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作曲家群像03：西貝流士

◆ 芬蘭國寶級的作曲家，更是國民樂派的代表性人物。

西貝流士認為，自貝多芬以來，除了布拉姆斯以外，其他的所謂交響曲或多或少都是交響詩，他自認他的理想不是如此，他的交響曲絕不用文學做基礎，對他而言，音樂開始於文字停止之處。他甚至大膽地預言，未來的音樂將會傾向古典主義。

幼時說瑞典語，九歲才開始學芬蘭語，在成年之後成了民族主義支持者的作曲家西貝流士，他在音樂中發出了最高昂、最燦爛的北國之聲，不僅早已身列芬蘭的國寶，更受到世界各地愛樂者的尊崇與喜愛。

德布西認為西貝流士可不一樣，他的音樂沒有雪花飄舞其間的安適慰藉，沒有美麗冰池塘上愜意的滑冰景致，也沒有沈浸在聖誕佳節歡樂中的自我陶醉，只有存於冰天雪地之中，尖銳刺耳的聲音與殘酷的現實，疊雪覆冰的森林，以及欲摧毀一切的無情暴風；既呈現了北歐的淒絕景色，也刻劃出人類心靈的荒涼。不過這並非全部 ，當然還有許多別的情感意念充塞其中。，而對西貝流士來說，這些情感意念，相較於他一度被形容是捶打著胸脯的粗野北國泰山，或是在浮冰草和先人遺骨間做買賣的音樂販子相比，都來得有意義而且重要多了。西貝流士的音樂絕非缺少溫和憫人的質素，作品中經常營造出帶有冰冷基調的氛圍，也為音樂精神中蘊含的寬大與暖意所消融。

西貝流士在歷史上的地位，雖然他創作樂曲的時間並不算長，但在音樂史、社會史和政治史上，他的一生都橫跨了一段完整的時期，而這也造成了一種特殊的歷史「扭曲」現象。

尚．西貝流士棄法習樂，到三十二歲才全心投入創作生涯。1897年，他從歐洲返國，在芬蘭教授音樂，他獨特的音樂才華和成就旋為芬蘭政府所重視，授予國家俸給，讓他專心創作－西貝流士一心熱愛祖國，他以芬蘭民族詩篇譜成交響詩，是他最為人所知的作品。

西貝流士從一個非音樂的背景，發展為一位最多產的作曲家，譜寫了許多傑出的器樂、管弦樂和聲樂作品。這本圖文並茂的傳記引用多封私人信函與文件，對西貝流士的生平與志業作了完整的研究。他曾得到芬蘭政府的終生俸，自五十歲開始他的生日成為國定假日，他作品的錄製得到國家的大力資助，政府並在上庫建了他的紀念館，還有每年的紀念活動。

大衛．伯奈特．詹姆斯 (David Burnett-James)

