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左岸1940－1950：法國文藝最璀璨的十年

《紐約時報》《泰晤士報》《衛報》《文學評論雜誌》《金融時報》《經濟學人》一致好評！

硝煙將近，希特勒正醖釀一場狂人之戰，畢卡索已逃離繁華的巴黎，沙特與波娃在咖啡館與學生們沉溺於哲學與性的探索，布列松與尙雷諾瓦拍攝著資產階級的末世，羅浮宮的館長則早已將《蒙娜麗莎的微笑》與其他珍貴藝術品打包完成，送往各個祕密地點藏起。

當納粹攻入花都，有人避走，有人淪為戰俘，有人視而不見，還有人選擇與惡魔共存（表面上），以換取「文明」的留存，但也有更多人持續抵抗，直到殘破不堪（主要是心理上）的巴黎終於在1944年迎接了勝利與重生。隨即而來的是各種新思想、新潮流的爭鳴齊放，混亂反而助長了文學、哲學、藝術的蓬勃與精彩，從1940到1950這十年，歷經了戰前、戰時、戰後三大階段，隨即而來的是新舊價値觀的破滅、重建──以及理所當然地──無止盡的爭論，直至今時今日。

烽火過後，這一群作家、哲學家、藝術家、作曲家，

在巴黎小小一平方英哩的街區內，創造了歷史，改寫了世界的面貌。

他們辦了新雜誌、提出新哲學思維、改寫繪畫風格、挑戰婚姻與性別、創造電影的新浪潮。

他們是沙特、西蒙．波娃、卡繆、山繆．貝克特、莒哈絲、畢卡索、梅洛－龐蒂、楚浮、莎岡⋯⋯

這群人不僅活躍於巴黎左岸的藝文圈，

也使全世界著迷於他們的生活、思考方式。

對世界充滿熱情的巴黎青年們，

還希望能透過思想與行為改變世界－－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間，期望找到「第三條路」；

新一代的畫家，超越了社會寫實主義畫風，轉而投入幾何抽象藝術；

哲學家則開始思索人身為人最終的意義，

並在巴黎咖啡館提出震驚世界的「存在主義」理論。

社會評論家波西耶埋首史料、專書與報章雜誌，並以絕妙的筆法，重述精彩、錯綜複雜的歷史事件，邀請讀者一同見證巴黎那十年的愛恨糾葛、哲學運動、社會改革與藝術創新，一睹巴黎左岸迷人的歷史與傳奇。

【書內人物】（部分）

尚-保羅・沙特

Jean-Paul Sartre

西蒙・波娃

Simone de Beauvoir

阿爾貝・卡繆

Albert Camus

梅洛-龐蒂

Merleau-Ponty

畢卡索

Picasso

法蘭索瓦·楚浮

François Truffaut

山繆・貝克特

Samuel Beckett

瑪格麗特・莒哈絲

Marguerite Duras

法蘭絲瓦・莎岡

Francoise Sagan

碧姬・芭杜

Brigitte Bardot

【國際好評】

「沙特與他的終生愛人西蒙．波娃是此書的中心。左岸的眾星（許多作家、藝術家、模特兒與音樂人）都繞著這對迷人的佳偶打轉，因此也孕生了各種知識、政治與情慾的交纏，作者庖丁解牛般地理開了這個圈子錯綜複雜的愛恨糾葛。」

—《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波西耶細心疏理大量的參考資料，整理出了十載的歷史故事⋯⋯。她在巴黎的行政區間遊走，使讀者彷彿透過窗戶窺視著她筆下的人物，看著今日仍矗立著的建築，看著已經不在的住戶。」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經過精心編撰、充滿流言蜚語、以人物為中心的文化史⋯⋯波西耶這部令人沉醉、機智敏銳、軼事豐富的作品真是太棒了。」

