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多元共生的赤道國度

歷史分為兩種，一者隱惡揚善，一者不可告人
任何國家的歷史都並非獨立存在，乃是由世界地理、文明、人類、戰爭相互影響交織而成。而我們所信仰的，究竟是真實的歷史，或只是歷史書寫下的真實……？
馬來西亞這個國度，種族多元，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原住民、新移民……在此交會。
印度教文化、伊斯蘭教文化、佛教文化、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西方殖民文化……在此交融。
馬來西亞的歷史，多面向、不單一！震撼的各種聲音和語言！
《馬來西亞：多元共生的赤道國度》全新史觀，一部馬來西亞人寫給世界的馬來西亞史
揭開隱晦不明、輕描淡寫的官方歷史！還原被消失的昨日

我們活在歷史中，卻渾然不覺；過去像破碎的紙片，風吹四散，無從拼湊全貌。巫裔、華裔、印度裔，甚至在馬六甲王朝前就已存在的住民，在由他人譜寫的故事中，追尋自己究竟是誰？在歷史中，究竟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由廖文輝編著的《馬來西亞：多元共生的赤道國度》以地理為點，時間為線，延展出涵蓋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的面，記錄馬來半島自史前時代至近代，文化及種族發展的深長歷史。各章看似各自獨立的故事，其實彼此牽連、內外鑲嵌。馬來民族、華族、印度族群、原住民族，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佛教文化及外來西方殖民文化，造就了豐富的大馬歷史；而隱藏在多元民族背後的，卻是暗暗湧動的民族衝突和矛盾。
這是一部由馬來西亞華人以中文寫成的馬來西亞史，填補近半世紀來華人社會書寫大馬史的空白，博採華文、巫文及其他外語文獻研究。揭開被覆蓋的昨日，追尋真實的過去，探問未知的未來。沿襲馬來西亞的歷史發展軌跡逐一開展，從遠古石器時代先民的原始活動，到當代馬來西亞二○○八年的國會大選，貫穿古今，兼及東西馬，詳略論述考古新發現、各分期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選題層次清晰，融集現實性和指向性，體系完整、結構縝密，論述穩健、語言樸實，綜述馬來西亞上下幾千年的歷史，並且以文化融和、政治角力、經濟動力和民族團結的視角，看待馬來西亞歷史發展的變與常。

編著者簡介
廖文輝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馬來亞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中國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中文系副教授、馬來西亞歷史研究中心主任、華僑大學華僑華人文獻資料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研究領域為東南亞史和東南亞華人。著有《許雲樵評傳》、《馬新史學80年：從南洋研究到華人研究（1930-2009）》、《華校教總及其人物（1951-2005）》、《華教歷史與人物論集》等。

專文導讀
張正（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負責人）：馬來西亞的歷史不只是馬來西亞的……而是每一個讀者都可以用來認識世界的切入點，讓你在時間軸上向過往回溯、向未來追問，在地圖版面上向內探索、向外開展。

專文推薦
阿潑（轉角國際專欄作家）：我們現在閱讀的「馬來西亞」其實並不是一個有著具體輪廓與形狀的國家，應該是由這個國家為開始，引領我們去認識過去歷史的浩瀚、相互影響與往來的文化族群，在偌大的尺度中定位自己。

廖雲章（獨立評論@天下主編）：在台灣，說起東南亞，最常被想起的國家，肯定不是馬來西亞。台灣人對馬來西亞其實並不陌生，但對於馬來西亞的歷史卻所知甚少，這個多元族群融合的國家，很少成為被關注的焦點……《馬來西亞》將是一切的解答。


彌補單一史觀　平實且均衡的馬來西亞通史／陳劍虹（馬來西亞資深學者）
在文化亂象叢生，歷史敘事受扭曲，歷史教學被操控的今天，廖文輝博士《馬來西亞》新著的出版，是可喜的好事，我們鼓掌為它慶賀。
……
在這樣錯配的時空下，文輝的《馬來西亞》，不失為一部平實、均衡、詳盡又完備的通史著作，是對當今掌握歷史話語權者的適度反應。不像Mohammed Amin與 Malcolm Caldwell合編的Malaya: The Making of A Neo-Colony，或Azlan Tajuddin獨力完成的Malaya in the World Economy, 1824−2011般，具有強烈的思想性和理論性，它的章節架構仍然是傳統的，沒有特別驚喜的設計，只是沿襲馬來西亞的歷史發展軌跡逐一開展， 從遠古石器時代先民的原始活動，到當代馬來西亞二○○八年的國會大選，貫穿古今，兼及東西馬，詳略論述考古新發現、各分期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
文輝具有三語的學力優勢，又浸染馬來西亞史學史多年，因而得以博覽群書，廣採眾說，努力編著此書。我觀察到在歷史敘事中，他所引用的中、英、巫文資料和闡述，多是現有的第二手出版物。宏觀的通史是由微觀歷史蓋搭組建而成，而其部件只能從論文中汲取。
文輝在選題上也費了一定的心思，雖非新穎，但層次清晰，避免爭論性議題的纏繞，諸如近期沸沸揚揚的馬來亞是否是英國直接統治的殖民地等問題。最後一章的〈馬來傳統文化〉在章節構思和編排上雖有些突兀，卻是其他同類著作所欠缺，對了解族群最為龐大的馬來民族文化景觀和文化心理有相當的幫助。附錄討論大馬英雄的原則和標準，也頗有見地。
整體而言，這是一本融集現實性和指向性的學術著作，體系完整、結構縝密，論述穩健、語言樸實，綜述馬來西亞上下幾千年的歷史，並且以文化融和、政治角力、經濟動力和民族團結的視角，看待祖國歷史發展的變與常。

