吼叫一九八九

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風波 ⊙朱建陵

　對於「六四」運動，中國官方對它的稱謂變來變去。

　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過世、「六四」運動開始，在初起只第11天（4月26日），中國就透過官報「人民日報」的社論定調說，這是一場「動亂」。但後來，在應對國際媒體時，為了淡化「動亂」隱含的血腥氣味，對於那場運動，中國官方一度輕描淡寫地說：「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風波」。

　中國官員謹小慎微，將「動亂」改成「風波」，這麼大的事，絕不能毫無所本、自己亂編，它的來源，是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講話。

　在「六四」鎮壓之後，鄧小平6月9日在北京接見戒嚴部隊時說：「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

　所謂「國際大氣候」，1989年前後，確實是蘇聯、東歐整個共黨集團分崩離析的主要時期，在北京爆發「六四」的同時，當時屬於共黨集團的波蘭，其反對派組織「團結工聯」勢力正節節上升。北京「六四」之後5個月，柏林圍牆倒塌。「六四」之後2年，蘇聯就垮台了。

　所謂「中國自己的小氣候」，包含胡耀邦主政期間推動的溫和開放措施，中國民間社會瀰漫著從來沒有過的自由化氛圍，以至胡耀邦在1987年因一場規模不大的抗議活動而被鄧小平等老人拉下台之後，大陸知識界及校園都對胡耀邦充滿同情，相對的，對鄧小平則隱含不滿。此外，取代胡耀邦上台的趙紫陽，在推動經濟改革時遭遇挫折，造成物價波動、社會不安。

　根據中國官方說法，這場風波起源於4月15日胡耀邦過逝之後，極少數人以「悼念胡耀邦」為藉口，用大、小字報對中共黨和國家領導人攻擊詆毀，並蠱惑一些群眾衝擊中南海新華門，煽動學生罷課、遊行、靜坐。

　第二階段，是4月22日的胡耀邦追悼會。會後，又是「極少數人」串聯、組織，鼓動學生罷課，要求為胡耀邦翻案。與此同時，長沙、西安等地也出現打砸搶燒的暴動騷亂事件。

　第三階段，是人民日報的「4.26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指這是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受此社論影響，從4月27日到5月4日（五四運動70週年）中間，北京和一些城市出現了更大規模的示威遊行。

　第四階段是學生絕食。5月13日起，動亂規模升級，先後有3千多名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歷時7天。受此影響，從5月15日起，上街遊行、聲援、募捐的群眾日益增加，發展到幾十萬人，全中國各地還有20萬名學生進入北京聲援。

　與此同時，全中國各大城市乃至省會城市，遊行的人數也在增加，一些中小城市也出線了遊行。中國官方記載：「局勢異常嚴峻」。

　第五階段是中國宣布戒嚴。5月19日當天晚上，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宣布從5月20日早上10點開始戒嚴。所謂戒嚴，就是調入軍隊維持社會秩序，但奉命進入北京執行任務的軍隊，在各個主要路口受到阻攔。

　中國官方記載說，與此同時，動亂的策畫者繼續占領天安門廣場，蓄意挑起事端，終於使「動亂」在北京地區發展成為一場「反革命暴亂」。據指出，北京一些人非法設置路障，圍攻、毆打、綁架軍隊士兵，打死打傷多人，砸軍車，搶奪武器和彈藥，衝擊中國國家機關。

　於是進入最終階段：軍隊清場。6月4日清晨，戒嚴部對強行開進天安門廣場，平息了這場暴亂，廣場上的學生和其他人同時撤走，北京的局勢很快穩定下來，其他城市也很快就恢復正常秩序。

　但根據非官方記載，中國官方因應這場風波的態度，並不是始終如一，而是在強硬表態與柔軟對話中間反反覆覆。其次，參與「六四」的學生，也並不是一開始就有對抗到底的決心，甚至有一些好玩、遊戲的心態。

　整場運動的第一次遊行是在4月17日，當時有約600名中國政法大學的老師和學生集體走向天安門廣場，以對胡耀邦表示哀悼。得到消息之後，北京大學學生也組織起來，在當晚走向天安門廣場。根據之後的訪談紀錄，許多參與者抱著好玩的心態，很輕鬆地參與了這場遊行。

