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依德的流亡者之書：最後一片天空消失之後的巴勒斯坦

「一部不肯妥協的書」――愛德華．薩依德對巴勒斯坦人處境的反思
透過巴勒斯坦人的眼睛去看巴勒斯坦人。
以文字與照片互動，薩依德站在巴勒斯坦地區遠距離外，主觀詮解巴勒斯坦人面貌的嘗試。
直面書寫和表象巴勒斯坦人的難題，拒絕接受世人對其慣性、簡化甚至有害的表象；而是透過多重視角，試圖理解巴勒斯坦人多樣性與身份特質。

最後一片天空之後鳥兒能往哪飛？
最後一線邊界之後我們能往哪去？

自1948年以色列建國，巴勒斯坦人流離於附近地區的幾個國家，他們不但在外地流亡，而且還在自己的家園流亡。
在這部傑出而動人的作品中，薩依德和攝影師摩爾檢視了，在今時今日，何為巴勒斯坦人。薩依德稱本書為「流亡者之書」，雖然是在1980年代中葉完成的，1999年薩依德為它再寫了一個序。
數十年來，薩依德完成了東方研究，後殖民論述，以其在學術界的影響力，奔走呼號，成為巴勒斯坦建國運動在西方最雄辯的代言人，被譽為「巴勒斯坦之音」。但他不幸於2003年罹患癌症病逝。
薩依德在書中指出，書寫和表象巴勒斯坦人是一道難題，而本書的目的就是直面這道難題，拒絕接受世人對巴勒斯坦人那種慣性、簡化甚至有害的表象。
這不是一部「客觀」的書，而是要透過巴勒斯坦人的眼睛去看巴勒斯坦人。
以摩爾拍攝的精彩照片為出發點，薩依德為自己的族人勾畫出一幅引人動容的肖像。他追溯了自以色列建國至貝魯特陷落以來,巴勒斯坦人是如何接二連三地喪家失產。
不過，他也看出一種新的巴勒斯坦人身分認同正在形成。這種身分認同不是奠基於流離四散和受害意識，而是奠基於希望、堅持和覺醒中的共同體意識。

作者
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
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文學與文化評論大師、後殖民思潮先驅、也是一位特立獨行的集大成人物。薩依德1935年出生於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1950年代赴美國，取得哈佛大學博士，1963年起任教哥倫比亞大學英國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所，這位知名的巴裔美籍學者，也公認為是巴勒斯坦獨立運動在西方最雄辯的代言人。2003年9月25日薩依德因白血病逝世。
薩依德著作等身，尤以「中東三部曲」：《東方主義》（Orientalism）、《巴勒斯坦問題》（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遮蔽的伊斯蘭》（Covering Islam）開啟「東方學論述」場域，影響了整個西方對東方研究的思考與研究的方向。薩依德尚著有《世界、文本與批評者》（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薩依德的流亡者之書》（After the Last Sky）、《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以及他的回憶錄《鄉關何處》（Out of Place）等書。

攝影
吉恩．摩爾（Jean Mohr）
國際知名自由攝影工作者，德裔瑞士人，常赴以色列、約旦、黎巴嫩等地區關懷巴勒斯坦人之處境。與約翰．伯格（John Berger）合著有《幸運的男人》（A Fortunate Man）和《另一種影像敘事》（Another Way of Telling）。

【自序】
一九九九年版序言 最後一片天空之後／愛德華．薩依德（E.W.S）

《最後一片天空之後》是一部流寓者之書，寫於一九八○年代中葉，是我站在巴勒斯坦地區遠距離外，主觀詮解巴勒斯坦人面貌的一個嘗試。我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隨父母永遠遷出耶路撒冷，當時我十二歲，還是個多少受到大人保護的懵懂小孩。到一九四八年仲春，我的整個家族連同其他近一百萬巴勒斯坦人被趕出巴勒斯坦。這場不折不扣的「浩劫」（nakba）揭開了我們社會毀滅和民族流散的序幕，其發生的時間跟以色列的立國完全一致。