推薦序二（節錄）
我們都需要一本馬來西亞史／阿潑（轉角國際專欄作家）
我對馬來西亞的認識，是透過踏上那片土地，一點一點建構出來的。那時，除了馬華作家的小說，沒有什麼中文出版可以幫助我認識異地，我只能靠自己的舌頭、雙腳來畫出輪廓，爾後我才知道，在這裡能隨意地嚐到類似家鄉的滋味，可以輕易聽到普通話、粵語，甚至閩南語。也在一次又一次前往之後，發現各個城鎮大異其趣，展現不同文化風情，在吉隆坡看到高樓但在馬六甲進出的彷若粉色的「鹿港」（我個人的感覺），搭著火車穿過柔佛海峽到了新加坡，飛到婆羅洲沿著拉讓江與伊班共舞…馬來西亞種族多元文化不同語言繽紛，怎麼想都不是一個樣子可以框定的，更別說東馬根本不認同西馬主張的「獨立紀念日」，甚至他們主張自己應該要獨立。
應該怎麼定義馬來西亞？這是我「認識」這個國家之後，繼生的問題。但我想，馬來西亞朋友或許也不太清楚答案。
說到底，在這個族群隔閡且有著歷史傷痕的土地成長，在不同教育系統、又受主流族群扭曲的歷史觀下學習，我猜測他們恐怕比台灣人還不了解自己，或者說，沒能有一個可以理解自身歷史的方法。
在這種情況下，馬來西亞歷史學者廖文輝的作品《馬來西亞》一出版，即大受歡迎—據他自己的說法，是因為教學所需，自然成書，正因如此，這本書的結構仍不脫歷史教科書樣貌，時序從遠而近，以通史形式敘明，字句嚴謹，不如西方學者、記者書寫東南亞時的古今穿梭、鮮活的對話場景。乍看沒什麼可讀性，但如果放在長期被馬來、伊斯蘭主義保持的歷史軸線上來看，這本華人執筆的歷史書較為開放且多元，沒有難以避免的華人中心—唯獨對於日本侵略、西方殖民還是帶著負面敘述。
因為，廖文輝老師在全書一開始即站穩立場：「如果要總結這幾千年馬來西亞歷史文化的發展特徵，一言以蔽之為異文化異民族的應對與融合。從地質、氣候、國民到各種族與文化，無不受外來影響。」他採用學者許雲樵的觀點，認為馬來亞有來自「外來」的傳統，就算馬來亞或馬來這個名稱，也是外來的—這倒是真的，「馬來亞」其實是蘇門答臘巨港（巴領旁）的聖山附近的河流名，而將這當標誌的馬六甲王朝諸王認同祖先的家園讓它成為合法的根源，即使蘇門答臘現在屬於印尼。
即使我們清楚馬來文與印尼文相似性高，但看了這本書如何拆解馬來文的語詞出處—梵文、阿拉伯語、葡萄牙語等等，即可看出馬來文化，其實是在中印兩個文明體與東南亞各種勢力消長間，藉著商業貿易往來所揉捏而成。這應該是自然成形混合體，指向現在馬來西亞的色彩風貌。
讀這本《馬來西亞》跟讀其他東南亞史一樣，開始會在諸國諸邦的興起與衰敗之間迷路，最後到了殖民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乃至獨立之後，才進入我們現在認知的主權國家。也就是我們帶著「國別史」的鞋子來尋一隻適合的腳，其實應該是反過來思考：我們現在閱讀的「馬來西亞」其實並不是一個有著具體輪廓與形狀的國家，應該是由這個國家為開始，引領我們去認識過去歷史的浩瀚、相互影響與往來的文化族群，在偌大的尺度中定位自己。反著看這本《馬來西亞》，就給了我這樣的感覺：馬來西亞像是周遭文化大河的匯流處。那為何馬來西亞朋友卻不知自己擁有什麼呢？
如果開放地閱讀歷史，或許，當我們對這國家產生問題時，就不會得到狹隘的答案。即使是「是否生活在叢林裡」這樣的問題。

前言
South—南方視點的跨國人文書房／高嘉謙（台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南方，對於台灣，從來不僅僅是一個地理方位的辨識。它有自身的歷史和地緣政治脈絡。尤其從東亞—東南亞的地緣政治，以及閩粵移民大遷徙的角度而言，以南海為核心的海上絲路與朝貢貿易，向來是理解中國境外南方的重要起點。在十六世紀末，福建商人、漁民開始在台灣西海岸水域活動，漢人移民與海上貿易的開拓，凸出了台灣在中國大陸南方以南的島嶼位置。而西方帝國勢力東渡，在殖民東南亞後，為鞏固和拓展殖民地的布局與貿易經營，由南往北，覬覦台灣在海洋貿易的戰略位置。荷蘭人在南台灣建立熱遮蘭城，西班牙佔領北台灣淡水，標誌了西方殖民勢力，取道南方，直接將台灣置入龐大的貿易網絡。明鄭時代，鄭成功在台灣的抗清勢力，多方經營從日本長崎、福建、台灣與南洋各處的帆船貿易，正式開啟了南海世界對台灣的意義。海洋台灣，因此有一個顯著的南方視野。到了日本殖民後期，台灣甚至成為日本大東亞侵略戰爭的南進基地，連帶捲入了區域戰爭。戰後的台灣文學和歷史紀錄，清晰可見跟熱帶南方牽連的歷史創傷和記憶。以上種種，指陳了歷史台灣的南方視點。航路強調了移動，而知識視野的建立，也必然在播遷與傳釋過程找出其立基點。我們著眼南方，旨在強調台灣自身不能忽視的知識脈絡。
放眼二十一世紀，現代漢語是亞洲地區的主流與強勢語言。相對於中國大陸，台灣是最密集使用現代漢語的地區。本書系有二個重點。一是關注南方知識與文化的華語生產，以及不同語種的南方知識在華語世界的出版。二是文化傳釋，認識和探索台灣建構南方知識視域的必要性，關注台灣與南方世界在知識、文學、文化傳播、詮釋的種種可能。
近年「全球華語」概念的興起，乃著眼現代漢語的異質性，強調從語言學與文化生產的脈絡，觀察華語文化與文學文本在不同語境的在地化實踐，進而觀察各地漢語生態環境、華人認同與文化創造。而在「南向」的思維裡，我們擴大解釋「全球華語」的概念，挪用為一種華語界面的知識傳釋和轉譯。我們回顧華人移民史，兼及當代華人離散跨境現象，以及東南亞各語族的文明與文化脈絡，如何透過華語書寫與翻譯的可能，建立其華語世界的南方知識視域。舉例而言，新加坡、馬來西亞是一個漢語方言、華語，以及英語、馬來語、淡米爾語等不同族裔的語言多樣性環境，遂產生了迥異於東亞世界（台灣與中國）的漢語腔調和語用習慣，卻又直接或間接吸收東亞華語世界的養分。此外，台灣對新馬地區的華語傳播更有其歷史脈絡。從一九五〇年代以降，台灣大專院校經由僑教與外籍生政策，長期招收東南亞的僑生和外籍生，從大學部到碩、博士班，迄今「留台人」數量已相當可觀。無論從學術生產、文學創作、影視傳播、流行文化等不同領域，台灣對新馬兩地已播下了無數文化種子，締造了不同層面和意義的華語生產及想像。因而關注東南亞各地的華語知識、文化與文學書寫的呈現，同時將東南亞在地知識透過華語界面的轉譯，建立華語世界的南方想像與接觸，顯得重要與必要。
文化傳釋，涵涉思想、著作、現象、語言等文化內涵，如何在台灣與東南亞各國間的傳播，締造知識的連結與文化的交織。我們強調傳釋或轉譯，著眼這些思想、現象、語言、文化等如何在台灣與東南亞各地（國）與地方知識互動。經由出版，我們藉助兩地能動者（agent）的理解與詮釋，在華語世界建立新的知識平台，打開台灣認識南方的門戶，這是轉化後的南方知識，或可名之為「在地化的南洋論述」。
因此，我們所強調的「跨國人文書房」既是展示各種文化、社會歷史思潮的對話和交流形式，又是彼此碰撞火花，交融辯證、相互理解的公共領域。書的編輯與出版，帶動的是學術思潮的傳播和撞擊、文化人與知識人的合作、文學與文化作品的翻譯，以及南方知識的系統引介和編纂。在此基礎上，我們著眼的「新南向」，箇中的「新」，是轉向南方，謀求在地知識。South，是南方、南向、南望、南遷，面向南方的知識起點。我們播撒知識、文化與文學的種子，尋找沃土，在台灣和華語世界謀求文化扎根的最大可能。
本書系得以成立，必須感謝科技部鄭毓瑜司長的支持，科技部「南向華語與文化傳釋」計畫的支援。最重要的，還是聯經胡金倫總編輯的大力促成，替聯經的知識版圖開啟了新的視窗。


