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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帝國:大清龍旗飄落與民國崛起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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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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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書摘/試閱

【內容簡介】從晚清到民國的起起落落
打開紫禁城的大門,
窺探深宮內院、家國山河的那些年那些事,
細讀牆裡牆外、龍位之主的政權變動與利益布局。

中國與列強的紛紛擾擾
34個篇章,
剖析各國的戰略布局,與表面通商、實為瓜分的如意算盤,
透視中方掌權者各項政策的利害考量、心理畏懼與仍對未來抱持的冀望。

曾經的盛事輝煌,在各國的造訪與交流下弱點日益明顯,
舊制度的不合時宜、財政漏洞的一再擴大、
內部鬥爭造成的無法落實改革與一致對外抗敵……。

不只是歷史,更是人性的最佳寫照,
從晚清到民國,細看帝國從輝煌到黯淡的最後身影。
【作者簡介】金滿樓
歷史系畢業後改修法學碩士,現為獨立作家與民間文化研究者。近年專注於晚清及民國史的寫作,曾陸續出版《晚清帝國回憶錄》、《女人當國》等作品。

第一章 癌症——人類的新常態
很可能,癌症對我們來說,也就是常態,而我們注定最終走向致命的結局。
—美國 辛達塔.穆克吉

半個多世紀前,恐怕很多人聽都沒有聽說過「癌症」這個詞。現在卻談癌色變,成了經常糾纏人們、逃不過的最常見話題。癌症究竟怎麼了?我們還是從它的發病史及危害現狀說起吧。
癌症,就是人類的新常態
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是印度裔美國醫生、科學家和教授,在哥倫比亞大學醫學中心擔任癌症醫生和研究員,有感於人類應對癌症的尷尬窘境,他歷時六年,憑藉詳實的歷史資料、專業文獻、患者專訪等資訊,追尋和闡述了癌症的起源與發展,且較系統地分析、總結了人類對抗癌症的漫長歷史過程及現代狀況,寫下了洋洋大作《萬病之王》(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 A Biography of Cancer),此書一經問世,便好評如潮,獲得了普立茲獎等殊榮。他通過前瞻性分析,在《萬病之王》中明確指出:儘管歷史上癌症並不多見,但進入現代後,由於多種因素,癌症,就是人類的新常態。他在書的最後總結道:「很可能,癌症對我們來說,也就是常態,而我們注定最終走向致命的結局。的確,在一些國家受癌症影響的人口比例無情地從四分之一增長到三分之一,再增長到二分之一時,癌症無疑將成為無法避免的新常態。於是,問題不再是我們在生命中是否會遇到這種永恆的疾病,而是我們何時會遇到它。」
以前(幾乎包括整個二十世紀前半葉之前的所有時代),人們總認為癌症只是生命中的一種例外,是災難降臨當事人,是身外的「惡魔」纏身。因此,汲汲於用各種方法來去除此惡魔—包括早期的宗教驅邪、烙鐵燙烤、截肢隔斷,也包括近代的擴大根治術、大劑量化療、放療等等。究其認識論根源,都是基於癌症是惡魔纏身,務必澈底清除乾淨這一基本點。就其病因而言,無論是病毒說、放射說、汙染說、毒素堆積說等,都只是對「惡魔」纏身改換了「門面」的解釋。
然而,直到二十世紀後半葉,人們才開始逐漸弄清楚,原來癌症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儘管不是那麼令人喜歡的一部分。癌細胞只是體內的「壞孩子」,它和「好孩子」同根同源;只是發育(細胞成熟)不良或退化而已。到了八○年代,人們突然發現更為驚人的事實,居然「原癌基因」原本就是正常基因,之所以成為驅動癌變過程的「元兇」,可能是因為相互間協調出了差池,或信號傳遞上有些不順暢。直到二○○三年,科學家才明白原來細胞的「正常」和癌細胞的「異常」之間,並不存在根本性的不同,其主要區別只是在於積累的基因突變釋放了癌細胞的標誌性行為。或者說,只是某些基因表達偏高或偏低的差異。