—《泰晤士報》（The Times）

「這部詳細的編年史，記載了知識圈與政治界的動盪十載，充滿生氣。生於巴黎的波西耶帶給我們一部滿是八卦、精彩的巴黎文化史，自一九三八年起，歐戰一觸即發之時，終於一九四九年的馬歇爾計畫（幫助歐洲大陸戰後重建）。波西耶依照時序編排本書，從回憶錄、歷史、自傳和豐富的作品中，追隨著藝術家、作家、音樂家、出版人和表演者（多為法國人和美國人）的生活，巧妙地創造出『一幅拼貼畫、一支命運的萬花筒』⋯⋯那是一個動盪不安的年代，一段生氣蓬勃、熱鬧的歷史。」

—科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

「這部作品精彩重現了左岸知識分子在納粹占領時期，錯綜複雜、熱情洋溢的生活，我好喜歡。波西耶絲毫不避諱、赤裸呈現出實驗性生活的悲喜，也不怕挖掘、探討占領期生活中的道德模糊地帶。這本書生動描繪戰後的侷促不安，掌握了當時的動態，非讀不可。」

—《巴黎人：抵抗、合作以及納粹占領時期的巴黎女性》／安妮．席巴（Anne Sebba）

「一個迷人世代的完美重現。一九四〇至一九五〇年間，那個充滿藝術和知識的巴黎在書頁中活靈活現，是為一大成就。」

—英國小說家/威廉．波伊（William Boyd）

「深厚的哲學與世俗的生活，是推動波西耶這本書背後的兩大元素，帶領我們進入法國的多事之秋，來場節奏明快的趣味旅程。」

—《週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

「關於一九四〇年代，在那幾條街上共享床鋪、香菸和專欄空間的作家、藝術家和畫家的綺麗記載。」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阿涅絲‧波西耶Agnès Poirier

出生於巴黎，在倫敦受教育。記者、廣播從業員、評論家和作家。波西耶替許多英美主流媒體撰稿，文章散見於《衛報》、《觀察家報》、《倫敦泰晤士報》、《國家》雜誌、英國BBC、美國CNN、Sky News等，她同時也是法國政治週刊《瑪莉安》（Marianne）的英國編輯。波西耶寫了四本介紹英法兩國不同行事風格的書籍，其中包括：《一針見血：一名法國女子對英國的看法》（Touché: A French Woman’s Take on the English）。波西耶任教於巴黎政治學院（Paris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也替坎城影展預選參展之英國片。她巴黎倫敦兩頭住，喜歡騎單車、聽查爾斯・崔尼的音樂。

