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逆轉與新思潮：五四、啟蒙與現代化探索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我對土耳其、俄國、日本等國家在西方衝擊下追求現代化的努力發生興趣，後來視野更擴展到西方本身，前後花了不少時間去梳理有關歷史，探索其成敗興衰轉折之由，為此斷斷續續發表多篇論文，又編成「現代化衝擊下的世界」翻譯叢書在1996年出版。這本集子就是將論文和叢書序言中的四篇編輯而成。它們篇幅不多，又散漫不成系統，但多少反映了我的用心所在，那就是通過歷史與文化來觀察各民族、國家追求社會、經濟、政治體制轉型所遭遇的問題和作出的反應。這是一個人文和宏觀的角度，它和注重數據、指標、微觀分析的社會學角度截然不同。後者在八十年代曾經風行一時，但我覺得它表面上客觀嚴謹，但從數字、圖表其實找不到深層原因，說明不了問題，所以就走上了完全不同的探索道路。這可以說是一個直覺的判斷和選擇。事後看來，這樣的選擇似乎也並不錯。例如，土耳其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成功和今日的困境，兩者顯然都不是可以從社會指標發現，而必須求之於「奧圖曼青年」、「土耳其青年」等新文化運動與傳統伊斯蘭文化兩者之間力量對比的轉移。又例如，中國和蘇聯在上世紀最後十年各自發生翻天覆地變化，其後各自走上完全不同道路，這強烈對比又豈是從它們在五十年代的工業基礎、科技水平、教育程度等指標所能夠預見或者解釋的呢？

當然，這都不過是後見之明而已。因此我們必須面對一個嚴肅問題，那就是為什麼要了解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文化歷史因素的探究比社會經濟狀況的分析更為重要？我們憑直覺所做出的判斷和選擇即使不錯，但那可能只是巧合或者僥倖而已。我們能夠為它提出可以論證的理由來嗎？這是個天大問題，也是現代化研究最根本的問題。我們未必能夠提出令人滿意的答案，但也不容不作此嘗試。

我們認為，要回答這問題必須先回答另一更根本問題，即現代化到底是什麼，它對於一個國家或者民族意味些什麼？後一個問題其實已經有許多人研究過了。在大家熟悉的中國近代史之中，現代化大抵可以分器物、制度、思想等三個逐步深入的層次，分別對應於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與辛亥革命，以及新文化運動等三階段變革。如所周知，這三個變革都失敗了──或者應該說，它們表面上成功，卻都沒有能夠解決中國的基本問題，那就是如何團結內部，以抵禦外侮，以及發動更深入徹底的變革。後來這基本問題是分兩步解決的。首先，是通過國民黨建立黃埔軍校和領導北伐，而達到了中國的部分統一，並且為八年抗戰奠定基礎。然後，就是共產黨革命和新中國的建立。重要的是：這後兩步解決所代表，所反映的，是舊體制、舊文化的逐步消亡，和一個能夠適應現代世界的新體制、新文化之逐步建立。換言之，現代化所意味的，正好用我們討論土耳其變革歷程那兩篇論文的題目來概括：毀滅與新生。因此現代化不是禮數彬彬，揖讓進退，平和有序的交接，而是呼吸俄頃， 出生入死，是要經過天崩地裂，鳳凰涅槃，然後迎來浴火重生。