是一位作家、專業樂評家。曾擔任許多知名雜誌編輯，於1987年去世。

總序
音樂家傳記新視野

傳記文學在整個文學及人類文化，占有相當的分量與地位。世界各民族起初以口語傳承民族、部族或原始社會英雄人物的事蹟；有了文字以後，就用筆記載偉大人物的傳記。
傳記因此被認為是歷史學的重要佐證，學界視其為歷史學的分支，極重要的史料。
傳記類書籍在我的藏書裡占了相當的分量，將近1,000本。這些傳記的範圍很廣，包括歷史人物（其實那一個不是歷史人物）、間諜、探險家、發明家、詩人、畫家、建築家等等。其中音樂家傳記就占了三分之二。
我有一個很大的毛病，那就是對某個特定人物感興趣時，除了蒐集在學術上受肯定的傳記以外，凡是在書店（幾乎是在國外）看到有關他們的傳記，或從書上讀到另有附人物圖像的好傳記，就會如在田野挖地瓜般，想盡辦法蒐購。結果是，書架上有關馬勒、莫札特的書就各超過100本。馬勒的研究在這幾年成為風氣，除了米契爾（D. Mitchel）及法國人拉•朗格（La Grange）以外，也有一些新近的研究，被挖掘出來的資料越來越多。
音樂家傳記與其他領域傳記最大的不同點，可能是與一般傑出人物的生涯不同。我們從很多傳記上的記載得悉，不少人物屬大器晚成型，如發明家愛迪生兒童時期的智能發展就比較慢；但音樂家與著名數理學者一樣，很早就展現驚人的天才。
依照學者的研究，音樂家的各種特殊技藝、才能，及數理學者驚人的計算能力，最容易被發現。通常一個人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受教育及實務工作，從中自覺所長，並集中精力投注於此，才能磨練出才華及成就；但是音樂及數理方面的才華，有些是與生俱來的，如上帝的恩寵，頭頂光環，因此很容易被發掘。
幾乎可以斷言，歷史上留名的大作曲家或演奏家，都有過一段神童時期。有些特異才華無法維持太久，過了幾年這種能力就消失。
在東方長幼有序、注重本分倫理的威權之下，天才很難得以發揮，沒有人栽培天才，就沒有天才生存的空間。但在西方有個特別的文化現象，即不管什麼年代都有「期待天才出現」的強烈願望，這可能與西方「等待救世主來臨」的宗教觀有關，西方各國肯定天才，對天才多方栽培的例子不勝枚舉。
有人認為天才不但要是神童，而且創作力必須維持到年邁時期甚至逝世為止；另外一個條件是作品多，而且要對當時及後世有影響才算數。
這樣的條件，令許多夭折的天才只能屈居為才子，無法封為天才。許多人認為天才都是英年早逝，但有些天才很長壽，可見天才夭折的說法，在科學昌明的廿世紀及即將來臨的廿一世紀，是近於妄斷的說法。
音樂家傳記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自傳；另外是由親友知已或學者所寫的傳記。十九世紀浪漫時期的特徵之一，就是對超現實的強烈慾望，或因想像所產生的幻想的現實，及由於對現實的不滿，而產生的超現實兩種不同的極端，因而產生了「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至上主義。在這種風潮下，自傳及一般傳記中的許多史實，不是將特定人物的幻想，或對人物的期許寫得如事實般，不然就是把紀實寫成神奇的超現實世界。例如莫札特死後不久，早期的傳記往往過分美化莫札特或將他太太康絲坦彩描述為稀世惡妻；貝多芬被捧為神聖不可觸及的樂聖、李斯特是情聖、舒伯特是窮途潦倒、永遠的失戀者。