然後，在一九九二年，也就是我離開巴勒斯坦的四十五年後和本書初版於英國的六年後，我第一次回到巴勒斯坦／以色列，隨行的還有太太和兩個兒子。對我而言，這趟旅程意義重大，讓我可以帶家人去看我出生的地方和成長的房子，去看我念過書的學校（我爸念過同一所中學），去看我叔伯、姑母、伯母、堂兄弟、祖父母住過的小鎮和村莊。在今日以色列的國境內四處旅行時，我再一次驚覺，哪怕我還認得那些房子、教室、沙灘和花園，卻已連一個故舊都不剩下。當然，很多我年輕時候認識的人都已作古。

我滿懷惆悵，但沒有灰心絕望。因為，就在本書初版的一年後，被以色列於一九六七年佔領的約旦河西岸和迦薩地帶爆發了抗暴運動（intifada）。參與者主要是些年輕人（投擲石塊的男孩女孩、學生和年輕夫妻等），他們的勇氣和深具象徵意義的行動動搖了以色列和震驚了整個世界。所以，以色列雖然百般抹殺我們作為一個民族的身分，但我們繼續以民族的身分存在和反抗。當我和家人在以色列本土和佔領區旅行的時候，這方面的跡象隨處可見。例如，我們走訪了比爾澤特大學（Bir Zeit University），它在四○年代原是一家中學（由我父母的一些密友與遠親管理），但如今佔地廣闊，建築物布滿離拉馬拉（Ramallah）十公里外的一座山丘，規模絕對夠得上一所國立大學。這大學和其他機構組織的存在讓我寬慰，反映出民眾的需要受到照顧，也反映出巴勒斯坦社會的活力仍然旺盛和有韌性，並不像我在遠距離外擔心的那樣糟糕。

另一方面，我又意識到自己此生始終只會是一個流寓者，不可能重回故土，落葉歸根。我會遲遲才回到巴勒斯坦，早先是因為不情願（你也可以稱是「膽怯於」）回到一個已經被迫改頭換面的地方，後來則是因為根本無法取得入境許可：以色列政府因為我加入了「巴勒斯坦國民議會」而把我列入黑名單（這個相當於巴勒斯坦人流亡議會的團體被以色列視為「恐怖組織」）。一九九一年，我被診斷出得了白血病，而我也因為不滿巴解組織在波斯灣戰爭的立場，與之分道揚鑣。在我看來，阿拉法特在海珊（Saddam Hussein）侵略和併吞科威特之時採取支持態度，乃是愚蠢和犯罪行為，也是最大的戰略錯誤。戰後，他困處突尼西亞，受「抗暴運動」邊緣化，遭美國懲罰，因此，為了保有權位，他不惜向以色列和美國作出一切讓步。我側聞巴解組織的官員和以色列政府已經有過一些祕密接觸，而從他們這種偷偷摸摸的行徑判斷，我知道巴解組織已經準備好拱手讓出「抗暴運動」的一切成果，以便可以參加美國所發起的「和平進程」（這個所謂「和平進程」關心的基本是以色列而非我們的利益）。我以身體有病和反對阿拉法特的政策為由，辭去「巴勒斯坦國民議會」的席位，因此得以在一年後進入巴勒斯坦，不再被以色列拒之門外（不過，當飛機降落於台拉維夫機場的時候，我們一家四口還是極端緊張和焦慮，擔心會受到盤問甚至拘留，幸好，這樣的事情並未發生）。