為什麼現代化必須酷烈激變，而不能夠循序漸進？其中道理其實是很清楚的，但必須從「現代化」之所以成為必要講起。自蒙古帝國混一歐亞以來，世界上的主要國家互動頻繁，它們能夠立足於世而沒有被征服、吞併，必然是因為已經發展出一套獨特和牢固的社會經濟政治軍事體制，而維繫這體制的，則是一套深入人心的宗教文化信仰與風俗習慣，此即其內在精神。體制與精神兩者互相依存，根深蒂固，形成整體──國之所以為國，就在於此。到十七世紀末，歐洲經過文藝復興的醞釀，遠航探險的大擴張，宗教改革與宗教戰爭的百年混亂，還有翻天覆地的軍事與科學革命，已經是脫胎換骨，以完全不同姿態、意識和實力來面對世界了。最先感到它巨大威脅的，自然就是周邊的俄羅斯和奧圖曼兩個帝國。它們在其後兩個世紀的現代化，說到底，無非就是要改變體制，以在軍事上能夠與先進的歐洲國家抗衡，以求生存。但在這兩個世紀間，它們不斷發現，單獨改變部分體制（例如軍事）是不可能徹底，因此不會成功的。這樣，就需要推動其他相關體制（例如教育），乃至整個體制（特別是政治）的改變。然而，那依然不可能成功，因為維繫整個體制的精神也同樣需要改變—— 換言之，現代化所意味的，至終要牽涉到全國人民思想、習俗、好尚乃至倫理關係之根本改變，之全面更新。那不是天崩地裂，浴火重生是什麼？到了十九世紀，西方勢力及於遠東，中國和日本的遭遇和它們的反應，大致也是依循同一模式。王國維自沉昆明湖遺下家書說「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陳寅恪的評論是： 「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劫竟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正好道盡其中消息。葉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寫下「萬物崩析，核心凝聚無力， 離亂肆虐大地」的名句。1 在現代化過程中，傳統摧毀，社會解體，文化意識淪為一片荒原，許多人心理上面臨的混亂無力乃至絕望感，當亦如是吧！

倘若承認現代化不能夠僅僅止於社會經濟政治制度，而必須深入到維繫、鼓舞人心的文化精神層面，因此要牽涉人的存在基礎（ground of being）之轉變，也就是其摧毀和重構，那麼很顯然，它就不是一個國家在這種轉變之前的社會經濟數量指標所能夠完全（或者大部分）決定的，而將取決於維繫人心的文化精神在上述近乎毀滅性打擊之下如何反應，如何自我更新。否則，倘若起點位置就能夠決定最終結果的話，那麼現代化本身不就是徒勞，不就是一場毫無意義的競賽嗎？從東亞眾多國家、地區在二十世紀下半的發展看來，超越西方國家發展步伐和程度的例子並不罕見，日本和新加坡就是其中最明顯的。所以，改變社會經濟狀況的基本動力是歷史、文化、宗教等不能夠量化的精神因素。現代化成功與否，成功到何種程度，是決定於這個整體動力，而不在於其社會經濟在某個時間點上的狀況—— 那雖然不無影響，但長遠而言是次要的。我們選擇歷史文化作為研究現代化的主要視角，當初雖然只是出於直覺，但事後反思，理據當在於此。

這本集子所收的論文，有一半是探究歐洲本身的現代化，以及它與中國的比較。這反映了我們另外兩個觀點。首先，歐洲自文藝復興以來的連串劇烈變革，表面上看來好像順理成章，都是出於自發。其實，從根源上看，它們同樣是由外來衝擊，特別是伊斯蘭教徒自八世紀以來從地中海東、西、南三方面的長期進逼所引起。其次，大家所那麼欽羨， 那麼爭相稱道，認為是理性有秩序，不需要流血的光榮革命，底子裏其實也同樣是一場酷烈戰爭，是社會秩序和理念的翻天覆地大變革。統而言之，西方文明雖然有其獨特性，但它的變革軌跡與其他文明也不乏共通性，必須細心加以辨析，這是深入了解現代化過程所不能夠忽略的。

在上世紀，對於世界上絕大多數非西方國家而言，現代化亦即如何趕上西方是個共同關心的迫切大問題。但到了二十一世紀，在科技不斷加速丕變的影響下，世界又再次發生了之前所不能夠想像的鉅變。在今天，對於中日俄土乃至印度、巴西等國家而言，問題已非復追求現代化以求立足，而變為如何在全球化的新格局中，與歐美同時也在彼此之間相互競爭，以在未來逐漸融合為一的人類社會中力爭上游，發揮更大影響力。因此它們所面對的問題，和在上世紀所遭遇的那些，也完全不一樣了。所以，我很高興這個集子能夠在此時出版，它正好為我在這方面的工作個總結，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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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ings fall apart; the center cannot hold / Mere anarchy is loosed upon the world”, in William Yates“, The Second Coming” (1919).