台灣版序
二○一七年，《馬來西亞史》出版後引起不少迴響，如此生硬的著述，在短短兩個月內即刻售罄，始料未及。不久後，再接再厲，第二刷也推出市場，同樣地在短期內斷市。同年十二月台灣聯經出版公司總編輯胡金倫聯繫我，表達出版繁體中文版的意願。二○一八年一月，金倫兄微信告知《馬來西亞史》入選《亞洲週刊》十大好書（非小說類），欣喜之餘，難免戰戰兢兢，故此在繁中版排版之前，除了補充資料，也修訂了書稿中一些細部的訛誤，但增刪幅度微小。
金倫兄也建議我嘗試從交通史或海洋史的視角，進行一些補充。事實上，本書稿基本也是從這個視角切入書寫，故此我僅以注腳的方式，補充了一些馬來西亞與古代中國交往和相互影響的說明，如馬六甲王朝的六封華文國書、影響洪秀全的冊子和世界第一份華文報都在馬六甲印製、黃花崗起義是在檳榔嶼策劃等重大事件的發生。
最後，附錄的部分加入了一篇梳理一九四一年以前馬來西亞通史研究的文字，以補充陳劍虹老師序文中所沒有論及的，有關日據以前的馬來西亞通史的研究情況。

自序
打從二○○三年在新紀元學院任教開始，就有撰寫《馬來西亞》的念頭，那是有見於自一九六一年許雲樵《馬來亞史》出版以來，從未再見中文書寫的《馬來亞史》，反觀英文的著述卻不斷湧現，而且水準極高。即便是中、台學界，也有相關的出版，陳鴻瑜教授的鴻篇鉅構《馬來西亞史》就是重要的著述之一，馬來西亞學界如果再不急起直追，那可是無地自容了。二○○四年九月二十七至三十日，筆者在《東方日報》連續四期發表〈馬來西亞歷史文化之總體發展趨勢〉一文，其實就是本書的總論，為著述方向定調。
光陰如梭，一晃眼數年過去，二○一一年，我在學院以「馬來亞史」為名開了一門通識課給全校學生選修。由於備課之需，僅是準備綱要式的投影片，不如直接編寫完整的史著來得實際，除可成為教材，還能一了心願，並藉此向許雲樵致敬。二○一一年七月開始動筆，並於二○一二年九月完成約十五、六萬字的初稿。同時陳鴻瑜教授的《馬來西亞史》也出版了，篇章結構竟然大同小異，可謂異地同聲，覺得初稿同其著述相較，自愧不如，故此在接下來幾年的教學中不斷修正補充，有者甚至是大幅度修訂。期間好些友朋不斷鼓勵出版，但內心始終無法踏實，故此延宕至今始付梓。然而，考慮官方重構單元國史的意圖日益明顯，而小學歷史課本的偏頗和謬誤隨處可見，已達觸目驚心的地步。思前想後，如此氛圍，拙稿雖有不少不能盡如人意之處，但不失在官方史觀以外，提供另一不同的視角，故此不吝譾陋，先予付梓，容後再版修訂。
本書著述方向以多元為取向，這包括三大塊，首先是在三大族群之外，也特重住民的歷史和貢獻，其次是論述範圍給東馬來西亞以足夠的關注和同等的論述，其三是政經社文各領域皆有所涵蓋，盡量全面。故此，本書有別於眼下一般馬來西亞史從馬六甲王朝為起點的書寫，以三章的篇幅從史前至印度化時期，期望能完整詳盡呈現馬來西亞早期豐富多元，兼且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本書也特闢專章論述社會、經濟和文化的部分，並在政治史論述中出現的重要人物給予相應的介紹和評介，不以傳統政治史為論述主軸。馬來西亞現當代的發展，較廣為人知，也有很多相關的論述，其發展仍屬現在進行式，故此本書僅提綱挈領點出關鍵所在，不作詳述，而標題所示為全篇眼目，讀者諸君讀之，當能明瞭。
本書原是通史，此類文體向不為當今學界所重，認為不過是拾人牙慧，掇拾成書。內容主要擷取學界研究成果，兼採各家之長，加以匯集整理，但其中約三分之一的文字乃筆者多年的研習心得，尤其整體架構和書寫取角，確是筆者多年思考的成果。但全書本質上仍是一本編纂的教材，限於個人才識，當中多有疏漏錯誤之處，惟待識者教正。

編輯前言　South─南方視點的跨國人文書房　高嘉謙
推薦序一　彌補單一史觀　平實且均衡的馬來西亞通史　陳劍虹
推薦序二　我們都需要一本馬來西亞史　阿潑
台灣版序
自序

導讀　誰的馬來西亞史？　張正

總論　馬來西亞歷史文化之總體發展趨勢
概論
第一章　馬來西亞史前史
第二章　印度化時期
第三章　馬六甲王朝
第四章　柔佛王朝與葡屬馬六甲
第五章　柔佛王朝與半島的發展
第六章　英國勢力的介入
第七章　近代馬來亞雛形的出現
第八章　東馬來西亞砂拉越和北婆沙巴
第九章　戰前馬來亞的社會發展
第十章　戰前的商業與經濟活動
第十一章　從日本入侵到馬來西亞的成立與發展
第十二章　傳統馬來文化