譯者簡介 姓名：高霈芬

傳播學士。翻譯碩士。習舞人士。希望成為文字煉金術士。神是，我不是。

第一章 殞落

一觸即發

英國王太后瑪麗（Queen Mary）身著白緞及膝洋裝、戴著白色絲質手套、手拿白緞小包、頭上頂著寬邊白色淑女帽慢慢走著，身後幾呎處是法國總統阿爾貝．勒布倫（Albert Lebrun），總統身穿燕尾服、戴著高禮帽和白手套。英王喬治六世（King George VI）與其母親瑪麗王太后於一九三八年七月正式出訪巴黎，企圖想要藉此行再次強化英法兩國之間的同盟關係，讓希特勒知難而退。攝影師在皇室隊伍行進路線上架設了攝影機，拍下了黑色禮車駛近羅浮宮的畫面，隨後還有全副軍裝的法國共和國衛隊（Republican Guards）騎兵，他們身上的佩劍鑲有非常精細的銅雕，正在陽光下閃閃發亮。來自英國王室的兩位貴賓欣賞了《蒙娜麗莎的微笑》（Mona Lisa）和《米羅的維納斯》（Venus de Milo），讓全世界知道英法兩國仍保持友好關係，一切都在正軌上，即使四個月前德國才剛與奧匈帝國結盟。
影片也拍到了六名男子走過一系列早期印象派畫作前，在王室宴會中漫步來去。法國國家博物館（French National Museums）副管理長賈克．喬札（Jacques Jaujard）正在行列之內。四十三歲的喬札一頭黑髮、高挑苗條，打扮簡潔而時髦。
喬札從來就不相信綏靖政策。他帶瑪麗王太后參觀羅浮宮的大畫廊1時，幾乎沒有人知道他早已開始密謀，準備撤離法國國內公開展出的珍貴藝術品，他知道德國一定會入侵巴黎，所以要先做好準備。早在西班牙內戰時期，喬札就負責將普拉多博物館（Prado Museum）的館藏從馬德里引渡至瑞士保存。這次他也未雨綢繆，為這場戰役做了詳盡的計畫，他寫下法國藝術品館藏清單，按照作品大小訂製了上千個木箱。
一九三八年的夏天，大多數法國人都覺得德國入侵東鄰的政策事不關己，遑論認真備戰。喬札則是晝夜思忖著，該如何妥善保存世界文化遺產以及傳承了數千年的文物，畢竟未來充滿太多變數，而巴黎的青少年卻無動於衷，一心只想著如何模仿二十四歲的音樂才子「唱歌的傻子」（Le Fou Chantant）—查爾斯．崔尼（Charles Trenet）。一九三八年的夏天，巴黎的青少年都穿上了藍襯衫，打著白領帶，頭上還戴著跟崔尼一樣款式的帽子，學著這位讓法國「搖擺」（Swingue）的男子。
在這些年輕人之中，其中一位是名哲學教師，他在巴黎近郊高級住宅區納伊（Neuilly）的巴斯德中學（Lycée Pasteur）任教，他也對世界局勢漠不關心。這名教師—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也和他的學生一樣愛聽崔尼的音樂，更喜歡打破社會傳統。戰爭？他想都沒想過。沙特喜歡帶學生上咖啡館討論文學，這在一九三八年可是史無前例，以前從沒有人膽敢打破老師和學生之間的神聖界線，如此直接地挑戰階級觀念。沙特也不吝把自己的藏書借給學生。學生們就這樣跟著這名長相怪異、嚴重斜視、自信、聰明、笑聲爽朗的男子進入了海明威（Hemingway）、多斯．帕索斯（Dos Passos）、史坦貝克（Steinbeck）和福克納（Faulkner）2的作品之中。而享譽盛名的伽里瑪出版社（Gallimard）也正籌備出版沙特的第一部作品。沙特把他的第一部小說起名為《嘔吐》（La Nausée，英譯：Nausea）3，實在是不怎麼吸引人的書名。雖說《費加洛報》（Le Figaro）和其他保守的報社公認這本書讓人不舒服，太陰沈，甚至有點虛無，但作者的才華仍是有口皆碑。
沙特把《嘔吐》一書獻給他最好的朋友／切磋較勁的對象／談情說愛的伴侶「小海狸」西蒙．波娃。波娃（Beauvoir）—若用英語發音，波娃聽起來很像海狸（beaver），海狸的法文是「castor」。英語就這樣把波娃變成了摯友口中的「Le Castor」（小海狸）。三十歲的小海狸和沙特一樣是個聰明的哲學老師，不過相貌要比沙特好看得多。波娃和沙特同住在一間破爛的旅社內，位在蒙帕納斯公墓（Montparnasse Cemetery）後方，賽勒路二十四號上的米斯特拉爾酒店（Hôtel Mistral），不過他倆不同房。