　學生心態轉入「悲憤」，是4月20日的新華門事件開始。4月17日之後，原本散布在天安門廣場周圍的抗議活動，逐漸轉向廣場西側、長安街上的中南海所在，學生在中南海的大門口－新華門前喊口號、批評中國領導人，並要求對話，到了20日清晨，終於發生警察與學生間的衝突事件。這一事件，在學生口耳相傳中被以「新華門慘案」定位，學生的情緒開始進入抗爭狀態。

　在新華門事件之後，人民日報「4.26社論」是第二個衝突點，許多學生覺得他們的愛國情操受到侮辱，聚集商討對策，於是出現中共建政以來場面最大、歷時14小時的群眾遊行，20萬名學生參與，上百萬北京民眾在路上夾道吶喊助陣。

　對此，才透過「4.26社論」發表強硬立場的中國官方，在27日中午，當時的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就表達了政府想和學生對話的態度。從4月29日開始，中國政府和學生進行了好幾次對話，而中國政府方面的讓步態度，在5月4日達到了頂點。當天，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會見亞銀代表時說，學生「決不是要反對我們的基本制度」，趙紫陽並要求主管媒體的幹部「把對遊行的報導放開一點」。

　六四運動從4月15日開始，到6月4日軍隊鎮壓為止，共計50天，中間最重要的轉折點，確如中國官方記載，是5月13日開始的絕食行動，促使「動亂規模升級」，但其原因，並不是學生絕食行動的本身，而是時任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到訪（5月15至18日）期間，鄧小平與趙紫陽關係的決裂。

　學運領袖決定採取絕食手段，一方面是4月27日大遊行之後，學運領袖發現，中國政府關於對話始終缺乏真正誠意，而久拖不決的結果，是學生對參與運動的熱情迅速減弱，所以學運領袖決定趁戈巴契夫到訪、必須在天安門廣場迎賓的機會，透過5月13日開始的絕食行動占領天安門廣場，迫使中國政府讓步。

　之後兩天，中共統戰部長閻明復、教委主任李鐵映奉命和學生對話，但不歡而散，最終，北京歡迎戈巴契夫的儀式，被迫改在機場舉行。

　關鍵的轉捩點，是趙紫陽對戈巴契夫的講話內容。趙在5月16日下午會見戈巴契夫，他對戈巴契夫的講話，透過中央電視台對全中國播出。趙紫陽當時透露：「從1978年黨的11屆3中全會以來，鄧小平一直是國內外公認的我們黨的領袖。」

　這段講話內容，關於鄧小平是中國真正的最高領導人，原本是「公開的秘密」，但惹怒了鄧小平。在後來的談話紀錄中，趙紫陽說：「鄧對我5月4日在亞銀會議上的談話是很不滿意的。但他對我同戈巴契夫的談話，恐怕不只是惱怒，而是真正傷了他的感情。認為我是推卸責任，關鍵時把他拋出來。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

　在趙紫陽、戈巴契夫講話傳出之後，5月17日下午，天安門廣場傳出鄧小平已經辭職的消息，一片歡呼，一些人抬著棺材遊行，燒毀模擬鄧小平的畫像，放鞭炮慶祝勝利。但當天下午4時，鄧小平就在他家中召開中共政治局常委會議，並首度提出戒嚴主張。

　既然戒嚴主張提出，並預定自5月20日開始，趙紫陽自然知道大勢已去，所以在19日凌晨4時許到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他第一句話就說：「同學們，我們來得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了」，為整場運動的急轉直下埋下了伏筆。

　在趙紫陽廣場講話後不久，鄧小平又在家中找主要幹部開會，他說：「這次動亂，問題出在黨內。中央有兩個司令部，名義上看是李鵬和趙紫陽，實際上是我和趙紫陽。」至此，大局已經基本抵定，六四將以軍隊介入告終，趙紫陽及其同僚，將遭到整肅下台。

　台灣對「六四」的關注，從5月間的亞銀年會開始，當時台灣財政部長郭婉容率領12人代表團與會，一開始的新聞焦點，是大會演奏中國國歌時，台灣與會代表應如何自處的問題。之後，台灣媒體焦點才逐漸轉向會場之外的中國學生運動。

