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那一槍：重提青天白日的鐵血華年

早產的革命

言及武昌首義引發的辛亥革命，我們被教科書簡單化的當代人腦子裡面，對此立刻湧出太多的疑問：
在1911的晚秋發生的辛亥革命，真像標籤式教科書上所講的是一次「資產階級革命」或者「舊民主主義革命」嗎？
領導和參加起義的那些革命者們，清朝的新軍軍官、士兵、高級官吏、會黨、地主，以及形形色色大小武裝集團的頭子們，都屬於資產階級嗎？
辛亥革命前，革命志士自殺式的暗殺，為什麼不能同現在中亞的恐怖主義劃上等號？
青年汪精衛，為什麼那時候有足夠的勇氣，從安逸的南洋返回，以「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大無畏勇氣，去刺殺虜王載灃？
一生戎馬倥傯、反藏獨的民族英雄趙爾豐，是在何種情況下，變成了成都「趙屠戶」？
所謂的袁世凱、黎元洪「篡奪」辛亥革命勝利果實，知與不知，在讓後人莫明其妙咬牙切齒之餘，我們捫心自問：這種結果，是歷史的荒唐，是大勢所趨，還是孫中山等黨人的無奈？
清朝殘酷壓迫漢人二百六十多年，亡於寡婦孤兒之手，為什麼那麼多人對於袁世凱的「逼宮」深惡痛絕？我們的國人，從什麼時候起，失去了有仇必報的「冉閔人格」呢？
在愛國和「賣國」之間，孫中山到底跨越了哪條底線？中國同盟會與日本黑龍會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在我們的教科書中，為什麼一直諱莫如深？
辛亥革命後，中國民眾所得，真的不過是「枉然」失去了一條腦後的辮子而已嗎？
為什麼在湖北？為什麼是清朝新軍？為什麼一場謠言所引發的士兵革命，是一個包含著極大偶然性的必然事件？
……
太多太多的問題！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新軍工程營中的一聲槍響，絕非普通的一槍，它是中國民主主義、民族主義革命的發令槍，是埋葬清朝二百六十多年統治的奪命槍，也是結束中國長達兩千餘年封建帝制的宣示性的一槍。
在並不遙遠的、近一個世紀前發生的事情，如今回望過去，卻如霧裡觀花，那樣模糊不清，那樣撲朔迷離，甚至，那樣不可思議。
10月10日，在那樣一個殺機四伏、危險重重、激動人心、令人屏息的夜晚，到底，發生了哪些事情呢？
「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
辛亥革命的武昌首義，是一首個人英雄主義的偉大史詩，也是一首民族主義的雄渾交響曲！
撣去歷史的灰塵，我們終於發現，武昌起義，這個宏大、雄壯的歷史過程，正是在某些英雄個人的主觀意志活動下達成的。
在偉大的革命中，新軍官兵們無懼犧牲和挫折，他們大無畏的革命衝動，使得枯燥、瑣碎、危險的日常生活，頓時充滿了冒險和激動。即使是一個鐵釘，一個威力微小的炸彈，一紙無關緊要的文字，也因革命的宏大敘事，而變得充滿了戲劇性和不朽的意義。
作為那些已經超越時代局限的革命者個人，他們堅韌不屈，充滿了樂觀主義精神和歷史感，百死不撓。
在個人英雄主義的激勵下和民族主義的感召下，那麼多堅忍不拔的革命士兵、知識份子，拋頭顱，灑熱血，以身殉志，以命酬國。
武昌起義，敲響了清朝王朝的喪鐘。在中國的腹心地區，革命軍打開了一個血淋淋的缺口，形成了對清王朝的突破性一擊，進而在全國點燃了革命和獨立的燎原烈火，最終迫使清帝退位，結束了中國二千多年的君主專制統治。