波娃和沙特都是很有魅力的老師，善傾聽，從不評論別人的道德。這也難怪學生都非常崇拜他們，甚至還常演變成愛慕。波娃和沙特不會因此責備學生，反而還會回應他們的示愛。學生中有金髮姐妹花奧嘉．柯薩切維契（Olga Kosakiewicz）和萬妲．柯薩切維契（Wanda Kosakiewicz）；有雅克—洛宏．博斯（Jacques—Laurent Bost），大家都管他叫小博（le petit Bost），因為他在家中十個孩子裡排行老么；還有畢昂卡．畢能費（Bianca Bienenfeld）和娜塔麗．索侯金（Nathalie Sorokine）。他們全被波娃迷得神魂顛倒。波娃和沙特達成共識，他倆之間的情感恆久不變，其他小情小愛只是逢場作戲。波娃和沙特共同的以及各自的生活，在這個越來越大的池子中激起了漣漪。新進入這個圈子的人，通常都能接受跟導師兼情人之間只能有短暫的戀情，而當激情不再時，絕大多數人竟然還是能繼續保持友好關係。這時他們便會開始與圈內其他人墜入愛河。這個圈子後來被稱為「沙特家族」，家族成員不需對彼此開誠布公，保有一些小祕密才能讓這種制度延續下去。一九三九年一月，波娃和畢昂卡間的感情告結，沙特便開始追求畢昂卡。波娃和沙特不僅是這些學生的情人、導師，還供給這些小情人一些生活所需。他倆認真工作，替所有學生支付住宿與伙食費用。這兩人的世界中只有學識與性，政治與世局對他們來說只是雞毛蒜皮的小事。這兩位哲學家認為政治乃身外之物。
山繆．貝克特（Samuel Beckett）也沒時間管政治。他剛滿三十三歲，嗜好是睡到中午。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八日，貝克特寫信給都柏林的朋友湯瑪斯．麥克格林威（Thomas MacGreevey）時，信中說到：「我想，過不了多久肯定會有戰爭，如果真發生，到時我必報效法國。」4貝克特想要有所作為，他有很多時間，也還沒找到自己的風格。貝克特不如另一位愛爾蘭作家詹姆士．喬伊斯（James Joyce）來得出名。貝克特曾經短暫擔任喬伊斯的助理，卻產不出什麼喬伊斯覺得厲害的東西。貝克特是有作品沒錯，《莫非》（Murphy，一九三八年出版）一書就是。他用英文完成這本書，想請他以教英文為職的朋友阿飛．裴隆（Alfred Péron）將該書譯成法文，但這兩人每週二的午餐之約最後都會打起網球，無法討論正事。除了《莫非》，貝克特另外還有幾首詩作（其中有些還是法文詩）和幾篇譯作，但僅止於此，沒有其他作品了。貝克特飽讀詩書，他讀過知名法國哲學教師的《嘔吐》，覺得這本書是「超凡佳作」5，除此之外，他也非常喜歡老作家路易．費迪南．賽林（Louis—Ferdinand Céline）的作品，特別是他的小說《茫茫黑夜漫遊》（Voyage au bout de la nuit）。貝克特靠著偶爾翻譯、教書的收入過著簡樸生活，在愛爾蘭的胞兄法蘭克每月也會給他零用錢補貼生活費。要是發生戰爭，他反而還能盡點功用。
當沙特、波娃和貝克特正忙著快樂地把世局拋在腦後，幻想著自己在未來的戰爭中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喬札已經順著自己的直覺開始採取行動了。喬札向六十歲的著名攝影師羅赫．季約特（Laure Albin Guillot）透露，他再不久就要開始盤點博物館的藝術收藏，並做一些重新安排。這話是刻意說得含糊。沒人知道喬札是否私底下向季約特透露了計畫的細節。也許喬札是希望可以讓一九三○年代最有才華的法國攝影師，來保存可能即將要被摧毀或永遠消失的藝術品。
喬札大可請另一名年紀較輕的攝影師幫忙，也就是三十一歲的亨利．卡提耶—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當時大家只知道他叫亨利．卡提耶。卡提耶—布列松這個姓氏享譽巴黎企業界，但他不希望共產黨同志發現自己是資產階級富二代。喬札可能比較謹慎，刻意不找阿拉貢（Aragon）主編的共產黨報《今晚》（Ce Soir）的御用攝影師卡提耶—布列松，畢竟蘇俄和納粹德國才剛同意簽署互不侵犯條約。此外，卡提耶—布列松也忙著替電影導演尚．雷諾瓦（Jean Renoir）做事。卡提耶—布列松自一九三六年起就開始擔任雷諾瓦的副導，樂在其中。他不只協助雷諾瓦拍攝共產黨宣傳紀錄片，也參與了《遊戲規則》（La Règle du jeu）等電影之拍攝。《遊戲規則》描繪一個每況愈下的世界，片中的法國資產階級貪圖享樂，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週遭的世界。