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大綱【出版83週年紀念版】

探究舊時代之興衰　尋找新未來之行路
掌握歷史智識　建立嶄新思維
史學經典巨著　出版83週年紀念
錢穆獻給歷史的溫情與敬意

 史學經典巨著，1940年問世以來，一直影響史學界研究。
 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余英時院士專文導讀。
 大師寫給大眾的中國史通論。

「這是一部應該人手一編的中國史學無盡藏！」——余英時

錢穆以「中國通史」課程講義為底本，撰寫的通史著作。全書分為三層次，使用「綱目體」論述，先梳理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再深入剖析各朝代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學術等層面的發展，是認識中國史的最佳入門書。
錢穆於1940年代寫成此書，為了讓當時的人基礎了解中國歷史，行文力求簡要，僅舉大綱，並以手繪地圖、圖表解說，讓讀者更能清晰、有系統地掌握全貌。並且大量引用研究中國史不容忽視的典籍，分別追溯歷朝制度、政治形態、經濟體系或士人階層等方面的變遷軌跡，再就變動加以綜合觀察，以凸顯中國史的特色。寫作手法深刻平衡了學術與通俗的界線。

上古為中國史的起點
石器時代遺址的發現，使古史觀念脫離了三皇五帝的傳說，轉移到有形物品可尋的範疇。

春秋霸政期轉型為戰國軍國期
春秋時代從共主衰微到諸侯兼併，逐漸形成郡縣國家的型態。戰國時代的封建貴族完全崩潰，軍人、商賈興起，走向中央集權國家。

秦漢大一統，出現代表平民的政府
中國疆域版圖於秦朝確立，首度全國統一，創建政治制度、奠定學術思想、實行書同文車同軌，為平民政府立下基礎。直至漢朝興起，中國史上初創平民政權。

魏晉南北朝長期分裂的開始
東漢士族不肯同心協力建設國家，大一統瓦解，分崩動亂長達近四百年。朝代更迭迅速，長期存在有多個政權並存的局面。

隋唐盛運再臨，中唐後傾頹再度分裂
全國再度統一，這時期的統一政府與秦漢不同，中央重建宰相職權、地方政權統轄於中央。安史之亂引爆唐朝的內憂外患，藩鎮傾覆唐朝，延續為五代十國。

兩宋以貧弱的姿態於歷史現身
全國三度統一，但國力並未隨之富強，且重文抑武，始終積弱不振，難敵外患，引發讀書人的自覺精神，數度革新變法。

元明接續立國，國家走入君主獨裁
元朝為第一次非漢人政權，以不平等的階級概念立國，除去武力鎮壓和財富侵佔外，並未真正與傳統的儒家精神融合，以致未及百年即被漢人平民推翻，建立明朝。但明太祖廢相，在未來三百年的統治中埋下隱憂。

滿清入主，部族政權再現
第二次非漢人政權、中國最後一個王朝。政制沿襲明朝，但對漢人十分猜忌，文字獄直至清中葉都未嘗間斷，以致讀書人轉為消極地鑽研學術。中葉後人口激增、外國叩門，通膨亦隨之增長，民變、外患就此產生。

歷史學家聯合推薦（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汎森（中研院院士）　王健文（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孔令偉（中研院史語所助研究員）　丘文豪（中研院博士後研究）　徐兆安（中研院近史所助研究員）　高震寰（中研院史語所助研究員）　許凱翔（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游逸飛（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傅揚（臺灣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鄭丞良（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閻鴻中（臺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對於一般讀者而言，這部「圓而神」的經典之作體現了中國史的主要特色及其整體動態。對於各種層次的研帺者而言，《國史大綱》中潛藏著數不清的睿識和創見，處處都可以引人入勝。──余英時／中央研究院院士

錢先生學問精純，思想疏通知遠，文理密察，以細針密縷的功夫，作為平正篤實的文章。─林語堂／文學家

錢穆先生可能是將中國寫歷史的傳統承前接後帶到現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師。─黃仁宇／歷史學家