因此,伴隨著科學的發展及醫學的進步,癌症的發病率將繼續飆升。因為進步讓人的平均壽命延長了;進步的標誌是人們越來越遠離自然,生活在純粹人造的環境中,被各種化學毒素所圍困;進步又讓人一改過去自然界恬淡地棲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所有這些,都可能導致癌症發病率的攀升。這可謂是一個人人啼笑皆非的結論,可它卻是真實的。
罹癌,再常見不過的現象
其實,進入後工業化社會,被癌症盯上是芸芸眾生再常見不過的現象。早在二十世紀八○年代,美國專家就預測,如果美國人均期望壽命達到九十歲,將有百分之四十七的男性及百分之三十二的女性最終將以罹癌的方式結束生命。
又如,二○一三年六月,據英國慈善機構麥克米倫癌症援助中心預測:近二十年來,英國癌症發病率增加三分之一以上。到二○二○年,百分之四十七的英國人將罹患癌症,但其中百分之四十的癌症患者可長期「帶癌生存」。
再如,據二○一五年初最新的英國研究結論:一九六○年以後出生的英國人,有一半將會罹患癌症。該研究機構利用一種複雜而精確的癌症風險計算方法,推翻此前有關「三分之一英國人將罹癌」的預測。該機構估計,將近百分之五十四的男性將會罹癌,而女性罹癌的比例不足百分之四十八。
根據英國專家的分析,更多人患癌的原因之一是死於心臟疾病和感染疾病的人數不斷減少,人的壽命越來越長,加上有許多不健康的現代生活方式導致多數人罹患癌症。但好消息是,罹癌後治癒的機率越來越大。
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學院從事該研究的教授彼得.薩悉尼(Peter Sasieni)說:「癌症並非不可避免,有許多方法可以預防癌症。」例如,減肥、戒菸以及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等,會將罹癌的風險從百分之五十降低至百分之三十。
然而,困境不僅侷限於歐美,而是全世界。世界衛生組織所屬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二○一四年公布了全球最新腫瘤流行病統計數據(GLOBOCAN,2012),該數據顯示,二○一二年,全球新增一千四百一十萬例癌症患者。其中,中國新增三百一十萬二千萬例,占百分之二十二(這個數據絕對是保守的,中國每年的癌症新增患者應該比這個數據高出至少百分之十五以上);全球八百二十萬人因癌症死亡,中國占百分之二十七,即二百二十一萬四千人死於癌症。全球三千二百六十萬人帶瘤生存,中國占百分之十五(四百八十九萬人)。IARC認為,到了二○二五年全球每年新發癌症患者預計將達一千九百三十萬例,主要與人口增長、生活方式和老年化有關。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癌症負擔將持續增加。
中國癌症發病的快速飆升情況更為嚴峻,尤其以沿海大城市為甚。二○一二年,中國首次發布癌症發病情況登記年報,年報顯示,中國每年新發癌症病例約為三百一十二萬例(數據是縮水的,因為農村很多地方根本沒有報告制度),平均每天約有八千五百五十人,中國每分鐘有六人被診斷為癌症。據上海市權威的官方機構分析顯示,二○一四年上海癌症發病率已達十萬分之四百一十八萬。換句話說,每年每千個上海人中,便有四人被診斷為癌症。而在一九九七年,這個數字只有十萬分之二百五十六萬。
僅以肺癌為例,二○○六年與一九七三年相比,中國增加百分之四百六十五。就北京而言,北京市衛生局統計數據顯示,二○○一年至二○一○年,北京肺癌的發病率增長了百分之五十六,且這一趨勢還在加劇當中。素以嚴肅著稱的新華社媒體,也以在某期刊的封面出現「癌症爆炸」的醒目字眼。(《瞭望東方週刊》, 2007年第24期)
