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真相已死，民粹當道！
在這貌似自由開放的年代，
我們是否已在渴望封閉社會的回歸？

——「極權主義對於文明的反叛，和民主文明本身一樣源遠流長 。」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是理解近代西方民主思想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作者卡爾・波普（Karl Popper, 1902-1994）被譽為20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1937年，他為逃避納粹迫害，移民紐西蘭，1946年二次大戰結束後遷居英國。

波普原本主要的研究領域是科學哲學，但從1938年開始直到冷戰結束，他將關注轉至政治哲學，尤其著眼於如何對治、批判納粹德國、蘇維埃主義等極權思想，《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便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1945年出版後，旋即轟動西方學界，也奠立了波普無論在左派或右派都屹立不搖的劃時代地位。

本書分為上下兩冊，分別為「柏拉圖的符咒」及「預言的高潮：黑格爾、馬克思及其餘波」。在書中，波普批判了三位西方傳統中的思想巨人──柏拉圖、黑格爾與馬克思。波普認為他們的思想構成了當代極權主義的起源，也是20世紀種種暴行的基礎；黑格爾、馬克思的歷史定論主義，更否定了人們改變與做出選擇的可能性。

波普主張：理想的社會，應是一個以建立在自由討論與理性批評之上的開放社會（open society），而開放社會的敵人，即是不容異見的獨裁專制，以及伴隨暴力手段的烏托邦理想。波普認為開放社會有兩項特徵：第一是自由討論與理性批評：開放社會雖然表面上呈現不安定，但這種不安是來自於它必須暴露於理性的批判討論中；獨裁專制或烏托邦等封閉社會雖然穩定，卻常陷於一種靜態的僵化。其次，社會制度的存在應該是為了保障自由，保護窮人與弱者。因此波普強調社會改革中「政治制度」所扮演的核心角色。

比起「該由『誰』來統治？」波普認為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統治？」並發展出一套「細部社會工程學」(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主張採取溫和步驟，以漸進方式改革社會制度的缺陷。「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只是一個虛擬的理想，社會所要積極進行的應該是「將痛苦減至最小」(minimize suffering)的制度改革工作。

波普主張：理想的社會，應是一個建立在自由討論與理性批評之上的開放社會，而開放社會的敵人，即是不容異見的獨裁專制，以及伴隨暴力手段的烏托邦理想。後者甚至可能毀滅人類文明，重返極權的部落主義。他也強調：開放社會的敵人，同樣會打著「開放」旗幟，而行專制之實。只有清晰分辨這種虛偽，肯定理性與自由，才能在政治、社會制度以及種種問題上，求得實際合理的根本解決，並創造出更理想的未來。

本書最初於1945年出版，台灣最早的版本則於1984年由桂冠圖書公司出版。自出版以來，《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經歷數次修訂增補，影響力始終不衰。2013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以一卷本的形式將其重新出版，並加上了新的導讀與宮布利希（E. H. Gombrich）的回憶文字。本次的校訂即是以這個版本為主。2015年，美國現代圖書公司（Modern Library）將《開放社會及其敵人》選為20世紀的百大非虛構作品（100 best non-fiction）之一。漫長的70年過去了，波普當年所抨擊的極權政體並未消失，民主、自由與理性卻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動搖與威脅。或許正是這樣的原因，促使人們必須重新回望這些理想的原初起點，從中激發新的動力，而這也正是經典必須持續存在的原因。

 

 

卡爾・波普Karl Popper
1902年生於奧地利維也納，為猶太人。1937年，因奧地利被納粹德國吞併，被迫流亡至紐西蘭，於坎特伯雷大學任哲學講師。1946年遷居英國，任教於倫敦經濟學院，講解邏輯和科學方法論。1965年受封為爵士，1976年當選皇家科學院院士。1982年獲頒榮譽侍從勳章。1994年逝世於倫敦。

波普被公認為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科學哲學家之一，以否證論、開放社會理論聞名於世。代表作有《科學發現之邏輯》（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歷史定論主義的貧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等。影響許多當代知名的思想家、科學家與經濟學家，如費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索羅斯（George Soros）等。