附錄一　一九四一年以前的馬來亞通史研究
附錄二　大馬民族英雄芻議
附錄三　馬來西亞各州蘇丹任期表
注釋
參考資料

導讀（節錄）
誰的馬來西亞史？／張正（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負責人）
……
作者以現有的馬來西亞國境為疆界，四平八穩地從地形氣候史前文明開始說起，引述了提及馬來世界的中國古籍，描寫了此地與各個古代霸權之間的愛恨情仇。
在談及立國於馬來半島的馬六甲王朝之後，算是切入正題，爾後依著時序，描述歷代馬來邦國與外部強權的更迭興替，直至今日。
我懷著盡信書不如無書的內心小劇場，囫圇吞棗但也一頁一頁老實讀完編輯寄給我的書稿。像是讀完了一部完整的歷史教科書，對於馬來西亞上下千年的歷史有了比較清楚的輪廓，也對以馬來西亞為圓心的東南亞與南亞古今國度，多了一些認識：
原來，以和善聞名的泰國人在當年如此鴨霸，三不五時逼迫馬來諸邦國稱臣進獻「金銀花」。原來，要不是英國和荷蘭私自劃海為界，否則同一個文化圈的馬來半島和蘇門答臘不會分屬兩國。原來，新加坡之所以加入馬來西亞又退出，作者認為是一種輾轉獨立的途徑。
由於作者是華人，我特別留意華人在書中的篇幅。作者在描述馬來西亞華人時，雖然用字遣詞稍帶感情，不過並沒有大書特書，整體而言不算太偏頗。
而我在讀完全書之後最大的疑問是，聽說這本書在馬來西亞大賣，賣到斷貨再版。一本歷史教科書，怎麼會變成暢銷書呢？
第二個疑問也與銷售有關：將這本書引進台灣，台灣的讀者會買單嗎？

關於馬來西亞史
上網找到作者廖文輝教授在《亞洲週刊》的專訪，文中提到這本「教科書」大賣的關鍵：它是「體制外」的教科書，大大不同於馬來西亞的官方歷史論述。
廖文輝在專訪中說，主流的馬來史觀肯定無法苟同他的論點，如「外來說、印度化的作用」等。這也正是廖文輝的寫作動機，因為他極不同意官方歷史教材的「馬來化和伊斯蘭教化的偏頗性」，「官方重構單元國史的意圖日益明顯，而小學歷史課本的偏頗和謬誤隨處可見，已達觸目驚心的地步」。他主張：「馬來西亞史教育應該是全民和多元的，不是單一偏頗，突出某個族群和宗教。」
歷史學者陳劍虹在為此書寫序時的指控更明白：「在倡導愛國思想教育的命題底下……馬來西亞史幾乎成為伊斯蘭文明和馬來民族發展史的載體。」
可惜我沒讀過官方版的馬來西亞史，無法具體比較兩者的差異。不過並不難想像。台灣讀者可以將官方版與廖文輝版的馬來西亞史，類比為所謂「藍媒」與「綠媒」對於同個政治事件但完全相反的報導，或者想想當年國民黨版與共產黨版的中國現代史，總是撿對自己有利的說。
回頭再讀一遍作者在書中首章開宗明義的這段話：「總結這幾千年馬來西亞歷史文化的發展特徵，一言以蔽之，為異文化異民族的應對與融合。」一開始，我雖然覺得這段話很有道理，但也質疑這不是廢話嗎？有哪一個國家民族能夠不受他人影響呢？但若考量到作者嚴詞批評的馬來西亞官方史觀，原本是「廢話」的這段話，就顯得格外醒目了。

馬來西亞與我
至於我的第二個疑問，想必出版方比我考慮得更多：這本書在台灣能賣嗎？台灣人關心馬來西亞的歷史嗎？
台灣人對於馬來西亞的認識，絕大部分來自馬來西亞華人，畢竟語言相通，文化相近。而且從學生時代，身邊總會出現一些來自馬來西亞的同學。
我和大學時代的馬來西亞同學不熟，熟的反倒是從書本上認識的溫瑞安這位馬來西亞天才作家，不過這並沒有讓我因此熟悉馬來西亞。那時，從社團裡翻到一本溫瑞安的詩集《將軍令》，他以古老的印刷與文白夾雜的詩詞，以朦朧的白衣女子與冷冽的劍氣豪情，打造了一幕無邊無際的浪漫哀傷古典武俠劇，讓年輕的我在睡不著覺的深夜，用毛筆沾墨汁，配著一盅竹葉青一字一字抄寫。
在讀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的時候，我一度要以馬來西亞作為論文題目，在「國家研究」這個必修科目也選了馬來西亞，覺得馬來西亞的族群紛爭與台灣頗有類似，值得研究。不過進一步考慮現實狀況之後，決定放棄，主要是因為太多馬來西亞同學在台灣讀書了，我這個台灣人怎麼寫得過他們？光是從頭認識起馬來西亞，就是一個大工程。於是，馬來西亞再度被我略過。
二○一五年開了燦爛時光書店之後，一年舉辦三百多場與東南亞相關的講座，當然少不了馬來西亞。但是，一般講座的觀眾絕大多數都是台灣人，唯獨以馬來西亞為主題的講座，來的大半都是馬來西亞同學。而一般台灣人聊到馬來西亞，甚至連「柔佛」還是「佛柔」都分不清。
馬來西亞似乎難以引起台灣人的興趣。為什麼？
可能是因為，馬來西亞缺乏泰國普吉島、印尼峇里島、菲律賓長灘島、柬埔寨吳哥窟、越南下龍灣這種知名景點。可能是因為，台灣人覺得馬來西亞蠻荒落後，無須理會。可能是因為，台灣人覺得馬來西亞人的中文腔調怪里怪氣，敬而遠之。可能是因為，台灣很多人都有馬來西亞親友，覺得對於馬來西亞已經夠了解。
上述理由當然都不充分也不理性，卻是真實的心理狀態。這本書能否殺出重圍？能否撩起台灣人對於馬來西亞歷史的興趣？我實在沒有信心，就靠來自馬來西亞的聯經出版公司總編輯胡金倫發功了。

馬來西亞與台灣
姑且不管銷售狀況，無論是馬來西亞歷史，或者這本《馬來西亞》出版的本身，其實都與台灣本地的歷史論述及爭議遙相呼應。
台灣和馬來西亞，都不是主流強勢文明的發源地，但也都沒能置身事外。在「現代」之前，兩地都有原住民，無奈都被晚到的漢人與馬來人驅至邊陲。台灣除了不像馬來西亞曾受印度與伊斯蘭文明影響之外，中國、日本、西歐列強，都在兩地留下深刻的痕跡。
不如這麼說，馬來西亞的歷史不只是馬來西亞的（就像台灣的歷史或中國的歷史，也絕不只是台灣的或中國的），而是每一個讀者都可以用來認識世界的切入點，讓你在時間軸上向過往回溯、向未來追問，在地圖版面上向內探索、向外開展。然後發現，看似各自獨立的歷史，其實彼此牽連、內外鑲嵌。雖然沒有人能讀完所有的歷史，但若多了解一點歷史，卻能夠讓我們自己更完整一點。
細細讀完古時馬來半島邦國與周邊強權的關係，當代馬來西亞之於「大馬來世界」（包括印尼、菲律賓、汶萊）的關係，以及西馬、東馬、新加坡分分合合的恩怨，最大的感觸是，國界雖然分割出不同的國家，但是割不斷界線內外相同的民族與文化，也無法將國界之內不同的民族與文化勉強統一。
一個國家的組成元素隨時在改變，這本歷史也只是當下的一家之見。聰明且慈悲的觀點，正是作者所謂：「總結這幾千年馬來西亞歷史文化的發展特徵，一言以蔽之，為異文化異民族的應對與融合。」而這段話，何嘗不應該套用在當前的台灣？

