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的態度：戰後臺灣建築師群像

最直白犀利的評論對談
直擊13位建築人的核心價值
鋪陳臺灣現代建築史的半世紀流光

本書為建築評論家阮慶岳與王增榮，針對臺灣戰後十三位重要建築師進行的評論及對談記錄，其中以經典凝視、開東合西、人與土地劃分為三個時代──
 
先是戰後至六○年代、結合現代建築與中國傳統的王大閎、陳其寬、李承寬，以及貼近人性的女建築師先鋒王秋華與修澤蘭；接著是八○年代轉向商品化的資本權力後，後現代主義代表的李祖原、漢寶德，與特立獨行的吳增榮，以及在九○年代引領回歸現代主義的姚仁喜；最後是歷經九二一地震與經濟泡沫化，轉而省思臺灣在地現實與常民文化、回應自身主體的謝英俊、黃聲遠、廖偉立、邱文傑。

透過兩位建築評論家坦率直白的見解，除了得以回顧臺灣建築師面對的處境，洞悉他們如何以設計趨近理想，尋找自身定位以及未來的可能性；同時，更是對照出臺灣建築在面對現代性的全球化挑戰下，既直行也迂迴、蹣跚卻可佩的漫長路徑。

阮慶岳
小說家、建築師、評論家與策展人，為美國及臺灣的執照建築師，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系教授退休。著作有文學類《山徑躊躇》及建築類《弱建築》等三十餘本，曾策展2006威尼斯建築雙年展台灣館，並獲2012第三屆中國建築傳媒獎建築評論獎，2015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獎。

王增榮
建築評論學者、建築藝術設計策展人，現為比格達建築世界主持人。曾任臺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和建築系講師、《建築師》雜誌編輯、《台灣建築》報導雜誌社總編輯，亦曾任職於漢光建築師事務所。

▌ 一些後話

王增榮

許多年前，曾經在漢光建築師事務所工作，這是漢寅德先生主持、漢寶德先生實際主掌設計的事務所，他們是弟與兄的關係。後來，因為考上研究所，趁著漢寶德先生到辦公室來討論設計，我和他說要離職重回學校進修，當時他的回應是直接地問：「那你要研究什麼？」我也很快回答，因為在大學畢業時的確有想過─臺灣戰後的建築發展。

我想，這可能出乎他的想像吧？因為那時期的建築研究所與建築史有關的研究，最熱門的是古建築以及相關修復的題材，甚至對日據建築的研究都還沒成氣候（就李乾朗先生一個人在開始），而我竟然要研究眼前的建築！他應該覺得驚訝，也很快、很直接地回：「這值得研究嗎？」

我已記不起當時具體的回答，但記得回答的大概。

在大三的上學期，因為設計被擋修，我空出很多時間，因此有更多機會去確認對建築的興趣。在這時期，透過閱讀與思考，我意識到建築原來不僅是一門技術，其實也是文化的一種，它不只如許多設計老師說的是解決或提供基本居住的合宜性，它還潛在著敘述人性所需之精神性的能量。在這以自我學習來填充的空白時期，我曾逐字翻譯地讀了一些建築作品與評論文章，以及許多中文建築論述，其中對我最具啟發性的，則是賀陳詞先生在成大建築系內部刊物發表的文章，以及漢先生主編的建築雜誌，尤其是他的著作。在當時充斥著譯代作的中文建築「論述」裡，上述兩位先生卻能夠以個人的建築認識對建築作品提出獨到的觀察、分析與評論，讓我體會到，我們是可以對建築有見解的，不是只能唯國外的書寫亦步亦趨；而賀陳詞先生開設的現代建築史課程，則讓我確定歷史整理與當下的評論對未來發展的提示意義。