莊文瑞

臺灣大學哲學博士，曾長年任教東吳大學哲學系，研究領域包含科學哲學、知識論、邏輯、死亡學與政治哲學等。譯有《培根》、《邏輯與哲學》、《西方的智慧》等書。

 

李英明

臺灣彰化人，政治大學法學博士，曾任政治大學東亞所所長，現任中原大學副校長。譯有《科學社會學》等，著有《論馬克斯恩格斯的科學觀與辯證法》、《哈伯馬斯》、《文化意識型態的危機──蘇聯、東歐、中共的轉變》、《資本論導讀》、《社會衝突論》、《全球化時代下的台灣和兩岸關係》等多本著作。

推薦序 
在二十一世紀讀《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中正大學哲學系講座教授 陳瑞麟
對科學新聞感興趣的人，也許會看過某些大科學家談做科學的目的，在於「否證」或「推翻」一個理論假設；對金融經濟感興趣的人，也許會關注索羅斯（G. Soros）和「開放社會基金會」的新聞[1]。「否證」與「開放社會」看似毫不相關，其實都是二十世紀大哲學家卡爾．波普最重要的思想遺產：前者是一個科學哲學理論的核心[2]；後者是一個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理論的核心。兩者可以說都是波普同一個哲學觀點在自然科學領域和社會政治科學領域的展現。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是一本批判極權主義的經典，成書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其時，極權主義右翼的法西斯主義國家德國和義大利，正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令知識分子感到深惡痛絕。相反地，標榜左翼的馬克思主義與共產主義，從《資本論》出版以來，吸引全球大量知識份子追隨，其時更在蘇聯的帶頭之下對抗法西斯主義。這樣看來，馬克思主義似乎屬於反極權主義的陣營？然而，《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批判的標靶之一，卻正是馬克思主義！為什麼？馬克思主義為什麼是開放社會的敵人？
二戰之後，全球陷入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壁壘分明的冷戰年代，波普和其他反對極權主義的思想家如海耶克（Hayek），成為二十世紀自由主義的最佳辯護士，他們的思想一起遠渡重洋，深深影響了台灣的自由主義思想家殷海光[3]，以及殷海光以降的知識份子，催生了日後的台灣民主化運動。這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對台灣的實質貢獻。可惜，在威權統治之下，即使批判馬克思主義，波普這本巨著直到1984年才被莊文瑞教授和李英明教授合譯成中文，由桂冠出版社出版，並馬上成為當時人們推崇的自由主義寶典。然而，1980年代末起，由於解嚴之故，台灣慢慢步入波普所言「開放社會」，各種新奇的西方思想大量湧入台灣，曾為禁忌的左翼馬克思主義，搖身變成吸引文青的新思潮，強烈批判馬克思主義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反而逐漸淡出知識分子的視野。
二十一世紀已過二十年了。從1980年代到今天約莫四十年之間，我們經歷了全球局勢的巨大變動。最重要的事件要數中國自1979年起的改革開放和資本主義化，經過三十年，中國憑藉其龐大的勞動力而變成「世界工廠」。遺憾的是，中國並沒有像其他東亞國家一樣，在現代化之後進一步走向民主化，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反而以長期累積的工業與國家資本的力量，加上當代的數位科技，把中國打造成一個嶄新的數位極權國家，並自豪於中國已經創造了一個「中國模式」，足以與「西方模式」並駕其驅、甚至取而代之。中國已經蛻變成二十一世紀新極權主義的領頭狼，它所威脅的不僅是台灣，也包括全世界其他自由民主的國家。在二十一世紀的新局勢之下，商周出版把桂冠當年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加以修訂重出，顯得特別應景。
現在，擺在我們眼前的問題是：該如何重新閱讀、使用這本1940年代批判極權主義的經典？讓我們回到之前的問題：為什麼當年對抗法西斯極權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本身也是另一種極權主義？關鍵在於「歷史定論主義」（historicism）這個概念。
波普認為「開放社會」的敵人是政治哲學上的極權主義思想，代表性人物是兩位西方哲學與思想史上影響最弘大又深遠的哲學家：古希臘的柏拉圖和十九世紀的馬克思。兩人的年代相差極遠，思想系統也大相逕庭。可是，在波普看來，共同點在於他們的社會科學理論，都滲滿「歷史定論主義」的錯誤。歷史定論主義是關於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理論，主張所有人類社會都會循著一條歷史發展的法則，註定（必然地）走到預定（言）的目標或終點。這條法則，主要是由於經濟力量與政治力量交織而成的，因此透過政治與經濟的研究，找出歷史法則，就可以預測社會的未來或預知歷史的最終目的。從預定目的注定會實現這一點來看，歷史定論主義又可稱為「歷史目的論」（historical teleology）（波普自己沒有使用這個詞）。歷史定論主義預設社會科學研究的集體主義（collectivism）和全體主義（holism），也預設歷史法則必是政治經濟法則，這兩個預設共同為政治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搭建了溫床。