錢穆是中國極其優秀的學者，是我們時代最傑出的學者之一。他的學術興趣主要在中國思想史研究領域。─班傑明．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美國漢學家

錢穆先生是研究中國思想一位罕見而成就卓越的史學家，他研究中國歷史與思想的方法為觀察這個蜩螗的時代提供了廣泛的視野。錢先生是極少數能與當代流行的思潮相抗衡的傑出學人，過去許多年來，錢先生透過他的著作一直是我的老師，雖然其他學者也在這種方式下教導我，但錢先生在引導我研究中國思想上則是為時最早而且影響最深的一位。─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美國漢學家

《國史大綱》發微－—從內在結構到外在影響
余英時（中央研究院院士）

一九五○年我在香港新亞書院修業，曾有幸在錢穆先生親自指導下•細讀《國史大綱》，並寫成全書提要一冊。每篇提要都經過錢先生評閲，有所審正。不但如此，在閱讀和審評的過程中，我對於書中不甚瞭解或略有疑難的部分一一向錢先生請教，他都詳細解答，必待我疑滯盡消而後止。根據這一特殊的經驗，我想借此機會說明：我為什麼十分熱衷於將《國史大綱》推薦給新一代的讀者。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九，錢先生在北京大學及西南聯大連續講授「中國通史」一課，六年之中不斷起草、修改和增補此課的講義，至一九三九年六月始完成《國史大綱》全書的撰述。所以《國史綱》是一部中國通史教科書，從初版（一九四○年）到今天已七十六年了。我們都知道，教科書每隔三、五年便必須重新撰寫，至少也要大幅度地修訂，否則便不能將最新的知識包涵在內了。但《國史大綱》在七十多年後的今天，史學界仍視之為不可不讀之書，隨時隨地都出現重印的要求，不但在臺灣如此，在大陸和香港也無不如此。由此可知，《國史大綱》早已從教科書轉變成中國史學領域中的一部經典了。
中國史學上的經典究竟應該怎樣界定呢？我們必須上溯到司馬遷的《史記》。太史公在〈報任安書〉（見《漢書》本傳）中說：他撰寫《史記》「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兩千多年來，這三句話已成為中國史學著述的最高標準，《史記》、《漢書》、《資治通鑑》等都因為符合此標準而被尊為不朽的史學成就，即所謂「經典」也。《國史大綱》便是繼承了這一史學傳統的現代經典。如果用現代概念來表達，「天」指歷史上客觀存在的力量，不是人的意志所能隨便轉移的，「人」則指人的主觀力量，可以在歷史上發生實際的創造作用。從這一意義說，《國史大綱》不但以「究天人之際」為它的主要工作，而且還將這一工作的進行置之於一貫通性系統之下。其次，「通古今之變」更是《國史大綱》的一個根本宗旨。無論是制度、政治形態、經濟體系或士階層功能，錢先生都分別追溯其歷代變遷的軌跡，然後更對各方面的變動加以綜合觀察，以凸顯中國史的特色所在。至於「成一家之言」，在錢先生的《國史大綱》來說，即是建立一系統觀點，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將中國史的整體動態儘可能客觀地呈現出來。所謂「客觀呈現」是指在眾多史料中找出確切的證據，足以證明所采用的系統觀點。因此所謂「系統觀點」決非任意得來，而是從初步泛覽廣大史料中逐漸形成的假設。《國史大綱》便是在這一程序中建成了「一家之言」，因此出版以來很快取得了權威的地位。用柯靈烏（R.G. Collingwood)的說法，即「建立起自己的權威」(“constitution of one's own authority”)，這是「－家之言」在英文中天造地設的表達方式。
為什麼在現代無數的中國通史中，《國史大綱》獨能出乎其類而拔乎其萃呢？讓我從嚴耕望先生的觀察和評論開始。嚴先生入錢先生之門比我早，而且是錢門史學成就最大的學者，所以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國史大綱》重版增訂，錢先生特請他代為校閱，並提出增刪意見。嚴先生讀過《國史大綱》已多次，這次再通讀一過，「益加驚佩」。一九七三年二月五日校畢全書後，他在日記中寫道：