回答的大概是：或許現在臺灣的建築不太起眼，也缺乏觀點，似乎不具研究的價值，但究竟要等到什麼時候才算值得研究呢？歷史有一種角色是累積觀點，有觀點才能累積，有累積才能比較與反思，否則我們只能跟著外面的思考走，但跟得上他們的風潮，卻跟不上他們的內在理路。因為環境狀況不同，以致於從任何時期開始做都會覺得虛無，也找不到所謂值得記錄（或，歷史）的開端，因為在這些發展裡，永遠都找不到自我的存在，那麼與其擇日，還不如就地開工！

其實現在回想，當時我有這樣的念頭，應該也不完全是自發的。1979年，《建築師》雜誌出了一期一、二月合刊的專輯「光復以來臺灣建築的回顧」，這才是臺灣對本島現代建築研究的開端，這或許也算是建築界對當時本土化運動之安靜的回應吧，我想。1979年，是我應該大學畢業但畢不了業的年份，這專輯對我影響深刻，我認為當年參與編輯這本專輯的先生們，才是當代建築歷史的前鋒。
漢先生聽了回答道：「這應該不容易吧。」再客套地笑了笑就離開。之後，我也完成研究戰後現代建築在臺灣發展的論文。

三年多前，深夜來了一通電話，是阮慶岳，他要和我聊建築、聊評論。

完成論文後，我投身建築雜誌做編輯，在主編王立甫的支持下，推動實名制的評論，這是實踐我前述提到的觀點─沒有評論的累積，就難有歷史的書寫。以前我們以為歷史是絕對權威的定論，現在我們瞭解，歷史只是撰寫者相對整體的評論，是供參考之解讀的一種。可惜的是，中文的文化圈裡，或許儒家影響已經出神入化，輩分意識深入骨髓，許多朋友或許學問有好幾馬車，談及評論，卻常有意無意地狂丟書包，繞了一圈又一圈，對點評的作品只像蜻蜓般點水般帶過，這現象讓我有點失望。

那一夜，阮慶岳也談到這個失望。

我認識阮慶岳，比離開漢光更早幾年，他是我最早認識的他校學生。那年夏天是我們最後的暑假，我與阮慶岳（還有他的同學陳珍誠，目前淡江大學的教授）不約而同到漢光事務所工讀。報到後，隔天三個人就到嘉義教師會館住了一個月，做古建築的測繪。畢業後，他們出國就少了往來，十幾年後，才重新聯繫，兩人之交一向是君子般清淡，不過，又不約而同地，彼此也對觀察與評論建築有興趣。

電話裡的阮慶岳有點激昂，說著如果我們有共識，要不要辦個公開的評論講座，以對談的方式做沒有遮攔的直率評論？我覺得這主意很好，也是我長久以來希望做的事，馬上答應了。然後，他說怕隔天我們會後悔，他要儘快公開這個想法。後來，我們真的沒有反悔地完成了這個構想。過程中，為了保持觀點的獨立性，我們決定只討論人選，講好不事前交換看法，希望能展現觀點的多樣性，我們也做到了。最後，就是這本記錄的誕生。

這是我們拋出的一塊磚吧（我沒問阮慶岳同不同意這是塊磚），希望能夠引起更多漣漪。

這也是我與阮慶岳相識四十年之際，合力完成的第一件事。雖然，我們在許多層面觀點不完全一致，但能夠不一致地合成一本書，我覺得真是快意，不過，他會不會也這樣想，我是不知道！