今天中國政府的思維和論述，是不是充斥著「歷史定論主義」的氣味？中華人民共和國把「鬥爭」和「集體」寫入其憲法中，在官方文件裡充斥「國家」、「秩序」、「神聖」、「必然」、「絕對」、「堅定」、「偉大」、「統一」、「齊一」、「犧牲奉獻」這些「強大有力」的字眼，中國政府動輒「統一是必然的」、「社會主義是唯一歷史正確的道路」等宣稱，在在迴響著「歷史定論主義」與「極權主義」的泛音。
當然，《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不只是批判對手，也積極正面地建立能營造出「開放社會」的理論架構：事實與規範（決定）的二元論、方法學的個人主義、漸次的社會工程學、社會變遷的體制主義（或「制度主義」）等。對於前幾個觀念，讀者可以參看莊文瑞教授的兩篇序文簡介，我在此簡單談一點莊教授沒談到的「體制主義」。
波普駁斥存在一種朝向特定目的歷史法則的論點，但是他並未否認有國際貿易理論、景氣循環理論等等重要的社會學法則，波普認為它們是社會體制的功能。「社會體制的建構基本上是遵守若干規範，而後者是人為了某種目的而設計的，特別是刻意創設的體制。」（第五章）人為的社會體制的維繫或改變產生了社會變遷，這表示人類可以掌握自己的未來，而不是遵循什麼必然且不可變易的歷史法則。基於這樣的觀點，波普也批判馬克思的「經濟歷史定論主義」，其主張一切政治或法律制度，都不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只是生產力決定的結果。波普反過來論證：好的政治制度（如民主制度）才有可能產生良好的經濟成果──這種觀點，得到二十一世紀經濟學家的實證研究的強烈支持[4]。從這裡也可以看出《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持續邁入二十一世紀的歷史意義！
對於西方哲學和政治社會哲學有所接觸的讀者，可能會對波普貼在柏拉圖和馬克思哲學上的標籤感到些許困惑：柏拉圖的「理想國」和「哲人王」（philosopher king）不是倍受稱道嗎？馬克思哲學的「勞動異化」的概念不是深具人道關懷嗎[5]？如果你有類似困惑，這正好可當成你閱讀本書的動機。甚至，你可能在投入閱讀之後，發現波普其實非常稱讚柏拉圖的天才和馬克思的人道情懷啊！那為什麼又強烈地批判他們的理論呢？這正是波普從他的「批判理性主義」思想風格中體現的著作風格：批判不是一昧否定，而是給予對手最合理、最堅實的詮釋，再以更周全、更敏銳的分析和論證來駁倒對手。是不是如此，我只能請讀者親身印證。
最後一個問題：誰應該讀這本書？如果你對科學哲學有興趣，而且已接觸過波普的科哲理論，那麼透過《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可以看到波普如何在政治社會領域中鋪陳思路、滔滔雄辯、力駁群哲；如果你對社會政治領域、相關哲學、民主理論與各種政治上的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極權主義等等）有興趣，當然更不該錯過這本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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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索羅斯是一位爭議性人物，他靠股市與金融投資累積財富，得以位列全球富豪排行榜之內。他曾師事波普，深受波普「開放社會」思想的影響，因此成立「開放社會基金會」，推動自由、民主、人權、開放社會等理念，曾介入多國政治、經濟事務，引發一些國家的金融問題，而被相關國家政府指責。但他也是一位慈善家，持續捐出大筆款項以扶助弱勢與貧困，這兩種看似矛盾的行為，其實都是在身體力行地實踐波普的「開放社會」理念。
[2] 對波普的科學哲學「否證論」內涵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見「線上華文哲學百科」林正弘（2020），〈卡爾．波柏〉一文；另見陳瑞麟（2010），《科學哲學：理論與歷史》第三章。
[3] 參看殷海光在一九六六年發表的《中國文化的展望》第十二章〈民主與自由〉的論述。見2011年台大版「殷海光全集」第二冊。
[4] 例如2012年出版，在2013年被譯成中文的《國家為什麼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衛城）這本書。兩位政治經濟學家艾塞魯默和羅賓森使用大量的具體案例，辯護一種「制度主義」的立論，主張正是不同的制度使得不同的國家變得富裕或貧困。他們最新的著作《自由的窄廊》則是一本回答波普所謂「自由的詭論」的問題，即「自由」如何可能與強大的國家機器共存的實證研究，這兩本書都可以看成「認可」（corroborate）《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的社會與政治理論。
[5] 對很多當代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者而言，馬克思主義最值得稱道之處正在於他的人道情懷，例如他的早期著作《1844年經濟學與哲學手稿》。至於《資本論》一書有三巨冊，非專業研究者大概不容易消化。讀者可對照著看萬毓澤教授的詮釋《你不知道的馬克思》（木馬文化）和《資本論──完全使用手冊》（聯經）。