此次校閱，比較仔細的看了一過，得益不少，益驚佩賓師思考赦銳，識力過人。早年我即欽服賓師境界之高，誠力之卓，當上追史遷，非君實所能及。再讀此書，此信益堅。……即此講義，已非近代學人所寫幾十部通史所能望其項背，誠以學力才識殊難兼及！

他也顯然把錢先生和前後兩司馬相提並論，甚至認為他的「境界」和「識力」尚在司馬光之上。嚴耕望這一論斷是專就「通史」而說的，所以最後特別指出：《國史大綱》雖脫胎於講義，「已非近代學人所寫的幾十部通史所能望其項背」。他用「學力才識殊難兼及」來解釋其他通史撰人何以寫不出像《國史大綱》這樣高水平的著作，我大體上是同意的。但這是以主觀能力為標準在錢先生與其他通史撰人之間劃一道界線。現在我想換一個角度，從著作的性質來辨別《國史大綱》與其他通史的客觀異同何在。這裡我要借用章學誠的史籍分類來說明問題。《文史通義．書教下》云：

《易》曰：「筮之德圄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間當竊取其義以槩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似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抉擇去取，故例不拘備而其德為圓。

章氏將史籍劃分為「撰述」與「記注」兩大類，大有助於我們對中國史學傳統的理解，所以這一分別大致已為近代學人所接受。這裡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概念上，他把「撰述」和「記注」分作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工作，但他同時也深知，在實踐中，二者互相關涉，因而是離不開的。在他的構中，「撰述」是史學的最後歸宿，然而史家並不能憑空撰史，而必須建築在「記注」的堅實基礎之上。所以他特舉例指出：司馬光《通鑑》之所以能成為一家「撰述」，其憑藉全在劉邠、劉恕、范禹諸人所輯考而成的長編°(詳見《文史通義》外篇三〈報黃大俞先生〉)這一長編便相當於章氏謂「記注」。易言之，他的「記注」一辭內容很廣泛，舉凡原始史料的收集、整理、編年以至考訂等都包括在內。所以他說：

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投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文史通義》卷五〈浙東學術〉)

這裡「史纂」與「史考」屬於「記注」，而「史學」則是他特為重視的「撰述」，與我們一般用的概念不同。
根據上述的章氏分類，我認為錢先生的《國史大綱》顯然屬於「圓而神」的「撰述」，而其他家所寫的通史則大致應該歸類於「方以智」的「記注」。這是兩種不同型的史學作品，但在學術價上則處於分庭抗禮的地位。我相信祇有這樣看待，其他通史才能得到比較客觀而公允的評價。近代史中也有一些曾流行一時，受人推重的作品，其中「整輯排比」、「參互搜討」，也頗為可觀，因同樣在學術上作出了重要貢獻。最明顯的例子是呂思勉先生的著作。他通貫全史之作有《白話本國史》（一九二二）、《中國民族史》（一九三四）丶《中國通史》（上冊，一九四○；下冊，一九四五）丶《先秦史》（一九四一）、《秦漢史》（一九四七）丶《兩晉南北朝史》（一九四八）丶和《隋唐五代史》（一九五九）等。其中《白話本國史》「為通史開一新紀元」（顧頡剛語，見他所著《當代中國史學》下編「通史的撰述」一節。）而四部斷代史，共約三百萬言，更是他畢生精力所萃的鉅構。這裡我要特別指出，這四部書原是上海開明書店所籌劃的「國史長編」，最初擬請錢穆先生撰寫，錢氏則轉懇呂先生承擔這一大計劃。（見《師友雜憶》，全集本，頁五四。）所以呂先生這四部書其實是一部中國通史的前半段，因篇幅過大而以斷代方式刊佈而已，並不是通常涵義中的「斷代史」。在這四部之外，他還有「宋遼金元史」與「明清史」兩部未成史稿，可惜沒有人加以整理；這更證明他寫的是一部通貫性的「國史長編」。