總論
馬來西亞歷史文化之總體發展趨勢
一
如果要總結這幾千年馬來西亞（Malaysia）歷史文化的發展特徵，一言以蔽之為異文化異民族的應對與融和。這是因為馬來西亞的一切，從地質、氣候、國名到各種族與文化，無不受外來的影響。著名歷史學者許雲樵曾謂：「馬來亞史料的搜求須向外發展，並不足奇，因為馬來亞的，都有其『外來』的傳統—這也是她所以成為馬來亞的特徵。地質學家告訴我們，馬來亞的土地是七千萬年前，中國發生的『燕山運動』所造成，那是她受外來影響的開始。考古學家告訴我們，馬來亞的人種和史前文化，都是從亞洲大陸移植來的。氣象學家也告訴我們，馬來亞的氣候受季風所操縱，而季風卻是澳洲和中國兩地的高低氣壓中心輪流輻散和輻合的結果，從而影響到她的土產和人民經濟活動。最奇怪的，甚至連『馬來亞』或『馬來』這個名稱，也是外來的。」這樣的一個研究結果，在其他族裔學者中均得出大同小異的結論。
外來既表示新因素的進入，相對於本土而言即是一種挑戰。面對挑戰，本土文化就要有相應的回應。剛開始的接觸通常是痛苦、排斥和對抗，久之則為接收、吸納和融和。縱觀數千年來馬來半島的歷史文化發展，莫不循此模式演進和發展。外來元素的不斷加入，亦表示不斷豐富和多元本土文化，無形中形成一種百花齊放春滿園的格局。這樣的一種演進和發展格局，如洪潮般沛然莫之能禦，不是任何政治勢力或統治力量所能抵擋的。如今當權者的種種所為，莫不是對本國歷史文化演進發展大勢不明所以而產生的盲動和不自量力的螳臂當車之舉。無論當權者多麼努力的推行單元同化的政策，他們皆不能抹煞因為外來而形成的多元內涵，最後他們也勢必難逃從對抗到融和的發展模式。

二
馬六甲（Melaka）王朝是馬來西亞歷史上最光輝的篇章，她的影響反映在以下四件事情上。首先，馬來民族政權之確立。馬六甲王朝的成立，其最大貢獻厥為確立馬來民族在這塊土地上的主流地位，奠定了往後馬來民族的說話權。半島上各州的王室若不是系出馬六甲，也與馬六甲有難以分割的關係。其二，政治制度之確立。馬六甲王朝建國後所制定和採行的朝廷禮儀、典章制度、律法風俗，莫不成為往後各個馬來土邦的藍本，沿襲因循，只是略事增刪損益。其三，宗教文化的確立。馬六甲第五任蘇丹目扎法沙（Sultan Muzaffar Shah）在位時將伊斯蘭教定為國教。蘇丹目扎法沙此一國策，其功能無異於漢武帝之獨尊儒術，使伊斯蘭教從此在馬來半島定於一尊，成為主流文化，形成往後馬來民族即伊斯蘭教，伊斯蘭教即馬來民族，馬來民族與伊斯蘭教不分的局面。其四，版圖的確立。
惟其如此，有一點是吾人不能抹煞的，即馬六甲王朝的光輝是由外來多元文化所摶積而成的。首先，確立馬來民族政權的是來自蘇門答臘深受印度文化影響的巨港（Palembang）王子。而屬於馬來西亞第一大種族的馬來民族，是在十二世紀左右才開始大量移入。他們大多是從蘇門答臘的室利佛逝（Sri Vijaya）、米南加保（Minangkabau）、亞齊（Acheh）等國移來，而武吉斯人（Bugis）的移入，已是荷蘭殖民時期的事了。其二，在政治制度的確立上，也烙上了大量外來文化的影子。拜里米蘇拉（Parameswara）曾親蒞明朝學習中國朝廷之禮儀，現時馬來王室以黃色為主色，採用黃傘，皆是明朝制度的沿襲。
馬六甲典章制度的大致抵定是第三任統治者斯里馬哈拉加（Seri Maharaja）仿效室利佛逝的遺制而來。此外，馬六甲的四朝首相敦霹靂（Tun Perak）在任期間，採用許多印度的制度，使馬六甲的行政更有效率。其三，在宗教文化方面。伊斯蘭教的傳入是從阿拉伯途經波斯、印度、蘇門答臘，最後才進入馬來半島。在伊斯蘭教傳入以前，馬來半島主要信仰佛教或印度教，許多地區甚至仍處自然崇拜。由於馬六甲王朝極力推廣伊斯蘭教，使她獲得「小麥加」的美譽。在文化方面，馬來民族的舞蹈，皮影戲、建築、風俗等等莫不有印度、伊斯蘭教、米南加保等民族的影子。
無可否認，馬來半島在蘇丹目扎法沙定伊斯蘭教為國教以前，印度文化在馬來半島少說已有近十二或十三世紀的歷史。但是在印度文化成為主導文化的同時，伊斯蘭教也開始傳入馬來半島。已有學者考訂，早於八、九世紀時在吉打已有伊斯蘭教的蹤影，但伊斯蘭教在馬來半島活動，有文物佐證，並確實可考的年分為一三○三年，這是因為登嘉樓（Terengganu）石碑的出土。可見伊斯蘭教從傳入到成為國教，至少花費數世紀來融和，始取代印度文化在馬來半島的影響力。即使在被欽定為國教的馬六甲王朝時代，印度文化仍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與伊斯蘭教時相衝突，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馬六甲王朝覆亡，兩者之間的衝突可說是馬六甲王朝滅亡的原因之一。在敦霹靂主政期間，他致力於調和兩者的關係，使其相配合而非相衝突，此一時期可說是馬六甲王朝的黃金時期，國勢一時無兩。可惜敦霹靂身後，兩者糾紛再起，最後引致葡萄牙的入侵而亡國。由此可見，伊印文化的相處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合則兩美，分則兩傷。兩者的和平相處成就了馬六甲王朝的偉大，敦霹靂在國史的地位由此可見。