序 v

第一輯 五四與啟蒙運動的比較 001

為不算是革命的革命翻案──重新探究和評價光榮革命 003

五四是獨特的嗎？──中國與歐洲思想轉型比較 015

從大逆轉到新思潮──五四與啟蒙運動比較重探 042

論啟蒙與傳統的關係──日本啟蒙運動的反思 066

論胡適對科學的認識與態度 079

第二輯 土耳其、俄國與西歐的現代化 095

毀滅與新生I：奧圖曼帝國的改革 097

毀滅與新生II：土耳其的浴火重生 118

從胡適和居卡爾看中國和土耳其的新文化運動 141

聖潔與邪暴：俄羅斯靈魂的兩面 168

對三個現代化歷程的反思 223

第三輯 在現代化的背後：中西傳統文化的比較 237

中華與西方文明的對比──有關科學與宗教的一些觀察 239

中國與歐洲高等教育傳統比較初探 250

彗星小史：它和科學、宗教與政治的糾纏 279

法律的革命與革命的法律──兼論西方法學傳統 291

第一輯 五四與啟蒙運動的比較

為不算是革命的革命翻案——重新探究和評價光榮革命

歷史上有一場革命，是大家都頌揚、稱讚，認為只帶來進步、建設與光明，而沒有野蠻、流血和殘酷，更沒有破壞、混亂和倒退的；是大家都承認，它如此平和、美好、圓滿，實在不應該和歷史上其他那些充滿鬥爭、殺戮、猶如天崩地裂的政治大轉變相提並論的。不用說，這獨一無二，簡直不算是革命的革命，所指的就是光榮革命，近代民主政治的開端。在一般人心目中，它的過程很簡單：國王詹姆斯二世（James II,1685－1689）企圖以高壓手段將羅馬天主教強加於英國社會，信奉新教的民眾和議員群起反抗，將他驅逐，迎奉荷蘭的威廉三世（William III,1689－1702）登基，又得到他的承諾，君權必須和國會共同行使，由是確立了君主立憲體制。所以，這是一場不流血革命，在短短幾個月內政權就和平地轉移到新君和國會手中，民權、自由、寬容原則自此確立。它是以最小代價，在最短時間，獲得最大進步，是最高效率的政治變革。

一、裏應外合的武裝政變

但是，為什麼英國這一次革命就如此完美和乾淨俐落，就和日後其他革命完全不一樣呢？是英國的民眾和政治家特別有理性、智慧、遠見，是英國的社會結構特別完善，它的政治傳統特別優良嗎？還是這個國家在文化或者法律上有什麼秘密？抑或它是由因緣際會造成？這是個不能不追問的問題，否則在完美光潔的外衣包裹下，它就會從複雜的歷史背景中被剝離出來，成為獨特事件，從而失去在政治史上的意義。不過，要認真面對這問題，就不能夠不探究一些細節，甚至關注英國以外的事情，例如，威廉三世到底是如何被「邀請」入主英國的。

要了解這個過程並不困難，因為伊斯雷爾的《荷蘭共和國史》1 對此有詳細論述。翻開這本逾千頁的皇皇鉅著就會知道，威廉三世其實是以傾國之力，調集兩萬大軍、四百艘運輸船隻和五十三艘軍艦，來橫渡英倫海峽的—以船舶計算，那比百年前企圖入侵英國的西班牙無畏艦隊，足足有四倍之多！所以，和一般印象相反，威廉的「入主」絕非輕裝簡從、和氣洋溢的「受邀」，而是自六百多年前諾曼人征服英國以來最大規模的跨海入侵，是荷蘭人以國家命運作為籌碼的豪賭—西班牙君主腓力二世的豪賭慘敗就是名副其實的「覆舟之鑒」。既然如此，下一個問題就來了：荷蘭人為何要孤注一擲，冒此奇險？為何實際出兵又並非在英國「七君子」密函要求援助的1688年六七月間，而選定於風高浪急的十一月？這是兩個最自然不過的問題，而答案則是由英、法、荷三國錯綜複雜的外交、軍事關係決定的。