　與此同時，戈巴契夫的到訪，則吸引眾多國際傳媒到北京採訪，嗅覺敏銳的國際媒體記者也發現，在高層會晤之外的學生運動，才是真正的新聞焦點，並為「六四」留下許多珍貴的紀錄。

吼叫一九八九：以記憶抵抗遺忘 ⊙王丹

三十年前，先是幾千青年學生，然後是幾萬知識份子，最後是幾十萬，上百萬，乃至上千萬的人民，陸陸續續走上了北京的街頭，目的地是中國的政治核心地帶：天安門廣場。他們帶著忐忑的心情，懷抱某種失去很久的理想，因為期待著一個美好的未來，而試圖用熱情改變一個政權。炎熱天氣下的汗水，激動到無以言表的心情，隱隱存在的不安，還有因為當下的勝利帶來的喜悅，更重要的，是自己可以改變國家的命運的那種興奮，這些，就是一九八九年中國爆發的大規模民主運動中，普遍存在的情緒。

這些情緒，因為時間久遠，很多人都忘記了。即使是當年曾經沈浸在這種情緒中的參與者們，也都無從追憶了。歲月會抹去很多痕跡，這是我們無奈而必須反抗的事情。而有一種反抗的方式，叫做記憶。而有一種留存記憶的方式，叫做攝影。三泰兄當年就在現場，他用自己的專業技術，對時間的無情作出了反抗。而最終，我們看到了他的反抗成就，這，就是這本關於三十年前那場驚心動魄的民族歷史的影像紀錄。他用大量的照片，留住了無數的瞬間。這些瞬間看似微小，但是因為真實而意義重大，當年的那場巨變，其實，都是這些微小的鏡頭中的活動，一點一滴地堆積出來的。

三十年了，關於一九八九年的學生運動和那場慘烈的屠殺，有太多文字的東西。我沒有懷疑書寫者的誠意，但是我質疑文字的能力。文字本身就很容易產生歧異，不管作者多麼注意維持事情原本的樣子，但是經過文字的表述，難免都會有一些與事實的偏移，不管是有心還是無意。可是照片會說話，照片最誠實，照片即使是有選擇地拍攝出來的，也都會在某種程度上展現著真實。而關於三十年前的那場運動，沒有什麼比真實更最重要的紀念方式了。

我要謝謝三泰兄願意在三十週年的時候出版這本攝影集，更要謝謝允晨出版社和志峰兄選擇記憶和歷史作為出版的主題。當我們都認為那已經是發生在三十年前的事情的時候，我覺得實在需要太多的視覺和思想的衝擊來提醒人們一件事，那就是：沒有什麼是真正過去的事情，所有表面上已經是歷史的事情，都跟今天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今天的中國，之所以能成為今天的樣子，是國共內戰的結果，是一九四九年以後二十多年政治運動的結果，是九十年代以後瘋狂的經濟發展的結果，但更是一九八九年發生的民主運動以及悲壯結局的結果。

我知道很多台灣的讀者會覺得，這麼一件對岸國家三十年前發生的事情，到底跟我們的今天有什麼關係？我們為什麼要去知道和記住這些？對這樣的質問我完全理解，但是完全不能認同。要知道，今天的台灣，最直接面對的，就是中國。台灣不能像鴕鳥一樣，假裝對岸的中國不存在；更何況，掌控對岸的中國政黨——中共——每天都是計算著台灣如何成為延續他們統治的工具，而且不會為了因此而付出的代價皺一下眉頭。此時此刻，了解中國，理解中國，認識中國，對於台灣的未來，是如此的重要；而這一切，都可以從一九八九年說起。這，就是今天我們要了解一九八九年發生在中國和北京的事情，對於台灣的意義。