武昌起義，是中國歷史上一場偉大的軍事、政治試驗，它催生了中國人數千年歷史上的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
無量金錢無量血，最終換取這個結果，都是值得的。
這場地方精英們所領導的武裝起義和暴動，以其超乎預料的輻射作用，顛覆了清朝王朝二百多年的統治。從革命性質來看，它確實是一場以民族革命為現實基礎的偉大政治革命。
武昌起義的仁人勇士們，在血與火的考驗中，他們所展現出的大無畏的歷史主動精神和首創精神，使得他們的名字會永遠鐫刻在人民的集體記憶中！
可惜，辛亥革命，又是一場早產的革命，註定要夭折。
隨之而起的，是無數讓人焦慮的問題。革命「勝利」後，經由無數層妥協、按照美國模版建立的國家，那麼突兀，那麼忽然，有悖於我們國家人民的天性、歷史的傳統、儒教的信仰以及我們所能順利適應的政治制度。
所以，在這種基礎上所描繪的共和藍圖，最終我們發現，不過是一幅粗糙、稚陋的政治漫畫。
在近現代史中，我們中國，一直是個缺乏運氣的國家。
1853年，日本的德川幕府沒能阻止美國海軍準將培理的武裝艦隊進入江戶灣。在切實感受到自身虛弱的刺激下，日本人群情激奮，僅僅過了15年，明治維新告成。至此，日本完成了西化運動，而且實現了一種在現代西方世俗精神影響下的科學西化；而中國，自1793年英國人馬嘎爾尼率領使團訪華，就下跪、不下跪問題，西人與固步自封的乾隆帝糾纏久之，我們的「天朝」大皇帝依舊浸沉於中央王國的自戀中。過了118年，我們這個國家才最終能造成一種破壞性、顛覆性的政治建設的實現。而最終取代清朝帝國的，也不是強有力的、高效率的統治政府，而是中國王朝更迭後常見的那種秩序混亂的狀態。
118年和15年，這種距離，發人深省！
19世紀50、60年代的「太平天國」洪秀全、19世紀末期的孫中山以及20世紀前五十年的蔣介石，其實都在朝著「西化」的方向邁進。饒有意味的是，這三位基督教新教的虔信者（洪秀全是狂信者），最終無不以失敗告終。
可以想見，在中國，從1840年一直以來的西化，不是科學的世俗西化，而是荒唐模仿（洪秀全）或者機械「翻譯」基督教語意（孫、蔣）構造中國的西化。以這種基督教的模替手段來抵拒和適應強大西方文明對古老中國的衝擊，歷史證明，最終都不可能成功。
從歷史的經驗看，可以這樣說，無論是西方的基督教教義還是什麼誘人的俄式「理論」，如果盲目地照搬到中國，這種「西方」模式不合適的外套，不可能適宜罩在中國固有的傳統組織結構之上。所以，它的施行者們，最終都會精疲力竭，不是依舊重複那些落後而無效率的老路。就是加上「中國特色」的標籤來「改造」和「適應」。
西化，恰似穿一件嶄新的華麗西服，孑然獨行在崎嶇窄徑。
西方主義在中國，通過筆者的觀察，只能造成破壞或者起到某種激發活力的作用，並不能使得我們這個國家實現真正的穩定和大一統。
然而，在混濁、洶湧的歷史潛流中，我們至今沒有找到一個更好的「東方」視角，去觀察、探析能讓昔日的中央帝國實現真正富強的方向。
當然，糾纏這些「主義」、「理論」，最終依舊會陷入普遍性、特殊性（即歷史規律和歷史個案）的泥沼。
在21世紀的今天，經歷了西元前221年到西元1840年，長達2061年天命中華帝國的烙印，其實，在我們人民的內心深處，依舊懷有濃厚、統一的帝國意識──一種穩定、成就、在世界能起巨大作用的意識。
「能爭漢上為先著，此復神州第一功！」無論如何，辛亥革命，這一場看似魯莽、猝然、由一個清軍新軍班長（正目）聯合幾十個士兵以150發子彈所發起的起義，轟然彈發了革命的多米諾骨牌，抽去了清朝這個搖搖欲墜泥足巨人的腳下一塊支板，讓帝國跌入了永劫不復的歷史深淵。