序文

一些後話｜王增榮

單向與迂迴─臺灣戰後建築思潮的發展｜阮慶岳

▌ 經典凝看

 現代主義舵手，文藝復興人再現｜王大閎
 
 傳統與現代交融，空間如水墨流動｜陳其寬

 「整體建築」的宇宙、環境、居所、人｜李承寬

 女性建築先鋒，瞻望理性與浪漫｜王秋華、修澤蘭
 

▌ 開東合西

 符號與象徵運用，文化與文明的對話｜李祖原

 理念與現實並進，建築趨勢的導引者｜漢寶德

 理性與專業的回歸，現代性接軌的堅持｜姚仁喜

 混沌分歧的年代，堅持自我的獨聲｜吳增榮

▌ 人與土地

 簡化構法與開放建築，個體勞動力的尊重｜謝英俊
 
 重啟社區的公共性，時間、土地與人的合一｜黃聲遠
 
 「雜木林」的美學，「造化」空間的追求｜廖偉立

 歷史與記憶的回應，在地實踐的路徑｜邱文傑

▌單向與迂迴：臺灣戰後建築思潮的發展

阮慶岳

引言：伴隨時代背景演化的臺灣現代建築發展

1999年五月科學月刊中，臺灣交通大學應用科學系教授何子樂，發表一篇名為〈單向與迂迴〉的文章。他指出許多自然現象中出現如箭靶或螺旋的圖案，其實是一種生物系統必須經由振盪性反應，以達成自身演化與生存的必然手段。

他以心肌自律搏動為例來作說明。心肌收縮神經波訊在軸突（axon）的傳遞運作，有著兩大特徵：其一是沿著神經軸突有一波電流（動作電位action potential）傳遞，其二是軸突在一段時間後必須重新調整（recovery），才能發揮下一訊號的傳送工作。這種單向前進與迂迴調整，彼此不斷更替的重複現象，是使許多自然現象得以聚集能量並演化，以繼續在宇宙中存在的原因之一。

若以同樣的現象模式，來觀察臺灣戰後的現代建築演化歷程，似乎亦可見具有同樣類似現象的痕跡。基本上，臺灣的現代建築發展，也伴隨著時代背景，在單向與迂迴間不斷更替演進。單向指的是意圖現代化的學習模仿，迂迴指的是對自體位置何在的思索與反省，兩股力量交替演譯，建構出臺灣當代建築直行又迂迴的時代身影。

1945年日本撤離臺灣，結束長達約五十年的統治。日本自身的現代建築發展，因為明治維新全面西化的積極態度，而能與整體的現代化進程同步，有著鮮明的成果。然而日本在二次大戰期間，因帝國主義思想的主導，現代建築往著模仿歐陸古典風格、宣揚國家權力符號的方向發展，使得發展步伐出現歧異。臺灣因此間接受到影響，同時期出現許多具有濃厚仿西方古典與權力符號的公共建築，加以當時建築師的主導角色，幾乎全由日人掌控，因此在二戰結束及日本撤離臺灣後，留下了建築師專業角色的真空狀態，因而與現代主義脈絡的發展，有著時空相對斷離的現象。

二次戰後的第一次迂迴期：追求新的建築空間，回歸歷史文化主體

戰後至六○年代末期，第一批銜接上來的，是隨國民政府撤守臺灣、主要來自上海的建築師們。其中，包括王大閎、楊卓成，或是來自上海聖約翰大學的張肇康、沈祖海，在帶進新的建築工法與觀念時，亦企圖將中國傳統建築與現代建築作結合，這可以王大閎建國南路自宅（1953）、楊卓成的圓山大飯店（1961、1971）為例。這時期想接續傳統語彙的意圖清晰可辨，尤其如何使用鋼筋混凝土展現木構美學的辯證，有著戰後第一階段的迂迴期成果，其在時代的位置上，也符合當時國民政府來臺後，亟欲在臺灣「重建法統」的政治權力道統思維。

這時期作品可以王大閎的「建國南路自宅」為例。王大閎受業於包浩斯（Bauhaus）的創始人葛羅培斯（W. Gropius），能夠與現代主義核心脈絡直接相承，「建國南路自宅」以清水紅磚承重牆為主要構造系統，意圖將源自密斯（Ludwig Mies Van der Rohe）現代主義的玻璃方盒子，作出兩個重要的轉換，一是材料與工法的在地化─砌磚實牆取代玻璃帷幕牆、RC構造取代鋼骨構造─以符合在地的經濟、工業與氣候條件；其次，除了依舊維繫密斯一貫簡潔、流動的風格，也與中國居家的傳統空間觀念作結合。