我此行所目睹的當然是一個完全改變了的環境。以色列已經變成一個我無法忽視的實體，哪怕它許多方面都讓人蹙眉，到處都看得到帶刺的鐵絲網和醜陋的建築。更糟的是，像太巴列（Tiberias）和薩法德（Safad）等許多城鎮的阿拉伯居民都被強制遷出，變成了猶太人聚居的中心。我震驚於看到今日竟有那麼多巴勒斯坦人使用希伯來語，反觀懂阿拉伯語的以色列人卻非常少，他們也懶得學。可以作為這種不對稱關係一大表徵的是，雖然以色列境內有近一百萬巴勒斯坦人是以色列公民（約旦河西岸和迦薩地帶的巴勒斯坦人則為數約二百五十萬），但當局卻不把他們當一回事，所有路標一律以希伯來文和英文標示，看不到半個阿拉伯文路標。儘管如此，當我們去過我媽媽的家鄉城鎮拿撒勒（Nazareth）一趟，拜訪過哈比比（Emile Habiby）和札耶特（Tawfik Zayyat）之後（兩人都會在後文被提及，也都當過以色列國會議員），我們卻可以窺見，雖然承受極大壓力和有所縮小，但自治的阿拉伯生活還是持續著。這一點，當然是拜阿拉伯語值得自豪的強大韌性所賜，但我相信，那也是一種巴勒斯坦人主體性和歷史意識的展現：我在一九八五和八六年間寫作本書的時候，要談的也是這個。

然而，正如方才說過的，無論我有多想，以色列／巴勒斯坦已不再是一個我可以生活的地方。我生了病，年紀太老（我自己是這樣覺得），而且習慣了流寓生活。更重要的是，沒有任何條例可以供我移民返鄉，因為以色列的《回歸法》（Law of Return）只適用於猶太人，不適用於我這樣的非猶太人。換言之，我族人民總人口的一半（包括住在黎巴嫩、約旦、敘利亞、其他阿拉伯國家、歐洲、北美洲和澳洲的巴勒斯坦難民）註定要一輩子流亡。一九九三年所啟動的「奧斯陸和平進程」（Oslo peace process）絲毫沒有改善巴勒斯坦人的困境（這是那些順口開河的政治評論家和政策制定者總是視而不見的）。我相信，「奧斯陸和平進程」的唯一後果只是把以色列的佔領行為合法化，並把阿拉法特（一個悲哀角色）變成了佔領政策的執行者，而可以預見的是，屯墾區的數目和被沒收土地的數目將會愈來愈多。為了公開宣示我對阿拉法特和「奧斯陸和平進程」的不滿，我開始固定為阿拉伯讀者撰寫專欄，同時以英文和阿拉伯文發表──英文版發表在開羅的《金字塔週刊》（Ahram Weekly），阿拉伯文版發表在以倫敦為總部的《生活報》（al-Hayat），後者現已是阿拉伯世界的頂尖報紙。在這些文章中，我公開批評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和枚舉「和平進程」的種種嚴重缺陷（整個「和平進程」後來被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所終止）。它們讓我生平第一次贏得一大批阿拉伯讀者，但我一點高興的感覺都沒有。一九九六年，一家埃及出版社把我的相關文章編為兩部文集，刊行出版，但它們一度被阿拉法特領導的自治政府禁止在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地區流通。一九九六年三月，我到拉馬拉去看兒子（他在那裡當了一年志工），才到達第一天，阿拉法特的御用電台「巴勒斯坦之音」（Voice of Palestine）便對我展開謾罵式攻擊，中傷我是中情局特務，還說我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公敵和東方主義者！