癌症高發,你我將難以倖免,這不是杞人憂天,而是現實。你我可能會被癌症盯上,這是再普通不過的事了。因為罹患癌症就是新常態。因此辛達塔.穆克吉說:「問題不再是我們在生命中是否會遇到這種永恆的疾病,而是我們何時會遇到它」。還有,就是該怎麼更好地認識它、更有效地防範它以及更從容地應對它。
人類抗癌成敗史百年回顧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下旬,時任美國總統的尼克森在其橢圓形辦公室裡簽署了《國家癌症法案》。在同年的國情咨文中,總統還用了約一百個詞,強烈提議展開深入的癌症研究,以尋找根治癌症的方法。現在看來,這未免太狂妄了點。千萬別以為這只是政治家們的無知,因為科學家們早就在摩拳擦掌,一心一意地準備迎接癌症被戰勝的那一刻。例如,早在二十世紀五○年代,就有美國著名學者堅信癌症很快將被攻克。一九六三年,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NCI)所長恩迪考特(Kenneth Endicott)更認定:「下一步,(癌症)完全治癒,勢不可擋。」一九六八年,著名的癌症研究專家蓋伯(Solomon Garb)教授則出版了《治癒癌症:國家目標》(Cure for Cancer, A National Goal)一書。可以說,政治家是在科學家的擺弄下,大張旗鼓地鼓動全國力量來征服癌症,且有積極的配套措施,包括巨額的經費投入。僅就資金而言,要精確計算美國從一九七一年至今在癌症研究領域投入多少經費是不可能的。粗略估算,各方面總投入不會少於二千億美元。
然而,略帶嘲諷及苦澀的是,二十世紀八○年代後期,就有人不斷地檢討說這是一場不可能見效的錯誤運動。二○○二年國際癌症預防聯盟(CPC)在文件中明確承認:「我們輸掉了這場戰爭。」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也在世紀之交時承認了這一點。
在美國政府對癌宣戰四十年後,全球頂級的兩份科學期刊—英國的《自然》(Nature)雜誌和美國的《科學》(Science)雜誌於二○一一年先後發表了與癌相關的紀念專集。《科學》雜誌評論說:「癌症領域,是四十年前令人不解的問題,如今依然困擾著研究者。但客觀地說,巨大的投入包括興建諸多研究機構和癌症中心,至少奠定了癌症研究的基礎;人們初步瞭解了癌症基因的性質,對於某些相對較為罕見的癌症,也有了一些有用的治療藥物。人們已明確,很多癌症源自慢性感染,而慢性感染又與病毒相關,故開發了一些抗病毒疫苗,如抗人類乳突病毒的疫苗,降低了子宮頸癌的發病率;B型肝炎疫苗的開發和推廣,也將改寫肝癌的防範史。」
二○一二年九月,《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JM)刊載了〈癌症研究二百年〉一文,指出「癌症之戰才剛剛開始,要想取得最終勝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該刊回顧了創刊二百年以來人類與癌症抗爭的歷史進程,認為「癌症研究初露萌芽」,「癌症的研究已經從過去的『黑匣子』狀態過渡到了今天的『藍圖』規劃階段」。在有系統地回顧幾大療法(手術、放療、化療、免疫、標靶等)得失的同時,該刊特別強調,「無論癌症治療是否變得容易,預防仍然是最重要的」,而「預防癌症的重中之重是改變人們的生活習慣」。例如,尼古丁是已知最有成癮性的物質之一。迄今為止吸菸或被動吸菸是導致肺癌的最常見原因,估計其致死者占癌症死亡人數的百分之四十。從二十世紀六○年代厲行戒菸,到一九七○年美國禁止菸草廣告,多種措施使吸菸人數顯著減少,在美國,吸菸人數銳減到一九五○年的一半數字;一九九○年男性肺癌的發病率開始下降,隨後一九九一年肺癌死亡率開始下降。可見,主要是預防有效地減少了癌症的危害。
該刊還有系統地回顧了美國癌症患者生存率的變化。二十世紀六○年代末,美國所有癌症的五年相對生存率為百分之三十八,而現在是百分之六十八。線性預測表示,到二○一五年五年生存率會升高到百分之八十;美國自從一九九○年開始,癌症整體死亡率下降百分之二十四;直線預測顯示,到二○一五年,癌症整體死亡率將減少約百分之三十八。到那個時候,人們預防和治療癌症的能力會變得更強。《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總結:「總而言之,把癌症轉變成可治癒或慢性疾病的前途是光明的,當然道路也是曲折的。」