6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四日，這天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Molotov）和德國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簽訂條約，允許希特勒自由侵略西方國家。賈克．喬札於是下令羅浮宮休館三天，官方原因是館內修繕。實際上，這三天三夜中，兩百名羅浮宮館員、羅浮宮藝術學校的學生以及莎瑪麗丹百貨公司（La Samaritaine）的員工齊心協力，小心翼翼地把館內四千件世界珍寶裝入木箱中。幸好維諾內些（Veronese）的《迦拿的婚禮》（The Wedding at Cana）可以順利捲好放入捲筒中。雅克—路易．大衛（Jacques—Louis David）的《拿破崙加冕禮》（The Coronation of Napoleon）也比照辦理。然而德拉克洛瓦（Delacroix）的《十字軍進君士坦丁堡》（Crusaders）、傑利科（Géricault）的《梅杜薩之筏》（The Raft of the Medusa）以及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的所有作品都太脆弱了，必須拖上專門用來運送法國國家劇團法蘭西喜劇院（Comédie—Française）的佈景和壁畫的開放式大卡車。《梅杜薩之筏》重量將近一噸半，被放在開放式的大卡車上，外面只蓋著一張巨大的毯子保護。
這些巨作會以重要性來分類：黃圈圈是貴重之作，綠圈圈是重要藝術品，紅圈圈是世界級珍寶。裝有《蒙娜麗莎的微笑》的白箱上標有三個紅圈圈。負責運送《蒙娜麗莎》的館長還不太清楚自己身負重任，所以喬札寫了封信給他，挑明地說：「親愛的老友，你此行總共有八部卡車。你必須知道，從德哈斯路五號出發，車牌2162RM2，通往車耐（Chenu）的那台車上，其中一只箱子上面寫著黑色的MN，那裡面是《蒙娜麗莎》。」7運送李奧納多．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經典大作的是輛救護車，還特地裝上橡膠彈簧避震器。
私人汽車、救護車、卡車、貨車和計程車都被徵收參加此次任務。共兩百零三輛車，載了一千八百六十二只木箱，在八月底的某個早晨動身，分頭前往法國境內的十一座城堡，這些作品準備在安全的城堡內隱姓埋名，靜候未來。羅亞爾河（La Loire）附近的城堡如香波堡（Chambord）和謝韋爾尼堡（Cheverny）都成了藏寶地點，不過喬札還另覓了一些地點好使作品「消失」，如法國的偏遠鄉村，遠離重點地帶的低調私宅。每支車隊都配有一名館長和一組工作人員。他們的任務就是：在新家中照顧這些藝術品，一直待到功成身退為止。原本的居民都被送往別處安置。鞠躬盡瘁的博物館員工們，就這樣一頭栽入了這場為期超過五年的冒險。
最後一件離開羅浮宮的作品是高十一呎的《薩莫色雷斯的勝利女神》（Winged Victory of Samothrace），那時是九月三日下午三點，正是法國向德國宣戰的時刻。在接下來的幾週內，法國所有國家藝術典藏全被送到了安全的地方。法國國內所有博物館都效法喬札的淨空羅浮宮計畫，每一件作品都以藝術和歷史價值做分類整理。一九三九年秋，所有重要的藝術品都已藏妥。不過還是有消息走漏了。賀蒙．勒居耶（Raymond Lécuyer）在《費加洛報》（Le Figaro）中寫下〈畫作之出埃及記〉，稱讚國家博物館藝術品保管者付出的心血，這些人很多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退伍軍人。勒居耶也在文中向讀者道歉，因為整個行動過程交代得不清不楚，他不能寫出行動的細節，也不能暴露相關人士的姓名、行動的日期和地點，但他寫道：「無論如何，這些世界級的藝術遺產現在非常安全，不會落入野蠻的德國科學企業手中，希望大家能放心。」8
賈克．喬札完成了保存歷史的任務後，便回到羅浮宮內的辦公室，在那裡他可以眺望杜樂麗花園（Tuileries Gardens）。他已經準備好面對接下來要發生的事了。雖然可能還要等上好幾個月，但喬札心裡明白，德軍終將入侵巴黎。不過僅管喬札準備好了，法軍卻不然。

