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紙：潰逃泰緬國軍老兵口述史（修訂版）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身處訪問莫斯科的毛澤東致電劉少奇，要劉伯承、鄧小平先頭部隊阻擊李彌、余程萬向越、緬前進。次年二月九日李、余部李國輝率部過境緬甸。從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雲南耿馬、鎮康、保山、永德、龍陵、騰衝、西盟、盈江等數縣地方不斷有領導人率民眾武裝及家眷過境與李國輝部匯合。

李彌受蔣介石指令，由臺至緬將原國軍及雲南地方武裝總編為反共救國軍，駐蹕緬甸。復遭緬甸政府反對，蔣介石不得不遵守聯合國決議於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將李彌部及家眷撤離至臺。以李文煥、段希文率領的地方武裝及家眷為骨幹的群體不願遠離家鄉，繼續與緬甸政府周旋。一九六〇年與入境的共軍又戰，後轉至泰北生存。

七十位老兵或家眷的口述者講述了這一段他們身臨其境的遭遇。他們堅守在可望不可及家鄉的山林中，國共兩方都不待見他們，泰國也不承認他們，為生存他們與各路人馬交火搏擊，參與到金三角這個世界最大毒品市場中撈生活，支持他們的信念就是為了一點點自由，不願在大陸受苦，也不願意為國民黨利用。直至一九七〇年，泰國政府決定承認他們的「軍事難民」身分，前提是為當局服務，替政府去打擊寮共。他們同意了，既不是中共批准的，也不是民國同意的，他們做了一次自己的主。仗打勝了，泰國皇帝賜姓，批准這些老兵可以入籍了。他們後代生活隨之發生變遷。

但何以為家？依然是繞不開的思緒。

作為一名訪問者，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訪問何種身分的對象，實在是一種機遇，是歷史的賜予，不是你想不受約束的訪問就可以實現。訪問者同是一名親歷者，當你把感同身受的經歷試圖記錄下來，只能私下為之，不可堂而皇之的詢問、討論。部分學者認為口述歷史不可靠，前提是學者認為的歷史不是口述者記憶中的歷史，所以他們在不願放棄口述者身分的同時，對口述材料加以剪裁、整理、考證、闡釋，成為某種符合歷史學者口味的歷史。難道這樣就可靠了嗎？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根本不是口述史，除了保留口述者的身分外，依然是歷史學者詮釋的歷史。

口述者將記憶中的歷史講出來，自然不會和盤吐出，他能講出來的，一定是現場氛圍能包容的記憶，不合時宜的，他不會講，或者講出來後加一句，此話不能發表。這種許可，直接來自口述者對現場的判斷。包括訪問者與口述者的共鳴，雙方採取對立的、追問的等等方式接觸，訪問者獲得的材料其價值幾乎很難下斷語，其原因在於訪問者的主觀一開始就想替代口述者。甚至可以說，這時的訪問者是口述者身分的盜用者。

不用諱言，口述者的言談存在謊言、存在記憶模糊、遺漏等等。但決定採取口述記錄的方式，就等於要接受口述者言談的一切，包括謊言、歪曲、遺漏等等。不僅詳實的記憶為我們提供了理解歷史的線索，謊言、歪曲的口述也為我們提供了認清歷史人物的現場，因為我們不是在追溯個人道德的高低，目地是在觀察歷史中的人的言行，口述資料的珍貴，是因為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遇不可求的思考歷史的現場。

周浙平，獨立觀察者。長期傾心中國農民生活現實。他堅持採用訪談原始記錄翻記的方法，完成多部農民口述史，有《影像中的『文革』農村》，《周浙平文獻攝影集》、《酸刺林》、《無花果》。

