睹了以色列政府對巴勒斯坦人的暴行，使他同時成為以色列政策的尖銳批判者。他在25歲時就為「即刻和平」（Peace Now）運動撰寫了宣傳手冊，抨擊在約旦河西岸屯墾是喪心病狂的行為。那是他最早發表的文章。
曾於耶路薩冷的希伯來大學研讀哲學，八〇年代為激進的《頭條新聞》（Koteret Rashit）週刊撰文，九〇年代早期任職於「以色列公民權利協會」（Association for Civil Rights），1995年加入《國土報》（Haaretz）並成為首席記者之一。作品常見於以色列新聞媒體以及《紐約時報》、《紐約客》等重要西方媒體。
沙維特隸屬中間偏左的《國土報》，一向激烈批判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他努力挖掘、重現建國運動中對巴勒斯坦人曾經造成的不可挽回的傷害，且因為清楚意識到一個猶太國家在中東地區的存在就意味著阿拉伯民族的失敗，因此對以巴和平持悲觀立場。另一方面，不同於多數自由派分子，沙維特是一位強烈認同以色列歷史傳統的愛國者，同情猶太民族在兩千年「大離散」中無家可歸的痛苦、珍愛以色列民族躁動不安的創新力、與不畏強權險阻的堅忍性格。
在熱愛與批判祖國之間，沙維特面對著沒有答案的道德掙扎，也展現了少見的客觀與公正。《我的應許地》是他面對以色列沉痛過去的真誠告解，也是他對以色列黯淡未來的奮力探索。


葉品岑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碩士。曾任編輯，目前專職從事翻譯。譯有《凱因斯對戰海耶克》、《40個機會：飢餓世界的曙光》、《法醫．屍體．解剖室3》、與《古蘭似海：用生活見證伊斯蘭聖典的真諦》等書。