更寬廣一點來說，不管是台灣還是中國，都是全球華人社會的一部分。Chinese這個英文單詞，沒有國族，國家，歷史和現實的區隔，可以用來作為定義命運共同體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應當知道，有些歷史，儘管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但是也是我們應當共同擁有和共同分享的，因為這些歷史，會形塑我們的未來，因為我們的未來，一定會有重疊的影子，這是情緒和意願所無法擺脫的。在Chinese的概念下，不同的人群可以有不同的追求，但是有一天，我們必須找到可以讓我們能夠坐下來好好溝通的基礎。在我看來，這個基礎，就是類似的歷史。中國有六四，台灣有二二八，二者儘管有太多的不同，但是兩者，其實也有很多的相同。你可以去找找當年台灣黨外運動時期留下的那些珍貴的抗爭照片，你在那些人權鬥士臉上看到的堅毅、悲壯和神聖，其實，在這本攝影集中的那些中國抗爭者們臉上，也同樣可以看到，而且，幾乎一模一樣。這樣的共同的歷史影像，是極具有象徵意義的，它代表著，我們內心深處，有一些是共享的。這對未來，意義重大。

回到這本攝影集本身，我最後還有的一點感謝就是，在其中，我看到了幾張自己的圖像。經過兩次坐牢，兩次抄家，以及後來的流亡，我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當年的影像紀錄，而上天知道，這些對我是多麼重要。多年以前，三泰兄發給我當年在廣場上的照片，免費授予我版權，讓我未來可以使用。這些照片，也都在這本書中。我要再次謝謝作者和出版社，他們讓這本歷史的紀錄，也成為我個人的紀錄。不管多少年過去，我仍然可以真實地觸摸到當年的自己，沒有什麼，比這個對我來說，更加重要的了。

廣場上的四十天

1989年4月17日，我從香港轉機抵達北京後，直接從機場驅車前往天安門廣場，從那天起，在廣場上見證了中國爭取民主沸騰的熱血和眼淚，也留下一個三十年未完的任務。

身為中國官方首次核准的第一批台灣記者團成員，對這趟採訪是既興奮又忐忑。出發前，同年4月7日才剛經歷了鄭南榕為爭取言論自由不惜自焚的震憾，緊接著被任職的自立報系，指派前往北京採訪，掛念著自焚事件的後續，也還沒從失去好友的傷痛中平復，感覺不應在這時離開台灣，卻又不想放棄這難得的機會，心情很是掙扎。

這是我第一次到中國，此行主要有三項新聞任務，一是亞青盃體操賽、二是亞銀年會、三是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訪中，亞銀年會是APEC的前身，1989年是由當時的財政部長郭婉蓉領軍，彼時蘇聯尚未解體，戈巴契夫訪中可是件國際大事。出發前即獲知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過世，北京學生們自發性地在天安門廣場舉辦悼念活動，飛機一落地出關，等不及到飯店放下行李，馬上轉往天安門廣場，想在第一時間拍攝些畫面傳回台灣。那時廣場上的氣氛仍和平，學生們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周遭放置花圈和輓聯，哀悼、讚揚被視為「改革派」的胡耀邦，同時要求加速中國的民主腳步。

那是個網路通訊不甚發達的年代，數位相機還未上市，為了這趟採訪任務，我扛了一整個「簡易暗房」上路，包括簡便的放大機、顯影藥水盆、暗袋、沖片罐，和加起了百餘卷的黑白、彩色和幻燈片三種不同的底片，最重要的，還有一台當時美國聯合通訊社（AP）獨家研發出的滾筒式相片傳真機。我必須自己沖洗底片、沖印照片，再透過傳真機將照片傳回台灣。飯店房間裡的廁所就是我的暗房，光是一張5x7的相片，單色掃描傳真最短也要耗費上七分鐘，那時上網還是靠電話撥接，萬一中斷了，就得重頭再來過。每天都花很長時間傳照片回台灣，常引起飯店關切，尤其當時下榻的都是國營飯店，動靜多少都被監控中，常傳真到一半傳來敲門聲問，「謝先生你在做什麼？」，要不就是傳到一半被斷線，逼得我好幾次都拎著傳真機到其他同業的飯店裡求救，箇中辛苦是現在數位相機、甚至手機即拍即傳的年代難以想像的。

除了那三件主要新聞任務，剩下時間我都到天安門報到，第一次感受到緊張氣氛是4月19日，數千名學生聚集在中共高層居所的中南海新華門前，為確保領導人的安危，中共出動武警驅散了這些高呼口號的學生，這是北京學運首次出現暴力驅離的動作，不過，我並不害怕，帶著在台灣街頭征戰的經驗，這樣的場景並不陌生。台灣1987年解嚴後，各式民主運動綻放，街頭請願、抗議如雨後春筍般興起，我恭逢其盛，歷經了520事件等街頭運動的洗禮，帶著在台灣的實戰經驗，看著北京剛萌芽的民主運動，心情是無所畏懼的。