三
馬六甲王朝除須面對伊印文化對抗的棘手問題，同時也得妥善處理其與土著之間的關係。第二任統治者伊斯干陀沙（Megat Iskandar Shah）為了調和雙方之間的關係，曾經迎娶土著公主。這是因為馬六甲王室是來自蘇門答臘巨港，相較於馬來半島的土著無疑是外來民族。這些土著長久盤踞沿海與內陸森林，握有龐大的海上優勢，同時也掌控了一定的經濟力量。馬六甲王朝立國之初，國基未穩，和當地土著和睦共處，攜手建國，成為馬六甲王室的當務之急，也可被視為馬六甲立國的國策。而與當地有權勢者聯姻，無疑是最直接和有效的方法之一。
來自蘇門答臘的巨港王室除了在統治上積極與內陸土著合作，取得其認同之外，在國防軍事上也因其與室利佛逝的淵源，而得到以海為生的海人（Orang Laut）之絕對效忠和配合。馬六甲王朝的海防力量主要得力於這些海上土著，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一六九九年柔佛王朝的馬六甲血統斷絕，始出現一些變化，其中有一批拒絕效忠非源自巨港神聖血統的海人因此離棄柔佛王朝。蘇丹馬末沙（Sultan Mahmud Shah）的後裔為了反攻復國，以柔佛為基地所建立的柔佛王朝，其軍事力量可說完全來自海人毫無保留的絕對效忠。據統計，柔佛王朝四百餘年的歷史，遷都次數不下四十次，其中因兵戎摧毀而遷都占絕大多數。但柔佛王朝卻往往能在短期內重新建都並結集軍隊，主要便是依賴靈活機動，難以捕捉主力的海人。換句話說，如果沒有海人的絕對效忠，就難有柔佛王朝的四百餘年歷史。以馬六甲和柔佛之例比照馬來亞的獨立，若非三大種族共同努力，馬來亞焉能輕鬆如意取得獨立自主權？馬來西亞的建設和發展，若無華印族的血汗，焉能有今天安定成就？當政者不見及此，一意孤行，實行單元趨同的政策，無疑乃是對歷史的無知和蠢動。

四
地理大發現以後，歐人憑其海上優勢，紛紛向海外殖民。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紀初期進入馬來半島，標誌了西方勢力入侵的開始。由於葡萄牙的入侵是以傳教和商業壟斷為主，除了葡萄牙村和甲必丹制（Capitan），葡萄牙對馬來半島的影響可謂少之又少。接著葡萄牙之後進入馬來半島的是荷蘭，葡屬馬六甲的淪陷，幾乎可歸因於荷蘭和柔佛王朝的合作。由於柔佛王朝的協助，使得荷蘭能夠順利地在東南亞建立橋頭堡，雙方的關係可謂合作夥伴多於敵對狀態。但荷蘭發展的主力主要在以巴達維亞（Batavia）為中心的東印度群島，在馬來半島則以錫米壟斷為務，故對馬來半島的影響也不大。十八世紀後期，英國人重回東南亞，先後占領檳榔嶼、新加坡、馬六甲和其他馬來土邦，並設置了三個行政單位，即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馬來聯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和馬來屬邦（Unfederated Malay States）分別管治。英國在經濟剝削之餘，也進行了許多相應的建設，從硬體的學校、醫院、郵局、鐵路和馬路，到軟體的人才栽培、文官制度、官僚行政體系等皆是。馬來西亞的獨立建國，從憲法、政治體制到各種的行政措施無不仿效英國，現今馬來西亞的政治制度基本上可說是英國體制的遺銳，英人的影響可謂至深且巨。
西力的入侵，對當家作主的馬來民族而言無疑是主權的喪失，因此反抗殖民與帝國主義的統治無日無之，直到英殖民政府退出馬來半島為止。即便如此，到了十九世紀下半期馬來土邦各王室，也不得不隨順潮流，進行維新改革。十九世紀後期的各馬來土邦，在面對強勢的西方官僚與律法制度的衝擊之下，從最早的強烈反抗過渡到逐次接受英國人引進的文物制度。

內文選摘（節錄）
馬六甲的興盛及其國際地位
馬六甲在西元十五世紀崛起成為國際大商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先天條件和千載難逢的客觀因素，更為重要的是本身的努力經營和建設。馬六甲地處馬六甲海峽最狹窄處，容易控制來往船隻，同時背山面海，居高臨下，易於防守，加上又位於亞洲兩大季候風，即東北季風和西南季風的起點和終點，各國船隻皆匯聚於此。這時候，適值東南亞海權強國滿者伯夷日漸衰落，無形中出現權力真空。即便如此，更為重要的是馬六甲能憑藉與外在勢力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方能在此空隙乘勢而起。