英國是新教國家，基本上親近荷蘭，在十六世紀它們就曾經聯合對付西班牙，荷蘭由是得以獨立；然而，到了十七世紀，英國斯圖亞特（Stuart）王朝歷屆君主傾向羅馬天主教，因此和法國關係日益密切；另一方面，荷蘭在獨立過程中發展成為新興海上貿易強國，勢力、財富於十七世紀中葉達到巔峰，這導致它和英法劇烈衝突，由是發生了1650－1670年間的兩趟英荷海戰，以及1672年的英法聯合入侵，當時荷蘭瀕臨亡國邊緣，最後是靠打開海閘自淹國土，這才得以退敵救亡。十六年後即1688年，荷蘭處境更加不妙：雄才大略的路易十四此時已經羽翼豐滿，正在逐步實現主宰全歐洲的大計，法荷戰爭一觸即發；英國的詹姆斯公開信奉天主教，建立了強大海軍和常備新式陸軍，而且唯路易馬首是瞻；至於荷蘭各省（它們是高度獨立的，全國議會必須得到省議會授權才能夠採取行動）則意見紛紜，莫衷一是。在此背景下，以上兩個問題就很容易回答了。就荷蘭全國而言，十六年前兵臨城下的慘痛記憶猶新，亡國危機已再度出現，所以趁英國人民情洶湧，一致反對詹姆斯專權和「天主教化」政策的時機，破釜沉舟，先發制人，以圖打個翻身仗，那是果敢決斷而非盲目冒險的行動。就威廉三世個人而言，他和英國王室關係密切：本人是英王詹姆斯的外甥，夫人瑪麗（Mary Stuart）是詹姆斯的女兒，在法理上有資格繼承大統，而以坎特伯雷大主教為首的「七君子」又致密函予他求助，這代表了教會、貴族和士紳的廣泛支持。所以他可以說是碰上了千載難逢，「天與人歸」的好時機。但即使如此，當年六七月間法軍虎視眈眈於旁，本國各省議論紛紜於內，所以他仍然必須耐心等待。而最後決定大局的，則是路易選擇在1688年9月加劇對荷蘭的貿易戰爭，這最終激起了荷蘭人的同仇敵愾，使威廉得以說服議會將他的大計付諸實施。同樣關鍵的是，路易決意和德國諸邦開戰，於9月底揮軍進圍萊茵心臟地區，由是為荷蘭解除了後顧之憂，因此短短一個月後威廉就斷然率軍渡海了。所以，他是經過處心積慮部署，然後看準時機，以雷霆一擊而成就大業，他的「黃袍加身」絕非倖致。

二、兩百年來第一翻案文章

這些細節說明了一件事情：光榮革命不僅僅是英國內部的轉變，而且和歐洲國際政治息息相關：沒有決心打「翻身仗」的荷蘭和威廉三世，沒有失策的路易自動「配合」，都不會有這樣一場革命。不過，國際形勢導致了這場革命的形態和進程，它的基本動力和決定性因素仍然是在國內。威廉有他的動機和實際考慮，那麼他的對手詹姆斯又如何？他執意以高壓手段推行「天主教化」政策，弄得眾叛親離，心中到底有何圖謀、打算，抑或只是糊塗、固執、一意孤行而已？他有眾多謀臣，有法國奧援，更建立了強大軍隊和艦隊，怎麼會兩軍尚未交鋒就倉皇出奔，將王位拱手讓予女兒和外甥？他失敗的真正原因到底何在？1688－1689年這場革命所代表的，僅僅是主教和貴族的「撥亂反正」嗎，還是政治、社會和宗教上的整體和深層衝突？

三百年來，這些問題已經有無數學者、史家討論過了。他們大多數是將之作為十七世紀英國政治史的一部分來看待，但以之作為主題來全面和深入研究的也代不乏人，其中十九世紀麥考萊的四卷本《詹姆斯二世登基以來英國史》2 可謂奠基鉅著，到了二十世紀，他外甥孫特屈維連的《英國革命1688－1689》3 以及鍾斯的《英國的1688革命》4 也持相同論調。這幾位大名鼎鼎的英國史家基本上就是「光榮革命非革命」和「撥亂反正」說的創立者和宣揚者。特屈維連說「驅逐詹姆斯是革命行動，但除此之外這個奇特革命的精神正好和革命相反」，5 斯特拉卡宣稱：「它（光榮革命）不是今日意義中的『革命』，因為它帶來了加強而並非推翻舊秩序的一套法律。光榮革命可說是阻止了真正的革命……所以，它只不過是英國人趕走了一個不適合統治（他們）的人，否定了他的外交和內政方針，和找到一個更合心意的國王而已。」6 那正就是這種論調的典型—光榮革命的平和、完美印象，就是由他們合力塑造的。