但扛著專業相機在廣場上畢竟醒目，常有人跑來問我「你打那來？」，不想引起太多注意，我多是回答「我是南方來的記者」，偶有人回「你是外省人！」，頓時不知如何回答。某次遇上廈門大學的學生，主動問會說閩南話嗎？兩人就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前，自在地以熟悉的另一種語言交談著。

中國官方報紙沒有任何學運新聞，一個「外來者」單槍匹馬在廣場上跑新聞，消息來源得仰賴「路透社」，意謂「路邊打探來的消息」，才能大略得知學生們的動態。一直到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成立後，學生們在廣場上刻著鋼板，印刷文宣刊物，統一對外發布消息，才有了較明確的訊息來源。不過，也因學生們進入組織性請願的階段，讓中國官方緊張，加速了日後驅離的動作。

四月的北京夜晚是很有寒意的，抗議的學生們忍受著飢餓、裹著綿被取暖，「飢餓可忍、無民主不可忍」，他們在大字報上寫著，看著令人覺得不捨。為了更瞭解學生們的生活，我跟著學運領袖王丹回到了就讀的北京大學，王丹帶著我去看他們的沙龍（言論學術廣場）和宿舍，小小的二、三坪的間擠了六至八個人，分睡於上下舖，北大生們的物質生活是拮据的，但心裡卻有著遠大的理想。王丹的父母是老師，當時曾問他參與學運爸媽擔不擔心？記得王丹回答跟父母深談過，為了中國的民主自由，他們是支持的，只是那時恐怕誰也沒想到，這場運動會徹底改變了他們的人生。

五月中，學生們絕食愈演愈烈，廣場上抗議人數愈來愈多，各式耳語傳言不斷，不時聽說解放軍已經兵臨城外，隨時準備以武力驅散鎮壓，風聲鶴立之際，記者們的安危也令人擔憂，尤其是像我這樣拿著相機的攝影記者目標更是明顯。台北報社不止一次希望我能撤離，尤其在中共當局宣布戒嚴後，天安門上的管制區不斷擴大，現場不時發生小暴動，人們流露著害怕及不信任的眼神。報社明白表示不會再提供金錢，以切斷奧援逼我回台北，不只一次抗議，強烈表達想留在新聞現場的意願，但在身上只剩一百多美金和一張回程機票下，不得不妥協。5月23日天安門廣場上的毛澤東肖像遭三名工人損毀，我拍下最後一張照片傳回台北，帶著任務未完的遺憾，於隔天搭機離開北京，從新加坡轉機回台灣，距離我第一天踏上天安門廣場，總共四十日。

回台沒多久，六四事件爆發，天安門染上了鮮血，從新聞上得知王丹等學運領袖被捕，輾轉聽說某些認識的中國記者失蹤，我的心情五味雜陳，為廣場上那些為自由民主奮鬥犧牲的年輕學子感到難過，也惋惜自己錯失了見證重要歷史時刻的機會，但也忍不住想，若我仍在廣場，想必現在的處境會大不相同。

在我的記者生涯裡，採訪天安門學運是一趟沒有完成的任務，回台灣後，我在出差核銷單裡夾著辭呈，以離職抗議報社強制要我回來的決定，那些記錄北京學運的影像，跟心裡的遺憾，三十年來被隱藏於角落裡，一直到張照堂老師看見了它。

在一次為攝影博物館所做的口述訪談裡，張老師看到了我在1989年所洗的照片，也聽我說了當時的經過，他告訴我「不是非得待到六月四日才算完成任務，不要覺得遺憾，重要是參與過，過程也很重要」。轉眼間，天安門學運已經30周年，這些塵封了30年的影像重見天日，看著那些如今已不復見的北京樣貌和廣場上奮鬥的臉孔，想起學生們浪漫的情懷，「生的偉大、死的光榮」！這是當時的一句標語，希望我留下的影像能表達學生們對民主自由渴望的千萬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