「如果亞瑞．沙維特不是地雷區中的天使，那他肯定是個天使般的作家。《我的應許地》的每一頁若非拋出一顆發人深省的震撼彈，就是開闢了一條清晰的道路……沙維特像位揮灑自如的大師，指揮著這場情感豐沛的交響曲，儘管他筆下的人物經歷的都是憎恨、屠殺，或是在特拉維夫吸食快樂丸之類的悲劇。他的成就如此不可思議、如此透徹……讓你相信一切都是有可能的，甚至連——願上帝憐憫我們——中東地區的和平也是指日可待的。這本書不只魅力無窮，也蘊含莊嚴的道德價值……因為沙維特的書中充滿了未解的衝突、個人痛苦，以及對苦難大眾的人道關懷。他也擁有非凡的天賦，捕捉了一個生存在危險中的以色列的樣貌：戰戰兢兢、創新活力、生氣勃勃。這本書是多年來相同主題的著作中最傑出的作品……面對我們這個騷動不安的時代，沙維特提供了一種洞悉歷史的深度，弘大、深刻的動人情感則呈現了電影般的畫面……」——西蒙．沙瑪（Simon Schama）於《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真正的以色列既不是狂熱支持者幻想中從不犯錯的以色列，也不是批評家口誅筆伐、十惡不赦的殖民怪物。亞瑞．沙維特，赫赫有名的《國土報》專欄作家，寫出了關於真正的以色列的書……本書獨特之處在於，當你讀完之後，便會理解、尊重或愛上以色列，但不是以武斷、教條式的方式，且這個以色列並非虛假、做作的以色列。沙維特頌揚猶太復國主義的人為奇蹟，既有新創產業中的億萬富翁，也有夜夜笙歌的同志酒吧——但同時也帶著對土地與人民的熱愛進行務實的、立場堅定的批判……在歐巴馬和以色列總理下一次九十分鐘的電話對談之前，他們都該讀讀這本書。」——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於《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令人如癡如醉……沙維特先生以人物描繪、歷史細節與個人傳記，巧妙地堆疊、建構出他的故事。能如此專注傾聽、也能如此專注思考的作家可謂鳳毛麟角。雖然他是以色列左派報紙《國土報》的專欄作家，他超越了部族政治。他極富同情心卻毫不畏縮，從每一個角度都能找出可鞭笞與歌頌的事物。在一個有太多歷史及太多自以為是的地方，作為一顆『怒海孤石』，他做到了提出不帶狹隘評斷的結論，努力找到了真相，卻也並不堅持那是唯一的真相……」——《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我的應許地》是一本前所未見的以色列作品。自阿莫斯．埃隆的《以色列人》、阿莫斯．奧茲（Amos Oz）的《在以色列》（In the Land of Isreal）、湯馬斯．佛里曼的《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之後，便難以得見如此振聾發聵又不偏不倚的著作致力於討論猶太國家及以巴衝突。亞瑞．沙維特是以色列首屈一指的專欄作者及書籍作家。但在他的故事中，他以富含同理心的筆描寫巴勒斯坦人的悲劇，以及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對聖地的百年爭奪。雖然沙維特以殘酷的誠實談論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大業，但他同時也以敏銳的觀察、設身處地去書寫迷人的英雄們戲劇性的人生故事。一本具有純文學特質的非小說作品就這樣誕生了！它為壯烈的歷史注入了新生命，而非只是一本傳統的歷史書籍。它加深了讀者對當代政局的理解，而非只是一本片面的政治論戰。這是一本充滿痛苦又煽情的作品，但栩栩如生、感人肺腑、慷慨激昂又發人省思。《我的應許地》是一位人道主義者終極的漫長個人旅程，探索備受折磨的故鄉和其驚人的興衰史，這也正是當前全球的目光焦點。」——以色列前總理兼國防部長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
「以色列不是一個主張，而是一個國家。這個從無到有的事實是猶太歷史中偉大的成就之一……而重新喚醒人們感受到那股歷史動力、讓讀者沉醉其中、在盤根錯節的各種事實中重新建立這個偉大而簡單的事實，是亞瑞．沙維特這本擲地有聲的著作的成就之一。從許多層面來說，《我的應許地》都令人驚奇，更不用說他並不想提供讀者簡化過後的片面真相。沙維特……擁有不受教條主義控制的頭腦。他並非要來讚美或是責罵——雖然他確實這麼做了，以博學與雄辯之姿——而是來觀察與省思。這是一本所有我讀過的以色列為題的書裡，最不帶偏見的一本。這是一本猶太復國主義的書，但並不為猶太復國主義所蒙蔽。這是一本關於整體以色列經驗的書。」——里昂．維塞提爾（Leon Wieseltier）於《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自一九六〇年代阿莫斯．埃隆（Amos Elon）寫下《以色列人》（The Israelis）以來，本書是我看過最出類拔萃的以色列相關著作。」——《紐約客》（The New Yorker）總編輯大衛．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

「在沙維特這本警世之作中，其中一個美德便是掘出了猶太復國主義深埋已久的夢想——以及其成功。」——理查．科恩（Richard Cohen）於《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在我成年後的大半輩子中，我一直在等待一位以色列人去探索隱藏在這個國家黑暗深處的謎團，然後分享他的發現。亞瑞．沙維特成功辦到了。他的文字既像詩歌，又像預言。《我的應許地》是個傑出的成就。」——傑佛瑞．戈德堡（Jeffrey Goldberg）於《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在與以色列相關的書籍裡，這本是那些最細緻、具有挑戰性的作品之一……沙維特先生在如此容易淪為論戰的主題上，展現了公正與真誠。」——歐倫．凱斯勒（Oren Kessler）於《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這是以色列應得的壯麗歷史著作，不僅文筆優美、戲劇張力十足，更充滿倫理學上的深刻性。過去，亞瑞．沙維特的傑出成就在於向以色列大眾解釋以色列。現在，他向我們分享他嚴謹可靠但不同凡響的觀點。這是多年來同類主題的著作中，最為出色的一本。」——富蘭克林．福爾（Franklin Foer）於《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

緒論：問號

自我有記憶以來，恐懼一直都在。存在的恐懼。我成長的以色列，一九六〇年代中期的以色列，精力充沛，生意盎然，而且懷抱希望。可我總覺得在我家鄉富裕人家和中上階層的草坪之外，有一片黑暗的海洋。我害怕有天那片黑暗之海會湧升，把我們全都淹沒。一道神話海嘯將襲向我們的海濱，橫掃我的以色列。以色列將淪為另一個亞特蘭提斯（Atlantis），失落在海底深處。