另外，就是在1955年動工興建，以貝聿銘為首、張肇康與陳其寬共同合作的東海大學校園規劃與建築設計。東海大學校園的建築群是以中國北方民居建築為藍本，用合院與中軸線作規劃基本觀念，在造型上坦率表現結構與構造的關係。其中，包括極具現代感的路思義教堂，這座可能是以諾亞方舟為原型的設計，對以結構與構造為尚的現代主義美學價值，作出純粹的敬禮，而外牆披覆的黃色琉璃瓦，以及微微弧起的曲線條，又遙遙與中國傳統建築作對語。

第一次單向期：積極向世界同步學習、開始湧現的鄉土意識

其後的七○年代，是接受美國與日本影響的第一次單向階段，也是臺灣戰後自己訓練出來的建築師，開始嶄露頭角的起始點。這時期的發展，著重於與世界同步的學習，主要軸線有二：一是以前期柯比意（Le Corbusier），例如薩伏瓦別墅（Villa Savoy）、紐約白派（New York Five），以及路康（Louis Kahn）等建築風格及思潮系統為學習對象，例如漢光／漢寶德的救國團青年活動中心系列（天祥青年活動中心／1978），與李俊仁、王立甫的一些縣立文化中心；另外則是受到日本風格、尤其是丹下健三帶著蠻橫主義（Brutalism）風格影響的建築師，例如吳增榮的「東勢鎮公所」（1980），與其他自六○年代後期起，就陸續開始發展的優秀作品，如劉明國的「羅東長老教會」（1965），以及吳明修的「臺北醫學院實驗大樓」（1965）等作品，顯現出一種追求與國際建築語彙對話連結的嘗試。

七○年代，臺灣遭受到一連串國際局勢衝擊，例如與日本衝突的釣魚台事件、退出聯合國、與日本斷交，以及最關鍵的1978年十二月與美國斷交，造成了整個社會政經環境的動盪。郭肇立在文章〈戰後的臺灣建築文化〉裡，對這樣的時代背景，以及因而引發在文化（包括建築）上的全面衝擊，有著清楚的說明：

總之無可否認的是，臺灣人民對鄉土主義的覺醒是發生在這個敏感而騷動的七○年代……七○年代臺灣的傳統建築運動，其實真正的作用在於作為一種凝聚鄉愁情緒的象徵，藉此建構自主性，它可以被用來團結這塊土地上的人民，沒有族群差異，共同攜手渡過當時國家的外交困境。此時期的臺灣鄉土建築運動與中國傳統建築熱相結合，缺乏直接對本土社會的省思與批判，而是溫和地、浪漫地抒情懷鄉，族群之間沒有藍綠意識型態，在思古幽情的臺灣古厝上共同尋求「中華文化」的慰藉。
從文學界出發的鄉土運動，也在七○年代的末期，開始影響建築界的觀點，同時間接醞釀著八○年代起、風起雲湧的「後現代主義」風潮。

第二次迂迴期：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引入，自體文化何在的辯證

這些因為國家主體意識動搖，因而積累內部的能量與矛盾，間接地醞釀起對「自體文化」何在的質疑，與期待對之再定義的社會需求。自八○年代起建築業受到商品化的衝擊日增，美國所主導的後現代主義思潮，結合了臺灣對自體文化尋求再定義的呼喚，對建築界產生後續衍伸的極大影響。另外，臺灣建築方向的主導權力系統，逐漸由國家的政治權力系統，轉向商品化的資本權力系統，商業建築也逐漸取代公共建築的角色，成為城市的地標性新權力象徵。

這時期以「後現代主義」風格為體、意圖尋找與中國傳統或臺灣本土連結的嘗試，可分別以李祖原的「宏國大樓」（1990）、「大安國宅」（1984），以及漢光／漢寶德的「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為代表，也可視作臺灣戰後現代建築的第二次迂迴階段。

這階段的建築風格，無論是中國概念的抽象轉化手法，或是對更接近臺灣真實地域位置的閩南傳統式樣的轉譯思索上，都有更成熟的省思成果，另外，也見到原本多用於政治權力建築上的傳統建築語彙，被大量轉用到商業與民間的建築上，可視為一種對符號與道統權力性的破解與下放。