 上冊

導讀 《國史大綱》發微——從內在結構到外在影響／余英時（中央研究院院士）
引論
第一編　上古三代之部

第一章　中原華夏文化之發祥——中國史之開始虞夏時代
　一　近代對上古史之探索
　二　中原華夏文化之發祥
　三　夏代帝系及年歷
　四　虞夏大事
第二章　黃河下游之新王朝——殷商時代
　一　殷代帝系及年歷
　二　殷人居地之推測
　三　殷人文化之推測
　四　殷周關係
第三章　封建帝國之創興——西周興亡
　一　西周帝系及年歷
　二　周初之封建
　三　西周勢力之繼續東展
　四　幽王見殺與平王東遷

第二編　春秋戰國之部

第四章　霸政時期——春秋始末
　一　春秋年歷及分期
　二　霸前時期之形勢
　三　齊桓晉文之霸業
　四　霸政衰微後之大夫執政
　五　春秋時期之一般文化狀態
第五章　軍國鬬爭之新局面——戰國始末
　一　戰國年歷及分期
　二　從宗法封建到新軍國之種種變遷
第六章　民間自由學術之興起——先秦諸子
　一　春秋時代之貴族學
　二　儒墨兩家之興起
　三　學術路向之轉變
　四　士氣高張
　五　貴族養賢
　六　平民學者間之反動思想

第三編　秦漢之部

第七章　大一統政府之創建——秦代興亡及漢室初起
　一　秦漢帝系及年歷
　二　國家民族之摶成
　三　第一次統一政府之出現及其覆滅
　四　平民政府之產生
第八章　統一政府文治之道——由漢武帝至王莽
　一　西漢初年之社會
　二　西漢初年的政府
　三　西漢初年的士人與學術
　四　中央政府的文治思想之開始
　五　漢武一朝之復古更化
　六　士人政府之出現（昭宣元成一段）
　七　漢儒之政治思想
　八　王莽受禪與變法
第九章　統一政府之墮落——東漢興亡
　一　東漢諸帝及年歷
　二　東漢之王室
　三　東漢外戚與宦官
　四　外戚參加王室之由來
　五　宦官參加王室之由來
第十章　士族之新地位——東漢門第之興起
　一　士族政治勢力之逐步膨脹
　二　東漢之察舉與徵辟制度
　三　太學清議
　四　黨錮之獄
　五　門第之造成
　六　東漢士族之風尚
第十一章　統一政府之對外——秦漢國力與對外形勢
　一　兩漢國力之比較
　二　西漢與匈奴
　三　東漢與西羌

第四編　魏晉南北朝之部

第十二章　長期分裂之開始——三國時代
　一　魏晉南北朝之長期分裂
　二　舊政權之沒落
　三　離心勢力之成長
　四　新政權之黑暗
　五　思想界之無出路
　六　三國帝系
第十三章　統一政府之迴光返照——西晉興亡
　一　西晉帝系及年歷
　二　西晉王室之弱點
　三　胡人之內地雜居
　四　懷愍被虜與人心之反映
　五　文化中心之毀滅
　六　新宗教之侵入
第十四章　長江流域之新園地——東晉西渡
　一　東晉帝系及年歷
　二　東晉一代之北伐與內亂
第十五章　北方之長期紛亂——五胡十六國
　一　五胡十六國撮要
　二　十六國前後形勢之大概
　三　五胡十六國大事簡表
　四　胡人之漢化與胡漢合作
第十六章　南方王朝之消沉——南朝宋齊梁陳
　一　南朝帝系年歷
　二　南朝王室之惡化
　三　南朝門第之衰落
第十七章　北方政權之新生命
　一　北朝帝系及年歷
　二　北方之漢化與北方儒統
　三　魏孝文遷都及北魏之覆滅
　四　北齊北周文治勢力之演進
第十八章　變相的封建勢力——魏晉南北朝之門第
　一　九品中正制與門閥
　二　學校與考試制度之頹廢
　三　南渡後之僑姓與吳姓
　四　當時之婚姻制度與身分觀念
　五　北方的門第
　六　郡姓與國姓
第十九章　變相的封建勢力下之社會形態（上）——在西晉及南朝
　一　漢末之荒殘
　二　農民身分之轉變
　三　西晉之戶調制與官品占田制
　四　南渡之士族
　五　兵士的身分及待遇
第二十章　變相的封建勢力下之社會形態（下）——在五胡及北朝
　一　五胡時代的情況
　二　北魏均田制
　三　西魏的府兵制
第二十一章　宗教思想之瀰漫——上古至南北朝之宗教思想
　一　古代宗教之演變
　二　東漢以下之道教與方術
　三　魏晉南北朝時代之佛教
　四　北方之道佛衝突
　五　隋唐時期佛學之中國化

