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與社會的十個關鍵詞

．COVID-19是如何命名的？疾病名稱與汙名歧視有何關聯？
．疫情嚴峻，事態緊急，在瘟疫蔓延的恐懼下，如何維護公共權益與個人權利之間的平衡？
．中國研究人員將全球首篇關於湖北新冠肺炎疫情的論文，發表在國際期刊《刺胳針》（The Lancet）上，這就公衛倫理而言有何疑慮？
．WHO（世衛組織）在此次疫情中引發不小爭議，這是特殊現象嗎？譚德賽的作為有沒有別的觀察角度？
．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那一天，正是中國CDC成立十八週年的紀念日。為何這個仿效美國CDC制度、耗資不菲的防疫機構，沒有發揮預期功效？
．SARS期間搶購板藍根，COVID-19時換成雙黃連，這種中醫藥爭論的輪迴有無歷史脈絡可尋？
．全球新冠病毒疫情高峰期間，世界各地都出現「抗疫英雄」。塑造追捧「道德模範」是好是壞？
．「今天走親訪友，明年家中剩狗」，朗朗上口的標語口號有助政令宣導，卻也可能妨礙獨立思考，現代社會該不該繼續製造？
．「防疫大作戰」這類疾病的隱喻，為何需要戒之慎之？
．「旁觀他人之苦」是冷眼不作為？抑或也是一種行動？

十個關鍵詞，也是十個環繞COVID-19而起的大哉問：汙名、人權、公衛倫理、WHO、CDC、中醫藥、道德模範、標語、隱喻、旁觀他人之苦。
醫療人類學家劉紹華，在COVID-19疫情期間，從占據新聞版面的各式紛擾中，整理出一個理解框架，引導我們認識疫病控制與社會文化、國家治理、國際競合之間的關係。
作者認為，歷史不乏新瓶舊酒，充滿張力的新爭議，背後也常見舊有現象和歷史遺緒，想避免悲劇不斷重演，宜對過往透徹回顧。因此，針對每一個關鍵詞，她均致力梳理歷史脈絡，輔以豐富田野事例，呈現出事情的邏輯與矛盾、複雜與縱深，不給予非黑即白的簡化答案。
本書文字深入淺出，論述舉重若輕，值此急於表態的時代，這是一副特別為大眾讀者打造的思考工具。

劉紹華
人類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研究領域主要從愛滋、毒品與麻風（漢生病）等疫病的角度切入，分析國際與全球衛生，理解當代社會變遷的本質與傾向，以及身處變遷中的個人生命經驗與轉型。英文專書Passage to Manhood: Youth Migration, 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及其譯寫而成的醫療民族誌《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群學，2013），獲得臺灣、中國、香港等地的諸多獎項肯定。《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衛城，2018），為二○一八年臺灣Openbook中文創作年度好書、二○一九年香港文藝復興非虛構寫作獎得主。近著《人類學活在我的眼睛與血管裡》，獲二○二○年金鼎獎非文學圖書類優良作品推薦。