因此,可以預測,綜合的方法將會改寫人類與癌症的交往歷史。英國帝國醫學院的腫瘤學教授卡羅爾.西克拉(K. Sikora)在名為〈癌症2025:癌症醫護的未來〉(Cancer 2025: future of cancer care)的報告中寫道:「到了二○二五年,癌症將會和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以及哮喘一樣成為慢性病,雖然會影響患者日常生活,卻不會導致必然死亡。」
從躲避到征服,再到博弈
我們認為,近百年來,人類與癌症的「交手史」大致可以分成三大階段。
第一階段,十九世紀末以前是以「躲避」為主,最好別被惡魔盯上,但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因此,人們面對癌症無能為力,只能聽憑自然,好在當時癌症發病率並不是很高。
第二階段,整個二十世紀人類可以說是狂妄的,一心試圖「征服」癌症,無論是外科的根治術—始自於一八九一年的外科泰斗霍爾斯特德(William Stewart Halsted)倡導的根治性乳房切除術;內科的超大劑量聯合化療;放射科的大射野、超劑量照射;包括幾種方法同用,甚至再加上骨髓移植,都是如此。其宗旨只有一個:用狂轟濫炸來澈底「戰勝」癌症。
最典型的要數沃納.貝茲沃達(Werner Bezwoda)的療法。他是二十世紀八、九○年代世界上最「傑出」和最「成功」的癌症治療專家。他以大劑量化療加移植,每位患者數十萬美元的診療費用,取得了征服乳腺癌的「非凡成功」,轟動全球。整個九○年代,他不時地出現在世界各地,大談他的成功。甚至大膽宣布化療「劑量限制的障礙」已被「克服了」。大量婦女蜂擁而至,接受他的治療,全世界約有四萬名乳腺癌婦女進行了這類治療,涉及費用二十億至四十億美元。結果,二十世紀末真相被披露,整個事件就是欺詐、數據捏造、一場騙局。二○○○年二月,隨著貝茲沃達的身敗名裂,狂妄的癌症征服療法終於偃旗息鼓,很不情願地退出了它所主導的癌症治療舞台。
此事件之後,人類低下了高昂的頭,檢討了自身無知所帶來的狂妄,與癌症展開了新一輪的「交手」,這就是第三階段。這一輪的「交手」,既不是試圖「征服」癌症,也不是無奈地逃避,而是盡可能努力地在知己知彼基礎上,借助智慧與癌症進行「博弈」。就像《新英格蘭醫學雜誌》所說的,有了「藍圖規劃」的、相對有持久力的相互對壘與抗爭。
現在,可以說人類正式進入了借助智慧與癌症「博弈」的階段。
二十世紀人類對癌症征戰的「落敗」,確實需要有系統的反思,筆者總結認為:
(1)十九世紀前的「躲避」:惹不起,可以躲。但實際上,當時,想躲也躲不了。這只是人類對癌症一籌莫展、十分無奈的流露,也體現著人類的謙卑。
(2)二十世紀的「征服」:伴隨著科技進步,促使人們不惜代價,一心只想征服它。反映出該時代「科學至上」、科學無所不能的科學主義之印記;也留下了人類狂妄而不可一世的痕跡。
(3)二十一世紀的「博弈」:在極其痛苦(患者所承受的)及卑劣(欺詐、捏造、騙局)面前,敦促人們進行沉思與反省,與癌的交手進入借助智慧「博弈」的新階段。今天,對癌症再也不應奢談征服,這種帶有敬畏的態度,或許顯得更為理性、從容與科學,從而會更有實效。

 

後記
十年前,我從大學歷史系畢業的時候,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會成為一名歷史作家;三年前,我研究所畢業的時候,也同樣沒有想到會從事這個職業。不過,在這樣的網路時代,生活的改變總是很快,從二○○七年年底開始,我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已經出版了《晚清帝國回憶錄》、《女人當國》等五部歷史作品,並走上了職業寫作的道路。