日暮之時

英法兩國並未立即履約協助波蘭，反而按兵不動，沒有積極派兵攻打德國，使德軍有機會集中火力入侵並擊敗波蘭，不必蠟燭兩頭燒。這場戰事實在蹊蹺。法國人稱之為「怪戰」（Drôle de guerre），美國人和英國人則稱之為「假戰」。如果當初法軍能在宣戰後立刻積極進攻，德軍最多只能撐得了一、兩週—至少德國將軍席佛．魏司法（Siegfried Westphal）在多年後的紐倫堡大審中是如此坦言。一九三九年，英法兩國的軍隊加起來共有一百一十師，而德軍卻僅有二十三師。
英法兩國無心與希特勒開戰，反而忙著給住在自己國家的德國或奧地利公民找麻煩，例如人在法國的亞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以及人在英國的史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十月，出生於匈牙利的知識分子柯斯勒被捕後，被遣送至法國庇里牛斯山區的勒韋爾內集中營（Le Vernet）9，而已經正式成為英國居民的奧地利知名作家茨威格，則被下了居家監禁令，只能在巴斯（Bath）的住處方圓五英哩以內活動。
有些巴黎居民在宣戰後選擇立刻出走。珍妮．福藍從一九二五年起便在巴黎擔任《紐約客》特派記者，她之所以聲名遠播不光是由於她的文風幹練，也因為身為女同性戀的她交過不少風姿綽約的女友。福藍決定返回美國。她向當時的法國情人諾琳（Noeline）承諾會常常寫信，並且很快就會回來。本名諾耶．墨菲（Noel Haskins Murphy）的諾琳身高一八三，是個「令人神魂顛倒的女子，留著一頭淺褐色的頭髮，是貨真價實的維京人，有點像嘉寶（Garbo）和黛德麗（Dietrich）的綜合體」10。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諾琳和福藍重逢時，諾琳卻已憔悴如幽魂。
一九三七年四月的格爾尼卡（Guernica）炸彈攻擊，把五十八歲的畢卡索給嚇壞了。畢卡索在九月二日離開了巴黎，逃到距離波爾多六十一英哩，法國西南部華永（Royan）的一個濱海度假村。畢卡索租了一間別墅11讓情婦瑪莉—德雷莎．沃特（Marie—Thérèse Walter）和他倆即將滿四歲的女兒瑪雅（Maya）居住，自己則和新歡攝影師朵拉．瑪爾（Dora Maar）同住在蒂格爾酒店（Hôtel du Tigre）。沒多久後他也租下了帆船別墅（Villa les Voiliers）的三樓作為工作室，從那裡可以眺望美麗的海景。不過華永無法滿足畢卡索的創作需求，畢竟他不是野生動物或景觀畫家。剛逃離巴黎的那陣子，畢卡索也許感到鬆了一口氣，但波瓦圖（Poitou）的明媚風光不適合他。畢卡索埋首作畫，甚至還開始寫作，以此來抵銷對於戰爭的焦慮不安。當地傳統市場的海產成為他其中幾幅畫的靈感來源，不過他還是會定期開車回巴黎添購畫筆、顏料、畫布、素描本等畫具。十一月十五日，畢卡索的第一場美國回顧展—《畢卡索四十年創作回顧》（Forty Years of His Art）—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正式展開，照理說這應該要帶給他很大的成就感，但這一切對他而言卻感覺好遙遠，彷彿像是身外之物12。
有些人則決定靜觀其變，例如沙特和波娃。他們留在巴黎繼續教書，偶爾換換酒店、換換情人、換換身邊的學生。