一九六七年六月的某日早晨，當時九歲的我撞見父親在浴室裡剃鬍。我問他，阿拉伯人是不是會獲勝。阿拉伯人會不會征服我們的以色列？他們是不是真的會把我們全都扔進海裡？幾天後，六日戰爭（Six Day War）開打。

一九七三年十月，迫在眉睫的災難拉響警報。在那個無聲的贖罪日（Yom Kippur）正午午後，在我因流感臥病在床的同時，F-4戰機劃破天際。它們從屋頂上方五百英尺的高度飛越，趕往蘇伊士運河，抵禦對以色列發動突襲的埃及軍隊入侵。它們當中很多一去不復返。那時我十六歲，我國在西奈半島（Sinai desert）和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守勢瓦解的消息把我嚇壞了。在為期十天膽戰心驚的日子裡，我內心的原始恐懼似乎完全合理。以色列岌岌可危。第三聖殿的牆在顫動。

一九九一年一月，第一次波灣戰爭爆發。伊拉克的飛毛腿飛彈（SCUD missiles）轟炸特拉維夫。有些人擔心可能會爆發化學武器攻擊。連續幾個禮拜，以色列人無論走到哪都隨身攜帶防毒面具。有時候，通報飛彈即將發射的警告傳來，我們戴起面具，把自己關在窗門緊閉的室內。雖然後來發現威脅並不屬實，這超現實的儀式卻給人某種驚駭感受。我張大耳朵留意警報聲，我惶惶不安地看著我所愛的人被禁錮在德製防毒面具底下的懼怕眼神。

二〇〇二年的三月，一波恐怖攻擊浪淘驚擾以色列。巴勒斯坦自殺炸彈客攻擊巴士、夜店和購物中心造成數百人死亡。某日夜裡，我在耶路撒冷的書房寫作，忽聞一聲巨響。我意識到，巨響肯定來自我們社區裡的酒吧。我拿起寫作簿跑到街上。三名英俊的年輕男子坐在吧臺，面前的啤酒杯半滿——死了。一名個頭嬌小的年輕女子倒在某個角落——一動不動。受傷的人們尖叫哭喊。當我站在面目全非的酒吧中，透過熊熊火光環視身旁的地獄，當時已成為記者的我想知道，以色列的未來會如何？我們還能忍受這瘋狂多久？是否會有那麼一天，我們以色列人出了名的頑強活力，將屈服於企圖消滅我們的死亡力量。

一九六七年戰爭的大勝消除了戰前的種種恐懼。一九七〇和八〇年代的復原癒合了一九七三年的重傷。一九九〇年代的和談修補了一九九一年的創傷。二〇〇〇年代末期的繁榮掩飾了二〇〇二年的恐怖。正因受不確定性籠罩，我們以色列人堅持相信自己、我們的國家，以及我們的未來。但任憑時光荏苒，我心裡緘默的恐懼不曾消失。談論或表達這份恐懼是禁忌之舉，可是它對我形影不離。我們的城市彷彿建造在流沙之上。我們的家園不曾真正穩固。即使我的國家愈來愈富強，我卻覺得它非常脆弱。我發現我們易受攻擊，持續遭到威脅。沒錯，我們的生活依舊深刻精彩，而且在很多方面都是開心的。以色列散發一種源自物質、經濟和軍事成功的安全感。我們日常生活所擁有的活力令人驚嘆。然而，總有一天日常生活將如龐貝城定格的恐懼始終存在。倘若廣大的阿拉伯民眾或強勁的伊斯蘭勢力戰勝以色列的防禦，然後將以色列連根拔除，我心愛的家園將土崩瓦解。

＊＊＊

自我有記憶以來，占領一直都在。就在我問父親阿拉伯國家會不會征服以色列的一個禮拜後，以色列征服了約旦河西岸（West Bank）和加薩（Gaza）的阿拉伯區。一個月後，我的雙親、兄弟和我首次踏上拉姆安拉（Ramallah）、伯利恆（Bethlehem）、希伯侖（Hebron）三個占領城市的家庭觀光旅遊。我們到哪都看見被燒剩的約旦人吉普車、卡車和軍事車輛。多數民宅掛著投降的白旗幟。被以色列坦克大軍輾過而面目全非的焦黑豪華賓士車殘骸堵住了部分街道。和我同年齡或更小的巴勒斯坦孩童眼神流露恐懼。他們的雙親一臉悲痛與蒙羞。不到幾個禮拜，勇武的阿拉伯人淪為受害者，瀕危的以色列人變成征服者。猶太國（the Jewish state）如今凱旋得勝，沾沾自喜，沉醉於飄飄欲仙的權力感。