第五編　隋唐五代之部

第二十二章　統一盛運之再臨——隋室興亡及唐初
　一　隋代帝系及年歷
　二　隋代國計之富足
　三　煬帝之誇大狂
　四　唐代帝系及年歷
　五　貞觀之治
第二十三章　新的統一盛運下之政治機構——盛唐之政府組織
　一　宰相職權之再建
　二　地方政治之整頓
第二十四章　新的統一盛運下之社會情態——盛唐之進士府兵與農民
　一　唐代之貢舉制
　二　唐代之租庸調制
　三　唐代之府兵制
第二十五章　盛運中之衰象（上）——唐代租稅制度與兵役制度之廢弛
　一　由租庸調制到兩稅制
　二　自府兵到方鎮與禁兵
第二十六章　盛運中之衰象（下）——唐代政府官吏與士人之腐化
　一　政權之無限止的解放
　二　政府組織之無限止的擴大
第二十七章　新的統一盛運下之對外姿態——唐初武功及中葉以後之外患
　一　安史之亂以前
　二　安史之亂以後
第二十八章　大時代之沒落——中葉以後政治社會之各方面
　一　唐中葉以後之藩鎮
第二十九章　大時之沒落（續）
　一　唐中葉以後之宦官
　二　唐中葉以後之朝士與朋黨
第三十章　黑暗時代之大動搖——黃巢之亂以及五代十國
　一　流寇與唐室之傾覆
　二　五代十國
　三　契丹之興起
　四　中原民眾之疾苦
　五　中國之南北分裂

 下冊

第六編　兩宋之部

第三十一章　貧弱的新中央——北宋初期
　一　北宋帝系及年歷
　二　宋初中央新政權之再建
　三　宋代對外之積弱不振
　四　宋室內部之積貧難療
　五　宋代政制上的另外兩個弱點
第三十二章　士大夫的自覺與政治革新運動——慶曆熙寧之變法
　一　學術思想之新曙光
　二　慶曆變政
　三　熙寧新法
第三十三章　新舊黨爭與南北人才——元祐以下
　一　熙寧新黨與南人
　二　洛蜀朔三派政治意見之異同
　三　道德觀念與邪正之分
第三十四章　南北再分裂——宋遼金之和戰
　一　金起滅遼
　二　遼帝系及年歷
　三　金滅北宋
　四　南宋與金之和戰
　五　南宋之財政
　六　南宋金帝系及年歷

第七編　元明之部

第三十五章　暴風雨之來臨——蒙古入主
　一　蒙古之入主
　二　元代帝系及年歷
　三　元代之政治情態
　四　元代之稅收制度與經濟政策
　五　元代之軍隊與禁令
　六　元代之僧侶
　七　元代之士人與科舉制度
第三十六章　傳統政治復興下之君主獨裁（上）——明代興亡
　一　明代帝系及年歷
　二　傳統政治之惡化
　三　廢相後之閣臣與宦官
第三十七章　傳統政治復興下君主獨裁（下）
　一　明初的幾項好制度
　二　明代政制之相次腐化
第三十八章　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上）——自唐至明之社會
　一　經濟方面
　二　文化方可
　三　南北政治區域之劃分及戶口升降
第三十九章　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中）
　一　黃河與北方之水患
　二　北方社會所受外族及惡政治之摧殘
第四十章　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下）
　一　南方江浙一帶之水利興修
第四十一章　社會自由講學之再興起——宋元明三代之學術
　一　貴族門第漸次消滅後之社會情形
　二　宋明學術之主要精神
　三　宋明學者之講學事業
　四　宋明學者主持之社會事業