與中國的宗屬關係
馬六甲立國之初，國小勢弱，四鄰強敵環伺，尤以暹羅最具威脅。為了抑制外敵，在外交上馬六甲延續室利佛逝與中國的朝貢關係，一方面發展貿易，一方面可以借助中國的力量威嚇暹羅，使之不敢輕舉妄動。為了與中國維持良好關係，馬六甲前三任統治者就曾經先後五次（一四一一年、一四一四年、一四一九年、一四二四年和一四三三年）入朝覲見明成祖和宣宗皇帝，締造三世五入朝的佳話。此外，明朝共冊封馬六甲統治者七次，馬六甲共遣使入貢二十九次，明朝共遣使至馬六甲十次，馬六甲受明朝保證免受安南侵略者凡四次，在在證明馬中關係的密切。
馬六甲建國伊始，正是明朝國勢最為強盛之時。一四○三年，明成祖派遣尹慶詔諭馬六甲，宣示天德，賜織金綺羅、銷金帳幔。拜里米蘇拉大喜，即刻安排使節跟隨尹慶回航的船隊入貢，乘機要求明朝保護。一四○五年，馬六甲再次遣使入貢，明成祖冊封拜里米蘇拉為滿剌加國王，地位與暹羅等同，同時解除滿者伯夷的宗主地位，成為明朝的藩屬，雙方開始建立密切關係。一四○七年和一四○八年，馬六甲皆遣使隨鄭和寶船入貢。一四○九年，明朝正式冊封馬六甲為國，為了答謝冊封之恩，拜里米蘇拉特於一四一一年親率妻子陪臣五百四十人入朝奉貢，並投訴暹羅的侵擾，請求明朝出面制止。當時訪問團規模之大可謂空前，明成祖也親自接待，並賜予大量物品，臨別前又賜宴餞行。一四一二年時，拜里米蘇拉派其侄兒到中國答謝。
一四一四年，第二任君主伊斯干陀沙親自入朝告訃，稟告父喪，並受成祖賜封，往後則成常例，或每年或間隔入朝。一四一九年，伊斯干陀沙再度率妻子陪臣入朝謝恩，並於辭歸時向中國傾訴暹羅侵犯之事，明成祖即行敕諭暹羅，使之不敢隨意侵犯。一四二四年，斯里馬哈拉加繼位，親率妻子陪臣入朝告喪。一四三一年，斯里馬哈拉加派遣使臣控訴暹羅的入侵，時為宣宗宣德六年。一四三三年，斯里馬哈拉加再次親率妻子陪臣來朝，此後雖有使臣往返，但君主未曾再親自入朝。往後還有如下六次的遣使入貢：一四四五年，馬六甲使臣請勅封其王子斯里拜里米蘇拉帝瓦沙為王；一四五五年，蘇丹目扎法沙貢馬及方物，並請封為王；蘇丹滿速沙（Sultan Mansur Shah）有兩次遣使入貢請封的紀錄，一次在一四五九年，一次在一四六一年；一四七四年，蘇丹阿拉烏丁．利雅沙（Sultan Alauddin Riayat Shah）遣使入貢。
成化十七年（一四八一年），安南劫馬六甲貢使，貢使入朝稟報控訴，明朝詔勅遣責安南，並派遣官員冊封蘇丹馬末沙（Sultan Mahmud Syah）為王。一五○八年，使臣端哈芝（Tuan Haji）等入貢，到廣東時卻為其同伴所殺。日後葡萄牙入侵馬六甲，蘇丹馬末沙稱王於柔佛、廖內（Riau）、甘巴（Kampar，在蘇門答臘）等地，而馬六甲朝貢明朝之事就此絕跡。終馬六甲一朝，馬六甲統治者至少曾二十九次遣使入朝進貢方物，明朝也先後十次派遣特使到馬六甲，並四次給予有效保護，免其受暹羅和安南的騷擾和威脅。
自從尹慶於一四○三年到訪馬六甲以後，從一四○五年到一四三三年的二十八年間，鄭和七次下西洋，其中五次以馬六甲為駐紮地（一四○五年第一次、一四○九年第三次、一四一四年第四次、一四一七年第五次、一四三一年第七次）。這個駐紮中心，也稱「官廠」，以為囤積錢糧之用，同時也建立行轅安置其隨員部隊，《瀛涯勝覽》謂：「凡中國寶船到彼，則立排柵，如城垣，設四門、更鼓樓，夜則提鈴巡警，內又立重柵，如小城。蓋造庫藏倉廒，一應錢糧頓在其內。」這不僅幫助馬六甲立國抗敵，帶來政治穩定，同時更吸引了大批商人到來，使馬六甲成為本地區重要的港口，經濟繁榮，聲威遠播。
馬中的交往，最明顯的影響有三個方面，首先是參照了中國的典章朝儀所擬定的制度，成為馬來民族傳統的一部分，如斯里馬哈拉加之重視黃色，即模仿自中國；而其樂隊中之銀質喇叭，上附有一馬來人所稱之龍（naga），亦是受中國之影響。其次是仿照明朝的銅幣，將沉重大塊的「斗錫」，改為圓形中間無孔的錫幣，一直通行至葡萄牙時代才被廢除，可謂馬來各邦貨幣的老祖宗。其三是鄭和下西洋時在馬六甲留下的痕跡，至今仍然有跡可尋。如馬六甲著名的三寶山和三寶井，不但是馬中兩國友誼的見證，也是華人在這土地上開荒墾殖的例證，而留下的青花瓷器更是無價之寶。當時華巫通婚，其後代便是今天的峇峇。此外，《海錄》也記載了滿剌加「王居前屋用瓦，乃永樂中太監鄭和所遺者」。