在我青少年時期，一切都還在控制範圍內。世人普遍認為我們的軍事占領是善良的。如今我們落後的鄰國擁有了不曾享有的電力、自來水與健保。他們應當瞭解他們不曾如此幸福。他們肯定對於我們給予他們的一切心懷感激。一旦和平降臨，我們將返還絕大多數占領區。不過暫時之間，以色列地一切安好。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在這個國家各地相安無事，享受生活的寧靜與豐饒。

直到加入軍隊後，我才發現事情不大對勁。加入以色列國防軍菁英傘兵隊六個月後，我被派駐到十年前還是小孩時參觀過的那幾個占領城市。這回我被分派從事齷齪的工作：檢查哨執勤、居家監禁、暴力驅散示威遊行。在我心中留下最大陰影的，是闖入民宅將年輕男子從溫暖被窩拖出來，送去進行午夜拷問。我問自己，這是怎麼一回事。我怎麼會藉由對被剝奪了權利與自由的百姓施暴來保護家園？我的以色列怎麼會對另一支民族實行占領和壓迫？

於是我成了反戰分子。起初我以年輕行動主義者的身分反戰，後來則是以記者的身分，我滿腔熱血地對抗軍事占領。一九八〇年代，我反對在巴勒斯坦領土建立屯墾區。一九九〇年代，我支持巴解組織（PLO）領導的巴勒斯坦建國運動。二〇〇〇年代，我贊同以色列單方面撤離加薩走廊。不過，幾乎所有我參與的反占領宣傳運動最終都失敗了。距離我們家首次遊歷約旦河西岸占領區近半世紀之後，約旦河西岸仍未脫離占領。無論多麼邪惡，占領區已成為猶太國存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也成為我的以色列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儘管我反對占領，我卻得負責占領。我不能否認或逃避一個事實，也就是我的國家已成為一個占領國。

＊＊＊

直到前幾年，我才幡然醒悟，我對於有關國家未來的存在恐懼，以及我對於有關國家占領政策的道德憤怒，兩者是沒有關聯的。一方面，以色列是目前西方世界唯一占領另一支民族的國家。另一方面，以色列也是西方世界唯一生存受到威脅的國家。占領和恫嚇造就獨一無二的以色列處境。恫嚇和占領成為我們生存狀態的兩大基柱。

多數觀察家和分析家否認這個二元性。左派陣營的人談論占領，忽略恫嚇，另一方面，右派陣營談論恫嚇，對占領不予理會。但真相是，若不將兩個元素同時整合到一個世界觀裡，我們無法理解以色列或以巴衝突。任何思想學說若不深入理解這兩個基本問題，注定會露出破綻，而且徒勞無功。唯有將恫嚇和占領雙雙納入的第三種取徑才切實可行、不偏不倚，進而說出完整的以色列故事。

我在一九五七年出生於雷霍沃特（Rehovot）的大學城。我父親是科學家，母親是藝術家，我的祖先當中有些是猶太復國主義（Zionist，按：亦作錫安主義）事業的奠基者。我和絕大多數以色列人一樣，十八歲受徵召入伍。我當的是傘兵。退伍後，我到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Hebrew University in Jerusalem）修讀哲學，在此先後參與了和平運動與人權運動。我從一九九五年開始替以色列的主要自由派報紙《國土報》（Haaretz）撰稿。雖然我向來擁護和平，而且支持兩國解決之道，我逐漸察覺和平運動的缺陷和偏見。對占領與恫嚇兩者的理解，使我的聲音不同於其他媒體同業。我的專欄同時挑戰右翼和左翼的教義。我已瞭解中東問題沒有簡單答案，以巴衝突也沒有快速解決方案。我已明白以色列的處境極為複雜，甚至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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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在二十一世紀的前十年過得不錯。恐怖氣氛消退，高科技突飛猛進，日常生活生氣勃勃。在經濟上，以色列虎虎生風。在生存上，它有源源不絕的活力、創造力和感官享受。但在非凡的成功故事光芒底下，焦慮正處在沸騰邊緣。人們開始提出我這輩子不停自問的諸多問題。它不再只是左右派的政治問題。它不只是世俗與宗教的對壘。這裡面有更深層的脈絡。很多以色列人對日漸成形的嶄新以色列感到不安。他們自問，他們是否仍屬於猶太國。他們失去對以色列吃苦耐勞能耐的信仰。有些人取得外國護照；有些人將下一代送到海外求學。菁英分子確保除了以色列這個選項，他們還有其他出路。雖然多數以色列人依然深愛他們的家園，也享受它的庇蔭，許多人喪失了對未來穩若泰山的信念。