題記
前記：他們想說，沒有機會
訪塘窩村
義民文史館
洗淨記憶後的敘述
謊言對真實的佐證
現實中對歷史的認知
口述的不可修改性
史學偏差
共產黨殺了父親，我就出來了
五二年土改時亂殺人嘍，不跑不行
亂殺人時，七、八歲跟著爹媽逃出去的
叫我們鬥地主、富農不可以就跑出來
國民黨和共產黨吵那個時候出來了
我是隨自衛隊撤出來的
我父親參加反共救國軍，從昆明一路打過來
我的老公跟日本人、毛澤東都打過
父親被定地主跑了，五六年把全家接到緬甸
五八年大躍進做不贏，跑去緬甸
五八年我們二十一人乘小筏子過江被民兵打散了
我們的父親五八年出來投奔李文煥當兵
我是大人背著出來的
我們一起出來三十幾個
我父親出來二十年，我母親帶我從大陸出來
我十六歲和小娃們一起去緬甸了
我小是用馬馱到泰國
三哥丟了江，全家人來了緬甸
跟著李文煥來的家鄉人多
六八年成分高，來到緬甸找早先出來的父母
和苗共打受傷住了養老院
十二歲就上前線，一百五十九個打得剩下我一個
共軍六一年來緬甸和我們打
一打好多年，跟佤邦部隊、緬甸部隊、張啟福部隊、寮共部隊打
我是被寮共飛機打傷了腿
我是緬甸董族，也當兵打過十多次仗
講出心裡很痛苦想哭想打架
十二歲當了兵，弟兄四個糊裡糊塗都當了
十多個女兵在軍校受訓三年
三個兄弟就要調兵兩個
給軍隊馱糧馱彈藥是攤派不給錢
我父親是土司官，丈夫是十三師副師長
跟著長官上上下下緬甸做鴉片生意
一個人背三十二根金條去馱洋煙
我父親過老年和老兄弟在一起不回家
我家是公公、丈夫、兒子三代老兵
爸爸、丈夫都是老兵，我出生在泰國
我參加了二次與寮共作戰
我是第二代的老兵
十三歲當兵又去讀書，讀了書又當兵
在軍隊戒毒三次，最終教會把我的毒癮戒掉了
祖上明朝就到了緬甸，我也被招來當兵
從小想當兵為國家犧牲
我丈夫在軍部做飯
我是緬人，嫁給了老兵
父親和哥哥撤臺了我到處流浪
繳武器給泰國政府就不當兵了
當了二十五年兵，現在種梨子
我是砲兵，耳朵不好了
帶著自己老婆開了小差
我是李文煥的侄媳婦
當了五十多年兵得這些地皮
五個孩子有了身分，老倆口只有隨身紙
師長當了十年難民村的自治會長
我父親、母親都葬在這裡了
我們在泰國不知受了多少罪，什麼人都看不起
現在百分之九十的人不喜歡李家
三軍給家眷發一點點米
我現在還是難民證
我的爺爺父親是雲南保山人，我的太太是泰國人
我是第三代華人，也是隨身證
我們讀中文是軍人教官，孩子不懂中文了
我出生在塘窩，入了泰國籍
我是第二代，人民選我當了保長
我當了二次自治會會長
我們是九十三師的後代很開心
離家六十二年，孩子背我上長城
從鎮康陸陸續續出來有幾萬人
訪問者索引
命運的經驗細節――讀泰北訪談記錄札記
泰北中國難民
難民武裝團體
難民生存與鴉片
自由從哪裡來
未來是中國人，還是泰國人
讓小孩子讀中文
參考書目