第八編　清代之部

第四十二章　狹義的部族政權之再建（上）——清代入主
　一　滿洲興起至入關
　二　明末流寇
　三　南明之抗戰
第四十三章　狹義的部族政權之再建（下）
　一　清代帝系及年歷
　二　清代對待漢人之態度
　三　清代政制
　四　清代之武功
第四十四章　狹義的部族政權下之士氣——清代乾嘉以前之學術
　一　明末遺民之志節
　二　乾嘉盛時之學風
　三　政治學術脫節後之世變
第四十五章　狹義的部族政治下之民變——清中葉以下之變亂
　一　乾嘉之盛極轉衰
　二　洪楊之亂
　三　湘淮軍與咸同中興
第四十六章　除舊與開新——清代覆亡與民國創健
　一　晚清之政象
　二　晚清之變法自強
　三　晚清之廢科舉興學校
　四　戊戌政變與辛亥革命
　五　辛亥革命以後之政局
　六　文化革命與社會革命
　七　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
　八　抗戰勝利建國完成中華民族固有文化對世界新使命之開始

第一章　中原華夏文化之發祥中國史之開始虞夏時代

上古史為全部歷史之起點，應須求一明瞭之知解，然人類歷史總可推溯到無人可說之一境，則上古史之探索，終不免於只成為一種比較近理之測想。

一　近代對上古史之探索

近代對上古史之探索，可分兩途述說：一、史前遺物之發掘。二、傳說神話之審訂。
史前遺物發掘，可分三部分述之：

一、舊石器時代遺址之發現
此事始於民國九年，在甘肅慶陽為首次。此後陸續發現甚多。
（一）早期舊石器時代
民國十八年在河北房山周口店發現古代猿人之完整頭骨，考古學者名之曰「北京人」。其年代距今約五十萬年，中華民族當為其直屬後裔。其時北京人已知用火，當早於歐洲人用火三十萬年以上。其他遺物，周口店發現亦甚豐。其後在陝西藍田陳家窩，發現藍田猿人，與北京猿人時期相同。又有山西芮城匼河與西侯度村等十三處。其中芮城兩址時代更早。後有廣東曲江馬壩村發現「馬壩人」，時代稍後於「北京人」與「藍田人」。則是在遠古時代，吾中華民族之祖先，殆已遍布華南、北。
（二）中期舊石器時代
在華北發現者，多在山西、陝、甘高原一帶。自汾水流域北至河套，南緣橫山山脈。甘肅慶陽所發現，亦屬此期。華南有湖北長陽出土「長陽人」。
（三）晚期舊石器時代
此期距今約不過一萬年。遺址發現，遍及南北。惟黃河、長江下游各地，則尚未發現有此等遺址。