更可怕的是，將邁人廿一世紀的今天，這種陳腔濫調的傳記，還是充斥市面，不少樂迷都被誤導。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各國對古樂器的復原工作不遺餘力，利用各種資料、圖片、博物館收藏品及新科技，而有長足的進步，得以重現這些古音。同時因副本或印刷器材的發達，原譜不必靠手抄，使古樂譜的研究有突破性的成果， 加上文獻學的發達，以及各種週邊旁述，不同年代的演奏形式、技法漸漸地被分析出來。因此目前要聽所謂純正的巴洛克時期所使用的樂器、原譜、奏法、詮釋，及重現湮沒多年的古樂，已不再是夢想。同樣地，音樂史上的作曲家如巴哈、莫札特、貝多芬的面目，已經相當準確地重現，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人員，不再只是苦心研究的學者，還包括許多業餘研究的經濟、社會、文化、醫事專業人員，從事精密的考證工作；著名音樂家的健康、遺傳病、死因、經濟收人、人際關係等，都有豐富的史料被發掘出來。因此第二次大戰後所出版的音樂家傳記，與十九世紀浪漫筆調下的描繪相距很遠。
十九世紀傳記中描述的音樂家愛情故事極端被美化，而當時極流行的書簡更是助長了這些故事。十九世紀名人所留下的書簡，有些是吐露內心的真話，有些卻是刻意寫給旁人看的，若要以之作為史料，史學者、傳記作者都要小心取捨。
優良傳記的標準是什麼？見人見智，很難有定論，但一定要忠於史實，不能私自塑造合乎自己理想的人物形象，不能偏頗或限於狹隘的觀點，要考慮時代性及政治、經濟、社會等廣泛的文化現象，但也要有自己的史觀。
讀了優良的傳記後，重新聆聽這些音樂家的作品，會增加多層面的體會與瞭解。雖然音樂以音響觸發聽者的想像力，有些是普遍的理念，有些是作曲者強烈主觀所訴求的情感，與作曲家的個性及所追求的目標有密切關係。因此我鼓勵真正喜歡音樂的年輕人，只要有時間，多閱讀傳記。馬勒、莫札特、巴哈的傳記或研究書籍，我各有一百多本，但我還是繼續在買，看起來雖是重複，但每一本都有他們研究的成果，即使是同一件事，也有不同的獨特見解。當然，當作工具書的葛羅夫（Grove）音樂大辭典，都是由樂界的權威人士所執筆，比差勁的傳記可靠，但優良的傳記更富於情感、更有深人的見解，當作工具書也很可靠。
由於喜歡讀傳記，不知不覺中對這些音樂家最後的居所有所知悉。因此旅遊時，我都會去憑弔這些音樂家的墓地或他們曾經居住過的居所。看到這些文物器具，會讓你像突然走入「時間隧道」般，回到幾百年前的景象，與這些作曲家的心靈交流。那種感觸與感動難以言喻。
旅遊時，我除了參觀美術館、音樂博物館、上劇院、看音樂廳、拍攝大教堂及管風琴外，音樂家的史蹟或墓園都列人行程，會對這些地方產生興趣或好奇，大半是讀了傳記而引發的。
讀好的音樂家傳記，如聽好音樂，對人的一生、才華、成就，可以做烏瞰式的觀察，對同時代人造成衝擊，對後代產生影響，並可以培養人們閱讀歷史的技巧；而且有些文章如文學作品般巧妙雋永，讀來回味無窮。
這套由Omnibus出版的音樂家傳記系列，英文原版我幾乎都有，因為內容比聞名的葛羅夫音樂大辭典更深人，對每一個音樂家所處時代，有清楚的定位，應用最新研究資料，附加適宜的註解及推薦相關書籍，幾乎可以當作工具書，其中有些作者是樂界的權威人士。對音樂家及其作品想要有更深人瞭解或欣賞的有心人，這是一套良好的讀物。