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紀，這一面倒的和諧形象終於被打破了！在過去短短兩年間，就湧現了三本有關光榮革命的專著，包括瓦倫斯的《光榮革命：1688，不列顛為自由而戰》7、哈里斯的《革命：不列顛王國的巨大危機1685－1720》8，以及耶魯大學的平克斯在2009年出版的《1688：第一場現代革命》9。它們基於過去半個世紀的大量檔案研究，各自展現了這個鉅變更複雜和動態的不同面相。其中平克斯的新書更對兩個世紀以來的史家共識樹起了鮮明的反叛大纛。他石破驚天地宣稱：「1688－1689的革命是第一場現代革命，不僅因為它導致了英國國家與社會的蛻變，而且因為它和所有現代革命一樣，是群眾性的、暴力的、造成分裂的。……1688－1689的革命並非像輝格建制派（Whig establishment）史學所描述的那樣，是貴族階層間基於共識而沒有血性的事件。」10 毫無疑問，這是激進的、毫無妥協的兩百年來第一翻案文章，它至終是否能夠為史學界接受，接受到何等程度，自然尚在未知之數，但它將在史家之間掀起軒然大波，產生激烈爭辯是必然的，它之大有可能徹底改變我們對西方近代史特別是現代革命的觀念，也是毋庸置疑的。那麼，平克斯到底提出了些什麼新觀點，他的反叛又到底是從何取得突破的呢？

三、詹姆斯要幹什麼？

平克斯所提出的眾多新觀念之中，最核心、最根本的是：詹姆斯是意志堅決的改革家，而絕非愚昧自大的昏君。光榮革命最直接的原因是這位新君以高壓手段改造英國，企圖使它成為中央集權的天主教社會，這是大家都承認，不可「翻案」的事實。但他為什麼要甘冒英國政治與宗教傳統以及民心士氣之大不韙，如此倒行逆施呢？平克斯否定了向來的看法；他認為詹姆斯這樣做絕非出於宗教狂熱，更不是無目的與方針，昧於民心國情。正相反，他是一位有決心、有理想，有堅定意志的改革家，其現代化的典範，就是當時歐洲最強大、最先進、秩序井然的高度中央集權（乃至極權）國家，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國。也就是說，他要「以法為師」。

平克斯為這個「大改革」觀念提出了許多證據。首先，詹姆斯是有整體計劃和實施步驟的，這包括他史無前例地建立常備軍隊、大事擴充艦隊，以及不顧反對，以強力改造英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包括其宗教、大學和司法體制乃至議會，務使它們都直接聽命於國王。其次，他這「一面倒」政策得到了路易十四的全力支持：由於得到法國資助（這其實在他的父王查理二世時期就已經開始），他得以繞過國會掣肘而整軍經武；而且，他的核心「執政團隊」主要就是和法國關係密切的耶穌會士。第三，耶穌會士無論在羅馬抑或在英國天主教徒之間都不受歡迎，而且法國和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神聖羅馬皇帝乃至羅馬教廷都積怨甚深，然而詹姆斯卻始終站在法國一邊；更奇怪的是，在光榮革命前後，英國天主教徒整體上並不支持詹姆斯，甚至在革命之後很長時期，英國國內圖謀復辟的所謂「詹姆斯派」（Jacobites）也大多來自英格蘭教徒（Anglicans）中的保守派，而非天主教徒。因此平克斯再三強調以下結論：光榮革命的焦點絕非宗教衝突；詹姆斯的獨裁和天主教情結都只不過是效法路易十四的方針而已—特別是效法他在1685 年廢除已經有將近百年歷史的「南特詔令」（Edict of Nantes），不再容忍國內新教徒的獨斷政策。至於由此而引起宗教衝突，那不過是連帶性而非根本問題。他更認為，詹姆斯這個「法國──天主教」現代化模式雖然失敗，雖然被後來發生的革命所否定，但並非不切實際，或者完全沒有成功可能性。