因此，說來奇怪的是，自《最後一片天空之後》初版至今，大環境雖然已經有了很大改變，但巴勒斯坦人的處境要不是跟原來一樣便是變得更糟。他們之中當難民的人至今還是難民，而這些難民的總人數現已超過住在約旦河西岸和迦薩地帶的巴勒斯坦人。我在本書談到的兩個人物──阿拉法特和哈蘭．阿什拉維（Hanan Ashrawi），後來都有了更新的發展。具有狡猾求生本能的阿拉法特至今還在掌權，但只能從迦薩和拉馬拉發號司令。我自一九九二年年中便沒有見過他或跟他說過話。在我看來，他在奧斯陸談判後便應該辭去職位。正如我常常指出的，他已經變得貪腐、短視、無能和獨裁，不啻是人民的一大災難。年紀老邁讓他變得昏庸。當然，他早年的建樹是不可抹煞的，而我在本書裡亦有所述及，只可惜，這些建樹在一九九○年之後即便沒有被抵銷，也是受到了玷污。至於哈蘭．阿什拉維（我在本書裡提到她的博士論文），如今已成了國際知名的人物。她曾經在一九九一年的馬德里會議居間折衝，代表過巴解組織參加華盛頓談判，又擔任過阿拉法特政府的閣員（一九九八年辭職）。除阿拉法特以外，哈蘭無疑是最知名的巴勒斯坦人之一，而這種知名度也來自她清晰的表達能力和有效的溝通能力。然而，就一整個民族而言，我們離「自決」（self-determination）的階段還差得遠，更何況有少數的巴勒斯坦土地（九％的約旦河西岸和六○％的迦薩地帶）現在是由巴勒斯坦警察負責巡邏。在以色列，右派和宗教化的政黨近年來無論是規模和政治實力都壯大了不少，而雖然有一些新的合作領域出現，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鴻溝也變得比十年前更大。

所以，我們仍繼續是一個憂患重重、喪家失產（dispossessed）的民族。在本書裡，借助摩爾所拍攝那些無比優秀的照片，我反思了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和內在景況。如今，親自去過巴勒斯坦一趟，親自看到一些被他攝入鏡頭的人物、地點和情境之後，我更加覺得他的照片深具象徵性和說明性。我們的合作體現出直到八○年代中葉為止，我的寫作和政治生活的主要特徵，而在九○年代的如今和千禧年將臨之際，重溫這些照片，我覺得我們的合作確實有助於指出一些巴勒斯坦人亟須改變的狀況：流離、喪家失產、表述習慣、內在和外在風貌、頑固、辛酸、英雄主義。帶著盡量客觀的態度重閱《最後一片天空之後》，我覺得它也許可以作為巴勒斯坦人處境的一部原始資料（source book），因為它不是從政策制定者的眼光出發，而是以回憶錄方式撰寫個人和無條理歷史家的眼光出發。它是一部不肯妥協的書，把我們生活和經驗所包含的矛盾和二律背反（antinomy）原樣呈現，沒有刻意組織為有條理的整體或煽情的追憶。裡面有的只是斷片、小回憶、不連貫的場景、私密的瑣事。

中文版導讀
被出賣的巴勒斯坦人／林長寬
美帝與以色列恐怖主義對巴勒斯坦人的暴行／周世瑀

一九九九年版序言／薩依德

前言
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狀態／薩依德
我何以會對「為巴勒斯坦人請命」感興趣／摩爾