李祖原是此階段的代表人物，也是臺灣近代建築史中，大眾最熟悉、最能引發討論的建築師。這與他經常處理具有永恆性格的建築，並擅長以符號張揚這樣的權力特質有關。例如代表商業資本權力的「臺北101大樓」（2004），以及代表宗教權力的埔里「中台禪寺」（2001），以及代表政治權力的「國民黨黨部大樓」（1998），都鮮明的將李祖原與他藉由建築所代表的宏大權力，一起傳揚銘刻入社會大眾的腦海裡。

在全球化商品主導的大環境下，若將李祖原說成是臺灣第一位具有明星架勢、符合這樣時代潮流的代表人物，大約絕無二選。這固然與李祖原個人氣質有關，同時也肇因於他一以貫之、堅持將中國文化以符號方式，結合入現代建築風格，所標誌出的清晰可辨識性有關。

將熟悉的傳統視覺符號（斗拱、馬背、寶塔、龍等）置入當代建築的手法，也觸及一個辯證問題─傳統的建築與文化，能否以「非理性」的符號與象徵方式，運用到現代建築上？這同時挑戰了兩件事，第一，現代建築是否需要與傳統建築積極建立對話的連結性？第二，現代建築該不該允許符號與象徵的出現？

李祖原的角色與意義相當分歧也多元，他在建築中大量運用的符號與象徵，違逆了包浩斯以降的現代主義主流傳統，雖然為他招來許多批評，也同時挑戰了現代建築因為放棄符號與象徵，而失去和一般民眾溝通的時代問題。

第二次單向期：多元文化發展、回歸現代主義

九○年代啟始前，臺灣政經環境有著劇烈的轉變，包括1987年七月解除臺灣地區戒嚴、1989年開放政治團體及政黨的組設、1991年核准十五間新銀行設立等，為臺灣建築的發展，鋪陳了一個允許與鼓勵百花齊放的政經環境。

郭肇立的同篇文章，也敘述了這時期興起的文化多元現象：「八○年代之後，由於臺灣社會戒嚴體制的鬆動，後現代主義在臺灣開始蔓延，去中心主義、多元價值的要求，弱勢族群抬頭，要求權力再分配：女性、同志、工人、眷村、客家、原住民等社群的主體性與身份認同的問題等，一時成為臺灣社會普遍關懷的議題。」

當時正逢臺灣房地產在八○年代末期的景氣高峰，新臺幣幣值處在歷史最高點，臺灣的GNP（國民生產毛額）與先進國家差距縮短（1995年臺灣GNP世界排名第十八位），而美國反而處在八○年代後期景氣低點，於是建築專業人員大量由美國為主的西方社會「反向移民」回臺灣，迅速主導以臺北為中心的設計風潮方向。

時代政經條件的理想配合，加上海外回來人員的專業強度與數量前所未見，帶回來所謂「橫向移植」的美學、材料、理論觀念。這股在九○年代激盪湧現的浪潮，不只在風格上改寫設計面貌，更配合都市新興中產階級的需求，提出一種新興的美學觀，無論是以誠品書店為首的都市公共及商業空間，或是大量的私人住宅空間案子裡，一種都會的、中產精緻的、與全球接軌的美學風格，很清楚地在九○年代以臺北為中心的都會區逐漸醞釀成形。

當時，為首者是由美國為主的返臺建築專業者，以及表現也並不遜色的本土設計人，這批設計人大半以室內設計作出發跳板，許多也逐漸轉成建築室內雙棲並行的經營型態，品質快速提升亦是這時期重要的表徵。

九○年代有兩波可觀察的力量，一波是以姚仁喜、簡學義為首，提出回歸現代主義的路線，以及另外先是以室內設計作出發跳板，以現代主義為依歸、逐步介入建築領域的龔書章、林洲民等人，二波設計人在語彙與美學上，都呈顯出精準的能力，可視為臺灣第二波的單向階段。