二、新石器時代遺址之發現
（一）黃河中下游
一為民國十年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所發現，稱為「彩陶文化」。其分布地區，以豫西、晉南及渭水中下游為中心，西至渭水上游，東至豫中，南至漢水中上游，北達河套。遺址發現，多在河流兩岸之台地，分布極稠密，已發現者約達千處以上。其中如西安半坡最早遺址，據測定，距今可達六千年。陝縣廟底溝早期遺址，距今亦逾五千年。其時已知經營原始鋤耕農業，兼事漁獵。
二為龍山「黑灰陶文化」。分布地區較「仰韶文化」為廣。西起陝西，東至海濱，東北至遼東半島，東南至江蘇，發現遺址三百餘處。此一期之文化，乃自仰韶文化發展進步而來。又可分較早「形成期」與較晚「典型期」之兩期。如河南陝縣廟底溝，即在仰韶文化之上層。安陽後岡則在殷墟之下層。此皆屬「龍山文化」之較早形成期。如山東歷城龍山鎮城子崖及日照西城鎮諸地，是為「龍山文化」之較後典型期。此時期之文化，鋤耕農業已甚進步。陶器開始採用輪製，並以精造黑色光薄的蛋殼陶為其特色。並已有城堡建築，以牛、羊、豬之肩胛骨為卜。
（二）長江中下游
有湖北京山縣屈家嶺之發現。其分布範圍，為以長江及武當山、桐柏山、大別山所環繞之江漢地區。其時期晚於仰韶，而早於龍山。其中如淅川遺址，據測定距今可達四千至五千年。此一地區之文化，已普種水稻。狩獵、紡織均相當發達，有豐富多彩的繪畫藝術。
（三）其他
如黃河上游，川、滇西南地區，東南沿海，塞北草原及東北地區，西北高原，青藏高原各處，皆有新石器時代遺址之發現，在此不備及。

由於此等發現，遂使國人古史觀念，漸漸脫離了三皇五帝之舊傳說，轉移到有物可稽之新研尋，此不可不謂是近六十年來吾國人古史知識上一大進步。

國人此六十年來之發掘考古工作，因於材料陸續發現，遂使因之而起之推論亦陸續改變。如仰韶、龍山兩期文化，以前認為其各自獨立發展，今已遭一致之否定。至西方學者早有中國民族與中國文化西來之臆測。民國十年發現仰韶彩陶上繪幾何花紋，西方學者仍認其與中亞、南歐一帶有關係，但今亦無人置信。據最近考古學家一般之意見，綜合舊石器、新石器兩時代遺址之發現，大體認為中國文化最早開始，應在山、陝一帶之黃土高原。東至太行山脈，南至秦嶺山脈，東南至河南西北山地，西北至河套地區。自此逐步向東南發展。及至新石器時代，當轉以渭水盆地及黃河大平原為中心。由仰韶彩陶文化向東發展，形成龍山文化。向西傳播，乃至黃河上游以抵西北高原。在此六十年之發現中，尚不見西北地區有舊石器時代之遺址，則中國民族中國文化西來之說，可以不攻而自破。

三、殷墟之發現
遠在清末，已有人在河南安陽發掘殷代所用龜甲占卜文字，而發現其地為古代之殷墟。此一遺址之年代，已遠在有文字記載之歷史以後。在此遺址所得器物，已遠後於石器時代，而代表了很進步的青銅器時代。其間有一部分遺物，可證其直接因襲於龍山文化而來者，如卜骨、如黑陶皆是。在殷墟之後岡，上層有白陶，今稱之曰「小屯文化」。中層黑陶，即代表「龍山文化」。下層彩陶，乃代表「仰韶文化」。是其地乃不斷有陶文化。

目前關於考古發掘之成績，大略可言者止此。
傳說神話之審訂，近人為之尤力。如顧頡剛等所編集之古史辨。
然中國民族本為一歷史的民族，中國古史早已歷經古人不斷努力，有一番卓越謹嚴而合理的編訂。

最著者莫如孔子之作春秋，與司馬遷之為史記。子不語怪力亂神，春秋「其文則史，其事則齊桓、晉文」，已為一部極謹嚴的編年史，歷史觀念至是已絕對超出「神話」之範圍而獨立。司馬遷為史記，謂：「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自負以史記繼春秋之後。五帝首黃帝，三皇傳說早未列入。至史記所載五帝帝系，後人亦多駁辨。如三國時秦宓、北宋時歐陽修等。故三皇五帝之舊傳說，在中國歷來史學界，本未嚴格信守。