四、不流血革命？

平克斯所提出的第二個基本新觀念是：光榮革命絕非如傳統史學所宣稱的那樣，只是「撥亂反正」和「回歸傳統」，是貴族階層憑藉共識、公議而決定的轉變，所以是「非革命性的革命」。他認為，正好相反，它是牽涉流血、衝突的全民性大規模鬥爭，它造成了思想上、政治上、社會上、宗教上、外交上等各方面的斷裂和根本改變，所以是不折不扣的現代革命。可是，就大家所十分熟悉的，1688年11月威廉率軍渡海以迄他翌年登基之間那四個月在英格蘭南部所發生的事件而言，這劇烈衝突的觀念如何能夠成立呢？也就是說，麥考萊和特屈維連的敘事到底在哪裏出錯呢？

答案有兩個層次。首先，是平克斯研究的範圍和深度比以前增加了不知道多少倍。用哈佛大學的拜林教授在書評文章中的話來說，平克斯「閱讀了和這革命有關的每張印刷品和每份手稿，包括正面和反面，而且在128頁密密麻麻的註釋中把它們全部引用了」。所以，他警告那些有意批評平克斯的人：別輕舉妄動，除非他們也同樣跑遍了他發掘資料的那六十二所檔案館，也通讀了他在註釋中引用過的千百種宣傳冊頁、手稿和其他原始文獻，否則肯定無法招架他的回應。11 其次，也許是更重要的，平克斯把光榮革命的觀念擴充了不知多少倍：在時間上，從1688－1689 年那幾個月擴充到1685－1697間的十二年；在空間上，從英格蘭擴充到英倫三島以至歐陸，特別是荷蘭和法國；在性質上，則從政治、宗教擴展到行政、經濟、軍事、外交、國際關係。我們在此自然不可能充分說明他這「激進革命」觀念的內涵，但也許舉兩個例子就足夠了。威廉登基後一兩個月內，蘇格蘭和愛爾蘭的「詹姆斯派」（包括大量新教徒）就都起來造反，控制當地，而且起初節節得勝。蘇格蘭不久就平定了，但愛爾蘭則要到翌年六七月間威廉親自率軍在波恩河（River Boyne）之役擊敗詹姆斯，這才算是暫時穩定下來。然而，法國海軍隨即在英國東南岸的比奇角（Beachy Head）擊敗英荷聯合艦隊，此後法國入侵的企圖和傳言不絕如縷，直至1692年決定性的拉赫（La Hogue）海戰之後情況才逆轉。12 這些戰役的大背景則是威廉在國會支持下，領導英荷向法國宣戰，為慘烈的「九年戰爭」（1689－1697）拉開帷幕。直至此戰結束，威廉的王位才得到法國承認而鞏固。所以，「不流血」革命云乎哉？

其次，英國社會當時已經處於向工業和遠洋貿易這新經濟基礎轉化的關鍵時刻，荷蘭為此提供了典範。但詹姆斯仍然認定，土地為財富根源，支持以保守黨（Tories）為代表的地主階層，以及壟斷性的特許海外貿易機構，諸如東印度貿易公司和非洲貿易公司，甚至不惜為此與印度的莫臥兒帝國（Mogul Empire）正式開戰而致遭逢大敗。威廉登基後代表新興工商階層的輝格黨（Whigs）逐漸得勢，其結果就是以商人為中堅的英倫銀行之設立、土地稅法案之通過、國家土地銀行之議被否決、非洲貿易公司被廢止、東印度貿易公司修訂章程，被迫自負盈虧等連串重大經濟政策的劇烈改變。所以，「憑藉貴族階層共識」的革命云乎哉？