…資深樂評人 曹永坤

目錄
原著致謝辭
總序：音樂家傳記新視野
導讀：北國之聲
第一章　序曲
第二章　愛國者
第三章　家鄉與海外
第四章　文明的危機
第五章　亞文帕的沈寂
西貝流士唱片史
西貝流士紀念館
作品目錄
書目彙細
譯名對照表

導讀
北國之聲

幼時說瑞典語，九歲才開始學芬蘭語，在成年之後成了民族主義支持者的作曲家西貝流士（Jean Sibelus, 1865─1957)，他在音樂中發出了最高昂、最燦爛的北國之聲，不僅早已身列芬蘭的國寶，更受到世界各地愛樂者的尊崇與喜愛。
西貝流士的音樂學習起步稍晚，二十歲才進入赫爾辛基音樂院就讀，一心想成為小提琴家，雖然這個夢想終究無法如願，他卻在創作上開出了一朵奇葩。音樂院畢業後，他前往柏林繼續深造，認識了創立赫爾辛基管弦樂團兼指揮的卡揚努斯（Robert Kajanus）―他正好到柏林，為了指揮他根植於芬蘭民族史詩的《艾諾》交響曲。卡揚努斯後來成為西貝流士音樂最熱誠的擁護者、詮釋者和發揚者。柏林的短暫居留之後不久，西貝流士又前往維也納。在這兩大歐陸都會的逗留與學習，不僅使他認識了許多有名的音樂家，也聆聽了理查．史特勞斯的交響詩、安東•布魯克納的交響曲和貝多芬更多、更深刻的作品，使他眼界大開。
西貝流士出生之時，正值歐洲民族主義高才漲，及至成年，他更加感受到帝俄對芬蘭控制的意圖，他支持民族主義運動不遺餘力。他的這種民族意識的覺醒，跟當時的許多芬蘭人一樣，乃是與芬蘭文學的萌芽並進的。《卡列法拉》(Kalevala）是一本芬蘭民族史詩的彙編，內容包括豐富的神話、魔幻傳說和傳統民間故事。西貝流士大半生都在研讀這本充滿鄉土味、蘊藏著歷史的詩集，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它引發的靈感，像是最為膾炙人口的《芬蘭頌》(Finlandia)、最先成名的管弦樂《庫烈弗交響曲》(Kullervo symphony)，及後來的《傳說》(En saga)、《黃泉天鵝》(The Swan of Tuonela)、《彭朱拉的女兒》(Pohjola's Daughter）等等。
西貝流士活了將近九十二歲，歷經了芬蘭境內各時期的政治風暴和本世紀的兩次大戰。不過他的長壽並沒有帶來更豐碩的創作，在他的第七交響曲（1924 )、莎士比亞《暴風雨》配樂（1926）和《維諾之歌》( Vaino's Song, 1926)之後，一直到他去世的三十年間，並沒有新的作品產生，也許他曾寫了些東西，第八號交響曲也在計劃之中，但是到今日為止，沒有任何遺稿出現。不過，他三十多年的創作也為後人留下了質與量都足以傲世的作品：七首交響曲，每一首都還是目前音樂會的曲目；長久被忽略的《庫烈弗交響曲》在他去世以後又重獲音樂家及愛樂大眾的重視；另外還有為數頗豐的管弦樂作品（交響詩、序曲、組曲、舞曲、進行曲等）、戲劇配樂（包括《貝利亞與梅麗桑》、《暴風雨》等）、一首小提琴協奏曲、歌劇、室內樂、鋼琴曲、合唱及無數的歌曲。他的國際聲譽不僅在三○年代達到頂峰，在近世紀末的今天，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仍是上演不輟。
常有人以為，民族主義支持者的西貝流士常引用許多民歌旋律，他卻說他從未使用一個不是自己創作的主題。他也對人們把他當成李斯特及白遼士的標題音樂（Programmusik）的傳承者提出辯駁，他認為，自貝多芬以來，除了布拉姆斯以外，其他的所謂交響曲或多或少都是交響詩，因為作曲家多半會說明他們寫此曲時的想法，或是提示聽眾一個想像的方向。西貝流士自認他的理想不是如此，他的交響曲絕不用文學做基礎，對他而言，音樂開始於文字停止之處。他甚至大膽地預言，未來的音樂會傾向古典主義。的確，他的交響曲中，第一號、第二號具有明顯的、華麗的浪漫主義曲風，自第三號起，則更傾向結構的嚴密、動機的連結手法和曲式的講究。他上承德意志古典主義、布魯克納交響曲，並融合了柴可夫斯基的俄羅斯風格，而華格納的影響事實上也不能免除於外。但更重要的是，西貝流士能發展出他獨具特色的曲風：不對稱旋律、調式和聲、擴張的管弦樂法、出奇制勝的節奏等等。
大衛．伯奈特―詹姆斯(David Burnett-James)執筆的西貝流士傳記，篇幅並不長，只有五章，但是對於音樂作品的背景及內容卻有極深刻的剖析，特別是對他的七首交響曲著墨甚多。其次，對當時的世界局勢、芬蘭的處境，以及其對西貝流士個人及創作上的影嚮，也都有相當著力的描述與刻劃。
西貝流士曾得到芬蘭政府的終生俸，他的生日（自五十歲開始）成為國定假日，他作品的錄製得到國家的大力資助，政府並在上庫（Turku）建了他的紀念館，還有每年的紀念活動。台灣接受西洋音樂的歷史不長，多年來，我們引頸企盼本土能孕育發出美麗寶島之聲的音樂家。本書對本地的創作者、愛樂者、關懷本上創作的藝文愛好者，以及手握文化政策的為政者，都值得一讀。