前記：他們想說，沒有機會

訪塘窩村*

* 凡書中使用的緬甸、泰國地名譯名，均採用中國地圖出版社二〇一五年修訂出版的世界分國地圖《緬甸》、《泰國》。圖中未標明的地名，採用音譯。

馮玉中、李振鳳夫婦像事前約好，一直在等著我，是為了見證六十年前的那次罹難。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九日，在泰國羅勇府東海岸工業區，為家鄉金海公司海外工廠採集人類學影像資料，與馮玉中、李振鳳夫婦偶遇。丁壁贇告訴我，幾年前他去泰北清邁招工，有人告訴他在差巴干縣、清佬縣有一些散落在北部山區的華人村，有華人居住。丁的第一個念頭就是何不招些華人，幫他們改變生活現狀。華人開的工廠，幫華人，是正理。丁壁贇盡可能的克服了在泰、緬居住華人的身分障礙，招了二十餘人進廠。隨著中國人去泰旅遊人數增加，華語導遊成為較好的職業選擇，泰北的華人難民後裔，具有語言資源，進入者眾。金海廠的華工也去了不少，可偏偏馮玉中、李振鳳還在，交談中得知，他們的母親仍健在，住在塘窩村，兩人的父輩都是老兵，屬原國軍三軍。我們相約在塘窩見，尋覓那段往事。

事物纏身，一直無法成行。三年後，馮玉中、李振鳳也去做導遊了。丁壁贇透過另一位金海廠的華工李新國，聯繫上她的妹妹李仙香，她剛從臺灣回到塘窩，在旅遊旺季幫助父母打理小店生意。阿香很熱心，接受了安排訪問塘窩村的計劃，終於使這次訪問落到實地。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一日，我和幼勤乘航班從北京出發，當晚十一點到達清邁。雖近半夜，阿香和她的兩位朋友早已等在機場門口。無拘束的相見，沒有一絲生疏之感，住進酒店後，還一起到路邊的小攤，每人吃了一碗米粉。阿香的朋友也是華人後裔，一位是老兵的後代，她的男友是苗族的後代，正如此，他們在清邁做苗族服飾的生意。他們特意告知，明天不能陪我們去塘窩表示歉意，一對令人愉快的伴侶。

第二天一早，阿香已租好一部車等在那裡。經過四小時的路程，途徑兩道哨卡，有泰國軍警執勤，盤查沒有得到政府批准走出山區的少數民族社群人員，包括華人難民，還有一項任務是盤查有無販毒者出入。下午一點，到達塘窩村。我們就住在阿香父母家，那是一棟三間平房，是一九八二年起中華救助總會組織的泰北難民村工作團資助建起的，約四十五平方公尺左右，一堂兩室。我和幼勤住的那間是其中一室隔出來的，除了放一張兩人床外，只有二平方公尺空地，剛好放一只床頭櫃式的小桌。阿香家的老屋，現在用作廚房。那是用竹、木板拼接圍成的房子，不分間隔，板縫足以採光，地面與外面沒有差別，如遇雨季，怕是難熬。在接後的訪問中，仍見有人住在這樣的茅屋中。從中可以看出，前三十年的難民生活如此一斑。

當天下午，我們就開始了訪問。第一位接受訪問的就是阿香的媽媽鄧聰美，接下訪問她的爸爸李橋林。李橋林曾是三軍軍長李文煥的勤務兵，日常負責接待各級到軍部談工作的軍僚們，人頭熟，在接下來的訪問，大部分是他安排的。遠些的村子，坐一輛租村民的小貨車，近些的村子，李橋林騎摩托車載著往來。訪問安排得很密，在十五天的訪問中，共訪問了五個難民村，老兵六十位，當年為軍隊服務的馬夫一位，老兵後代九位。錄音時間三十四小時。

十二月十六日，專程訪問了五軍的中心村美斯樂，參觀了救總建的泰北義民文史館，並在老兵後代開的餐館、家庭旅店吃飯、過夜，有些接觸。

十二月十九日，返回北京。全程十九天。

義民文史館

泰北義民文史館，由臺灣的中華救助總會倡議並撥款建成，二〇〇四年二月竣工。此館為「中國宮廷式建築」群，正殿為「英烈紀念館」，擺放著國軍官兵的靈位，用於祭祀。東西兩側偏殿為文史資料館，主要陳列品為救總的活動照片和資料，及國軍的一些遺物。建文史館的「首要意義在使當年浴血奮戰，為國捐軀官兵之英靈得所安息；榮光遺族，激勵忠貞，使先人的奮鬥史實永存典範。」離塘窩村約兩公里處也有一處待建的工程，以供奉三軍的已逝官兵。另外，在熱水塘新村、美斯樂村分別建有李文煥、段希文的大型陵墓。北京的共和國政府，臺灣的民國政府，均為中國政治內義，遵循同一傳統，雖有立場相異，內戰中共解放軍戰死的官兵與國軍戰死的官兵，可謂處置樣式一致。