隨著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的展開（按：本書出版於二〇一三年），由五個隱憂形成的烏雲，籠罩著以色列對生活的熱切渴望：有關以巴衝突大概不會在可預見的未來終止的念頭；對於以色列的區域戰略霸權正受到挑戰的擔憂；對於猶太國存在的正當性正在風化的恐懼；對於經歷結構性轉變後的以色列社會如今陷入分化與對立，而且其開明民主的根基正逐漸鬆動的擔憂；還有對於以色列失能的政府無法有效處理諸如占領與社會崩解等關鍵挑戰的體認。每個隱憂背後都暗藏一個重大威脅，但它們的加乘效果使整體威脅更加嚴重。如果和平不可行，當我們的戰略優勢岌岌可危，我們的正當性日漸喪失，我們的民主認同出現裂痕，我們的內部嫌隙將我們撕裂，我們該如何承受一個世代那麼長的衝突？儘管以色列仍然富於創新、誘人且精力旺盛，它已淪為一個陷入不確定的國家。焦慮不安像一座不祥火山的巨大陰影，高掛在這片土地之上。

這就是我踏上這趟旅途的原因。建國六十五年後，以色列又重新陷入它的核心問題。發起一百一十六年後，猶太復國主義和它的核心矛盾狹路相逢。如今以色列的挑戰已遠遠超越占領問題，而且遠比和平議題更加複雜。我們所有人面對的以色列問題可分成三個部分：為什麼是以色列？以色列是什麼？以色列能夠嗎？

以色列問題不能以對立論戰解答。它極其複雜，無法由論述與反論述一以蔽之。和以色列問題搏鬥的唯一辦法是將以色列故事娓娓道來。那便是我在本書中嘗試做的。在我看來，我以自己獨特的方法，透過自己的觀點稜鏡，試著將我們的存在作為一個整體來談論。本書是一名以色列人的艱苦跋涉，他對吞沒其家園的歷史故事感到困惑。它是一名生在以色列之人探索家國敘事的時空穿越之旅。我透過家族歷史、個人歷史，以及深度訪談，嘗試處理更宏大的以色列故事，以及更深層的以色列問題。一個多世紀以來，我的家園內發生了哪些事，導致我們變成今天的樣子？這塊土地見證了哪些成就和錯誤，我們又將何去何從？我內心深層的焦慮是否有憑有據？猶太國真的處於實質危險中嗎？我們以色列人真的卡在無藥可救的悲劇中動彈不得，抑或還有機會自我振興、自我拯救，進而保住我們深愛的這塊土地？