國家 STATES

裡面INTERIORS

浮現EMERGENCE

過去與未來PAST AND FUTURE

後記 貝魯特的陷落THE FALL OF BEIRUT

中文版導讀全文
內容簡介

【內文試閱】
1國家STATES

在一個土褐色阿拉伯城市的外圍，在一個難民營的旁邊，在接二連三災難暫一停歇的空檔，一支迎親隊伍被照相機拍個正著。他們顯得驚訝、不快和有一點點不自在。他們是巴勒斯坦人（從他們的姿態和他們的混雜風格可清楚看出），住在黎巴嫩北部的的黎波里附近。這照片拍攝的幾個月後，他們的難民營便受到巴勒斯坦人的內部戰鬥所蹂躪。斜停在小路前方的是一輛無處不見的賓士轎車，車尾箱上那個自豪的Ｄ字母（表示「德國」）表明它是原裝貨。賓士轎車在西方是奢侈品，卻是黎凡特地區（Levant）最普遍的代步工具，幾乎一律是走私進口的二手貨。它取代了馬匹、騾子和駱駝的工作，又被賦予了更多其他任務。除了通常作為計程車以外，它還象徵著現代科技的本土化，象徵著西方生活方式對傳統生活方式的入侵，象徵著非法買賣。更重要的是，賓士轎車在這地區已成了一種萬用的工具，可以派上各種用場：喪禮、婚禮、生小孩、炫耀、上班、下班、維修、偷竊、轉售、跑路、躲藏。但因為巴勒斯坦人沒有屬於自己的國家可以庇護他們，於是，來源和目的地都不明的賓士轎車遂顯得是個入侵者，代表著那些既打亂他們生活節奏又團團包圍著他們的力量。「大地在我們面前闔上，驅趕我們走上最後一程。」詩人戴爾維什（Mahmoud Darwish）如是說。
機動性與不安全感的弔詭。不管我們巴勒斯坦人身在何處，都不會是身在巴勒斯坦，因為巴勒斯坦已不復存在。不管你是從阿拉伯世界的一頭走到另一頭，是在歐洲、非洲、美洲還是澳洲旅行，你都找得到像你一樣的巴勒斯坦人，找得到像你一樣受特殊法令、特殊身分限制、帶著被施暴印記的巴勒斯坦人。除了在外地流亡以外，我們還在自己的家園流亡，因為繼續有巴勒斯坦人住在從前那片叫巴勒斯坦的土地（如今由以色列、約旦河西岸和迦薩地帶構成）。但不管是流亡哪裡，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間皆已悲慘地大受壓縮。他們要麼被稱為「朱迪亞和撒馬利亞的阿拉伯人」（the Arabs of Judea and Samaria），要麼被稱為「非猶太人」（non-Jews）。他們有些還被稱為「在場的缺席者」（present absentee）。在除約旦以外的其他阿拉伯國家，他們拿到的都是特殊的識別證，上面把他們的身分標示為「巴勒斯坦難民」，所以，即使從事的是工程師、教師、生意人和技術人員等體面職業，但在地主國眼中，他們始終是異類。無可避免地，今日凡是以巴勒斯坦人為主題的照片都會包含這個事實，使得它昭然若揭。
記憶讓巴勒斯坦人的流放生活更加滿懷愁緒。巴勒斯坦位居伊斯蘭教、基督教和猶太教三大文化的中心，而東方和西方都一直把它說成是一片神奇地域。沒有人敢忘記它，沒有人敢忽視它。世界新聞常常滿是有關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區的報導，包括最新一場的中東危機或最近一次的巴勒斯坦人英勇抵抗行動。巴勒斯坦的景點、物品和紀念碑是商業、戰爭、朝聖、膜拜的對象，是文學、藝術、歌曲和奇想的主題。不管是東方或西方，是高級文化或商業文化，都曾向巴勒斯坦吸取靈感資源。照片中一對新人穿著不太合身的西方結婚禮服，但他們周遭親友卻是穿戴本土衣著飾物，顯得自自然然。這場合的歡樂氣氛與他們無處可去的難民身分格格不入，而在旁邊玩耍的小孩也跟四周毫不吸引人的環境形成觸目對比。新郎有一雙工人的大手，新娘則手指纖細、朦朧白皙，二者很不協調。每當我們從巴勒斯坦流亡到其他地方，即使我們在新環境過得體面，舊日的一切仍會如影隨形逼近，像記憶一樣既具體又不真實。
有時，被迫播遷的酸楚就像是描在微弱鉛筆痕跡上的粗大字體。身體與新環境會適應不良。角度是錯的。牆上的擺設是裝飾用，可不知怎麼搞的卻讓房子顯得像個雜物盒子。我們以猶豫的姿勢坐在椅子上，不知道是該面向唐突的訪客還是要迴避他的目光。孩子被抱著，卻又是向外抱著。男人和女人的姿勢表情再現著四周那令人不敢恭維的環境：女人的頭巾複製了牆壁上的陰森圖案，男人的雙腳交踩著，既重複又牴觸著向外突出的椅腳。他看來坐立不安，一副隨時準備好要離開的樣子。這一次又發生了什麼事？這一次又要往哪裡去？他們的形象縮影著我們變幻無常的處境，縮影著我們隨時都有可能被驅趕到另一棟房子、另一個村莊、另一個地區的事實。既然曾經從一個「棲息地」被趕到另一個，誰又能保證不會歷史重演。
流亡是一系列沒有名字、沒有脈絡的肖像照。這些照片基本上都是沒有解釋文字、無名無姓和啞口不語的。看著它們的時候，我並沒有來自鄰里閒談的知識可以仰仗，另一方面，它們無比寫實的特質又能傳達出一些比表面資訊更深的印象。我當然是搆不著照片中人的具體人生，頂多可以透過為他們拍照的歐洲攝影師略知一二。依我猜測，那攝影師是透過翻譯人員與他們交談的，換言之就像我一樣，得到的只是第二、三手的知識。不過，有一件事情我倒是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們雖然保持禮貌，心裡卻認定攝影師跟把他們推到如今可憐處境的那些人來自同一方向，甚至是一丘之貉。他們感到窘迫，不知道自己何以會被觀察和拍照，卻沒有力量阻止。