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歷史學一直被兩種流派所壟斷,一種是廟堂史學(歷史教科書、公共輿論中不可挑戰的歷史觀等),一種是學報史學(歷史學界的學術圈子等)。二○○六年前後,隨著閻崇年、易中天、紀連海、王立群等專家學者陸續登上央視《百家講壇》,並一炮打響後,國內掀起了一股「通俗說史、全民讀史」的熱潮。令人欣慰的是,歷史學在走過了漫長的冬季後,終於再次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這的確是件可喜可賀的好事。
與此同時,以網路社群、論壇和部落客為傳播媒介的網路歷史寫作熱潮也悄然興起。以十年砍柴、當年明月、赫連勃勃大王、曹三公子等知名歷史寫手為代表。這些作者首先將自己的作品在網路上推出,在獲得了極高的網路點擊率後出版並成功進入當年暢銷書的行列。他們的作品,在圖書市場上甚至獲得了一般作家難以企及的成功。在這些寫手的成功啟示下,更多的網路歷史寫手也加入到這個行列,並掀起了一股「草根說史」的熱潮,目前每年都有很多作品獲得出版並得到市場認可。
二○○八年,應重慶出版社的邀請,筆者擔任了《草根說史》叢書的主編,並由此接觸到很多非常優秀的歷史寫手,在很大程度上,他們甚至可以稱為民間的歷史研究者。應該說,歷史研究和寫作並不是歷史研究者的專利,從史學發展的歷史來看,非專業的歷史寫手們經過自己的鑽研,同樣可以寫出扎實而有新意的歷史佳作。對於一個網路化、多元化的時代來說,這是一個值得鼓勵的好現象。
不過,民間的歷史寫作如果要持續發展,寫手們還須克服急功近利、輕薄膚淺和盲目炒作,在廟堂史學和學報史學之外尋找第三種史學文化的存在。網路歷史寫作的新浪潮,是草根、普及、民眾歷史寫作與專家、正統、學術研究撰述的接合和呼應。在這樣一個日新月異的網路新時代,誰占領了網路,誰就將獲得更大的影響力。那麼,草根的歷史寫手或者說民間的研究者,這些業餘者教派,是否能夠改寫中國傳統的歷史書寫,他們中間會不會湧現《三國演義》、《萬曆十五年》這樣的優秀作品呢?我們拭目以待。
                                    金滿樓
英皇特使 文化差異下的不歡而散        
鴉片禁令 走私與貿易利益下的中英之戰      
太平天國 內亂下,各派內部的再分裂      
咸豐之困 朝臣與皇權的制衡隱憂        
發動政變 辛酉年八大臣與兩宮太后的勝負之分  
中法新約 法國打開了中國西南的商業之路    
戊戌變法 慈禧的嚴密掌權與光緒的無力抗衡   
廢立之事 己亥建儲與「大阿哥黨」       
教案不斷 宗教禮儀下的中西方摩擦       
假面和平 各國間的友誼、疙瘩和敵意      
外交僵局 公使施壓與清廷發布上諭的多方牽扯   
攪亂北京 西摩爾聯軍進京遇襲與公使遭戕    
對外宣戰 清廷圍攻使館的真相與招撫義和團   
中俄之戰 入侵東三省與血染黑龍江       
正義失控 極度仇洋、傷及無辜的義和團       
八國聯軍 人民是這場浩劫中的最大犧牲品     
辛丑條約 列強的清算與中方揹黑鍋的官員      
鉅額勒索 庚子賠款後各國退賠與否的態度     
軍功起家 棄科舉投軍營的袁世凱
清末新政 多方改革之難與財政整頓困境
廢除科舉 新學制的上路與舊體系的汰換
結構變革 屏除陋習、整併六部與法律新修
立憲與否 暗殺考察大臣與極端分子的抗議
實際出訪 各國制度給中方帶來的震撼教育
守舊派勝 廢軍機處、行責任內閣制的失敗
內鬨升級 利益損害下的「丁位政潮」之鬥
撒手人寰 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的逝世陰謀論
死因推敲 後人探討光緒遭砒霜謀殺的分析   
孰是孰非 從喪夫少婦到掌權太后的慈禧    
政壇震盪 戴灃和奕劻、袁世凱的勢力之爭   
憲政困境 速開國會之願與皇族內閣之憤    
保路運動 鐵路國有政策引起的強烈反彈    
武昌起義 革命開始與即將落幕的大清王朝   
龍旗落下 東南互保的影響與中華民國的誕生  
後  記              

英皇特使
文化差異下的不歡而散
在中西方的海上新航路開闢之前,世界上的大國都是孤獨的,它們在彼此的勢力範圍中享受著傲視群雄的榮耀,孤傲而不喜歡被打攪,古老的中國便是其中之一。但歷史終究是歷史,它並不會為哪個國家或者民族而停留……你想要的,未必能得到;你不想要的,它未必不會來。