摘自第十章〈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我們會把巫術的、部落的或集體主義的社會稱作「封閉的社會」（closed society），而把個人必須面對決定的社會叫作「開放的社會」（open society）。

我們不妨把封閉的社會比擬作有機體。所謂國家的有機體或生物學的理論，就有相當程度的適用性。封閉社會也像獸群或部落一樣，都是類似有機的單位，其成員是由類似生物鍊結的東西聚集在一起的：諸如親族關係、共同生活、分享共同的成果、共患難同甘苦等等。封閉社會是由具體的個人組成的具體團體，他們的關係不是分工、貨物交易之類的抽象社會關係；它是具體的有形關係，例如相互接觸、彼此問候等，雖然這樣的社會也許是奠基於奴隸制度，但是蓄奴的問題和蓄畜沒有太大的不同。因此，有機理論之所以不能應用到開放社會，正是因為開放社會缺少這些層面。

我所謂的這些層面和底下的事實密不可分，在一個開放社會裡，許多人都在社會裡力爭上游，以取代其他成員的地位。這點也許就導致階級鬥爭之類重要的社會現象；但是有機體裡，我們不會看到類似階級鬥爭的東西。有機體的細胞或組織有時會被比擬作國家的成員，為食物而你爭我奪；但是腳絕不會想要變成大腦，身體其他部分也不會想要變成胃部。由於有機體中並沒有任何事物可以對應於開放社會成員為社會地位而競爭的重要特徵，因而所謂的國家有機理論其實是個錯誤的類比。另一方面，封閉社會對於這種社會競爭的傾向也所知不多，包括階級制度在內的種種制度，因而都成了神聖不可侵犯的禁忌；有機體理論應用到它身上，也就不為過了。因此，我們不難發現，大部分企圖以有機體理論應用到我們社會的，原來都是以偽裝的宣傳方式要我們返回部落主義的社會。