這波單向直行現象，可以姚仁喜的「大陸工程總部大樓」（1999），與簡學義的「鶯歌陶瓷博物館」（2000），來作代表說明。姚仁喜九○年代起的系列作品，與全球化趨勢積極對話，風格語言不尋求與在地文化符碼連結，與國際脈流互聯對話的意圖清楚可辨，也一直能對材料與工法認真學習與嘗試，同時提升了臺灣現代建築技術面上本來匱乏的成績，同時逆轉了八○年代與商業主義有些過於密切連結的後現代主義趨勢。

第三次迂迴期： 經濟泡沫與九二一地震、常民建築與社會意義的建構

這樣有如百花齊放的現象，到了九○年代後期面臨經濟的泡沫化，對建築發展有著直接的打擊與頓挫，但是泡沫經濟對社會在生活與經濟面的直接衝擊，也喚醒了過往對經濟過度樂觀的泡沫迷思，讓社會有機會從某種脫離現實的虛假狀態，更踏實的回歸到真實面。

政治權力與商業機制，曾經建構並支撐臺灣建築發展的價值觀，而這個體系經過大環境的衝擊變動（經濟泡沫化、九二一大地震），造成原本價值觀的潰散，以及如何能重新建構的自我質疑與挑戰，更引發建築界內在的辯證與矛盾，例如對在地與全球關係的思考，以及對建築的文化、社會與現實意涵何在，做出各樣的反思與檢討。

謝英俊、廖偉立、黃聲遠、邱文傑等人，是這一波迂迴現象的代表建築師。謝英俊早期客家文化的系列作品（新竹縣立文化中心、美濃客家文物館），呈現他與在地文化接合的嘗試，後期則對資本主義架構下的全球化現象，以及非都市（鄉村）社區被資本邊緣異化等現象，提出他的應對思考。其中「邵族自力建屋」可以見到用簡單材料與工法，蓋出合乎經濟條件與環境美學的作品，其中更隱含對人類文明走向的思索與質詢。

黃聲遠長期以宜蘭為實踐基地，對以臺北為中心的建築美學觀，提出逆向的挑戰與互動思索。他的作品對應宜蘭的農村（非都會）社會與自然環境，在建築材料、語彙與美學觀上，都提出與真實情境更加貼近的建築回答，同時約略見出作品中，對當代建築商業語彙充斥現象，所提出的批判態度。
二人同時選擇一個非都市（南投與宜蘭）的戰略位置，來實踐自己的建築，這雖然使他們不易取得由資本投注的案子（例如建設公司主導的商業建築案），但也因此有機會脫離商業機制美學觀的掌控，能夠更貼近底層的社會現實，發展出具真實意義的建築路線。

這也是第三波迂迴期，最重要的意義所在。尤其在第一、第二波的迂迴期，建築操作的回顧與定位所在，都是以傳統與文化符號為主訴求點，第三波的主要思索，卻轉目到社會現實的議題上，也就是對於臺灣建築的自體發展位置，由先前文化符號的轉譯操作，轉向到對社會現實需求的對話上，其中對在地常民現實文化的重視，標誌出這階段的特殊意義性與最值得注意之處。

這波段的身影絡繹不絕，包括姜樂靜、劉國滄、大藏（甘銘源＋李綠枝）與新生代的曾志偉等，皆有對在地常民或環境的著力對話意圖；同時間，另一波以單向直行為目標的力量，也繼續醞釀前行，這包括有楊家凱、黃明威、郭旭原／黃惠美等人，延續著現代主義在臺灣的發展，繼續與全球走向積極對話，也預告下一波直行的必然湧現。

這其實也顯露此刻臺灣中生代的路線徬徨，即是對於自己的建築作為，究竟應該單向或迂迴的思考，可能要比他們的前世代有更多複雜與矛盾的抉擇猶豫。然而，這樣的矛盾究竟會使這世代的建築師們，集體的因此迷途棄械？或是，因而得以破解這兩個力量的歷史分歧，找到一個更可堅持的結合位置點？恐怕都是值得後續作觀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