當然，辛亥革命的最終結局，也應驗了英國哲學家卡爾‧波普爾的理論：「暴力革命造成的一個並非本意的後果，常常就是獨裁。總是這樣，法國革命帶來羅伯斯庇爾和拿破崙。17世紀時的英國革命帶來克倫威爾的獨裁。……因此看來，革命理想的擁護者，幾乎總是成了革命的受害者。」
這段話，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辛亥革命，帶來了袁世凱和日後的混戰的軍閥。
確確實實，「有暴力傾向的革命，肯定不容批評的自由和建立反對派的自由」，但這種苦澀的結果絕非起義英雄們的初衷。
懷著許多好奇，許多敬畏，許多懷疑，我們回望1911那激動人心的鐵血華年。
在對歷史的凝視中，我們可能從高昂的革命和黯淡的失敗中，尋找到給與我們啟示的、成功的且少具破壞性的另一條新的道路。或許如此，具有非凡凝聚力、耐久力和堅忍決心的中國人民，面對日後姍姍來遲的社會試驗的風險，就會有足夠的心理承受力和應變能力。
我真摯希望，從此以後，國民能永遠告別革命！
錄《紅葉》詩一闕，以代歎息：
無定河邊日已昏，西風刀翦更銷魂。
丹楓不是尋常色，半是啼痕半血痕。
是為序。
赫連勃勃大王

「弟兄們，愣著幹啥，動手啊！」
一句話，提醒了革命士兵，使他們從懵懂狀態下清醒過來。
首先，是程正瀛高舉槍托，朝著陶啟勝腦袋猛砸。
力大槍沉，陶啟勝腦袋登時被砸開了瓢，血花飛濺。他身邊兩個護兵見勢不妙，先扭身往屋外跑。
陶啟勝這時候才忽然知道害怕。他想起了那句「好漢不吃眼前虧」的古語，捂著自己血乎乎的腦袋，大叫著跑出宿舍。
三步並成一步，陶啟勝往樓梯下面竄。
情急之下，程正瀛急了。正好他槍裡有子彈，一抬手，就給了陶啟勝一槍，正中其腰肋。
知道上面的士兵想要自己性命，陶排長忍住巨痛，一手捂頭，一把把腰，趔趔趄趄地接著跑……
程正瀛的這一槍，正是武昌首義第一槍。
程正瀛（1885 ～ 1916），鄂州人，字定國，屬於共進會組織。他在新軍中，只是個普通士兵，但同時也是私下任命的工程營革命軍第二隊第五支隊隊長。
現在大多談論辛亥革命，皆把首義第一槍歸功為熊秉坤，其實是一種誤解。因為，熊秉坤本人的回憶錄，也講是程正瀛開槍打中陶啟勝腰部，「此即首義第一聲也！」
後人之所以紛紛把「第一槍」之功歸於熊秉坤，實在是受到了「大人物」的誤導。1914 年，孫中山與熊秉坤一起在日本，孫中山當眾誇讚介紹說：「這位就是武昌首義第一槍的熊同志。」1919 年，孫中山寫國慶社論的時候，又把「第一槍」之功給了熊秉坤。國父如此說，大家自然跟風。當然，從政治領導意義上的「第一槍」講，非熊秉坤莫屬。但要說真正放的辛亥第一槍，確是程正瀛所為。
這一槍，真是發令槍。
槍聲過後，工程八營內的革命士兵，登時大噪，大多數人抓起武器，從宿舍中衝出。
混亂中為了壯膽，士兵們紛紛向天放槍。
工程營管帶阮榮發聽見槍聲響成一片，心內大驚，立即帶著右隊隊官黃坤榮、司務長張之濤，急匆匆趕往士兵宿舍。
他們各提手槍，準備前去彈壓。
恰巧，三個人迎面碰上一隊士兵，大概幾十人，黑壓壓正朝這面飛奔。為首一人，扭腰擺首，似乎正帶隊前來攻打的樣子。
阮榮發有神槍手之號。他確定帶頭奔向自己的，就是造反首犯。於是，他想都不想，抬手就是一槍，正中來人的前胸。
中槍的不是別人，正是陶啟勝。
他本人被程正瀛擊中後，帶傷往外狂逃，後面一堆士兵猛追。這種場景，給阮榮發造成了他是領頭人的錯誤印象。
結果，陶啟勝挨上了最致命的一顆子彈，終於不支，摔倒在地，邊啃泥土邊抽筋……
見陶啟勝當庭被射倒，管帶阮榮發兇神惡煞狀，眾革命士兵出於平時服從的慣性，都站住腳步，愣愣地看著阮管帶下一步舉措。
阮榮發自以為一槍已經收取了殺一儆百之效，膽量陡增，他大聲喊道：「弟兄們，首惡已被我擊斃，大家不要亂，造反是滅九族的大罪，你們趕緊放下武器，各回各棚待命……」