柏林自由大學音樂學博士
國立藝術學院副教授
顏綠芬


1 序曲

北國之聲，就如同許多來自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聲音」，都是在十九世紀後半期進入音樂創作的殿堂。首先登場的北歐音樂家是挪威的歐勒•布爾（Ole Bull, 1810─1880）和丹麥的尼爾斯•蓋德（Niels Gade, 1817-90，編註），接著是挪威籍的愛德華•葛利格（Edvard Grieg, 1843-1907）上述說法也許尚有爭議，但無論如何，他們都未能發出北國最宏朗、最高昂的聲音。此一時期最有力的北國之聲不是出自音樂，而是來自戲劇，體現在挪威劇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的生平與作品之中。至於音樂方面，一直要等到芬蘭的尚•西貝流士（Jean Sibelius）出現，北歐無與倫比的力量，才得以展現所有的衝擊力。德布西（Claude Debussy）不就曾嘲諷地（也許是帶點惡意地〉一語道出，葛利格的音樂就像是「包著雪的粉紅色軟糖」？但是西貝流士可不一樣，他的音樂沒有雪花飄舞其間的安適慰藉，沒有美麗冰池塘上愜意的滑冰景致，也沒有沈浸在聖誕佳節歡樂中的自我陶醉，只有存於冰天雪地之中，尖銳刺耳的聲音與殘酷的現實，疊雪覆冰的森林，以及欲摧毀一切的無情暴風；既呈現了北歐的淒絕景色，也刻劃出人類心靈的荒涼。不過這並非全部 ，當然還有許多別的情感意念充塞其中，而對西貝流士來說，這些情感意念，相較於他一度被形容是捶打著胸脯的粗野北國泰山，或是在浮冰草和先人遺骨間做買賣的音樂販子相比，都來得有意義而且重要多了。西貝流士的音樂絕非缺少溫和憫人的質素，作品中經常營造出帶有冰冷基調的氛圍，也為音樂精神中蘊含的寬大與暖意所消融。此外，除了西貝流士所有對自然及北歐景致的思考之外（他本人倒是很少覺察到芬蘭的地理環境和景色對他的影響），一般認為，在他的音樂中，尚有一塊獨特少見、代表人類自覺的領域正益發鮮明起來。關於這一點，我們將留待稍後討論到西貝流士各時期作品時，再加以探討。
1865年12月8日，西貝流士出生於這是芬蘭塔瓦斯特胡斯鎮（Tavastehus，芬蘭哈梅省〔Hame)亥明黎那鎮[Hameenlinna〕的瑞典名，當時芬蘭的部份地區還是瑞典領土，居民都說瑞典話），而於1957年9月20日，在位於赫爾辛基市郊亞文帕鎮（Jarvenpaa）的自家別墅中去世，他在那兒度過了後半生。要了解他的一生，以上兩個日期恰恰代表了兩個界標。西貝流士十分長壽，不過他的作曲生涯並沒有特別長。雖然他仍被視為當代樂界極受敬重的一位卓越人物，但在他生命的最後三十幾年裡，卻幾乎什麼也沒寫出來，這種情況本身即造成某種歷史上的誤解。他到1950年代還是活得好好的，然而早在1920年代時，他已停筆不再作曲，因此他應該算是較早期的歐洲作曲家，而非僅如其年齡所示。假使理查•史特勞斯（Richard Strauss）在漫長的一生中（死於1949年，亨年八十五歲）沒有持續地創作新音樂（以作曲日期而言算新，但曲式則算不得新）的話，也會得到同樣的評價。而在另一方面，馬勒（Gustav Mahler）於1911年去世，年紀還不到五十一歲，其英年早逝同樣也導致了歷史上的誤解。或許有人還會提到艾爾加(Edward Elgar)，他與西貝流士屬於同一時期的作曲家，於1934年去世（戴流士〔Delius〕和霍爾斯特〔Holst〕也在這一年相繼辭世），享年七十七歲，在他的妻子過世(1920年）之後，就再也沒寫出任何重要的作品。我們再回頭來看西貝流士在歷史上的地位，雖然他創作樂曲的時間並不算長，但在音樂史、社會史和政治史上，他的一生都橫跨了一段完整的時期，而這也造成了一種特殊的歷史「扭曲」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