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當法國大革命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時,樸茨茅斯港卻一片歡騰。英國的「獅子號」、「印度斯坦號」戰艦和一艘小型護衛艦「豺狼號」,在早潮時起錨了,它們的目標,不是法國,而是遙遠的中國。
在擁有六十四門火炮的「獅子號」船頭,艦隊的首領馬戛爾尼望著茫茫大海,深深地呼吸著海上的空氣。此時的他,肩負著英王賦予的神聖使命──為英國商業打開中國的大門。這個使團規模龐大,光正式人員就有近百人,包括外交官、青年貴族、學者、醫師、畫家、樂師、技師和僕役等,如果算上水手和士兵,整個艦隊有將近七百人。令人嘆為觀止的是,英國從來沒有派出過如此龐大的使團,整個歐洲也從來沒有。
在世界的另一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特派員早已提前把一封預約函交給了駐廣州的兩廣總督。英國人在信中提示:「英王陛下為了增進兩個朝廷間的友好往來,為了發展有利於兩國的貿易關係,決定派遣馬戛爾尼勳爵為全權特使赴北京訪問。」當中國方面接到這封信時,也幾乎是在馬戛爾尼使團出發的時候。
商業拉近了世界的距離,產業的革新汰換更是讓地球日漸縮小,原本支離破碎的地區版圖, 在歐洲探險家、傳教士和商人數百年的努力下,最終在商業利益和權力欲望的整合下產生了強勁的紐帶聯結。
十八世紀歐洲工業革命開始後,在重商主義的思潮影響下,各國對通商貿易都寄予厚望。在對中國的貿易中,英國雖然已經迅速超過葡萄牙而位居首位,但英國國王對當時的中英關係並不滿意,此次派馬戛爾尼前往中國,就是希望跟中國建立新的外交關係,並達成下列協議:

一、英國派遣駐中國使節。
二、准許英國在舟山和天津進行貿易,並仿效澳門先例,在舟山附近指定一個小島,供商人居留和存放貨物。
三、允許駐澳門的英國商人到廣州居住。
四、英國商品在中國內河運送時,爭取免稅或減稅。

準確地說,馬戛爾尼是當時英國派往中國並常駐北京的首位大使。但很可惜的是,英國人的這個願望,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由英法聯軍打敗清朝後才得以實現,這離馬戛爾尼訪華已經是近七十年後的事情了。
馬戛爾尼絕非等閒之輩。一七五七年秋, 二十歲的馬戛爾尼到倫敦完成律師實習。一七六四年,他被封為貴族,隨即被派到俄國談判貿易條約。出發前,當外交大臣葛籣維爾建議他帶上一六五一年航海條例的複本時,他驕傲地回答道:「為了避免增加負擔,我把它全背下來了。」就這樣,他當上了談判特使。
一七七五年,馬戛爾尼成了英屬加勒比地區的總督。同年,美國獨立戰爭爆發,法國人站在美國人那邊,共同打擊英國人。一七七九年六月,當法國海軍上將德斯坦率領二十五艘戰列艦、十二艘三桅戰艦和六千五百名士兵出現在格林伍德的海面上時,馬戛爾尼只有可憐的二十四門炮和三百名志願兵迎戰。剛一交戰,馬戛爾尼的兵力就死傷過半,他自己也當了法國人的俘虜。
還算幸運的是,一七七九年十一月英法兩國交換戰俘,馬戛爾尼便回到了倫敦,隨後又被派到印度擔任馬德拉斯總督。任職六年後,馬戛爾尼以為印度總督非他莫屬,但由於他當時只是愛爾蘭的男爵,在大臣們眼裡,印度總督的要求對馬戛爾尼來說似乎過高了,因此他最終未能如願。
不過,馬戛爾尼隨後又有了新任務,國王喬治三世把他派往遙遠的中國,去為大英帝國開闢新的市場。馬戛爾尼的助手喬治.斯當東(George Leonard Staunton),也是長年跟隨他的外交老手,如果馬戛爾尼發生意外的話,將由斯當東領導使團去繼續完成。值得一提的是,斯當東的十三歲兒子,湯瑪斯.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也跟隨使團前往中國,並在後來的外交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也算是此次遠航的意外收穫吧。