正當整個西歐都在嚴備「假戰」之際，身為世界最強軍隊的法軍（國內外報紙皆如此形容）卻毫無準備，這一切都是因為他們貪戀傳統、傲慢無禮、癱瘓無力。當時有個人親眼見證了這一切，清楚紀錄下法國士兵一蹶不振的士氣、法軍高層的全盤失敗、著重在馬奇諾防線（Maginot Line）以及「攻不破」之阿登（Ardennes）林區的瘋狂戰略，以及法國資產階級與勞工階級的幻想泡泡世界。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是一戰退役軍人，也是巴黎索邦大學（Sorbonne）的中世紀歷史教授、年鑑學派的13創始者。一九三九年，五十三歲的布洛克自願從軍報效國家。法軍高階軍官的無能以及對時代的不適應並非法國殞落的唯一原因—布洛克在《詭異的敗仗》（Strange Defeat）一書中如此寫道，但要到布洛克過世後，這本書才在一九四六年出版。法國政府、政黨給國民一堆空泛的信心喊話，讓人以為法國不可能打敗仗，但實際上法軍卻不敢正面迎擊希特勒，這使得法國國民無法看清殘酷的事實真相。布洛克認為工人階級持守的非戰主義太過懦弱，而資產階級只貪圖生活中讓自己舒服的各種享樂。馬克．布洛克筆下記載了法國全國的士氣崩解—而導演尚．雷諾瓦數月前也在他的電影《遊戲規則》中，描繪了法國菁英令人難以忍受之輕：他們發自內心對這一切漠不關心，沙特和波娃亦是如此。
居住在巴黎的移民，特別是亞瑟．柯斯勒等猶太裔的移民，卻一點也無法漠不關心。柯斯勒的情人，同時也是雕刻家的黛芬妮．哈迪（Daphne Hardy），努力向英國政府有關單位訴願，柯斯勒才得以在一九四○年初，從勒韋爾內戰俘營獲釋。重獲自由後，柯斯勒來到巴黎，希望可以在這裡辦妥居留文件，留在法國。五月一日，未雨綢繆的柯斯勒寄了一份手稿給倫敦一間出版社。這份德文手稿由哈迪譯為英文，是一部小說，名為《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故事內容為一名老布爾什維克（Bolshevik）黨員因叛變之罪名受審，審判他的正是他當初幫忙創建的政府。在巴黎的日子，柯斯勒到處借住在不同的朋友家中，其中一位友人正是知名的「莎士比亞書店」（Shakespearew and Company）老闆，五十三歲的西爾維婭．畢奇。書店位在巴黎六區奧德翁路十二號。14
畢奇是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海明威、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等作者的朋友。一九九二年，她經營起出版事業，為的是想讓世界看見詹姆士．喬伊斯的《尤利西斯》（Ulysses）。畢奇和他的舊情人／手帕交阿德里安娜．莫尼耶（Adrienne Monnier）一樣住在自己的書店樓上，而莫尼耶的書店就位在莎士比亞的對面，奧德翁路七號上。畢奇和莫尼耶是朋友口中的「奧德翁王國」（Odeonia）代表人物，這是個文化豐富、國籍多元、兼容並蓄的國度。這個國度屬於一個消逝的年代，而在一九四○年五月，奧德翁卻成了圍困之城。莫尼耶和三十二歲的柏林人吉賽兒．弗倫德（Gisèle Freund）交往—弗倫德十九世紀時在法國的索邦大學取得攝影博士學位。她終日拍攝人像照，拍攝對象是曾佇足奧德翁的作家和猶太人後代，她也認真考慮要逃到阿根廷，因為親朋好友都在那裡。
一九四○年，仍留在巴黎的少數美國人如亨利．米勒和曼．雷（Man Ray）皆相繼逃往南法，再從南法逃至較安全的國家。柯斯勒仍希望能辦妥文件。他在畢奇的公寓內讀著司湯達（Stendhal）的《紅與黑》（Le Rouge et le noir）時，上排書櫃上一株四葉的三葉草「掉到了他兩眼正中央」。畢奇吻了柯斯勒的雙眼，對他說這是吉兆，代表他會平平安安。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