改信伊斯蘭教
馬六甲的強大與伊斯蘭教有莫大的關係。在伊斯蘭教傳入以前，島嶼東南亞主要受印度文化影響，遲至西元十世紀以後，印度化國家雖然已經大不如前，但其文化已經深深烙印在各地人民的語言風俗、政治社會和音樂舞蹈等方面。大約在西元十五、十六世紀，伊斯蘭教及其文化始在島嶼東南亞取得主導地位。
自西元七世紀伊斯蘭教在阿拉伯創立後，隨著商業活動的進行，伊斯蘭教的教義也跟著傳播出去，在西元八世紀中國唐朝南方的大港廣州已經出現穆斯林的足跡，作為中轉站的東南亞，相信穆斯林也在此進行商業活動。其實，吉打在西元八、九世紀時已經有穆斯林的存在，為七七四年的兩位阿拉伯商人，一為庫塔斯．貝（Khurthas Bey），一為來吉打傳教的蘇萊曼（Sulaiman），只是這些史實至今仍缺乏文字史料的佐證。伊斯蘭教何時傳入東南亞島嶼地區，學界雖有爭議，但一般咸認西元九世紀唐末的動亂，迫使中國穆斯林移居東南亞，但礙於居留時間短促，只專注商貿，也無意於傳教，加上東南亞印度文化深刻的影響力，基本上伊斯蘭教仍然無法廣布。直到西元十三世紀蘇門答臘島的巴塞改宗伊斯蘭教後，伊斯蘭教才算正式傳入東南亞。西元十五世紀，馬六甲的第二任統治者迎娶巴塞公主，並改信伊斯蘭教，鄭和隨使馬歡在《瀛涯勝覽》中曾說：「國王國人皆從回門，持齋受戒誦經」，指的正是此事；第五任統治者則宣布宗伊斯蘭教為國教，馬六甲遂成為東南亞伊斯蘭教的傳布中心，並有「小麥加」之稱。故此，有學者認為這是伊斯蘭教在東南亞的第一次大發展。
奠定伊斯蘭教在東南亞的地位，是較為晚期到島嶼東南亞經商的胡茶辣（Gujerat）商人。他們主要來自印度西海岸的信奉伊斯蘭教的印度商人，擅於利用沿海的優勢進行東西方貿易。約莫西元十三世紀，他們來到東南亞從事買賣時，就積極地傳播伊斯蘭教。蘇門答臘北岸的商港，是島嶼東南亞中最為靠近印度的區域，無形中成為伊斯蘭教最早傳入的地區。巴塞因此成為最早的東南亞伊斯蘭教國家，接著巴祿頭（Perlak）、亞齊（Ache）也相繼成為伊斯蘭教的中心。
由於東南亞在伊斯蘭教化的過程中，除了阿拉伯的伊斯蘭教商人，印度商人和中國人也發揮作用，加上有不少改教者是一般百姓，故此其信仰內容涵蓋不少其他原始信仰和文化的元素，有相當的包容性，也有一定程度的本土化。這是為何伊斯蘭教中以蘇菲教派（Sufism）聞名的神祕主義思想，能很快地與混合原始萬物有靈及印度文化的宗教信仰相結合，深深觸動馬來人的心弦，在短短的一個世紀內征服馬來半島的原因。有學者認為：「在北大年、西蘇門答臘、森美蘭土邦，他們根據《可蘭經》（也譯作《古蘭經》或《古安天經》）制定的宗教法典，不得不接受許多建立在母權制基礎上的同她極不相同的習慣法……而在砂拉越，西元十六至十九世紀來自馬六甲半島和馬來群島的移民浪潮中遷來的馬來亞居民，他們的宗教法典，從一開始就融合著若干習慣法。」也有學者認為馬六甲在伊斯蘭教化的過程中，「大體上保留了傳統的社會政治制度，她的主要官職名稱大多是本地傳統的和印度式的，很少有伊斯蘭的職稱。」
伊斯蘭教所以能在此廣泛傳布，原因在於其傳教方式頗為得宜，主要有兩個大方向，即自上而下的傳播方式，以及從沿海貿易點向內地推進的策略。西元十三、十四世紀東來的穆斯林商人皆以宣揚伊斯蘭教為己任，商業活動和傳教熱忱促進了伊斯蘭教在東南亞的發展。他們和當地女子結婚，並以他們所帶來的實際經濟利益，吸引當地土酋主動改教，甚至與當地貴族土酋勾結，反抗印度教或佛教政權，建立伊斯蘭教國，使伊斯蘭教得以從上而下傳播。由於伊斯蘭教傳入時，島嶼東南亞缺乏強大而穩定的中央政權，沿海地區的首領和政權除了可從與穆斯林商人交易中獲取實際好處，同時也認為轉向伊斯蘭教有助於保護他們的利益，鞏固他們的地位和擴大他們的勢力，伊斯蘭教最終得以由沿海對外貿易點或城市逐步向周圍或內地推進。另一方面，由於島嶼地區在民族、語言、文化或習俗方面都有較高的一致性，也利於伊斯蘭教化的同步擴散。
關於伊斯蘭教傳入馬來半島，最早的文字記載，可溯源至一九二四年發現於登嘉樓河口，阿拉伯伊斯蘭教徒於一三○三年所豎立的石碑，碑上刻有以爪夷文書寫的伊斯蘭教教義和一些犯姦淫罪的罰則，是目前馬來半島上最早的伊斯蘭教遺跡。馬六甲的第二任統治者伊斯干陀沙由於迎娶巴塞公主而改奉伊斯蘭教，成為馬來半島上首位皈依伊斯蘭教的國君，故此在政治勢力的庇護下，臣民皆逐漸改信伊斯蘭教。
馬歡於一四一四年到馬六甲時，也發現居民皆信仰伊斯蘭教，這時正好是二世王統治時期。
但是到了第三任統治者斯里馬哈拉加時，卻出現了短暫反動之勢。他曾於回曆新年時，昭告人民其會依據新加坡國祖先之習俗，即依照當時酋長掘地得王冠為新一年的開始，戴冠披服接受祝賀的傳統來慶賀新年。此外，他採用伊斯蘭教國家禁用的「Maharaja」稱號，也可以視為對伊斯蘭教的一種背叛行徑。但畢竟伊斯蘭教化是大勢所趨，到了第五任統治者目扎法沙就正式宣布以伊斯蘭教為國教，君主改稱「蘇丹」，並正式確立伊斯蘭教的兩大節日，即開齋節（Hari Raya）和進香麥加（Mecca）後之哈芝節（Hari Raya Haji）。每逢這些節日，王宮前的廣場就會築起一高出地面許多，可以瞭望的亭子，節慶當天會有無數行列在市集遊行後集合於廣場，老百姓就跟隨亭內的國王和王妃進行禱告儀式。儀式後國王便會出遊，與民同樂。在他任內編訂了內含伊斯蘭教法的法典，在其統治範圍內採行伊斯蘭教法，創建清真寺、宗教學堂和蘇菲道堂。此後，在統治階層的鼓勵下，不僅老百姓皈依伊斯蘭教，王室也和非伊斯蘭教徒通婚，以吸引新的皈依者。
隨著馬六甲王國商業的繁榮與國力的強盛，伊斯蘭教更進一步傳播到各地，一般上或以商業作媒介，或通過政治手段，或軍事擴張。其中，彭亨和吉打是因與馬六甲王國建立聯姻關係而信奉伊斯蘭教；北大年、吉蘭丹及登嘉樓則是因臣屬馬六甲王國而改教；蘇島上的甘巴、錫國（Siak）、英得其利（Indergiri）和占卑等則由於先後被征服，也同樣改奉伊斯蘭教。當時，伊斯蘭教向外的傳播主要有三條路線，一路傳到蘇門答臘的中南部各港口；一路則經婆羅洲的汶萊，往東傳到蘇祿（Sulu）群島、棉蘭老（Mindanao）及其鄰近各島，這時馬六甲王國便取代了巴塞，正式成為東南亞伊斯蘭教傳播中心，並被譽為東南亞的「小麥加」。
馬六甲改奉伊斯蘭教，不僅吸引了來自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印度和中國商人前來經商，帶動了馬六甲成為國際商港，更重要的是，伊斯蘭教也同時形塑了馬來民族的性格，不致因政治失敗而潰散，對馬來民族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政治上採行政教合一，統治者為阿拉（Allah）在世間的代表和伊斯蘭教的護法，並以宗教為手段來對抗西方勢力的入侵。經濟上，伊斯蘭教鼓勵教徒自行累積財富，所以經商是穆斯林的主要活動，也帶動了東南亞的經濟活絡。社會習俗方面嚴守《可蘭經》的戒律，以清真寺為社交活動中心，穆斯林聚集在清真寺舉行宗教儀式和祈禱，社會上的階級之分也明顯淡化了。此外，宗教法也被應用到法律上，如馬六甲的海事法中就納入了宗教法。文化方面，鄉村的祈禱所、清真寺和宗教司住所都是宣教的場所，伊斯蘭教教義的傳授為穆斯林的基本教育。伊斯蘭教中的阿拉伯語也被吸納成為現代馬來文的組成部分，「jiran」、「mahkamah」、「rezeki」、「sejarah」、「selamat」等，都是受阿拉伯文影響的詞彙。此外，爪夷文也成為當時伊斯蘭經典、宮廷書信、法律規章、私人書信及文學作品的書寫文字。在伊斯蘭教文學的影響下，馬來古典文學開始出現傳奇小說（Hikayat）和敘事詩（Syair）等文體。伊斯蘭教獨特的圓頂、拱門和尖塔，並以《可蘭經》為裝飾藝術的建築形式，在馬來半島也隨處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