當時船上還有四名中國傳教士,李神父、周神父、安神父與王神父,他們在義大利教廷完成學習後搭順風船回國。因此,小斯當東有了很好的機會學習中文,後來的很多照會檔還都是出自於這位小朋友之手呢。成年後的湯瑪斯.斯當東作為東印度公司的專員長駐在廣州(一七九八至一八一六年),並用十年的時間翻譯了《大清律例》,這也是第一本直接從中文譯成英文的著作。後來,湯瑪斯.斯當東不僅成了當時中英關係的專家,而且還是一位知名的漢學家。
面對浩瀚的大海,馬戛爾尼意氣風發。在伊莉莎白一世時代,沃爾特.雷利爵士就曾說過:「左右商業的人左右世界的財富,因此也就控制了世界。」當時,所有的英國人像下面的歌詞一樣夢想飛揚:「統治吧,英國,英國,統治那浩浩的浪波。」
八百萬英國人既然「統治了大海」,他們也就相信,這次前往中國一定會有不小的收穫。不過,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代理人卻不這麼認為:「中國政府對外國人一概蔑視,它對外國實力的無知使它過分地相信自己的強大。它認為派遣使團只是一種效忠的表示。」
長途的航行也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順利,在快到好望角之前,氣候變得極為惡劣,「豺狼號」一度失去聯繫,一直到進入亞洲海域,艦隊才得以重新會合。更要命的是,船上疾病的流行導致不少船員中途喪命,他們的屍體和靈魂也都只能永遠地沉入途經的深藍大海。
這個龐大的使團帶來了眾多的禮品。英國人想把他們最新的發明介紹給中國,如蒸汽機、棉紡機、梳理機、織布機,並猜想一定會讓中國人感到驚奇而高興。英王還特意贈送了當時英國規模最大並裝備有一百一十門大口徑火炮的「君主號」戰艦模型。也許,他們想暗示六十四門火炮的「獅子號」在英國強大的海軍艦隊裡是那麼地微不足道。
英國人在禮單中還專門提及了「榴彈炮」、「迫擊炮」以及手提武器如卡賓槍、步槍、連發手槍,他們想,這些東西可能會引起中國軍官們的興趣。但後來讓英國人大失所望的是,天朝絕大多數的大臣都是文人出身,他們對此不感興趣。在他們看來,這些洋人的東西,不過是些無用的奇技淫巧罷了。
英國使團還帶了一些精美儀器,如當時天文學和機械學的最佳結合產品──天體運行儀。這個儀器代表了整個宇宙,它能夠準確地模仿太陽與天體的各種運動,如月球繞地球的運行、太陽的軌道、帶四顆衛星的木星、帶光圈及衛星的土星等。另外,還有一個地球儀,上面標有各大洲、海洋和島嶼,可以看到各國的國土、首都以及大的山脈,並畫出了所有這些遠航的航海路線。
由於語言不通,解釋這些儀器的名稱很傷腦筋。所有的照會檔和禮品,必須符合天朝的語言,以便中國的皇帝能夠理解。譬如天體運行儀,就巧妙地寫成了「天文地理音樂鐘」。幸虧當時還有個小斯當東,經過半年多的中文速成訓練,他已能湊合著寫漢字了。當時照會檔的翻譯與謄寫,實在是出奇的複雜:羅神父不懂英文,必須先從英文譯成拉丁文,然後再譯成普通中文,並改為天朝的官方語言,而最後的謄寫工作,往往就靠這個孩子來完成了。
問題還不僅僅是語言,二十年之後,湯瑪斯.斯當東這樣總結英國使團的不妙處境:「這個龐大的帝國過分相信自己的智慧與資源,所以不願和歐洲各國建立關係,它幅員遼闊,別人無法強制它,它從不容許與西方發生任何關係。」
中國人並非一貫封閉,他們也喜歡貿易,特別是沿海居民,他們從海上貿易中討生活,無非是謀求提高生活水準。但歷代統治者不這麼認為,稍有風吹草動,往往就禁海鎖國。譬如元世祖忽必烈在消滅南宋後不久,便於一二九二年下令「禁兩浙、廣東、福建商賈航海者」,明清兩朝的大多數時間裡也是堅持類似的禁令。
但禁令有時候也未必能壓抑人的本性,事實上,一些廣東和福建人很早便僑居東南亞,也可以說是中國人最早的殖民主義事蹟,譬如鄭和下西洋的時候,就遇到有不少的中國人在海外謀生(其中還有一部分的人是在元末與朱元璋爭雄失敗的豪強們)。當英國使團經過巴達維亞(雅加達)的時候,發現中國人已經在這個荷蘭的殖民地從事著各種職業,如辦事員、經紀人、零售商、佃農、耕種者或僕人等,甚至連種植甘蔗這種給黑奴的活都做,他們之中也有許多人靠著做大買賣發了財。
中國人數量的劇增和取得的成功讓荷蘭人感到恐懼。一七四○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聽到反叛的傳聞後對中國人進行了一場大屠殺,大約有二萬到三萬中國人因此喪生。荷蘭害怕中國皇帝會對其在廣州的荷蘭人進行報復,於是派了使團前往中國說明事由,並為此道歉。