第六章 新以色列人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當我出生的時候，以色列國是成功的典範。國界平靜，經濟繁榮，人口逼近兩百萬。一九四八年戰爭的關鍵勝利催生了這個國家，一九五六年第二次中東戰爭的關鍵勝利穩固了這個國家。吸收近百萬移民的超人嘗試旗開得勝。二十座新城市，四百座新村莊，二十萬戶新公寓，以及二十五萬新就業機會，證明這是一項前無古人的歷史性成就。現在，斯文恩．史登黑爾已成為史登黑爾中尉，他離開以色列國防軍到希伯來大學唸歷史和政治。厄文．阿佩菲爾德已成為阿哈隆．阿佩菲爾德，他正在籌備第一本短篇故事集。艾里克．布利克已成為阿哈隆．巴拉克，即將獲得最優等法律學位。露易絲．安納奇還在霍隆移民區與生活搏鬥，但三個孩子已逐漸適應他們的新家園。經過十年的戰爭和步調近乎狂躁的建國大業，以色列社會終於露出穩定的曙光。這個年輕國家不再是ㄧ座臨時營地。它不再被當作一場瘋狂冒險，而是一個扎實的政治事實。沒錯，和平尚未降臨。在阿拉伯國家眼中猶太國仍是個詭計，可鄙且注定敗亡。但戰爭也沒發生。一九四八和五六年的兩次勝利使敵人怯步。和法國結盟使以色列空軍擁有最先進的戰鬥機：「颶風」（Ouragans）、「幻密」（Mystères）、「超級幻密」（Super-Mystères）。西德和英國也對這個意志堅定的國家出手相助；一年前它才證明了自己有能力航行至蘇伊士運河。和美國的關係很好，和蘇聯的關係大致良好。世界看猶太鳳凰在沙漠中浴火重生。以色列橙園，以色列考古，還有以色列科學引起國際社會的興趣和欽佩。

我出生的那個秋天，雷霍沃特（我出生的城市）即將為新成立的核子物理系剪綵。波耳（Niels Bohr）和歐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正準備到魏茨曼學院，向前途無量的年輕國家裡前途無量的年輕物理學家致意。同一時候，特拉維夫的新表演藝術中心曼恩音樂廳（Frederic R. Mann Auditorium）落成開幕。魯賓斯坦（Arthur Rubinstein）、斯特恩（Isaac Stern）、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來到建國九年的以色列，和以色列交響樂團的傑出音樂家與熱情聽眾同慶。國家在加利利地區胡拉湖沼澤地實施的排水計畫已完成。以色列第一間超級市場即將在特拉維夫開幕。

俄國人發射史普尼克一號上太空時，以色列報紙更關注國內新聞，報導冰箱和洗衣機銷售的驚人成長。經濟繁榮和德國賠款喚醒了昔日的好食慾：數十家熟食店在特拉維夫市中心開張。以色列準備迎接十歲生日之際，國內瀰漫濃濃的成就乃至奇蹟之感。第一個十年展覽籌劃完成，即將在一九五八年夏天於耶路撒冷舉辦，強調以色列的成功。展覽要傳達的訊息是，以色列現在是中東最穩定先進的國家。以色列是二十世紀最不可思議的社會熔爐。猶太國是一場人造奇蹟。

但這個奇蹟卻奠基在否認之上。我生長的國家將巴勒斯坦從地表消除。推土機把巴勒斯坦人的大小村莊夷為平地，授權令將巴勒斯坦人的每寸土地充公，法律廢除巴勒斯坦人的公民身分，然後宣告他們的家園不再存在。在社會主義的隱哈律吉布茨旁躺著庫姆亞（Qumya）廢墟。在雷霍沃特橙園旁躺著札爾努加和古俾貝的斷垣殘壁。在以色列盧德的中央，巴勒斯坦盧德的瓦礫歷歷在目。但人們似乎沒在腦中將這些遺址和十年前居住其上的民族劃上連結。十歲大的以色列將巴勒斯坦從記憶和靈魂中刪除。當我來到世上的時候，我的祖父母、父母及其友人們理所當然地生活，彷彿另一個民族不曾存在，彷彿他們不曾被趕走。彷彿另一個民族如今沒在杰里科、巴拉塔（Balata）、代赫夏（Deheisha）和賈巴利亞（Jabalia）的難民營受苦。

否認出於許多理由。在第一個十年，獨特的國家建設事業消耗了年輕國家所有的物質和精神資源。人民既沒時間也沒空間感到愧疚或憐憫他人。以色列吸收的猶太難民數超過它所驅逐的巴勒斯坦難民數。而阿拉伯民族卻始終未對其巴勒斯坦兄弟姊妹伸出援手。多數巴勒斯坦人在一九五七年尚未自視為一支獨特的民族。他們還沒有成熟、公認的民族運動。世界為他們感到抱歉，但世界拒絕承認他們的政治權利，而且不將他們視為合法的民族實體。因此，以色列選擇忽略巴勒斯坦，將以阿衝突看作國家之間的衝突，看作以色列大衛對抗阿拉伯歌利亞的衝突，也不是沒有道理的。這場衝突將巴勒斯坦人的悲劇邊緣化，導致它被當成某種惱人的次要問題。