由於開放社會缺少有機體的特性，在某種程度上，我應該稱之為「抽象的社會」。它大
抵上可以說是喪失了具體或現實團體的特性，或諸如此類現實團體的體系。很少有人理解到這點；我們也許可以誇張地說：我們可以設想一個人們其實沒看過的社會—所有行業都由相互孤立的個人經營，彼此以信件或電報往來，外出也都坐汽車（就連生育都沒有個人元素，而以人工受精來繁衍後代）。這個虛構的社會可以稱為「完全抽象或去人格化（depersonalized）的社會」。現在有趣的是，我們現代的社會在許多方面很像這種完全抽象的社會。雖然我們並不會一直待在汽車裡（成千上萬的人在街上摩肩接踵），結果還是像是關在汽車裡一樣，和同行的人沒有任何個人關係。同樣，某個工會的會員的意思也只是一張會員卡，並且對素不相識的祕書捐繳交會費而已。生活在現代社會裡的人，幾乎沒有有親密的個人接觸；他們孤立而匿名地生活著，結果就是不快樂。因為社會雖然變得抽象，但人的生物性格並沒有多大改變；人有社會性的需要，而開放社會卻不能滿足這些需要。
當然，我們的描述有太過誇張之嫌。以後不會也不可能有個完全或極為抽象的社會。人仍舊會組成現實的團體，也有各種現實的社會接觸，試圖滿足人們的社會情緒需要。不過在現代開放社會裡，大部分現實的社會團體（除了某些幸運的家族外）都是可憐的替代品，因
為它們不能提供一種共同生活。而且許多團體在整個社會生活裡也沒什麼功能。

我們的描述還有另一個誇大之處，那就是至今只看到它有百害而無一利。不過，它還是有好處的。它可以建立一種新的人際關係，只要人們不再被偶然的出身決定，而可以自由加入社會各個階層；因此，一種新的個人主義就應運而生。同樣的，隨著生物性和身體的關係漸趨淡薄，精神的關係則可以扮演要角。不論形如何，我們希望以上的例子可以闡明抽象社會和具體或現實社會團體之間的矛盾，也說明我們現代的開放社會的運作大體上是透過抽象關係去進行的，例如交易或合作。（現代的社會理論，例如經濟理論，也正是著眼於這類抽象關係的分析。至今仍然有許多社會學家還不明白這點，就像涂爾幹等人，一直不放棄獨斷的信念，認為社會一定要就現實社會團體的觀點去分析。）

有鑑於此，我們明顯看到，從封閉社會過渡到開放社會，可以說是人類最深層的革命之一。基於上述封閉社會的生物特性，人們對於這種過渡一定感受很深。因此當我們說西方文明源自希臘時，應該理解它的意義是什麼；它的意思是，希臘為我們開始了這個偉大的革命，而這個從封閉社會過渡到開放社會的革命迄今似乎仍然原地踏步。

當然，這種革命並不是刻意造成的。古代希臘的封閉社會、部落主義的瓦解可以上溯到統治的地主階級開始察覺到人口成長的那個時代。這意味著「有機體的」部落主義的末日到了。因為它造成統治階級的封閉社會內部的社會壓力。首先出現的是某種「有機體式的」解決方式，也就是衛城的出現。（在派遣殖民者出去的巫術儀式裡也突顯了這個解決方式的「有機體」特性。）不過這種殖民的儀式只是推遲它的瓦解而已。當它造成文化接觸時，甚至產生了新的危機。其結果是導致對於封閉社會最大的危機，也就是商業，以及以貿易和航海為業的新階級。到了西元前六世紀，這種發展已經導致舊有生活方式的部分瓦解，甚至產生一連串的政治革命和反動。它不僅導致像斯巴達那樣企圖以武力去保護和維持部落主義，也造就了偉大的精神革命，發明了批判性的討論，其結果就是擺脫了巫術性的強迫觀念。在此，我們看到第一個新的不安定徵候也出現了：那就是開始感覺到文明的壓力了。

這種壓力和不安是封閉社會瓦解的結果。甚至在我們這個時代，特別是在社會變動的時候，仍能感覺到它。這種壓力是由於開放和部分抽象的社會生活對我們要求而造成的，它要我們努力合乎理性，至少要摒棄情緒上的社會需求，要照顧自己並且接受種種責任。我認為，我們應該承受這個壓力，作為增進知識、合理性、互助合作以及存活率和人口數所要付出的代價。這是我們身而為人必須付出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