§

Ａ．Ｚ的父親（我妹妹的公公）臨終前把所有子女聚集到床邊，要與全家人最後團聚一次。他是個非常年邁又非常虛弱的老人，來自海法（Haifa），人生最後三十四年都住在貝魯特，一直對失去房子和財產一事感到無比憤怒和難以置信。現在，以一個身無分文、可憐兮兮的大家長的身分，他指著放在床邊的一口破舊行李箱，結結巴巴說出最後遺訓：「保存好裡面的鑰匙和契據。」行李箱裡放著他被逐出巴勒斯坦時搶救回來的一些家當。各種私密的小紀念物在我們手中傳遞，它們就像是系譜或遊唱詩人傳述的故事那樣，包含著一個不能被喚回的過去。照片、衣服、失去使用場合的物品、語言習慣和風俗：這些全都是我們捨不得放下的物事，它們被我們加以複製、放大、聚焦、添加意義和傳遞觀賞，以作為聯繫我們跟自己巴勒斯坦人身分和聯繫我們彼此關係的線絲。
有時，我會覺得這些負載著沈重記憶的物品（相簿、玫瑰經、念珠、圍巾、小盒子等）只是些累贅。我們攜帶著它們到處遷移，把它們懸掛在每一個新遮風蔽雨處的牆壁上，藉此表現出我們對它們的愛戀。然後，我們會以為自己的怨氣已消，不知道它在悄悄繼續生長。我們也不承認自己戀舊的態度已經僵化，無法改變。這樣，到頭來我們就會被過去完全控制。我爸爸花了一輩子時間想逃離這些物件（最主要的是「耶路撒冷」，包括真實的耶路撒冷和它的各種象徵物品）。就像他父母、祖父母和其他遠祖一樣，我爸爸出生在耶路撒冷，小時候住在老城區，曾向遊客兜售一些號稱是真品的十字架和荊棘冠冕碎塊。但他恨那個地方。他常說，那裡意味著死亡。所以，他沒有把多少與耶路撒冷有關的東西留在身邊，頂多是一兩個不完整的故事、一枚錢幣或一個獎章、一幅我祖父騎在馬上的照片，以及兩張小地毯。我甚至從未看過一張我祖母的照片。然而，等我爸爸老去後，他卻開始說些我聽不懂的耶路撒冷俚語，而那都是我年輕時從未聽他說過的。