今求創建新的古史觀，則對近人極端之懷疑論，亦應稍加修正。

從一方面看，古史若經後人層累地造成；惟據另一方面看，則古史實經後人層累地遺失而淘汰。層累造成之偽古史固應破壞，層累遺失的真古史，尤待探索。此其一。各民族最先歷史無不從追記而來，故其中斷難脫離「傳說」與帶有「神話」之部分。若嚴格排斥傳說，則古史即無從說起。即後代史亦強半由傳說追記，未必皆出歷史事變時人當身之記載。此其二。且神話有起於傳說之後者，如先有關羽之傳說，而漸變成神話。不能因神話而抹殺傳說。如因看三國演義而懷疑及於陳壽三國志。此其三。假造亦與傳說不同，如後起史書整段的記載與描寫，或可出於假造，以可成於一手也。如尚書之堯典、禹貢等。其散見各書之零文短語，則多係往古傳說，非出後世一人或一派所偽造。以其流傳普遍。如舜與禹其人等。此其四。欲排斥某項傳說，應提出與此傳說相反之確據。否則此傳說即不能斷其必偽或必無有。亦有驟視若兩傳說確切相反，不能並立，如謂某人某日在北平，而另一說則謂見其某日在南京。而經一番新的編排與新的解釋，而得其新鮮之意義與地位者。如知某人乃以是日乘飛機自北平往南京也。此其五。
而且中國古代歷史傳說，極富理性，切近事實，與並世其他民族追述古史之充滿神話氣味者大不相同。如有巢氏代表巢居時期，燧人氏代表熟食時期，庖犧氏代表畜牧時期，神農氏代表耕稼時期。此等名號，本非古所本有，乃屬後人想像稱述，乃與人類歷史文化演進階程，先後符合。此見我中華民族之先民，早於人文演進，有其清明之觀點與合理的想法。

大體上研究古史，應有其相當之限度，凡及年歷、人物、制度、學術等等，過細推求，往往難得真相。

一因古代文化演進尚淺，不夠按年逐月推求。後世如劉歆三統曆以下迄於皇甫謐帝王世紀、邵雍皇極經世等書，無論其推算不可信，即謂推算無誤，亦往往歷數十百年無一事可考，豈不於研治古史仍屬徒勞。二則因古代文化演進尚淺，人物個性活動之事業尚少，若專從人物言行上研求古史，則仍是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套舊觀念，不免多帶有神話與教訓之意味，亦不得古史真相。三則因古代文化演進尚淺，並不如後代有種種政治制度、學術思想等之並起，若從此方面研尋古史，則不脫漢代經學家「三代質文相禪」種種假想之範圍，所謂儒者託古改制，亦不能得古史之真相。

然古史並非不可講，從散見各古書的傳說中去找尋，仍可得一個古代中國民族活動情形之大概。此種活動情形，主要的是文化狀態與地理區域。

凡古書傳說中某王某國起某地、都某城，與某國某君戰於某地，某氏族來自某方等，實為研尋古史地理之較有線索者；然亦有須經審細考訂處。如史記言黃帝：「東至海，西至空桐，南至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後人遂疑其行蹤之超逴，近於神話。不知崆峒本在河南境，莊子所言襄城、具茨、大騩、廣成，地望皆近。熊湘即熊耳山。與崆峒同在一省。釜山者，覆釜山，一名荊山，見唐書地理志。與華潼為近，所謂黃帝「采首山銅，鑄鼎荊山」是也。黃帝又與神農「戰於阪泉之野」，阪泉在山西解縣鹽池上源，相近有蚩尤城、蚩尤村及濁澤，一名涿澤，即涿鹿矣。然則黃帝故事，最先傳說只在河南、山西兩省，黃河西部一隈之圈子裡，與舜、禹故事相差不遠。司馬遷自以秦漢大一統以後之目光視之，遂若黃帝足跡遍天下耳。此就黃帝傳說在地理方面加以一新解釋，而其神話之成分遂減少，較可信之意義遂增添。將來若能與各地域發掘之古器物相互間得一聯絡，從此推尋我民族古代文化活動之大概，實為探索古史一較有把握之方向。