【序言】疫情之下的研究思考與分析筆記
本書的出版，就和二○二○年的COVID-19一樣，是個意外，卻也有跡可循。
這本書可說是我在COVID-19的風暴當中，關於疫病與社會的思考分析筆記，涵蓋過去近二十年來我對愛滋、毒品、麻風與相關醫療衛生研究的經驗和感想，以及自二○二○年一月初開始對於中國、臺灣與世界疫情的初步觀察。
我於二○○○年決定赴美研讀醫療人類學的博士。二○○○年，影響全球甚鉅的「人類世」觀點首度問世，同年我開始正式關注影響中國與世界甚深的愛滋病。換言之，二十一世紀一開始，我的研究生涯就捲入了人類世觀點下的傳染病和醫療衛生研究。然而，儘管我長年研究傳染病與社會，對人類世的觀點也一向有感，但直到二○二○年之前，我對這些現象連結的理解體悟從未如此貼近衝撞。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是一個正在眼前發生的重大事件，我和所有人一樣都身處當中。種種曾經在疫病與社會相關研究中所見識過的現象，隨著疫情發展而從知識庫中接踵復甦，關於新興疫病與這個時代的新知或未知疑惑也不斷浮現，這些新舊交錯的現象在在令我驚異且好奇。但我已無法像以往一樣，看似寧靜地在檔案室裡挖掘文本史料、在圖書館裡閱讀前人的分析、在田野中追尋事件的痕跡、從報導人口中聆聽當年的記憶。而且，新興疫病與社會衝擊之猛爆，不容我有餘裕挑選關注。
自一月初武漢不斷傳出疑似SARS的不明肺炎病例起，我就緊盯著筆電，十四吋的小螢幕，成了我的檔案室、圖書館、田野地、報導人。一個看似無遠弗屆的安樂椅式研究途徑，卻異常耗費心力，我亦全然無法平靜，更無沉澱思考所需的寂靜時刻。終日追趕不斷變化的現象與新知、企圖蒐集整理擔心日後可能消失不見或至少難尋的故事與資料、眼見世人受難和經常一如既往的人性善與惡。所有的訊息和現象都可能成為研究的原始材料，盡力見證疫情中的一切成為我的日常，而不再只是某個研究中的興趣或承諾。疫情下的世界就是我的田野，壓力頗大、感受很深、能力卻極為有限。
這本書便是我為自己在被疫情重力壓縮的時空中創造出來的沉澱角落。一方雖小，十足必要。未來疫情與世界會如何尚未可知，但書中的討論貫穿過去與當下的研究思考，是為我接下來往前看的觀察所留下的一個時空暫緩區。我需要這個不上不下、不前不後、縱橫交錯的時空暫緩區，以初步整理擺放我的視界、思考與分析。空出心力才能認真地往前看。
這份寂靜的時空沉澱筆記，是疫情當中幾個因緣際會而協助我一路完成的。
一月初開始，我就一直關注中國的不明肺炎疫情，想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一月二十三日小除夕那一天，武漢宣布封城。時值春節，我想放假休息，卻又心不在焉地始終掛記著武漢的狀況，經常盯著電腦和手機。一月二十九日，大年初五開工日，我按捺不住心情，在臉書寫下沉重感想，強調「是要說給疫情倖存者聽的」，批評中國民族主義的面子問題對於疫情與歷史的影響（文章收入此書以為紀念）。此文一出，引發廣泛迴響與轉載，一時之間，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問、撰稿、演講等邀約不斷。
我還算務實，並沒有來者不拒。若是請我針對當前中國疫情或防疫景況做為發言重點的邀約，我一律婉拒。原因無他，當時我和眾人一樣，對於中國的現場情況所知有限，我無法對我所不知道的現象高調置評。另外一些著重於以我的研究經驗來反思疫情的邀約，我則基於研究者的公共性責任而接下（本書收入其中四篇）。諸多的邀約中有一個負擔特別沉重，卻是我最為放在心裡且貫徹實行的任務。
那篇讓我陷入另一種疫情風暴的臉書文發出當天，香港文化人梁文道先生連繫我，邀請我為他在北京的「看理想」音頻節目（podcast）錄製《傳染病與人》，希望我以人類學和當代中國研究的經驗，來與華人聽眾分享知識和觀點。於是，我翻開以前出版的兩本專書《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和《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找出我曾經討論過的一些議題，並對照著當下疫情的各種閱聽報導，從中挑出了我認為無論何時對於理解中國疫病與社會都很關鍵的十個主題。
對我擬撰寫的這批稿件，春山出版社的總編輯莊瑞琳和副主編盧意寧表示很有興趣，認為這十個主題無疑就是十個關鍵詞。而我也以為，挑選這十個主題，是我認識疫病與社會的一種切入方法。所以一開始，就訂下了這個廣播稿最終會成為書稿的出版計畫。
於是，自二月起，尤其在三月至五月幾近封鎖的社交距離期間，我在持續密切關注疫情相關新聞的同時，也一集一篇地依序完稿。這段期間裡，另外也有諸多因緣促使我更為投入疫情的觀察與研究，有時是無預期出現的難得機會，讓我得以深入訪問一些重要事件的經歷者，包括醫護和防疫人員、受困武漢的臺灣人、包機乘客、艦隊成員等，我也常有機會與疫情前線的媒體人交談，基於研究倫理之故，我無法一一在此感謝這些受訪者。五月間，我又受邀加入中央研究院為期半年的「COVID-19人文社會科學短期研究小額補助計畫」，這些都促使我更為慎重看待我對疫情的分析與紀錄。
大半年後，這本書終於完成了。只是，過程其實並沒有如今說起來的這麼簡單，從起心動念到定稿付梓的數月間，這十集稿件僅是大幅修訂就至少經歷過三個回合。第一稿是以中國等地華人聽眾為對象的一般文稿，後來應編輯大壹建議改為口語廣播稿，第三稿則是擴大讀者對象、加重資料與論述的正式書稿。
這十集文稿，除了奠基於過去研究的心得，也包含在疫情當中對於諸多現象邊發生、邊見證、邊思考的紀錄，甚至在最後的校訂階段，仍依照近期的變化而有所適度補充調整。是以，本書雖然稱不上長年累月的完整嚴謹研究，資料的蒐集仍有局限，沉澱的時間或有不足，但我盡力根據過去近二十年來的研究、閱讀與思考，將一個龐大逼近的新興疫情現象，嘗試從十個面向切入，提出觀察分析疫病與社會的方法路徑。因此，本書中若討論到我過去的研究分析，便直接引用自我已出版的專書，而不臚列單筆資料的原始來源，以示本書綜合性思考的研究成果根據。
本書以中國為主要分析案例，但意涵不限於中國。十個關鍵詞，是為了穿透隨著疫情而冒出的現象，從中看見政治、社會與文化的影響。我一向以為，學術研究儘管提出政治性的分析與探問，但目的並不是要在政治上選邊站。我有緣成為學者，看多了不同時空下各種政治性的研究，認為真實有利於人群福祉的選邊站，並非一時的政治立場選擇，而是對於社會文化具有長期倫理性承諾的抉擇。一時不等於長期，長期不在於一時。
這是我撰寫本書時的初衷，僅供讀者參考，也許有助於在閱讀此書時，更為掌握我的理路、風格與目標。
COVID-19也許劃下了我在研究上的一個分水嶺。寫就這本小書，加上過去已完成的專書，算是整理了我目前為止對於疫病與社會的主要思考。有此為基礎，我便得以卸重而放心地向前，專注觀看這個所謂後疫情時代的世界未來將如何發展。
往前看是為了未來回望今日，而不是為了預知未來。未來可以預想以為防範，但終究難以預知；未來卻可以印證過去和今日的是與非、真知與無知。
這本書就是一份思考紀錄，是將疫情期間的觀察想法進行初步整理的告一段落。與讀者分享，目的是拋磚引玉，企盼能有更多的人投入開展更為深刻的研究，探索影響社會福祉的重要新舊議題，包含本書所提的十個關鍵詞，以及書中未能觸及的其他重要面向，例如：疫苗的安全、分配與全球衛生的競合；新冠患者的當下之苦與康復之後的狀況；CDC等專業防疫機構的未來動向與發展；公衛倫理與研究倫理的界線；緊急公衛狀態與法律的角力、法律與政治制度的變動；科技與大數據防疫的前景和挑戰；臺灣與中國和WHO的關係；全球化交流與國際邊界強化的消長；臺灣社會與在中國的臺灣人和來自中國的新移民的關係等，這些都有待投入更多的關注討論，不論是學者、記者還是公民團體。
新冠之疫是正在眼前發生的過程，它既彰顯了疫病與社會的歷史遺緒，又呈現出未來性。我既感受到它做為認識分水嶺的潛力，又私心希望其不具此威力。疫情當中，顧後易、瞻前難，我僅能以此書聊表身為歷史中人叩問現實之殷切，為自己創造一方寂靜的反思空間。
寫於二○二○年九月近中秋