§

過流亡生活的人很難維持身分歸屬（我們是誰？來自何處？是何許人？）。大部分其他民族的身分歸屬都是天經地義，但巴勒斯坦人卻不是如此，需要反覆不斷為自己的身分歸屬提出證明。這不只是因為我們已經被界定為「恐怖分子」，還因為我們作為巴勒斯坦原住民以及對這土地擁有基本權利的事實，已經受到否定或挑戰。再來還是因為我們總是被拿來跟以色列人相對照，在他們被大受稱頌的民主制度和各種成就面前顯得一無是處。在許多西方人的措辭裡，我們淪為納粹和反猶太主義者同一類的貨色。人們認為我們沒有任何成就，沒有任何值得尊敬的特質，唯一擅長的是破壞中東地區和平。有些住在約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屯墾者說：「巴勒斯坦人可以住在這裡，但不能擁有任何權利，只能以外籍居留者的身分生活。」另一些以色列人則更不寬厚。我們沒有愛因斯坦、夏卡爾（Chagall）、弗洛依德和魯賓斯坦之類的名人可以保護我們。我們也沒有「納粹大屠殺」（Holocaust）可以博得世人同情。我們是「他者」，是對立面，是「出埃及」和「返家園」的對稱公式裡的一個污點。於是，我們用沈默和謹慎來掩蓋傷口，放慢身體的渴求以減輕失落的刺痛。

§

巴勒斯坦有少數未被改變的景貌可以讓人回憶起往昔的歡樂。賣蛋糕和玉米的流動攤販還在那裡，隨便就看得見，而他們賣的東西仍然能夠激起食慾。他們看來不只會從一個地方叫賣到另一個地方，還會從從前叫賣到現在，而伴隨著他們的也還是同一批顧客：年輕的男孩女孩、回家途中的腳踏車騎士、閒晃的學生或職員。就像從前一樣，我們買東西的零錢是偷偷找到的（有誰還記得從前的輔幣單位？是「披索」、「費斯」還是「先令」？），買的也是同一種不起眼零食：沾有百里香佐料的圓形芝麻餅或撒上鹽巴的煮玉米。這些東西既不特別精緻，也沒有經過精心烹調，但我們卻吃得津津有味，主要原因是它們不是正餐，無關營養，不是例行公事。然而，今日的我與這種生活的距離又是何其巨大。感覺上，我輕易就可以躍進這些照片裡，回到往昔的時光，但實際上，我又要如何跨越橫阻在我和照片中景物的障礙？
因為那片土地現已離我更遠。一九三五年年底出生於耶路撒冷，我是一九四七年底永遠離開被託管的巴勒斯坦的。到一九四八年春天，我最後一個堂兄弟撤出了我們家族位於西耶路撒冷的宅子。我聽說，布伯（Martin Buber）後來住進這宅子，直到逝世。我是在埃及長大的，然後再到美國念書。一九六六年，我去了拉馬拉一趟（當時的拉馬拉仍屬約旦管轄），參加一個親戚的婚禮，同行的有我爸爸（他五年後逝世）和我妹妹。自那次聚會後，我家族的所有成員都經歷了再一次的遷徙：或遷往約旦，或遷往黎巴嫩，或遷往美國，或遷往歐洲。就我所知，如今我已經沒有任何親戚住在舊稱巴勒斯坦的那片土地。另外，戰爭、革命和國內鬥爭已經把我曾經住過的幾個國家（黎巴嫩、約旦和埃及）改變得面目全非。直到三十五歲為止，我若想要的話，就可以從開羅一直旅行到貝魯特，一路暢通無阻，不因沿途地區受不同殖民強權控制的事實影響。現在卻不是這個樣子，例如，我媽媽雖然還住在貝魯特，但自一九八二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後我便沒有再探望過她，因為那裡不再歡迎巴勒斯坦人入境。所以，今日我既無法回到我童年時代住過的地方，也無法在那些留有我許多青少年回憶的國家或地方自由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