這時候，熊秉坤等人正在二樓。望見士兵們與阮榮發三個人僵持，知道這樣拖下去會壞事。於是，他便帶頭操起一個花盆，猛往樓下砸。旁邊士兵見狀，紛紛操傢伙，手邊有什麼是什麼，臉盆、痰盆、桌椅板凳，一頓亂砸。
阮榮發自以為是工程營「一把手」，剛剛又殺了一個帶頭「造反」的，氣勢洶洶，手中槍揮個不停，口沫亂濺，企圖鎮赫士兵。
樓上一位名叫呂中秋的革命士兵，恰好槍裡有顆子彈，他手一抬，朝著阮榮發就開了一槍，擦著他肚皮飛過。
三個官長一見士兵真開槍，立刻著慌。他們邊開槍還擊，邊往後跑。混亂中，阮榮發射殺了離他最近的一名革命士兵。
士兵徐少斌步子快，追上阮榮發，頂著他後腦就開了一槍。
頓時紅白飛賤，這位營長（管帶）被擊斃在當地。
連管帶都幹掉了，士兵的膽氣益壯。隨同阮榮發一起前來彈壓的黃坤榮和張文濤也沒走遠，程正瀛槍法好，兩槍撂倒二人。
革命士兵們紛遝而至，亂槍齊發，把兩人打得渾身血窟窿。
熊秉坤帶領大家衝出營門，士兵們邊跑邊大叫：
「暴動者生！留營者死！」
他們下一個目標，就是屯積軍械彈藥的楚望台。
那個可恨又可憐的陶啟勝，中了數槍，還在喘氣，被革命軍士兵交給其弟陶啟元看護。倒楣蛋呻吟一夜，轉天早晨才咽氣。
被「敵人」和自己人正反面當靶子打，陶啟勝霉到極點。
在工程第八營槍聲的呼喚下，隔鄰的二十九標、三十標新軍革命軍士兵紛起回應，吶喊衝鋒，冒著小雨衝向楚望台。與此同時，陸軍測繪學堂的全部學生，皆衝出教室。他們推開攔阻的教官，撕爛窗簾和被單，在臂上捆紮白布條為標記，赤手空拳，奔向楚望台。
行文至此，筆者要旁開枝節加以釋疑的就是，如果單從時間上算，武昌首義真正最早發難的，其實不是工程第八營，而是位於城外的塘角輜重隊。親軍第二十一混成協所轄的第十一營，其下有工程隊、輜重隊，他們駐紮在武勝門外的塘角舊愷字營。本來，革命軍士兵相約晚上放火為號發難。但當晚 6 點左右，恰值隊官以上的軍官都被召集開會，輜重隊的革命同志認為機會大好，決定提前起義。
一名叫蔡鵬升的士兵進入馬棚，點燃了馬草庫。
大火一起，李鵬升等人即率輜重隊同志起義。
炮營管帶張正基聽見人聲噪雜，槍聲不斷，心裡發虛。他不敢貿然率人鎮壓，就帶著開會的軍官們，逃往青山躲避，在山上觀察形勢。
輜重隊發難後，相臨的炮營工程隊，大約在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內，也把營房點燃，乘亂起義。其中有一部分人加入輜重隊行列，有一部分人從武勝門進入武昌，攻佔了鳳凰山炮台。
李鵬升等革命軍士兵途經彭楊公祠時，遇到一夥員警武裝在那裡發槍阻截。
士兵們猛攻，畢竟戰鬥力遠遠超出那些未受正規軍事訓練的狗子們，很快就把那夥員警打散，最終與趕來的炮隊起義士兵在中和門（今起義門）會合，往楚望台方向殺去。
所以，如果從時間上看，炮營輜重隊的發難時間，確實早於熊秉坤、程正瀛等人，大約提前一個小時。而且，他們不是「第一槍」，是「第一把火」。
辛亥革命勝利後，瑞澂給清廷的奏摺中，首稱是工程第八營率先造反，但黎元洪本人曾親自說過，他當時接到的電話，首先是炮營管帶張正基告知輜重隊有亂，而後才得到張彪的電話，講工程營暴動。黎元洪死後，章太炎為其所作墓誌銘初稿中也寫明武昌首義最早由塘角駐軍發動。這位章爺是大學問家，辛亥革命老人，跟當事人誰都不陌生，想必寫之有據。
但是，從真正的「第一槍」意義上講，塘角輜重隊雖然起事較早，畢竟在城外，他們放火、整隊、繞路，最終到武昌時，城內已經大勢得成。
所以，如推首功，非工程營革命士兵莫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