序 言 疫情之下的研究思考與分析筆記
第一章 汙名
第二章 人權
第三章 公衛倫理
第四章 WHO（全球衛生）
第五章 CDC（全球衛生）
第六章 中醫藥
第七章 道德模範
第八章 標語
第九章 隱喻
第十章 旁觀他人之苦

附錄一 說給疫情倖存者聽
附錄二 後疫情時代的後見之明與具體研究（講稿）
附錄三 我如何走上傳染病與社會的研究之路（講稿）
附錄四 梁文道x劉紹華：人類學家要如何關照這個世界？（訪談）
附錄五 曾夢龍x劉紹華：從麻風防疫史看公共衛生防疫中的個人權利問題（訪談）

 

10. 旁觀他人之苦

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的二○二○上半年間，有幾個傷感的影像畫面令我印象至為深刻。
一月底，中國疫情爆發之初，一位婆婆獨自搭車，稽查人員上來檢查乘客是否戴著口罩，那位婆婆沒有任何防護，很緊張，抿嘴流淚，看起來委屈又抱歉。她和眾多的獨居老人一樣，買不到口罩，或已買不起物以稀為貴的口罩。那段混亂期間，有些老人出門時為了符合規定，也可能以為把口鼻遮住了就行，只好用橘子皮、塑膠罐權充口罩。
三月間，義大利疫情死亡人數不斷攀升，棺木擠滿教堂，神父孤單落寞地為逝者做彌撒。三月二十七日，史無前例地，天主教教宗方濟各獨自一人站在空蕩蕩的梵蒂岡聖伯多祿廣場（Piazza San Pietro），發表「致全城與世界」（Urbi et Orbi）訊息，向全球各地因COVID-19而受苦的人送上祝福。
全球疫情中的影像，有的遙遠卻貼近心靈，廣為人知；有的咫尺亦如天涯，未被看見。無論是看見或看不見，都關乎我們對於「旁觀他人之苦」的看法。