文史館所占的九千六百平方公尺土地由美斯樂難民村撥出，救總撥資一千三百三十萬泰銖。黃瓦白牆的宮廷式建築，直接可以聯想到古今的陵墓習俗。古有秦始皇陵，至清東、西陵，現有民國的中山陵，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念堂，再就是數不清的王、侯、將、相之墓、委員、將軍之墓。所建之墓陵無不顯現出這些達官顯貴的地位、財富。這些墓葬的遺存，還滋生出考古學的重要構成，還生成了盜墓者的營生。至於在他們生前統治下的平民墓穴，考古學者和盜墓者是從不問津的。英烈館儘管也擺滿了官兵的靈位，可誰知他們及家眷親人的屍骨何存。當我們剝去古代的儒學、現代的主義，誰能看出這些官陵的區別。當統治者上位即著手建造的墓穴，至死後躺進去，告知國人的是權力和財富的遊戲規則，生前死後，權力和財富都是他們的。他們主張、營運、維護的秩序，千古如是。

在塘窩村訪談中，曾聽到一些老兵，對捐資建李文煥墓，及未建成的英烈館頗有微詞，他們在言談中表達的不是反對，而是遲遲未建成，或建得不理想。對他們的思維方式，可以理解為對從古至今的達官顯貴的陵墓習俗理應如此，權力和財富理應屬於他們。如此荒謬的邏輯為何數千年不改。孔丘解：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他把那些輝煌陵墓裡的人歸為君子，有權、有財是得道而來，是為義。平民只為貨利，柴米油鹽，不得道，只配稱小人。君子們奉孔丘為聖人是可以理解的，對人說教他們獲得權力和財富是正義的。可小人們也跟著起鬨供奉這位吹鼓手。民國以來革命者要打倒孔家店，推倒孔丘這尊泥菩薩，但照舊造陵建墓。革命者的正義是平等，實在是權力和財富的遊戲規則修改了嗎？中山陵、紀念堂，義民館昭示的是新秩序嗎？在一家家老兵的探訪中，確有依賴在市場獲得財富而改善其生活的事實，但大部依然是舊長官們的居所鶴立雞群，他們不說財富的來源，也不便深問。千古不變的是人性，不論君子、小人，都有欲，如何滿足，規則由誰來定，在美斯樂文史館看到的，依然是古例，所謂稱「義民」，不過是現代廣告而已。

在文史館的管理處，購得四本關涉泰北難民史的文獻，雖都是拷貝本，不是原版書，但不妨使用。很有意思的是這四本文獻代表了四種不同的歷史敘述。按出版時間排列，《異域》，柏楊著，一九六一年先由臺北《自立晚報》連載，隨即由平原出版社出了單行本，後又經星光、遠流出版社重印，一時成為銷售六十萬冊的暢銷書，影響頗廣，是媒體人的歷史敘述。《異域行泰北情》，石炳銘著，二〇〇八年十一月由中華救助總會出版，是救總在泰北的工作紀錄，為政府團體人的歷史敘述。《金三角國軍血淚史（一九五〇至一九八一）》，覃怡輝著，二〇〇九年九月由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出版，十一月二次印刷，是政府學術機構學者人的歷史敘述。《從戰亂到安定》，鄧國雄訪錄，是一本既有引用被訪者原語，也有訪問者敘述的間雜陳述的訪談歷史敘述。不知是拷貝的疏漏，或有其它原因，不知出版者與問世時間。