令他們意想不到的是,中國皇帝竟然毫不介意地答覆說:「我對於這些遠離祖國貪圖發財,捨棄自己祖宗墳墓的不肖臣民,並無絲毫的關懷!」這個皇帝就是乾隆。
 馬戛爾尼來中國的那年,乾隆帝已經八十歲了,中國的官員都認為英國人是給皇上賀壽來了。一七九三年六月十九日,在出發九個月之後,英國人終於來到了中國的海面。他們在澳門停泊數日後,便北上天津,前往覲見中國的皇帝。但讓英國人不愉快的是,剛一上岸,他們的隊伍便被中國官員不由分說地插上幾面彩旗,上面用中文寫著幾個大字:「英吉利貢使」。無論在旗上還是禮品清單上,中國官員都把「禮物」改成「貢物」。在天朝,給皇帝送禮從來都叫作「貢」。
馬戛爾尼並不認為自己是臨時的貢使,他是作為英國首任常駐大使派往中國的。但中國人從一開始就不接受這種區分,和對其他國家的使團一樣,他們對英國人採用的是同樣的措詞和禮儀。
問題很快又來了,中國的接待官員發現英國人不肯向皇帝下跪叩頭,要知道,其他國家的貢使和傳教士以前都是下跪的。但這次是馬戛爾尼,無論是他本國的禮節習俗,還是他的資歷性格,都決定了他不會向中國的皇帝下跪叩頭。要知道,即使在英國國王面前,馬戛爾尼也只是行單膝下跪禮,只有在上帝的面前,他才會雙膝下跪。他聲稱,自己絕不對別國君主施高過於自己國君的禮節。
乾隆帝聽到後很不高興,但英國人不遠萬里前來,他還是格外恩准了馬戛爾尼只單膝下跪的要求。在形式上,馬戛爾尼好像取得了勝利,但也為這次外交失敗埋下了伏筆,雖然他似乎沒有意識到這點。英國人認為特使單腿下跪是對大國皇帝表示尊重的合適方法,但在中國人眼裡,這是一種表示臣服的粗野方式。西方文化和天朝文明的衝突,在禮節問題上展現無遺。
英國人被安排在大喜日子去謁見皇帝,不過,這個慶典不是為他們,而是為乾隆帝準備的, 英國人和其他貢使一樣,不過是給節目增加點異國風味罷了。那天的拂曉三點鐘,在清朝接待官員的催促下,馬戛爾尼和他的隨行人員身著禮服向皇宮出發。英國人在一片漆黑中走了四公里多的路,據當時隨行人員的描述:「隊伍亂成一片,一些狗、豬和驢竟混入到我們的隊伍中來了──中國的動物都是夜中之王。」
四點左右,英國人終於來到燈火輝煌的宮殿前,但他們的隊伍已亂成一團。上千名的天朝官員、各國貢使和僕役,在無邊的黑暗中等待皇帝的到來。英國人第一次見識到中國的早朝制度,幸好周圍看不太清楚,倒沒有太多的人注意到英國人的狼狽。在燈籠的微弱燈光下,英國人趕忙整理自己的衣服,免得自己過於失態。
在靜靜地等待中,天色漸亮,曙光出現,皇帝來了!全體人員一致跪下,英國人也照樣做了,但只是單腿下跪。當大家在叩頭時,英國人只是低下頭;大家抬起身子,英國人也抬起了頭。當大家又重新趴下時,英國人又低頭;大家站起來時,他們也就站了起來。
瞧,多麼醒目的一群人!在皇帝的眼中,這群人是多麼的無禮,大家下跪叩頭的時候,他們居然比周圍的人高出許多!
隨後,馬戛爾尼向天朝的皇帝呈遞了英王的信,並送了幾只西洋錶作為禮品。皇帝回贈了大使一件雕刻得十分精緻的蛇紋石禮品。接著,斯當東父子上前向皇帝致禮,乾隆帝也贈給斯當東先生一塊與大使一樣的玉石。皇帝對小斯當東很感興趣,於是把小朋友召了過去,並解下自己身上的一只黃色荷包,送給了這可愛的小朋友。
想必乾隆帝已經知道小斯當東會講中文,很想親耳聽聽,於是小斯當東用中文感謝了皇帝送的禮品。看來,在乾隆帝的眼中,小斯當東比那些討厭的英國大人懂禮貌多了。
 覲見後,乾隆帝命大臣陪英國使團參觀行宮。英國人看到園內的樓裡都放著西洋的玩具、掛鐘和地球儀,感到十分掃興,因為這些東西讓他們的禮品頓時黯然失色。陪同馬戛爾尼遊覽的官員還告訴他,比起圓明園內西洋珍寶館收藏的東西,這些都算不了什麼。英國人一陣尷尬的沉默,中國居然到處是英國人引以為榮的禮品物件。
不過英國人隨後也扳回了一局。馬戛爾尼發現了一些英國製造的音樂盒,一些考克斯博物館的藏品。福康安見馬戛爾尼對此興趣盎然,以為他從未見過這類東西。福大人於是傲慢地問,英國是否也有這些東西,但當他聽說這些東西就是從英國運入的時候,也感到十分掃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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