但這否認令人難以置信。試想，七十萬人流離失所，而且他們的家園被徹底清除。Asdud變成Ashdod，Aqir變成Ekron，Bashit變成Aseret，Danial變成Daniel，Gimzu變成Gamzu，Hadita變成Hadid。阿拉伯人的盧德城如今是新移民的盧德城。數十個城鎮村里獲得新身分。一個規模龐大的難民康復計畫在如今不幸淪為難民者的家園和田野上展開。

拒絕承認巴勒斯坦大災難不是五〇年代以色列奇蹟奠基的唯一否認。青年以色列也否認二十世紀的猶太大浩劫。沒錯，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正在耶路撒冷動工。以色列每年四月舉辦「大屠殺紀念日」（Holocaust and Heroism Remembrance Day，按：希伯來文為Yom Hashoah）。而且以色列在操縱或應付國際社會時，會提起與利用歐洲猶太社群的悲劇。可是猶太大屠殺在以色列國內完全沒有地位。社會期望倖存者不要說出他們的故事。浩劫過後十多年，在地方媒體和藝術之中完全看不到浩劫的身影。猶太大屠殺不過是猶太復國主義復興觸底反彈的低點。以色列共同體拒絕創傷、潰敗、痛苦，以及悲慘記憶。更重要的是，以色列共同體沒有容納個人的空間。那也是猶太大屠殺始終抽象而與社會隔絕的原因。和我們一起生活的人是誰並不重要。以色列的訊息明確：別吵，我們正在建造一個民族國家。別問不必要的問題。不要顧影自憐。不要懷疑，不要哀嘆，不要軟弱或善感，不要重提可怕的鬼魂。現在不是回憶的時候，現在是遺忘的時候。我們在這個當下務必集中所有力氣，專注於未來。

這個否認也無可厚非。儘管以色列有活力且充滿自信，它還沒強壯到足以面對過去的恐怖。它仍然是個為生存和未來拚搏的不服輸社會。猶太國宛如一座位於威脅沙漠的邊境綠洲。它還不具備足以自我分析的成熟。它還不具備足以全面透視自身經歷的平靜。挑戰太多。痛苦太多。若不加以自律、自我壓抑，展現某種程度的殘酷，一切可能會分崩離析。

但否認的代價昂貴。沒錯，史登黑爾和巴拉克因為野心勃勃沒注意到所付出的代價。他們熱烈地擁抱新身分，想要跑得離過去愈遠愈好。而內省的阿佩菲爾德恐懼地看著周遭正在發生的事。人們換用另一個名字，換說另一個語言，換上全新的身分。為了求生，他們把自己的過去一筆勾銷。為了工作，他們卑躬屈膝。他們變成個性死板扭曲的行動派，幾乎沒有靈魂。在不識傳統、細微差異、諷刺的新合成文化的形塑之下，他們失去了猶太文化的豐富涵養。他們創造出招搖愛現的生活方式，渴望展現一種被逼出來的快樂。他們已弄丟來時路，亦不知將去向何處。

兩個否認仔細算來是四個：對巴勒斯坦過去的否認，對巴勒斯坦大災難的否認，對猶太過去的否認，以及對猶太浩劫的否認。四股失憶力量並進。從記憶中被抹除的是這塊土地的曾經和大離散的曾經，他們受到的不義對待和我們受到的種族屠殺。當他們奮力求生，鑄造全新身分，五〇年代的以色列人埋葬了巴勒斯坦果園和猶太小鎮的猶太學校，埋葬了七十萬巴勒斯坦難民創造的空缺和六百萬被屠殺猶太人創造的虛無。在本．古里安倉促發展之下消失的是土地之美，大離散的深度，以及四〇年代的歷史大災難。

上述多重否認很可能是必要的。若沒有否認，以色列可能無法運作、建設、生存。剛愎自用的不理會，對猶太復國主義在二十世紀前幾十年的成功至關重要。執迷不悟對以色列建國頭十年的成功也功不可沒。倘若以色列承認過去發生的事，它一定撐不下來。倘若以色列展現好心腸和同情心，它一定會垮臺。否認是這個九歲國家攸關生死的迫切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