他人之苦的影像

做為他國劫災的旁觀者，是一種典型的現代經驗，這經驗是由近一個半世紀以來一種名叫「記者」的特殊專業遊客奉獻給我們的。

蘇珊．桑塔格在其最後一本著作《旁觀他人之痛苦》中，如此描述戰爭影像的製造。
她對戰爭影像的批判，主要是為了反思「去脈絡化」的定格影像帶來的負面影響，尤其針對遠離戰場的美國社會。桑塔格認為，當代攝影文化將戰爭的悲劇美學化或客體化，影像取代了戰爭的真實衝擊，可能使得觀者在憐憫遙遠的他人之苦中，就耗掉完結了人道主義的召喚，反而失去了回應的能力。雖然桑塔格的斷言與批判有時予人過度簡化之感，但她確實犀利地指出了影像的創造與利用之間的可能斷裂：

攝影師的意圖無法決定照片的意義，照片自有其生命歷程，會隨著不同社群的需要，隨著其忽發的奇想或錮不可破的忠誠而漂流。

如同隱喻，他人之苦的影像也提供了讓人「看見」與「創新利用」的機會。如桑塔格的舉例，一張暴行照片，可能出現南轅北轍的觀者反應，有人呼籲和平，有人聲討血債血償。這種詮釋的不確定與被操弄的可能性，正是因為定格的影像缺乏脈絡，觀者可自行附加意義。
桑塔格對於記者拍攝的戰爭影像、以及觀者詮釋的分析，不只是冷眼的理論批判，更有活生生的血淚實例以為呼應，一如南非攝影師凱文．卡特（Kevin Carter）的故事。
卡特是名年輕的南非攝影師，一九九三年，他前往蘇丹，在烽火連天、遍地餓莩的戰地中，拍下一張照片：一名瘦骨嶙峋的幼童在地上匍匐爬行，後面盯著她的是隻禿鷹，看起來像在等著小女孩倒下。這張照片後來由《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買下，刊登於當年三月二十六日的報紙A3版，立刻引起廣大迴響與關注，成為非洲苦難的圖像代表。隔年，這張常被稱為《餓童與禿鷹》（Starving Child and Vulture）或《禿鷲與小女孩》（The Vulture and the Little Girl）的照片，獲得普立茲專題攝影獎（Pulitzer Prize for Feature Photography）。
這張照片引起世人對蘇丹難民的關注，同時也引發輿論對攝影師的強烈批評，許多人質問卡特：你為什麼讓禿鷹這麼靠近小女孩？為什麼不保護她？你拍完照後做了什麼？這張照片算是一種「擺拍」嗎？排山倒海而來的，有肯定讚譽，有國際援助，也有質問與批判。
四個月後，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紐約時報》刊登了凱文．卡特的訃聞，他於兩天前自殺了，年僅三十三歲。兩個月後，《時代》雜誌（Time）登出另一篇長文，描述卡特生活在種族隔離、暴力充斥的南非社會中的長年不平與不適，及其個人的生命困境，也引述卡特的工作夥伴關於他拍攝那張照片時的情境說明。
卡特的工作任務是拍攝飢荒難民，當他走近矮叢林時，聽見細微的哭聲，原來是一個匍匐在地的小女孩，看起來是想爬到救濟中心。當他正要蹲下拍攝小女孩時，一隻禿鷹落下，他抓住了鏡頭，拍下照片。然後，卡特留在原地等待禿鷹展翅，等了二十分鐘左右，沒有等到，他便將禿鷹趕走，看著小女孩繼續掙扎。接著，卡特走到樹旁坐下，點燃香菸，跟上帝說話，哭了起來。經歷此事後，他陷入憂鬱，不斷地說，他想擁抱女兒。
《時代》的長文還提及卡特留在車上的遺言：「我滿腦子都是那些活生生的記憶，殺戮、屍體、憤怒、苦痛的……飢餓的或受傷的孩童。」至於那名受到世界矚目的小女孩，眾人都在詢問她的下落。據《時代》「百大照片」說明，卡特當時沒有協助小女孩，是因為長年拍攝非洲苦難景況的他被忠告，不要接觸受難者，以避免傳染病。雖然那名小女孩存活了下來，但也只活到十四歲，最後死於瘧疾高燒——另一個肆虐非洲大陸的苦痛根源。
卡特的工作困境之一是，他必須「用影像思考」。但是，正如桑塔格關於戰爭影像的質問，在定格的遙遠影像中，觀者的詮釋和事件的脈絡之間將如何連結，難以捉摸。所以，桑塔格也曾表示：

照片不能作出「戰爭是地獄」、「這場戰爭全無必要」的說明。你需要文字去做這類工作。

文字確實能提供更為細緻的脈絡說明。但是，即使如此，書寫人類苦難的投入與見證，是否就能擺脫簡化的詮釋？如果不能，問題還可能出在哪裡？
（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