然而，對於這些軍事、外交、經濟上的鉅變，麥考萊和特屈維連這兩位大史家即使不甚注意，或者知之不詳，也絕不可能懵然不覺，何以他們和平克斯的觀點如此之南轅北轍，冰炭不容呢？對此原因，平克斯也同樣沒有放過研究！他的解釋是，直至十八世紀初為止，光榮革命之為劇烈的全國性大衝突是英國人所一清二楚，絕對沒有爭議的。對它看法的「保守轉向」開始於沃爾浦爾（Robert Walpole，1721－1742年任首相）和他所開創的「建制派輝格黨」之長期執政。他們在基本政策上作出了巨大逆轉，要遏止有共和傾向的民主進程，並且轉為與法國親善，故而連帶對光榮革命的「革命性」也不斷加以淡化。此後兩個多世紀間，這「保守轉向」更因為三位著名學者對歐陸如狂飆激流般的民眾運動之畏懼、反感而不斷加強。這些學者中名氣、影響最大的，自然是大力抨擊法國大革命的保守政論家布爾克（Edmund Burke），但麥考萊處身歐洲革命年代（1830－1860），特屈維連經歷納粹橫行的黑暗時期，這祖孫兩位「輝格史學家」發揚同樣保守論調也是很自然，很順理成章的。所以，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兩百多年來史學界對於光榮革命的成見牢不可破並非無因，而在三百年後的今日要為這場革命正名、翻案，還它一個公道，還得靠遠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學者，那恐怕並非偶然了！

五、現代革命的本質

那麼，既然歷來公認為最平和、最順利的光榮革命是如此，難道所有現代化轉型都必然是激進、流血、斷裂性的嗎？它們的本質是什麼？為了回答這個最自然不過的問題，平克斯提出了他第三個核心觀念，即現代革命並非由政府的壓迫而產生，它不是「義民反抗昏君，推翻暴政」的故事，反而是由漸進改革本身所觸發的衝突所造成。在這嶄新的解釋框架中，光榮革命和其後法國、俄國、奧圖曼帝國、中國等等的革命並沒有基本分別，它們都是社會向現代轉型過程中所要經歷的相同階段。

為什麼改革反而會導致革命？平克斯認為，主要的原因在於：關乎政治、社會體制的基本改革必須經過醞釀、討論階段，而且必須以當權政府承認現行體制的基本不足為前提，這樣就必然會為社會上各種本來被壓制的勢力提供在群眾之間宣傳、煽動其見解的空間，甚至提供了動員群眾將各種不同理念（包括與政府截然相反者）付諸實際行動的機會。這樣，自然就有可能瓦解原有政治秩序，引發全國性衝突，當政府失去控制的時候就會出現革命。光榮革命基本上就是由詹姆士的「法國現代化模式」與輝格黨和保守黨合流之後出現的「荷蘭現代化模式」兩者間之衝突所產生。同樣，在辛亥革命中有「保皇黨」與「革命黨」或曰立憲與共和兩種不同改革主張的衝突，俄國大革命中有克倫斯基政府、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三者之間的鬥爭，法國大革命中有雅各賓派與吉倫特派的競爭，等等。此外，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1959年的古巴革命和1979年的伊朗革命，也都可以說是民間所追求的現代化模式戰勝了當權政府的改革模式所造成。

不過，另一方面，平克斯也強調，現代化改革並不一定就導致革命，其關鍵在於政府本身的健全程度和控制能力與社會自發性力量的強弱對比如何。他特別指出，像瑞典、丹麥、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國，或者明治時代的日本都經歷了現代化轉型，但並沒有發生革命。在現代化過程中雖然會有不同模式的衝突、競爭，革命卻並不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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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nathan Isreal, The Dutch Republic: Its Rise, Greatness, and Fall 1477-1806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2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 , 4 vols. (London: Dent & Sons, 1962).

3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English Revolution 1688-1689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4 J. R. Jones, The Revolution of 1688 in England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2).

5 前引Trevelyan, p. 11.

6 Gerald M. Straka, ed., The Revolution of 1688 and the Birth of the English Political Nation (Lexington, Mass: Heath & Co., 1973), p. ix.

7 Edward Vallance, Glorious Revolution: 1688 —Britain ’s Fight for Liberty (New York: Pegasus Books, 2008).

8 Tim Harris, Revolution: the Great Crisis of the British Monarchy, 1685-1720 (New York: Penguin, 2006).

9 Steve Pincus, 1688: The First Modern R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0 前引Pincus, p. 474-475.

11 Bernard Bailyn“, How England Became Modern: A Revolutionary View”,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November 19, 2009 issue, pp. 44-46.

12 但不知為何，平克斯完全沒有提及這場海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