古往今來，英國雖早在十六世紀廢除出版許可，但現實中各國政府主導的歷史敘述仍占據著主流地位，不論是以學者面貌顯現，還是以政府機構操作。數千年來，人類的歷史知識大都是這樣的歷史敘述灌輸而來。同時，民間流傳的歷史敘述也從未間斷，令人遺憾的是少有文獻傳世，所以有人說多數人是沉默的。以前述四本文獻與本次訪談記錄的區別為例，做個比較分析，民間的歷史與官造的歷史有何異同，及各自存在的意義。

先說柏楊的《異域》。葉明勛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一日寫的首版序中，談到書稿的來源，是「本報社（臺灣《自立晚報》）駐曼谷記者李華明於去年（一九六〇年）從泰國寫來一稿，書名為《血戰異域十一年》（即《異域》），原作者鄧克保。」「鄧克保一字一句，都是英雄眼淚。」（頁七）四十八年後，覃怡輝指出《異域》中「杜撰的第一人稱主角李彌的副官鄧克保，是一百分之百的『假人』」。而化名鄧克保的作者「柏楊先生，並未一履異域，亦未參與異域事，而摭拾不實不盡的一些資料，化名鄧克保，逞其生花之筆，寫成《異域》一書，風行一時，但所描寫，遠離事實，亦不少曲筆，大為異域人士所詬病！」二〇〇〇年十一月，遠流版的《異域》在封面署名上正式標明了柏楊著。證明覃怡輝、李拂一並非虛言。

媒體為現代以來產生的宣傳物，主持者大體有政府或政黨一種，社團一種，商業一種。主持者決定了所辦媒體刊載宣傳物的立場。對所造宣傳物的製作，要實現盡可能讓受眾願意接收，否則難以實現宣傳的目標。至於媒體標榜的真實性、現場性，正是迷惑受眾的基本手段。《異域》即是一例。柏楊未到雲南、緬甸，未曾有軍旅之歷，以虛構鄧克保一人的經歷，活靈活現的再現十一年前的場景。這正是媒體遊戲中常見的。我在二〇〇九年十二月曾探訪緬甸克倫族聯盟總部營地，拍了數千張照片。除我外，現場並不見任何國家的媒體人。可在事後，各國媒體卻有大量新聞報導出現，全是道聽途說，如《異域》出籠一轍。

由於媒體主持者的背景原因，所載宣傳物從不存在歷史學者的中立。《異域》在報端連載，並出版的時間，正在國民黨執政的「白色恐怖」時期。能通過審查、發表、出書，唯一的理由，是《異域》符合國民黨意識形態的宣傳口徑。一九八七年臺灣「解嚴法」生效，柏楊先生在二〇〇〇年還把《異域》編入自己的精選集。這正如借鄧克保所言，「我們不是替別人反共，而是替我們自己反共」。（頁六〇）柏楊先生有如此濃重的黨派意識形態立場，他的作品怎麼能有歷史價值呢，不過是一件宣傳品。宣傳品對受眾灌輸的，正是政府、黨派所需要的，利用第三者的身分，加上「親臨現場的描寫」，更能蠱惑人心，達到政府、黨派不能及的效果。對於宣傳品的識別，很簡單，這世上就沒有真實、客觀的媒體，它要說的話，要表明的意思，一定是媒體人自己要講的。媒體的真實就是媒體人自己。正如《異域》是柏楊自己要說的，與泰北難民的歷史經歷無關。

石炳銘寫的《異域行泰北情》是一本救總在泰北工作實錄。救總原是臺灣民國政府的一個團體，後因臺灣政局變遷，改以民間社團面世，主要以救助境外華人為宗旨。自稱從一九五〇年啟，就開展了對泰北的救援工作，至二〇〇四年結束（頁四、頁一七）。實際救助工作應從一九八二年成立的《泰北難民村工作團》到達泰北算起。歷時二十二年。這從本書的老兵訪談中可以證實，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八二年間談不上有什麼實際工作落實。

書中的第一節內容就是對泰北難民村的界定。這是一個基本前提。最早進入泰北夜柿縣避難的陸軍眷屬是在一九五〇年六月至八月間。一九五一年三月，進入泰北清萊省夜柿、滿堂、老象堂、回海，及清邁省猛放邊境馬康山、萬養賀肥一帶，有幾百軍屬及平民。至一九七〇代後期，人數達六萬人，到二〇〇〇年代，增至七萬人，形成近百個難民村，分布在清萊省、清邁省、密豐頌省、達省。（頁一二）對於難民人數，在二〇一四年的訪談中有二十萬或三十萬人之說。

書中對難民的構成和來源分為兩類，一類是前雲南國軍的（軍人和）眷屬，另一類是為「逃避故國赤禍逃出國境的滇籍平民」，大多數經緬甸逃至泰國，少數有經寮國而來。這從訪談中可以證實，在土改運動、大躍進運動、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都有出境者，其中也有為種罌粟者，專門越境。還有就是在難民社區有一個現象，難民間有親友關係，部屬關係的人不在少數，也符合投親靠友的習俗。

這個群體與歷史中中國到緬甸、泰國、寮國、越南等各國人群的遷徙不同，是因一九四九年在雲南國共內戰引發的國軍外逃他國發生的，經過時間的演化，大部國軍官兵又分兩次撤臺，留在泰國並繁衍至今的難民還有內在的原因。這些人既不想去臺灣，也無法回雲南，這是其一。其二，中國、緬甸、泰國、臺灣間的關係變化，直接影響到難民的處境，生存空間漸漸有擴展。其三，難民基本屬於雲南籍，少數由緬甸遷來的，也是早年由雲南遷緬的華人後裔。鄉土情結難捨，中國改革開放後，難民回鄉探親訪友的很普遍，只要旅費可以籌措，都是老兵的第一選擇。

羅仕達*說，中國政府曾不承認他們的難民身分。但泰方從指定美斯樂、大谷地等十三個難民村居住管理開始，（頁一二至頁一三）逐漸接納了難民的事實，並分期分批承認了難民、入籍、長期居住等身分，適當撥配給土地，放棄軍旅身分，不再從事鴉片販賣，軍事行動，最終形成移民的事實。

* 每個難民村都有自治村委會，負責難民的內部事務。羅仕達是難民選出的熱水塘村自治會村長。

救總「受政府之託，承擔了該地區的救助工作」。就我在二〇一四年所見範圍，修建有難民村連接公路，改建難民茅舍，架電，引水，建子弟學校，推廣農業技術，輸送難民子弟去臺灣讀大學等等。難民村可說是一塊飛地。歷史的弔詭是這些難民既是國共之爭的受難者，先是背井離鄉，冒險生存，後有臺灣方面的救助，改善了生存環境。二〇一四年的羅仕達在訪談中，卻對國共雙方的歷史行為都沒興趣，他更關注未來，不止他一人，都談到中國的變化，並引起泰國政府的態度取捨，使他們感覺到異域華人的地位向好，例如原被泰國禁止在難民村開展華文教育，學中文還要偷偷進行，現在連一些泰國人的孩子都跑到難民村學校學中文了。

覃怡輝在《金三角國軍血淚史》的結論中，最後寫道：「國共兩黨在金三角地區的鬥爭，乃是兩黨在大陸鬥爭的延續。在這場延續了數十年的國共鬥爭，無論是在大陸的大戰場或是滇緬邊區的小戰場，國民黨雖然都輸給了共產黨，但是在最後的『三頭馬車時期』，爭氣的三、五軍終於戰勝了中共支持的泰國共產黨，這場勝利不但讓三、五軍的官兵及其眷屬贏得了泰國的公民權，就如同一個『中華之女』嫁入了『泰國之家』，終於得以結束那三十多年的流浪歲月，而且也使泰國人民能免於遭受一場臨頭的赤禍之害。總而言之，這一批曾先後奮戰於金三角地區的國軍反共游擊隊官兵，在他們背井離鄉之後，不是另去新的家鄉臺灣，就是入籍泰國為民，這可說是他們在歷盡滄桑之後，所得到的一個歡喜結局。」（頁三九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